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鎬鼎（1626-1707）字彪西，洪洞人。性孝友，闡明絳州辛全之學�？滴趿�年進士，以母老不仕。河、汾間人士多從之受經。十八年，以博學鴻儒薦，未起。立希賢書院，置田贍學者。輯理學備考三十卷，廣理學備考四十八卷。國朝理學備考二十六卷，采辛全、孫奇逢、熊賜履、張夏、黃宗羲諸家緒綸，附以己說，議論醇正。又著五經堂文集五卷，語錄一卷。又以其父蕓茂有垂棘編，作續(xù)垂棘編十九卷，三晉詩選四十卷。

　　范鎬鼎（約1629年-1707年），字彪西。清初洪洞師村人，祖父范宏嗣，父范蕓茂。

　　范鎬鼎幼時，得祖父范宏嗣親授，篤志于理學。范宏嗣為明末晉南名儒之一，憤于明季士大夫崇尚空談的學術風氣，憂于時勢頹靡，提倡經世致用學說。范鎬鼎從小受到祖父影響，這種思想貫穿了他整個一生。

　　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崇禎帝自縊梅山，李自成進京稱帝，范宏嗣持忠君思想，絕食殉國，以生命實踐了他“以身衛(wèi)道”的理想，祖父的這種舉動，對范鎬鼎震動很大，這成為他后來一直不能與清朝統(tǒng)治者積極合作的重要原因。

　　順治三年（1646年）范鎬鼎中舉人，順治十八年（1661年）會試中試，但不知何故，沒有參加殿試�？滴趿�年（1687年），范鎬鼎參加殿試，成進士，以即用知縣待命。范以母老待養(yǎng)為由，辭京歸鄉(xiāng)。特殊的家庭背景，使年輕的范鎬鼎進退尷尬；出仕滿清，是對祖父盡節(jié)的不孝；滿腹經綸，歸隱山澤，與“學而優(yōu)則仕”的理學思想相悖。在兩種矛盾的傳統(tǒng)思想中，范鎬鼎取其中而行，一方面，積極參加科舉，得中進士，使自己的學識文章得到公認，一方面辭官歸隱，又表明不違祖德，恪守忠孝的傳統(tǒng)道德良知。

　　歸鄉(xiāng)后，范鎬鼎繼祖父衣缽，以研討理學為己任，聚徒講學，埋首著書。

　　康熙十五年（1676年）五月，山西提督學政盧元培、太原府同知江南嶺請范鎬鼎參予撰修《山西通志》。范鎬鼎主張將稿件分四類處理，冗長者裁去，遺失者補充，可信者留存，有疑難者照實敘出。范氏力主志書不應獨立異說，但亦不可盡襲陳論。前后歷時二十余日。這時，他的母親郇氏來信，召其歸家，盧元培、江南嶺再三勸留，范鎬鼎以孝為辭，冒雨南歸。

　　康熙十六年（1677年），范鎬鼎慮于從學者日眾，而自己原建的義學已不能容納，用數年節(jié)衣縮食所積在村西建希賢書院，占地二畝多，內構講堂，太原名士傅青主為其題寫“文獻堂”匾額，書院內凡門必有匾。有聯(lián)，其中自題匾有“致知”，“力行”。于此，可窺范氏提倡學以致用的思想。據其所撰“希賢書院碑記”記載，書院內，松竹夾徑，冬青繞墻，桃李、梧桐相間。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詔各地推舉“博學鴻儒”，京官舉薦了范鎬鼎，朝廷下旨山西巡撫，督促范氏入京待試。起初，范鎬鼎以母老為辭，后來，巡撫衙門連著催逼十三次，范鎬鼎堅心不赴，最后，只好裝起癱病來。巡撫據實上奏，朝廷只得作罷。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范鎬鼎捐資重修師曠陵園和祠宇，并申請府、縣，請載其祀典于志書，第二年，又修葺了皋陶祠、墓。范鎬鼎把闡揚先哲，視做儒者發(fā)揚“道”的一種方式。范鎬鼎以“理學正道”自任，他努力使自己的學說思想表現在實際行動上�？滴醵�十六年，范鎬鼎出銀三百兩，購置五十八畝水地，用以幫助附近孤貧無依的老年人。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范鎬鼎又出資重修了韓忠定公墓，次年，又倡修明太守衛(wèi)英墓。慮于“希賢書院”日后的經費，范鎬鼎出資在辛村一帶購地數十畝，將田租作為院內貧農子弟的生活補貼。

　　三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十一月初四日，康熙帝南巡路過洪洞�？滴鹾茉缏牭疥P于范鎬鼎的許多傳聞，在過洪洞前，已下旨平陽府，要范氏接駕。這時，范鎬鼎已七十多歲，他在兒子范麟的陪伴下，一大早進城，在官城橋旁候圣駕�？滴醯墼诼愤^官莊橋時，簡單詢問了幾句，入城后，傳召范氏，范鎬鼎將所著《明儒學備考》、《廣明儒學備考》進呈給康熙帝，同時奉進的還有范家自產的柑子一籃。

　　第二天，范鎬鼎在城南安樂坂恭送圣駕，康熙傳召范氏父子隨行到平陽府。

　　范鎬鼎攜其子騎馬抄小路先抵平陽，在鼓樓東迎候，康熙遠遠望見范氏父子，就笑著打招呼，入駐平陽后，康熙詢問了范鎬鼎身體情況，御書“山林云鶴”四個大字賜于范氏。又令范鎬鼎寫書法，范鎬鼎先寫了“花迎劍氣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又寫“天子萬年”、“萬壽無疆”、“文武圣人”四個條幅。隨駕大臣王士禎、陳廷敬等均贈范鎬鼎詩文以賀其得御筆之榮。次年，康熙還對太子說：“山西進士范鎬鼎是個真正理學”。

　　大約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前后，范鎬鼎病逝于家，年逾八旬。據傳，范鎬鼎死時，身著朱色寬袍，手指上戴有一個玉扳指，這大概是寄托對亡明的最后思念。

       著名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評述說：“本朝薦舉大典應運而起者固不乏人，尚有煙霞之士，迫于催請，多在路途告病至，始終不起者，山西范公鎬鼎，陜西李公頤，江西魏公禧，浙江應公謙、四人而已，商山四皓，于今復見。”

　　范鎬鼎高逸之名遍傳海內，朝野士子皆以名儒禮之，從范游學者，遍于三晉。當朝大學士澤州陳廷敬致范鎬鼎，對范氏提倡以身踐圣賢之學大加贊譽。以明遺民自任，嘯傲山林的傅山先生，也與范鎬鼎有著密切交往。范鎬鼎在其母棄世后，對自家的祖墳大加修葺，前后歷時數年，傅山為其祖塋牌坊題額曰：“竹策叢生”，“槐欒勿拜”。范鎬鼎把修葺祖墳看作文人躬行“五倫”的實際表現，他在祖塋牌坊上撰聯(lián)：“天成象而地成形，有一念感通之天，無三旬不變之地，講地理不如講天理。心游虛而身游實，無百年不老之身，有千古常生之心，求心存即是求身存�！彼�認為，世俗的地理風水之學不足信，應當追求的是“天理”，是千古永存的“心”。所謂的“天理”，就是圣人道德，五倫規(guī)范。人生是短暫的，但如果一個人的思想行為能夠讓人們追念不已，這就是“千古常存之心”，即使身死千載，也可光照千古。這實際上是范鎬鼎以理學自任，知行合一的真實寫照。

　　范鎬鼎畢生致力于躬行理學道義，他把“治學與致用”結合起來，更多的是行動，他雖僻處草野，但并不是一味以隱士自居，而是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闡揚往哲，開萬世太平”的弘大理想。他的學術思想影響了整個清代二百余年。范鎬鼎著述頗豐，有《晉國垂棘續(xù)編》、《三晉詩選》、《晉詩二集》、《明儒學備考》、《廣明儒學備考》、《清理學備考》、《五經堂文集》、《五經堂語錄》等，均已刊刻行世。他曾撰修過八卷本的《洪洞縣志》，范氏對洪洞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除其著述豐富外，還培養(yǎng)了一大批德才兼?zhèn)涞膬?yōu)秀學生，當清初洪洞城市文化隨時代變遷衰落后，以師村范氏的希賢書院為主體的新型文化群體應運而生，如后起的大學者薄村王軒，或多或少受到了范氏遺風的熏陶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