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20歲進京趕考，在清王朝最后一次會試中高中進士。他不按朝廷慣例接受官職，卻赴日留學，入 日本中央大學，攻讀法律。1909年回國，授予郵傳部員外郎兼參議廳行走和編譯局纂修官等職。 辛亥革命后投身報界。 黃遠庸的記者生涯是從1912年創(chuàng)辦和主編《少年中國》周刊開始。最出名時，任上�！稌r報》、《 申報》駐北京特約記者，為其撰寫北京通訊。為了躲避 袁世凱的糾纏，1915年避往上海，11月到達日本，并與當月中旬在日本乘坐“佐渡號”輪船赴美，12月27日晚，在 舊金山 唐人街回旅館途中被革命黨人劉北海槍殺。

歷史的記敘往往忽略他末代進士的身份，而凸顯出一位開山記者———“中國第一個真正現(xiàn)代意義上的記者”、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專職記者，因為此前的 中國報人多為 政論家，自他始方以新聞采訪和寫作著名于世，其“遠生通訊”被視為民初中國新聞界的一大招牌。

他年少風光，時人贊為“同是記者最翩翩，脫手新聞萬口傳”，更譽之為“報界之奇才”。

他宣稱，新聞“第一義在大膽，第二義在誠實不欺”。又強調(diào)，記者當具備“腦筋能想”、“腿腳能奔走”、“耳能聽”、“手能寫”的“四能”功夫。

后人總結(jié)新聞史，“我國報紙之有通訊，實以 黃遠生為始”，確定是他開創(chuàng)了通訊這種新聞文體。“通訊”一詞，此前已見于報刊，但僅指由外埠郵寄傳來的新聞，稱為“某地通訊”，以區(qū)別于電訊。

黃遠生在自己開始新文體嘗試的開場白中敬告讀者：“吾此后所謂新聞者，不必盡為朝章國故也。市井瑣屑，街談巷議，皆一一作新聞觀，此在日報中實為創(chuàng)格�！�

這樣一種新聞觀的沖擊力是不言而喻的。民國初年，承襲邸報傳統(tǒng)、慣登“宮門抄”一類刻板文字的報紙和雜志仍占據(jù)主流。偏偏是 進士出身的 黃遠生，第一個站出來革新，把原先的官樣文章變成通俗易懂、為人所喜見的純粹的新聞文體。

一時間，這種白描式刻畫、極具現(xiàn)場感的文字，廣受讀者追捧。在 黃遠生三四年短暫的記者生涯中，他以通訊文體，對同期幾乎所有民眾矚目的重大問題都進行了報道，重要人物涉及 孫中山、 黃興、 宋教仁、 章太炎、 蔡元培、 袁世凱、 黎元洪、 唐紹儀、 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世凱就任 大總統(tǒng)、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唐紹儀被迫下野等。

黃遠生有一名文，題為《外交部的廚子》，從一個匪夷所思的角度切入當時 中國社會之生態(tài)。此廚子在前清“聲勢浩大，家產(chǎn)宏富，乃至能力回西太后之意，與中外赫赫之李鴻章對抗”；民國成立，仍盤踞外交部，利用“官長之愛財物未必不同”的心理，優(yōu)游于官場；及至被開除，“猶可輦致巨金之外國銀行，遨游青島天津上海之間也”。

黃遠生的研究者 張光芒認為，新聞并非他全部的歷史貢獻之所在�！皬母�深層的價值與更為深遠的意義來說，他又是作為一位新文化先驅(qū)者的形象而存在的。”

張光芒在 周恩來1918年的日記中曾見到這樣的記載：“……晚間觀 黃遠生遺稿”，“我昨天從任白濤那里取來黃遠生從前的通信看了一遍，覺得他所說的元、二年的光景，于我的將來政治生涯有很大關系�！�

黃遠生死后的“五四” 新文化運動期間，其影響所及仍然遍布整個思想文化領域。僅就當時思想界影響最大的《新青年》及《新潮》而言，提到他名字或涉及他言論的文章不下30篇。甚至有人言，《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正是 黃遠生的未竟事業(yè)。

胡適《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把 黃遠生推為新文學發(fā)“先聲”的人物。此種評價為后來的新文學史家所認同，所撰無不視他為先驅(qū)人物，甚至連周揚在 延安魯藝的講義也沒有例外。正如 張光芒所說：“可見，新文學史上本已有 黃遠生的大名�！�

然而這個名字后來被抹去了�！� 黃遠生為什么在新文學史上突然消失？” 張光芒對此唏噓不已。

網(wǎng)上有人講過一個故事：在書攤看見一本 梁啟超題名的書，題的是“ 黃遠庸遺作”，想來 梁任公為其題字，作者當非等閑之輩，但卻從沒聽說過。一問價，五元，在書攤上是高價，猶豫再三，終于沒買。沒過多久，得知 黃遠庸是民初大記者，當日的風云人物。于是趕緊再到書攤尋覓此書，已不知去向，“只有空留余恨到天明了”。

1915年12月27日，避匿于 美國的著名記者 黃遠生被革命黨人以袁黨人罪名槍殺于住宅內(nèi)。

黃遠生，中國近代新聞記者。黃遠生， 江西 九江人，原名黃為基，字遠庸，遠生是他的筆名。1885年1月15日生于“文彩秀發(fā)”的 書香門第之家（一說生于1883年）。21歲時中光緒甲辰進士，成為清末最后一批進士中最年輕的一位。但他無意仕進，以新進士之資格赴 日本留學， 1909年畢業(yè)于 日本中央大學法科�；貒�后先在清政府郵傳部任職， 辛亥革命后脫離官場，從業(yè)新聞，成為蜚成于世的著名新聞記者和 政論家，是中國第一個以新聞采訪和寫作著名于世的人，時人譽之為“報界之奇才”。

黃遠生先后任《 申報》、《時報》、《東方日報》、《少年中國》、《庸言》、《 東方雜志》、《論衡》、《 國民公報》等報刊特派記者、主編和撰述。 1915年冬赴美訪問。同年12月25日晚，在 舊金山被 中華革命黨 美洲總支部負責人 林森指派 劉北海槍殺。

陳獨秀等一輩人受 黃遠生思想的影響集結(jié)起來，組成“新青年”團體，并在《新青年》及《新潮》上廣為宣傳，單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的言論的文章就不下三十篇。 胡適在《五十年來之文學》一書中把 黃遠生推為新文學“先聲”的人物。

黃遠生的文化活動只有 辛亥革命前后短短的幾年時間，正是 中國文化覺醒前最黑暗的時刻。這時比其長一代的維新派知識分子幾乎都將目光轉(zhuǎn)向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復興，從上個世紀末活躍在時代潮頭的思想先驅(qū)變?yōu)椤安贿M則退”的文化守成主義者；而“五四”一代徹底反傳統(tǒng)的文化激進主義者在此時大都尚處于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未找到中國文化覺醒的突破口，也還未形成 新文化運動的龐大陣勢。舊的已去未去，新的將生未生， 黃遠生在這古與今、舊與新、中與西轉(zhuǎn)折的焦點時刻，以其奔放的激情與深沉的憂患意識填補了時代的一個空白。其貢獻首先表現(xiàn)在首倡現(xiàn)代意義上的文藝啟蒙運動。在《 懺悔錄》一文中他指出，“今日無論何等方面民初的名記者 黃遠庸對政壇人物觀察入微，他對 孫文的評價是“大言無實”四個字。 ，自以改革為第一要義”，要改革國家，則必須改造社會，而欲改造社會，最終必須“改造個人”。

黃遠庸，中國近代新聞記者，江西九江人，名為基，筆名遠生被稱為“報界之奇才”。其“遠生通訊”被視為民初中國新聞界的一大招牌。

黃遠生以“能想”、“能奔走”、“能聽”、“能寫”的“四能”記者自勉，文字流利、暢達、幽默，深受讀者歡迎。是中國歷史上第1個有影響的新聞通訊記者，先后任《申報》、《時報》、《東方日報》、《少年中國》、《庸言》、《東方雜志》、《論衡》、《國民公報》等報刊特派記者、主編和撰述。所寫新聞作品輯為 《遠生遺著》4卷,以新聞通訊為主,兼收政論、譯文等,于1919年出版，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報刊通訊集。所寫《官迷論》、《三日觀天記》、《外交部之廚子》、《北京之新年》等通訊，對民國初年政局的黑暗和新官僚們的丑態(tài)，作了忠實的記錄和辛辣的嘲諷。袁世凱籌備稱帝期間，聘他擔任御用報紙《亞細亞日報》上海版總撰述,堅辭不就,并在上海各報刊登《黃遠生反對帝制并辭去袁系報紙聘約啟事》以示決絕。

被稱為“報界之奇才”。在新聞業(yè)務上，以擅長寫新聞通訊而著稱于世，被譽為中國新聞通訊的奠基人。他的新聞通訊一是題材重大，記載翔實；二是針砭時弊，憂國憂民；三是細致詳盡，幽隱畢達。四是通俗自然，不拘一格。第二，在新聞思想方面也有不少獨到的見解，提出“四能”說：腦筋能想，腿腳能走，耳能聽，手能寫。

與 徐彬彬、 劉少少一起，被譽為“民國初三大名記者”。

黃遠庸對自己的一生進行了回顧，作了深刻的反省，《懺悔錄》就是黃遠庸反省的記錄，是他一生心路歷程的真實寫照。

“瞑目委化而后名為死者，非也。此特形死而已。近世頗有學者深信靈魂不滅之說”，在篇首，黃遠庸即提出了靈魂不滅之說。然而，既然有靈魂不滅之說，必然也會有魂死之說了。接著，黃遠庸從反面描畫了“形不死而魂先死者”的形象:“肢體動作、飲食起居，猶是常人，而塊然其精神不復寓焉者是也�！�…其人之身，有形而無神。有如有人白晝見鬼，見有形而不見有身。又如鏡中看花，水中看月。有花有月，實乃無花無月。奄然一息，固無真宰之用；沈溺不返，戚戚焉亦絕非超然象外者也�！边@里，黃遠庸并沒有引出社會不朽論與社會責任的概念，但是已經(jīng)為之埋下了伏筆。

那么，一個人怎么才能靈魂不滅呢？黃遠庸認為，首先要不為“形役”，要自由。黃遠庸承認自己是為“形役”之人，他說:“余乃以身為形役之人也。飲則吾有時不知為飲，食則吾有時不知為食。起居坐臥，常若異人；動靜操作，身動而心不屬。塊然一身，早同異物。日出日入，一切動靜，常若冥然，無有感覺，似一身分為二截:其一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諸動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見此種種撮弄，時為作嘔。作嘔既久，不可復住，則亦聽之�！蓖瑫r，“為形役”有多種，“此傀儡之名片之銜號，實乃多種:曰學生、曰官吏、曰新聞記者、曰政客、曰律師，皆其經(jīng)歷中之最大者也。而此傀儡之余之于官吏、之于學生、之于政客、之于新聞記者、之于律師，亦猶其于飲食起居然，冥然罔覺。其為自身之飲食起居，蠢蠢然若不自知其自身實為學生、實為官吏、實為政客、實為新聞記者、實為律師也者”。而這樣的人，即是靈魂已死之人。所以黃遠庸說:“蓋余之魂之死，亦已久矣！”

同時，黃遠庸認為，其實人的靈魂是不可能死的，只是為“牢籠”所囚系而已。黃遠庸仍然以自己的感受為例，說明靈魂之不死。他說:“即如上述，吾之一身，有如兩截，一為傀儡，一為他人之眼。要知此他人之眼，即吾真正之靈魂。吾之靈魂，實有二象:其一，吾身如一牢獄，將此靈魂，囚置于暗室之中，不復能動，真宰之用全失；其二，方其梏置之初，猶若攔獸羈禽，騰跳奔突，必欲沖出藩籬，復其故所，歸其自由。耗矣哀哉！牢籠之力大，抵抗之力小！百端沖突，皆屬于無效，梏置既久，遂亦安之�！� 所以，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人的本質(zhì)是自由。但是，由于“牢籠之力大，抵抗之力��！百端沖突，皆屬于無效”，所以才被“梏置”，失去了自由。同時，黃遠庸也指出:“此所謂安，非真能安。盲不忘視，跛不忘履，則時時從獄隙之中，稍冀須臾窺見天光。慘哉天乎！不窺則已，一窺則動見吾身種種所為，皆不可耐。恨不能宰割之，棒逐之！綜之，恨不能即死！質(zhì)言之，即不堪其良心之苛責而已。”

“良心之苛責”、良知，即懺悔是通向靈魂不滅的更加重要的條件。自由首先是良知的覺醒，沒有良知覺醒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安粸樾我邸敝皇庆`魂不滅的必要條件，良知的覺醒才是真正的靈魂不滅。所以，懺悔是絕對必要的。具有懺悔意識是知識分子之所以成為知識分子的前提，也是檢驗一個知識分子是否具有真正具有真正的知識分子情懷和節(jié)操的標準，檢驗一個知識分子是否是一個合格的知識分子的標準。

懺悔不是專門針對某個人或某些人的。黃遠庸指出:“常人一生，蓋如由平地而漸入隧道，蜿蜒曲折，漸由光明而入于黑暗。其先光明，漸漸熹微，漸漸微黑，漸漸真黑，最后墮落，達于極地�！彼�以，每人都應當懺悔。黃遠庸認為:“凡吾人所敬仰之青年，其靈魂必曾一度或數(shù)度被其軀殼所囚獄。若曰未曾，則其將來必入此牢獄。以次牢獄乃人生必經(jīng)之階段，猶人之必入鬼門關也�！� 黃遠庸自己承認自己就是這樣走過來的:“余歷數(shù)余之平生，雖泛泛一尋常之人，但少年為學生時，尚有一二事刻入于腦影之中，不能磨滅；漸漸則不能有不能磨滅之事實，而僅有不能磨滅之思想；漸漸則并此思想消歸無有。綜其所有，惟罪惡與過失。余于清醒時平旦時，常欲用大力驅(qū)除其出于腦影，而消滅其苦痛者也。”

黃遠庸列舉了三種入此牢獄之人的最終歸宿:其一，則魂以瘐死，一死不可復活。自此以后，永永墮落。凡今之種種人頭畜鳴者，皆是也；其二，則其靈魂日與軀殼奮戰(zhàn)，永無和議之望。吾有若干友人，皆所敬愛。磊落而英多，聰明而智慧。然憔悴憂傷，悲歌慷慨，甚乃自殺，或已早亡。若是者謂之靈魂與軀殼之戰(zhàn)死。其三，則破獄而出，出魔入道，出死入生。此后或為圣賢，或為仙佛。即其不然，亦得為有道之君子，模范之市民。

黃遠庸自認非盜非賊，不會瘐死；非神非圣，不會戰(zhàn)死，也不得破獄而出——“余之自身，既絕無能力思想足以自定其歸宿，則余亦只能聽之運命”。所以，只有“奔突叫號”、“窺獄隙而略見天日”，不堪良心苛責，只有懺悔了。同時，黃遠庸也指出，他并不承認良心絕對自由與絕對不自由論，“蓋余以為余及世間人所犯一切之罪惡與過失，其自身之原因與社會上之原因，各占若干之成分者也�！彼�以他的懺悔“含有自責與自恕二義”。

同時，黃遠庸認為，良知也是一個人的天性，即便在最墮落的時候也是如此。黃遠庸回憶自己在南潯公學做學生時，一次大病且死，不禁浮想聯(lián)翩，認識到“人類為物，初無價值。其稍有價值足令人深刻不忘者，即其人平日之豐功偉烈、嘉言懿行”。所以，“頃刻之間，恨無機緣得為一善事以歿……冥想中忽觸見看護余并之校役在榻旁隱臥，余思此乃余實行善事之機會。余素未奉何教，此時忽發(fā)一種神圣卓越之宗教思想，將盡吾貧薄之腦筋所有，以改善此仆人”，云云。以致于在此“良心煥發(fā)之時”，“心中暢快無似”，“真有神游天國之樂，可以消除病苦”。良知使他感到如此的自由！

獨立自尊是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品格，獨立自尊不是良知與自由的簡單疊加，而是二者的深化。黃遠庸懺悔的第二個內(nèi)容便是獨立自尊的問題。

黃遠庸渴望獨立自尊，但是，真正做到獨立自尊是不容易的。儒家文化缺乏造成獨立人格的元素。原始儒家的創(chuàng)立之初，即是依附于專制君主的，盡管它也有過改造君主的愿望， 但結(jié)果都成為了 君主專制的工具。因此，對于中國來講，知識分子的啟蒙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情。

那么，什么是啟蒙？ 康德在《答復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運動？”》一文中指出:“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tài)。不成熟狀態(tài)就是不經(jīng)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起原因不在缺乏理智，而在不經(jīng)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和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么這種不成熟狀態(tài)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敢于認識�。┮�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笔前�！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樣，我們對于下面黃遠庸正討論著關于獨立的問題，怎么忽然轉(zhuǎn)到對革命派的批判上了，就不會覺得奇怪了。

黃遠庸是反對革命的。我們這里不探討革命的是非曲直，只是探討黃遠庸反對革命的出發(fā)點。毋庸諱言，革命需要盲從，需要愚忠。所以，革命與獨立人格的養(yǎng)成是相悖的。黃遠庸反對革命，因為革命不利于獨立人格的養(yǎng)成。并且，黃遠庸自己也現(xiàn)身說法，說明自己如何曾經(jīng)迷信革命，為得自由而參加罷學卻落得“脫去自由之校，而欲求入專制之校且不可得”的結(jié)果的。所以，黃遠庸發(fā)現(xiàn)了革命的局限性，并進行了深刻的反省，說自己“無主義，無理想，無節(jié)操，自余少時蓋已然矣�！�

接著，黃遠庸批判了革命派的革命活動其實與自己當年罷學沒有什么兩樣。他說:“由今思之，革命者，亦即罷學風潮之放大影片而已。綜自革命后種種政界現(xiàn)象，凡系革命派所主持者，無一不與取締風潮相似。革命之后，不從政治軌道為和平進行，乃一切以罷學式的革命之精神行之，至于一敗涂地，而受此后種種惡果。余后此既悔其罷學，今日黨人，當亦自悔其革命。然于余悔其罷學之后，過惡叢集，蓋以余太無學力，只有感情而無理性，故非極端走入激狂，即極端走入腐敗。穩(wěn)健和平，以謀建設作人之基礎，乃非吾所能也。吾國民無此建設性，則國家已矣！吾個人無此建設性，則吾個人已矣！”

同時，革命的結(jié)果也歷歷在目，令人無法恭維。黃遠庸指出:“革命之后，黨會紛立。余之所最感慨者，即在此時期中買賣人口之風盛行。全國之高等流氓，乃等于插標入市之豬牛，小者賣其皮肉，甚者乃至毛骨不留。女閭?cè)�百之中，姿首可人者固亦有之，乃至黃臉婆子、鳩面盤荼，亦復價值萬錢，利市三倍。譬猶肉市騰涌，雖瘟豬病牛，亦復不脛而走。蓋數(shù)年以來，人格掃地以盡矣。凡茲種種，將以入他日民國穢史，非吾作所能詳也�！� 黃遠庸看到的是人格的喪盡，而不是獨立人格的養(yǎng)成。政治革命的結(jié)果如此！

1984年，黃席群寫作《追憶先父 黃遠生》一文時也未能真相大白。他這樣寫道：“我父親究竟是誰殺害的，至今是個疑案，我個人的看法是，無論他是死于 袁世凱派遣跟蹤的刺客之手，還是遭到在美洲的國民黨人殺害，總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離不開袁賊妄圖稱帝這個關鍵問題。如果是死于袁黨之手，正因為我父親不但不接受袁賊的籠絡收買，反而于游美之前公開在報上表示反對變更國體，卒致罹禍；如果是死于國民黨人之手，那就該怪這幫人沒有弄清事實，竟誤認為他是 袁世凱的吹鼓手，糊里糊涂地殺害一個平白無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確是冤哉枉也�！�

1985年9月中國大陸舉行的全國 黃遠生學術討論會上，學者們認為是當年 中華革命黨美洲總支部負責人 林森（后曾任國民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衛(wèi) 劉北海開槍刺殺黃遠生。劉北海晚年臨死前說出真相。刺殺行動由林森指揮，而命令來自當時的中華革命黨黨魁、后來的中華民國國父 孫中山。刺殺動機被指是因為 孫中山不滿 黃遠生對革命黨人的批評，例如揭露、批評孫以國家利益換取日本人的資金援助，影響了海外華人對孫的印象及捐獻，阻礙了孫的行動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