趙理君早年曾是共產黨員，而且是共產黨早期投身武裝斗爭的一員。1924年，趙理君中學畢業(yè)，在家鄉(xiāng)當了一個小學教師。1927年，趙理君參加了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后逃回家鄉(xiāng)，繼續(xù)教書。1928年任縣民團局教練，兼任大足中學軍事教練。同年，張希銘也到足中住教，創(chuàng)建中共大足地方組織──縣第一個黨支部，趙理君與他取得組織聯(lián)系，協(xié)同張希銘開辟黨的工作，介紹鄭凌燦等人入黨。在此期間趙理君入黨。1930年10月，趙理君參加了銅梁地區(qū)的土橋暴動，失敗后潛赴成都。1931年叛離共產黨，后奔走南京投靠軍統(tǒng)。趙理君此人，一手拿粉筆，一手拿手槍，亦可稱允文允武。

1932年洪公祠特訓班畢業(yè)以后，趙理君一直盤踞在上海，并在上海成為一名“行動”專家，1933年在復興社特務處任情報官、調查組長、偵緝隊長、復興社特務處組織科中�？茊T，專門從事一些罪惡勾當。

1933年初，在經歷了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的動蕩之后，民權大同盟領導人楊杏佛赴華北呼吁全國統(tǒng)一抗日，蔣介石對此非常氣惱。楊杏佛從民權保障同盟籌備工作之日起，就一再遭到國民黨當局的威脅恐嚇。1933年5月間，軍統(tǒng)特務又給楊杏佛寄去一封裝有子彈的恐嚇信，要他立即退出同盟，否則將采取強硬手段。楊杏佛早已將生死置于度外，對此不予理睬，蔣介石決意除掉楊杏佛。

軍統(tǒng)頭子戴笠于6月初親自前往上海指揮殺害楊杏佛的行動，具體負責暗殺行動的正是趙理君。參加這次行動的特務共有六人，趙理君在事前宣誓：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如不幸被捕，應即自殺，否則將遭到嚴厲懲罰。6月18日早上6點多，趙理君親自帶著李阿大、過得誠、施蕓之等特務前往暗殺，汽車停在亞爾培路、馬斯南路轉角處。趙理君自己坐在汽車上，李阿大、過得誠等四人分散等候在中研院附近。約8時左右，當楊杏佛帶著長子楊小佛走到院中準備登車時，特務們便走近門前準備動手。當楊杏佛的汽車駛出大門時，特務們持槍同時朝著車內射擊，楊杏佛當場遇害。

1933年底，宋慶齡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名義，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抗議蔣介石派人暗殺鄧演達、楊杏佛，將它翻譯成中文，希望史量才設法發(fā)表，史量才通過關系，在某通訊社的稿件上進行發(fā)表。凡此種種，迫使蔣介石下了暗殺史量才的決心。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趕往上海，戴笠?guī)е�趙理君等人前往布置暗殺。行刺當天，特務們很早便去守候。當史量才的汽車行駛到了特務們預定動手的地方時，特務們立刻拔出手槍向史量才的汽車輪胎射擊，當槍彈亂飛之時，史量才和他的兒子史詠賡急忙跳出車來分頭逃跑。史量才因身體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亂中逃進附近一所茅屋，躲在房后面一個干涸的小水塘中，被站在路上指揮的趙理君發(fā)現(xiàn)了。趙理君一面大叫：在這里，一面連連向史量才開槍射擊，有一彈正擊中史量才頭部，史量才當即倒下。另一特務李阿大又跑到史量才身邊補了一槍，登時血流如注。特務們見目的已達到，立即集合跳上汽車飛奔而去。

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fā)，上海淪陷，而國民黨元老唐紹儀仍留在上海，1938年9月，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親自赴唐宅長談，拉攏唐紹儀出山，唐紹儀對此不置可否。潛伏于上海的軍統(tǒng)特務偵知此事后，匯報給重慶方面，蔣介石指示軍統(tǒng)局長戴笠派一得力人員到上海把唐紹儀除掉。戴笠將此任務交給了心腹愛將趙理君。

趙理君從各方面探詢唐紹儀的情況，從唐紹儀的親友來往之中，得悉唐紹儀喜愛古玩，經常驅車往古玩店購置古瓷器、古銅器之類。趙理君得知后，即出重價購買了一只古瓶，偽裝古玩店伙計，攜帶此瓶親自送到環(huán)龍路唐公館，由門口警衛(wèi)人員轉報，唐紹儀在會客室接見趙理君。趙理君又詳述這個古瓶的特點，并說還有一個古瓷瓶比這個瓶的色彩還要好，年代更早，價錢并不比這個瓶高，若要看的話，請指定時間，再親自送來。唐紹儀很高興的和趙理君約定了時間。趙理君此次來，已觀察清楚唐紹儀的住宅情況。趙理君回到住地后，即召集親信人員，商討如何下手，既可以完成刺死唐紹儀的任務，又可以安全逸去。研究結果，決定特制一柄鋒利的短斧，由趙理君親自動手，并準備多輛小坐車在唐宅周圍警戒，以防意外。準備妥當后，趙理君即按照唐紹儀指定的時間攜帶兩個古瓷瓶到唐公館，又在會客室與唐紹儀見面。

唐紹儀看到古董花瓶后很高興，戴上老花眼鏡，把瓷瓶拿在手中詳細鑒別，并說：這一次拿來的一個，確實比那一個好，一經比較，優(yōu)劣立見。觀察再三，愛不釋手。趙理君認為時機已至，即靠近唐紹儀身旁，偽裝與唐紹儀一同鑒別瓷瓶，即刻用右手從褲袋中抽出利斧，照準唐紹儀后腦用力砍去，唐紹儀立時身亡。趙理君殺死唐紹儀后，即將兩個瓷瓶收拾好，離開會客室，輕手輕腳的又把會客室門關好，從容告知會客室門外之保鏢說：老太爺在會客室等我，我去再拿幾個更好的古瓶請他挑選。趙理君即很快走出，與在唐宅外邊守候人員乘車逃逸。等待仆人發(fā)現(xiàn)唐紹儀遇刺，再找兇手時，趙理君早已逃得無影無蹤。

1942年，山西土皇帝閻錫山與蔣介石不和，蔣介石為了控制閻錫山，下令戴笠封鎖晉南到河南洛陽的通道，監(jiān)視控制人員往來。戴笠以防止進步人士和青年學生渡黃河到晉南轉進延安為借口，保舉趙理君為第一戰(zhàn)區(qū)少將編練專員兼洛陽專區(qū)行政督察專員，嚴密控制從洛陽到山西的黃河渡口。

在黃河渡口，趙理君以檢查為名，敲詐勒索，胡作非為。稍不遂意，輕則打罵，搶劫財物；重則將人打死投入黃河毀尸滅跡。中統(tǒng)特工人員多次夾雜在渡河群眾中搞情報活動，竟也被趙理君打死后投入黃河。

在洛陽，趙理君又兼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華北戰(zhàn)地督導團督導專員，這個督導團是戴笠于1938年10月伙同天主教神父、比利時人雷鳴遠建立的，其成員除天主教徒、軍統(tǒng)分子外，吸收了許多土豪、紅槍會徒，以及地痞流氓，在豫東淪陷區(qū)及晉東南一帶活動。趙理君以抗日為幌子，實際上與日本人勾結，從事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動。此時，趙理君早已淪為漢奸，是日本人的走狗。

1941年底，趙理君的督導團公然用槍枝與土匪換鴉片，并且數(shù)量有幾船之多，被河南第十二行政督察專員韋孝儒的軍隊查獲扣押，處死了首惡分子。于是，趙理君懷恨在心，伺機報復。

1942年3月15日，韋孝儒來洛陽出席河南省政府召集的省政會議，他與洛陽復旦中學校長郭兆曙是朋友，就住在復旦中學校內。但第二天卻離奇失蹤，同時失蹤的還有兩名韋氏隨從。

國民黨第一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蔣鼎文得到河南省府的呈報，急忙召集軍統(tǒng)河南站負責人兼河南省政府調查統(tǒng)計室主任岳燭遠，限令十天內弄個水落石出，活著要找到人，死了要見尸首。岳燭遠經過兩天調查，此案告破，兇手竟是趙理君，而趙理君也毫不在乎地地承認。

河南省黨部和教育界人士上街游行，要求嚴懲兇手。這時在重慶的陳果夫，一再上書蔣介石，要求緝拿兇手，以平民憤。蔣介石接到蔣鼎文呈報，要求立即將趙理君拘捕審訊。國民黨第一戰(zhàn)區(qū)長官部將趙理君移交給了軍法執(zhí)行分監(jiān)部監(jiān)押審訊，趙理君在人證物證俱在的情況下無法抵賴，供認了作案意圖和經過。并根據(jù)中統(tǒng)提供的確鑿證據(jù)，趙理君為日本藍衣社特務，是一個早已投降日寇的漢奸。

戴笠聞訊，矢口否認趙理君為漢奸，企圖保全趙理君的性命，便致電戰(zhàn)區(qū)長官部；要求提人，交由軍統(tǒng)內部處理。蔣鼎文鑒于案情重大，又加之河南地方官員的強烈呼吁，便直接電請蔣介石，要求處決趙理君，蔣介石命令于洛陽將趙理君就地正法。對趙理君的死，戴笠流了幾滴眼淚，他確實有些欣賞趙理君。趙理君死后，戴笠總感到少了些什么。在軍統(tǒng)局本部紀念周上報告此案時，戴笠情不自禁流露出愛惜之情，稱：趙理君是一位勇于沖鋒的同志，是組織中的佼佼者。

戴笠指示軍統(tǒng)有關部門將趙理君的尸體厚葬在成都龍泉驛軍統(tǒng)公墓，以后戴笠每經過成都都要去墓前憑吊一番；并指示軍統(tǒng)人事和總務部門對趙理君家屬給予厚恤，以示安慰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