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檔案
姓名：宋翔鳳
字號：虞庭
性別：男
出生年月：1779年
國籍：中國
朝代：晚清
籍貫：江蘇長洲（今蘇州）人
民族：漢族
身份：政治人物
為學特點
宋翔鳳為學，把闡揚微言大義的經(jīng)典根據(jù)從《春秋公羊傳》擴展到《論語》等多部經(jīng)典，把義理闡發(fā)的重點從政治方面轉(zhuǎn)移到倫理道德方面。
其著作有《論語說義》10卷。他詮釋《論語》是探求孔子的微言大義。
稱這微言大義的根本則在：“欲求性與天道，必求之利與命與仁�！痹跁兴麑�、命、仁都作了頗具新意的解釋，實際上是以孔子的言論為依據(jù)，對儒家政治思想體系進行新的構(gòu)建，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
傳世之作
宋翔鳳兼重考據(jù)學，著作還有
《論語鄭注》10卷
《大學古義說》2卷
《孟子趙注補正》6卷
《孟子劉熙注》1卷
《四書釋地辨證》2卷
《卦氣解》1卷
《尚書說》1卷
《尚書譜》1卷
《爾雅釋服》1卷
《小爾雅訓纂》6卷
《五經(jīng)要義》1卷
《五經(jīng)通義》1卷
《過庭錄》16卷
《論語發(fā)微》
《經(jīng)問》
《樸學齋札記》等。
其中《過庭錄》一書，是其考據(jù)學的代表作，在晚清經(jīng)學扎記諸書中成就較高。
經(jīng)學思想研究
宋翔鳳，字于庭，一字虞廷，生于乾隆四十四（1779）年，卒于咸豐十（1860）年，江蘇長洲（今吳縣）人。母常州莊氏，為莊述祖之妹，翔鳳嘗隨母歸寧，因留常州，從舅父受業(yè)，遂得聞莊氏今文經(jīng)學之家法緒論。述祖曾說：“劉甥可師，宋甥可友�！薄�1〕劉即逢祿，宋即翔鳳。比長，游段玉裁門，兼治東漢許鄭之學。嘉慶五（1800）年，中舉，歷官泰州學正，旌德訓導，湖南興寧〔2〕、耒陽等縣知縣，咸豐九（1859）年，重賦鹿鳴。其著作主要有：《周易考異》二卷，《尚書略說》二卷，《大學古義說》二卷，《論語說義》十卷， 《孟子趙注補正》六卷，《小爾雅訓纂》六卷，《過庭錄》十六卷，均收入《皇清經(jīng)解續(xù)編》內(nèi)，此外，尚有《四書釋地辨證》二卷，《樸學齋文錄》四卷，《香草詞》二卷，《碧云庵詞》二卷等多種。宋翔鳳是常州學派里地位僅次于劉逢祿的關(guān)鍵人物之一。他通過舅父莊述祖的傳授，獲知今文經(jīng)學的要義，并加以發(fā)揚光大，對于龔自珍、康有為等人的思想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
一、以春秋之義貫群書
宋翔鳳對于今文經(jīng)學的基本理論都有所論述。他高度評價了孔子在儒學上的巨大貢獻，認為：“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這是因為，堯舜禹三代皆是得位之君，而孔子以“素王受命”，此實為生民以來所未有，而趙歧在注《孟子》時稱此說為“大過”，自然是錯誤的說法了�！�3〕宋翔鳳并將孔子看成為“集大成者”，他說：“孔子之謂集大成，以用其大智，變化隨時，不拘一道，是能合三德以成孔子之圣�！薄�4〕孔子之圣，表現(xiàn)于作《春秋》。宋翔鳳以為《春秋》之中存在著許多“微言大義”，學者若欲求其義，“舍今文家未由也”�！�5〕只有今文經(jīng)學里，才保存有孔子的“微言大義”，具體地說，這些“微言大義”是指：“《春秋》之作，備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輕重詳略，遠近親疏，人事浹，王道備，撥亂反正，功成于麟，天下太平�！薄�6〕這是說《春秋》一書通過對親疏遠近等事物記載的詳略不同，表達出孔子對于治理亂世的態(tài)度和對于太平世的向往。這便是今文經(jīng)學家所講的“書法”，其中關(guān)鍵的內(nèi)容為“五始三科九旨”之說。
所謂“五始”，指的是《公羊傳》以為《春秋》第一句話“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包含有“五始”這樣深刻的內(nèi)容：“元年，為君之始；春，為歲之始；王，謂文王，為王之始；正月，月之始；公即位，為一國之始�！彼蜗桫P不僅在其著作里全文引錄，而且將此譽為“天法”，他說：“《春秋》之義，天法也，其不隨正朔而變，所謂天不變也�！薄�7〕
對于“張三世”，宋翔鳳說：“求張三世之法，于所傳聞世見治起衰亂，錄內(nèi)略外；于所聞世見治升平，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于所見世見治太平，天下遠近小大若一�！薄�8〕這是轉(zhuǎn)述何休的觀點。
對于“通三統(tǒng)”，宋翔鳳說：“三王迭用天地人之正，兼三王，謂通三統(tǒng)也。三王不必為夏殷周，而周公時，則夏殷周為三王�！薄�9〕王者之后，本應稱公，《春秋》一書，對夏殷二王之后卻貶稱為子，“下存周宋為二王后”〔10〕，表示出以《春秋》當新王的思想。
宋翔鳳以為孔子的這些“微言大義”，不僅表露于《春秋》之中，而且還表露于其它典籍之中�！墩撜Z》為孔子弟子所述，雖非孔子親撰，但卻真實地反映出孔子的思想，“與子思述孔子之意作《中庸》無異”〔11〕，其中實寄托有孔子的“微言大義”，“孔子受命作《春秋》，其微言備于《論語》�！薄�12〕宋翔鳳對《論語》下過很大功夫，早在乾隆五十八（1793）年，便著手搜集鄭玄之注，于嘉慶七（1802）年輯出初稿，后睹臧庸的輯本，“善其精審”，遂將原書“重加審定”，并注以己見，“引申其辭，更拓眾說為之羽翼，至于源流分合，卷弟存亡之數(shù)，則別為《師法表》表著之。”〔13〕于嘉慶二十五（1820）年底，輯成《論語鄭注》。此后，他并未放棄對《論語》的研究，又于道光二十（1840）年，撰成《論語說義》一卷，以公羊之義解說《論語》。宋翔鳳認為《論語》在篇次的安排上，透露出孔子的“微言”，他說：“《論語》于《學而》之后，次《為政》之篇，著明堂法天之義，亦微言之末絕也�！薄�14〕“《論語》顯斥季氏而深沒文公，是《春秋》之微言也�！薄�15〕在他看來，《論語》二十篇之中，包含著“太平之治，素王之業(yè)�！薄�16〕彌足珍貴。因此，“《論語》一書，皆圣人微言之所存，……吾故曰：仲尼沒而微言未絕，七十子喪而大義未乖，蓋其命意備于傳記，千百世而不泯者，是固好學深思者之所任也。”〔17〕
宋翔鳳以《公羊》之義解說《論語》，可能受到劉逢祿的影響。劉逢祿早于嘉慶十七（1812）年便撰成《論語述何》二卷，劉逢祿以為：“《論語》總六經(jīng)之大義，闡《春秋》之微言�！编嵭裙盼慕�(jīng)學家以訓詁名物的方式，并不能究明其中的大義，為此，他“追述何氏（休）《解詁》之義，參以董子（仲舒）之說”〔18〕，以公羊?qū)W說解釋《論語》。不過，創(chuàng)始之人難為功。雖然劉逢祿的《論語述何》在卷帙內(nèi)容上，遠遠不及宋翔鳳的《論語說義》，但卻對宋翔鳳的思想有所影響。
不僅《論語》之中保存有孔子的“微言大義”，而且《尚書》、《易經(jīng)》之中亦有保存。他說：“《尚書》者，述五帝三王五伯之事，蠻夷滑夏，王降為霸，君子病之�！笨鬃訛榱恕敖浜笸�，制蠻夷，式群侯”〔19〕，在寫作《書序》時，“于誅紂則闕其文，于周公攝政則微其辭，以見圣人處變非常異誼也�！薄�20〕因此，《尚書》之中保存有孔子的“微言大義”。
《易經(jīng)》一書中含有豐富的歷史變易思想，宋翔鳳對《易經(jīng)》有所研究，著成《周易考異》二卷，主要考證諸本文字的異同，和當時考據(jù)學者的研究，實無太大區(qū)別。他以為《易經(jīng)》之中包含有孔子“太平之世”的理想，“明天道以通人事”，與《春秋》“紀人事以成天道”〔21〕相輔相成�！兑捉�(jīng)》“四德”，通于《春秋》“五始”，“《易》有四德，《春秋》有五始。”〔22〕《易經(jīng)》與《春秋》之義相通。
今人以為《禮記·禮運》篇成書于戰(zhàn)國末年或秦漢之際�！�23〕宋翔鳳認為《禮運》之中亦包含了孔子的“微言大義”，他說：“《禮運》為七十子所傳之大義”，其中包含有“據(jù)魯、親周、故殷、絀夏之說”，“《禮運》一篇，皆發(fā)明志在《春秋》之義�！薄�24〕《禮運》，“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以素王當之，亦繼君子之號�！薄�25〕宋翔鳳對于《禮運》篇中所描繪的大同遠景深信不疑，他稱井田制度是先王所立“經(jīng)常之法”，〔26〕他在詳考歷史上關(guān)于井田制的種種說法之后指出；井田一廢，雖然“渺無遺規(guī)可見，而至今誦班固、何休之言者若恍親三代之治�！薄�27〕那種否定井田制的說法是錯誤的。他還要求君主選用賢人治國，“為邦家立太平之基”，〔28〕使天下人民“各安其居，樂其業(yè)，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29〕這正是《禮運》篇所描繪的大同圖案。
宋翔鳳以《春秋》之義貫之《禮運》，對大同太平世的向往等，對于康有為的思想有所影響�？涤袨樽抖Y運注》，將公羊三世說理論與《禮運》大同、小康之論結(jié)合起來，指出中國二千年來，皆為小康之世，目前已到了向大同世轉(zhuǎn)化的關(guān)鍵時刻，“將納大地生人于大同之域，令孔子之道大放光明。”〔30〕要求清政府立即變法改革，實行君主立憲制，致中國于“大同之域”；又撰《大同書》，宣揚大同理想。〔31〕盡管康有為所言的大同理想與宋翔鳳所言的太平世之間存在著根本的不同，但二者之間似有一定的思想淵源關(guān)系。
宋翔鳳不僅認為儒家典籍里貫穿著《春秋》大義，甚至于老子所著《道德經(jīng)》亦與孔子之說相流通。他說：“老子之說，通乎《易》與《論語》�！薄�32〕在他看來，老子著書，正是用來闡明黃帝自然之治，即《禮運》篇所謂“大道之行”，故其書先道德而后仁義；孔子六經(jīng)，闡明的是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時代的政治，也就是《禮運》篇所說的“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笨鬃佑昧�(jīng)“申明仁義禮知以救斯世”，因此，“黃老之學，與孔子之傳，相為表里者也�！薄�33〕
自莊存與復興今文經(jīng)學之后，今文經(jīng)學的陣地不斷擴大：莊述祖以公羊義說《夏小正》，劉逢祿不僅光大了《春秋公羊》學，而且以公羊之義說《論語》和《易經(jīng)》；宋翔鳳則以公羊之義解說群籍，將今文經(jīng)學的陣地從原有的今文典籍上，擴大到《四書》、《禮運》，甚至老子之書。在宋翔鳳看來，“微言之存，非一事可該；大義所著，非一端足竟。”〔34〕因此，各種典籍之中，都可能含有孔子的“微言大義”。龔自珍則以為五經(jīng)之中皆貫串著孔子的三世理論，并著《五經(jīng)大義終始論》及《答問》九篇，專門予以論述。〔35〕于此可見，隨著今文經(jīng)學的發(fā)展，今文經(jīng)學家試圖以《春秋》之義貫于群書的治學傾向。
二、對古文經(jīng)的看法
宋翔鳳以為古文經(jīng)學著作大多為劉歆所竄亂或偽造，因此并不能真實地反映出孔子的思想。
先看《左傳》。劉逢祿于嘉慶十七（1812）年著成《左氏春秋考證》，以為《左傳》不傳《春秋》，《左傳》原名為《左氏春秋》，劉歆等人為了個人的目的，“多緣飾《左氏春秋》以售其偽”〔36〕，增刪纂改《左氏春秋》的內(nèi)容。東漢以后，人們“以訛傳訛”，遂有《春秋左氏傳》的名稱。為恢復其本來面目，劉逢祿主張“盡刊去劉歆所私改之經(jīng)文，與所增竄之書法凡例，庶幾以《春秋》還之《春秋》，以《左氏》還之《左氏》，離之兩美，俾攻左者，不得摘為口實�！薄�37〕劉逢祿還將他的這個發(fā)明告訴了表弟宋翔鳳，向他說：“《春秋》非記事之書，不必待左氏而明，左氏為戰(zhàn)國時人，故其書終三家分晉，而續(xù)經(jīng)乃劉歆妄作也。”宋翔鳳乍聽之下，頗為疑惑，問道：“子信公羊而以左氏、谷梁為失經(jīng)意，豈二氏之書開口便錯？”劉逢祿便向他指出隱公元年《左傳》所記“惠公元妃孟子”這篇文字，不是《左傳》原文，而是劉歆偽造比附公羊家的言論，核之于《谷梁傳》及《史記·魯世家》，果然。宋翔鳳乃大服，稱贊道：“子不惟善治公羊，可以為左氏功臣，自何劭公、許叔重，且未發(fā)其疑也。”〔38〕
宋翔鳳顯然采納了表兄關(guān)于《左傳》的觀點，他說：“《左氏》所載，存史之文，非《春秋》之正義也�！薄�39〕又說：“《左氏》不傳《春秋》，其云春正月、夏四月，以《史記》引《左氏》校之，往往無春夏字，知劉歆以傳合經(jīng)，始依經(jīng)文加之，實違《春秋》之義。”〔40〕這是說劉歆增添四時之文于《左傳》。這也是劉逢祿的觀點，劉逢祿以為莊公二十六年之文，實為劉歆采左氏之文，“而增春夏秋冬之時”，以此來比符經(jīng)文�！�41〕《左傳》以為隱公二年所記之夫人子氏為仲子，又“傅會尹氏卒為君氏，而以為聲子�！边@和《公羊傳》的記載亦不相同，宋翔鳳以為這是“劉歆之徒，欲尊左氏，遂竄其文，與公羊立異。”其實“《左氏》但存史文，故闕褒刺之義。凡論義例，當用公羊。”〔42〕這樣是不是就完全否定了《左傳》的地位呢并不是如此。宋翔鳳以為《左傳》之中雖然沒有《春秋》之正義，但卻保存了史文，依然可稱為“良史”，他說：《左傳》“宜為良史，終不可廢，但當辨其古字古言而芟夷其竄亂，固在好學深思之人矣�！薄�43〕
宋翔鳳對《左傳》沒有專門著作，他的上述觀點只是沿襲劉逢祿的意見，但他不像劉逢祿那樣具體指明《左傳》中“書法”“凡例”皆為劉歆偽造，而只是從總體上指出《左傳》之中有后人增竄的內(nèi)容，比起劉逢祿，宋翔鳳的觀點要溫和了許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