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三年(1853)秋﹐太平天國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地官正丞相李開芳等率北伐軍二三萬人突入直隸(約今河北)。九月九日﹐清帝特命惠親王綿愉為奉命大將軍﹐僧格林沁為參贊大臣﹐部署抵御。他率京營兵出駐涿州(今河北涿縣)。太平軍進抵天津﹐屯據(jù)靜海﹑獨流。欽差大臣勝保所部當前敵﹐僧格林沁移軍王慶坨守二線。四年正月﹐太平軍在饑寒中南撤。他率部追擊。太平軍據(jù)守連鎮(zhèn)﹐又分兵至高唐。他在連鎮(zhèn)周圍挖壕筑墻﹐長期圍困。至五年正月﹐太平軍已極度饑疲﹐清軍始攻入連鎮(zhèn)﹐俘林鳳祥。繼移軍高唐接替勝保。高唐李開芳部太平軍走馮官屯﹐僧格林沁仍筑墻包圍﹐并引運河水倒灌﹐俘李開芳。北伐的太平軍遂完全敗沒。他以功進親王﹐并世襲罔替。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僧格林沁為欽差大臣﹐加強大沽口海防工事。九年五月﹐挫敗來犯的英法艦隊﹐毀傷敵艇10艘﹐殲敵500余名。翌年夏﹐英法聯(lián)軍1.7萬人入侵。他不守北塘﹐敵乘隙由此登陸﹐迎戰(zhàn)不利﹐大沽和天津失守。八月﹐又敗于京東張家灣﹑八里橋﹐北京失陷。冬﹐僧格林沁復(fù)奉命南下鎮(zhèn)壓山東﹑安徽各地捻軍等抗清武裝。同治二年(1863)﹐攻占捻軍根據(jù)地雉河集(今安徽渦陽)﹐殺捻軍領(lǐng)袖張樂行。捻軍被迫流動作戰(zhàn)。他窮追之于豫﹑鄂各地﹐至四年四月﹐追至山東菏澤縣境﹐在高樓寨之戰(zhàn)中被捻軍圍斬。

　　僧格林沁，清朝嘉慶十六年(1811年)六月五日出生在科爾沁左翼后旗哈日額日格蘇木百興圖嘎查普通臺吉家庭，蒙古族。

　　幼年，僧格林沁因家境貧寒，曾隨父親布和德力格爾為富人放牧。12歲時被送到昌圖老城文昌宮讀書。

　　道光五年(1825年)，僧格林沁被選定為索特納木多布齋郡王嗣子，承襲科爾沁左翼后旗扎薩克郡王。同年十二月，奉命御前行走，賞戴三眼花翎。道光六年(1826年)，賞用朱韁。道光九年(1829年)，賞穿黃馬褂。同年二月，命管上虞備用處事。九月，命管火器營事。道光十四年(1834年)，授御前大臣、正白旗領(lǐng)侍衛(wèi)內(nèi)大臣。九月，為后扈大臣。道光十五年(1835年)正月，署鑲紅旗蒙古都統(tǒng)。二月，充諳達(督領(lǐng)侍)管虎槍營事。七月，命總理行營。十二月，為閱兵大臣。道光十六年(1836年)，授鑲白旗滿洲都統(tǒng)。道光十七年(1837年)，賞用黃韁。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為正黃旗滿洲都統(tǒng)。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充右翼監(jiān)督，署正藍旗滿洲都統(tǒng)。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為鑲黃旗領(lǐng)侍衛(wèi)內(nèi)大臣。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五月，為正白旗領(lǐng)侍衛(wèi)內(nèi)大臣。道光三十年(1850年)，為鑲黃旗蒙古都統(tǒng)。九月，命往密云縣剿匪，授左翼監(jiān)督。十二月，道光皇帝嘉獎僧格林沁清除匪患之功，賞四團正龍補服并準予穿用。道光皇帝駕崩時，僧格林沁為顧命大臣之一。

　　咸豐元年(1851年)，僧格林沁任御前大臣，署鑾儀衛(wèi)事。曾請旨出兵鎮(zhèn)壓科爾沁左翼后旗佃農(nóng)抗租斗爭。咸豐二年(1852年)，上書逮捕佃農(nóng)抗租領(lǐng)頭人吳寶泰等下獄。主持道光帝梓宮遷葬，恭謹從事，賞加三級。咸豐三年(1853年)五月，受命督辦京城巡防，任參贊大臣。此時，太平天國已定都天京，并派兵北伐。僧格林沁受命統(tǒng)領(lǐng)健銳營、外火器營、兩翼前鋒營、八旗護軍營、巡撲五營及察哈爾各官兵，并哲里木、卓索圖、昭烏達蒙古諸王勁旅出京。九月，設(shè)防紫荊關(guān)。十月，在天津南王慶坨與北伐軍開戰(zhàn)。北伐軍損失慘重，退到連鎮(zhèn)一帶。咸豐帝賜僧格林沁“博多羅巴圖魯”稱號。咸豐四年(1854年)，又在連鎮(zhèn)大敗北伐軍。咸豐五年(1855年)正月，咸豐帝加封僧格林沁為博多勒噶臺親王，賞朝珠一盤、四團龍補褂一件。四月，詔世襲罔替，俸銀加倍。咸豐七年(1857年)五月，命僧格林沁署鑲紅旗漢軍都統(tǒng)。

　　咸豐八年(1858年)，直隸總督譚廷祥及托明阿防守天津大沽�？趹�(zhàn)敗，清廷主和派與英國代表簽署《天津條約》。僧格林沁得知后，向咸豐帝奏請，堅決要求撤回談判代表，主張調(diào)用全國之兵員，傾全國之糧食，整頓軍隊，把外國侵略者趕出去。但因主和派占上風，他的意見未被采納。咸豐九年(1859年)，咸豐帝命僧格林沁至天津督辦大沽口和京東防務(wù)。僧格林沁吸取第一次大沽口戰(zhàn)役失敗的教訓(xùn)，積極籌建大沽�？诤碗p港的防御工事，整肅軍隊，做好反侵略的各項準備。英法新任駐華公使普魯士、布爾布隆率領(lǐng)所謂換約艦隊從上海沿水路北上。艦隊由一艘巡洋艦和13只炮艇組成，行至天津大沽口時，藐視中國軍隊的設(shè)防，不聽中國軍隊的勸阻和警告，明目張膽地闖入大沽口，激起了中國官兵的極大憤慨。僧格林沁下達堅決反擊入侵者的戰(zhàn)斗命令，督軍力戰(zhàn)，擊毀英軍戰(zhàn)艦3艘，使英軍死傷464人，英海軍司令賀布受重傷。相持數(shù)日，敵艦撤走。這次大沽口保衛(wèi)戰(zhàn)，是自1840年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入侵以來中國軍隊抵抗外國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勝利。清廷對僧格林沁和有功將士大加獎賞。無產(chǎn)階級革命導(dǎo)師馬克思也對此事給予充分關(guān)注與肯定。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lián)軍攻入天津，僧格林沁兵敗退駐通州。咸豐帝下令拔去僧格林沁三眼花翎，削去正黃旗領(lǐng)侍衛(wèi)內(nèi)大臣、鑲藍旗滿洲都統(tǒng)職。繼而再戰(zhàn)，又敗于張家港、八里橋，英法聯(lián)軍攻入北京，圓明園被毀。主和派大臣埋怨僧格林沁觸怒了洋人。咸豐帝革去僧格林沁郡王爵仍留欽差大臣職。

　　咸豐十年(1860年)九月，直隸、山東及河間府一帶捻軍四起。清廷恢復(fù)僧格林沁郡王爵，命其率一萬余清軍赴山東與捻軍作戰(zhàn)。咸豐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根據(jù)僧格林沁的奏請，其哲里木盟長職由達爾罕親王索特那木彭蘇克補授。同治元年(1862年)，賞還博多勒噶臺親王爵，不久詔世襲罔替。朝廷授權(quán)僧格林沁節(jié)制調(diào)遣直、魯、豫、鄂、皖五省兵馬。僧格林沁率蒙古騎兵和五省提供的兵力多次打敗捻軍，在鄂東霍山黑石流收降捻軍十幾萬人，并打散十幾萬人，清軍也損失慘重。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僧格林沁被捻軍誘至山東曹州（今山東荷澤地區(qū)）高樓寨，隨后陷入重圍。5月18日晚，僧格林沁率少數(shù)隨從冒死突圍，當逃至曹州西北的吳家店時，被一捻軍士兵殺死在麥田，終年55歲。僧格林沁戰(zhàn)死疆場，令清廷上下一片震驚，皆以失去“國之柱石”而惋惜。清政府以親王規(guī)格為僧格林沁舉行了葬禮，同治帝和慈禧親臨祭奠，賜謚號“忠”，配享太廟，在北京、山東、河南、盛京等地建“昭忠祠”，并繪像紫光閣。在科左后旗吉爾嘎朗博王府東建祠堂廟一座供奉僧王圖像。在額布力爾協(xié)日嘎地方另建僧王塑像祠一座，并繪像紫光閣。1865年7月，清政府派員護送僧格林沁的靈柩北上，安葬在科爾沁左翼世襲旗陵（今遼寧省法庫縣四家子鄉(xiāng)公主陵村）。

　　僧格林沁王府——炒豆胡同73、75、77號

　　炒豆胡同屬東城區(qū)交道口地區(qū)，是交道口南大街路西從南往北數(shù)的第一條胡同。胡同自東向西溝通交道口南大街和南鑼鼓巷，長400多米。此處明代稱“炒豆兒胡同”，清宣統(tǒng)時稱“炒豆胡同”，1965年整頓地名時稱“交道口南九條”，“文化大革命”中改稱“大躍進路頭條”，1979年復(fù)稱“炒豆胡同”。炒豆胡同73、75、77號在胡同西段北側(cè)，坐北朝南，南北貫通炒豆胡同與板廠胡同，原為僧格林沁王府，1986年被公布為東城區(qū)文物保護單位，2003年被公布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炒豆胡同73、75、77號后院均被隔成獨立院落，門朝北開，門牌分別為板廠胡同30、32、34號。以上院落共有房屋200多間。

　　《燕都叢考》載:“博多勒噶臺親王府，在安定門內(nèi)炒豆胡同。科爾沁郡王索特那木多布齊尚仁宗三女莊敬公主，追封親王街，其子博多勒噶臺親王僧格林沁，咸豐時以剿賊功，食雙親王俸，謚曰忠，配享太廟。今王伯彥訥謨祜嗣府為忠王所建，非公主賜第也。”據(jù)此可知，此府之所以稱“僧王府”，是因為第一代府主是僧格林沁。僧格林沁死后，其長子伯彥訥謨祜襲爵，此府遂稱“伯王府”。伯彥訥謨祜死后，因其長子那爾蘇早死，故由其長孫阿穆爾靈圭襲爵，此府又稱“阿王府”。確切地講，此府應(yīng)稱“博多勒噶臺親王府”，因為“博多勒噶臺親王”是世襲罔替的。

　　僧格林沁承襲科爾沁郡王，因軍功加封親王、食雙俸。因此，僧王府最初只是一般的郡王府，其規(guī)模和規(guī)制遠不能與后來幾乎占了整條胡同的“世襲罔替”的親王府相比，后來的僧王府是累年擴建改建而成的。

　　清道光六年(1826年)，僧格林沁出銀6690兩認買了前任杭州織造福德入官的房屋117間。認買后，進行改建，與西部的原府連在一起，構(gòu)成由東、中、西三所四進院組成的王府。其中東所除正院四進外，還有東院四進。東所的大門被改建成五脊六獸三開間的府門，以符合親王府制；王府的正殿仍在中所正院。

　　胡同南側(cè)有一座大照壁正對府門，府門兩旁有上馬石，上馬石旁有一對雕石矗燈；府門里兩廂置兵器架，后器架上插著兩排“阿虎槍”①，面闊五間的腰廳和垂花門、后罩房等均有抄手廊相連，院內(nèi)有假山、水池和爬山廊、游廊、花廳、亭、臺等建筑。正殿臺階五層，舉架高大，有脊獸；每間面闊一丈有余，進深超過兩丈；殿內(nèi)用“金磚”②墁地，墻上掛著一幅僧格林沁頭戴秋帽、身穿“巴圖魯”③鹿皮坎肩的油畫像。

　　僧格林沁的曾孫阿穆爾靈圭曾任清廷鑾儀衛(wèi)大臣，清廷退位后又曾任民國的國會議員，家道日趨衰落。阿穆爾靈圭死后，因欠族中贍養(yǎng)費而被控告，法院受理公開拍賣“僧王府”。該府西部成為溫泉中學(xué)，中部賣給了朱姓人家，東部除留一部分為阿穆爾靈圭之子和琳自住，其余賣給了西北軍。一座顯赫的王府未及百年便被分割得七零八落。1954年，煤炭部買下原“僧王府”的大部分院落作為宿舍。

　　僧格林沁(1811—1865)，成吉思汗的胞弟哈撒爾的第26代孫。清末著名將領(lǐng)。蒙古族，博爾濟吉特氏，科爾沁左翼后旗(今內(nèi)蒙古科爾沁左翼后旗)人。道光五年(1825年)襲科爾沁郡王，曾任御前大臣、領(lǐng)侍衛(wèi)內(nèi)大臣都統(tǒng)。咸豐三年(1853年)，任參贊大臣，率所部騎兵防堵太平天國北伐軍，咸豐五年(1855年)，因擒殺太平天國北伐軍主將林鳳祥、李開芳，咸豐皇帝頒詔:“僧格林沁進封親王，世襲罔替�！毕特S十年(1860年)，抗擊英法聯(lián)軍，失守大沽、天津。咸豐十一年(1861年)后在山東、河南、安徽對捻軍作戰(zhàn)，同治四年(1865年)，被賴文光、張宗禹率領(lǐng)的捻軍在山東曹州(今山東省菏澤市)高樓寨附近的吳家店圍殲斬首，其所部騎兵亦全軍覆沒。

　　僧格林沁死后，謚曰“忠”，配饗太廟，并繪像紫光閣，其子伯彥訥謨祜襲親王爵，并賞“博多勒噶臺”王號。光緒年間，清廷在今地安門東大街路北為僧格林沁立專祠，名“顯忠祠”，春秋致祭。

　　清代統(tǒng)治者入主中原后，將八旗制度變?yōu)榧兇獾能娛陆M織，八旗子弟，盡僉為兵，“以清語、騎射為務(wù)”，實行世襲兵役制。乾隆皇帝曾說:“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圍較獵，時以學(xué)習國語，練習騎射，操練技勇，諄切訓(xùn)誨，此欲率由舊章，以傳奕祀，永綿福祚�！焙喲灾�，為大清江山千秋萬代計，滿文不能失傳，兵權(quán)不能旁落。然而，到了道光年間八旗軍隊已經(jīng)不堪一擊了，幸好還有僧格林沁率領(lǐng)的蒙古騎兵尚稱勁旅，能與曾國藩、左宗棠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相提并論。

　　僧格林沁一死，清廷從此喪失了滿蒙八旗的勁旅，軍權(quán)漸次落入湘軍、淮軍手中，清廷能不震掉？！從這個意義上講，僧格林沁確是一位清末標志性的人物。

　　注:

　�、侔⒒�槍，長矛的一種。

　�、诮鸫u，澄泥黑光面的大方磚。

　�、郯蛨D魯，滿語，意為勇士。

　　蒙古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是晚清的赳赳武夫，更是這個帝國的最后騎士。騎士精神或許在中國歷史中早已經(jīng)成為明日黃花，但僧格林沁及其蒙古騎兵，用冷兵器對抗火炮，以身家性命忠于朝廷，并奮力一擊捍衛(wèi)國土，仍然繼承了泯滅近兩千年的中國騎士傳統(tǒng)，并詮釋了一代騎士的宿命。可是，僧格林沁該死時不死，這是僧王的無奈，也是晚清所有武人的無奈。

　　僧王死于一個小捻軍之刀下

　　這是僧王戎馬一生最具殘酷現(xiàn)實性的結(jié)局，他一生首先面臨的是勇與謀的難題：從鎮(zhèn)壓太平天國到抵抗英法聯(lián)軍，到鎮(zhèn)壓捻軍，勇猛有余而謀略不足。即便有謀（大沽口伏擊英法聯(lián)軍），又為小謀。因其以士兵扮鄉(xiāng)勇偷襲前來換約的侵略者而得手，但卻惹下了大禍。

　　僧格林沁本出身一個沒落的蒙古貴族家庭，但好運似乎一直伴隨其成長。先是早年喪父的他被過繼給家族族長索特納木多布齋郡王。此人竟是嘉慶皇帝的乘龍快婿，無子無女。后來，郡王因無嗣，他卻又因“儀表非�！北坏拦獾蹥J定為郡王繼承人，成了科爾沁札薩克多羅郡王。

　　當清太祖努爾哈赤起兵于遼東之時，科爾沁部是最早歸附的蒙古部落。此后近三百年間，清朝皇室與科爾沁部蒙古王公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姻關(guān)系。在清朝皇室中，蒙古族皇后共有六位，其中四位出自科爾沁部，即清太宗的孝端文皇后、孝莊文皇后，清世祖的廢后（后降封靜妃）和孝惠章皇后。身歷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四朝的孝莊文皇后名布木布泰，13歲嫁皇太極，從妃、皇太后又升到太皇太后，75歲去世。她在宮中生活了60余年，是可以和慈禧相比、影響了清朝政治的重要人物。

　　清廷授予蒙古封建主王公爵位，任命為札薩克（旗長）。札薩克世襲，根據(jù)清廷的規(guī)定和法令處理旗務(wù)。他們有自己的領(lǐng)地、屬民，爵位世襲，對內(nèi)事務(wù)也有一定的自主特權(quán)；并接受清廷的監(jiān)督。為了籠絡(luò)內(nèi)札薩克的蒙古封建主，清朝統(tǒng)治者根據(jù)清代外藩封爵制度，對其陸續(xù)封爵。當時所封的爵位，為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zhèn)國公、輔國公、札薩克臺吉、一等臺吉(塔布囊)、二等臺吉(塔布囊)、三等臺吉(塔布囊)、四等臺吉(塔布囊)、固倫額駙、和碩額駙、郡主額駙、縣主額親王的簡稱�！昂痛T”是滿語的部落之意，作為榮銜加在親王之前。第二等是多羅郡王，簡稱郡王�！岸嗔_”是滿語的稱美之辭，相當于漢語的“理”字，在此冠于郡王之上，所以多羅郡王簡稱理郡王。如此，僧格林沁的封號就等于“旗長理郡王”。

　　1853年至1854年（咸豐三年至四年）間，在保衛(wèi)天津之戰(zhàn)中，僧格林沁又因太平軍的北伐部隊于嚴寒中退守，間接造成了他的勝利。“兩年之中，大小數(shù)百戰(zhàn)，全數(shù)殄滅，無一漏網(wǎng)，僧格林沁威名震于海內(nèi)”。（《清史稿》）于是，僧王又得咸豐皇帝賜“巴圖魯”（滿語勇士）稱號，并封僧格林沁為博多勒噶臺親王。待北路蕩平，文宗大悅，加恩僧格林沁世襲親王罔替，“許乘肩輿”。

　　其后，在兩次大沽口之戰(zhàn)中，僧王先勝后敗，再敗通州張家灣、八里橋一線。親王并沒有羞憤自裁，而是僅隨數(shù)名親兵逃跑。

　　咸豐十年（1860年），因捻軍起義華北，京畿危急。僧格林沁復(fù)得郡王爵位，率萬余清軍與捻軍先戰(zhàn)于山東，后轉(zhuǎn)戰(zhàn)于河南、安徽、江蘇等地，疲于奔命。

　　1865年，僧王僅有的7000人的部隊窮追捻軍不舍，直入山東菏澤西北高樓寨地區(qū)。時“將士死亡者數(shù)百，軍中多怨言”。僧格林沁本人也是“寢食俱廢，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兩巨觥，輒上馬逐賊”。

　　捻軍以逸待勞，僧部受伏。5月18日當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數(shù)隨從冒死突圍，當逃至菏澤西北的吳家店時，“夜半突圍亂戰(zhàn)，昏黑不辨行，至吳家店，從騎半沒。僧格林沁抽佩刀當賊，馬蹶遇害�！保ā肚迨犯濉罚┰邴溙锢餁⑺郎�格林沁的卻是一個十幾歲的小捻軍（張皮綆）。可憐一世勇猛而謀略不足的僧王，竟從此永別這晚清的亂世。

　　如果死在大沽口......

　　僧王面臨的第二個難題是忠君與愛國的難題。僧王謚號忠。奴才對主子忠誠，就是最好的奴才。帝制時代無現(xiàn)代民族國家觀念，亦無現(xiàn)代主權(quán)意識，忠君即是愛國。抵抗外敵與鎮(zhèn)壓內(nèi)亂統(tǒng)一在忠君之目標下。如果僧格林沁死于大沽口，那么必然是得千古美名。偏偏歷史上的人物并不按現(xiàn)代人的思維展其一生。可見得不是他們的問題，而是我們愿意并力圖給他們套上各種現(xiàn)代觀念、名詞、理念的套套。對于僧王而言，就一個“忠”字終其一生足矣。何苦糾纏于愛國與忠君呢？皇上叫干啥就干啥。你能幻想僧王聽其幕僚郭嵩燾的嗎？抑或聽所謂民眾的呼喚？聽皇上的弄不好都有可能掉腦袋，何況聽別人的。所以，其一生的政治法寶就是一個“忠”字。

　　蒙古騎士們最后的輝煌就是僧格林沁和勝保等造就的。此后，洋務(wù)派的新兵即在中國歷史上取代了傳統(tǒng)的八旗兵。

　　僧王第一次成功伏擊英法聯(lián)軍于大沽口，得益于敵方之措手不及。敵人是來換約（交換《天津條約》）的，所以沒有準備打這么一仗。先看敵人的艦隊。那是一只由一艘巡洋艦和13艘炮艇組成的換約艦隊，不足以發(fā)動全面戰(zhàn)爭。再看敵人的態(tài)度。洋人執(zhí)意要自己選擇登陸地點，而不遵從僧格林沁的從北塘登陸并不準攜帶兵器上岸的命令。作為戰(zhàn)勝國，洋人自認為其傲慢是有道理的。在政治上他們這么做我們管不著，但是，他們犯了個嚴重的錯誤：竟然蔑視八旗兵騎士們的勇氣。

　　咸豐帝和僧格林沁在這方面是憋足了氣的。事實上，他們并不承認上次的失敗，《天津條約》只是當時的退兵之計，洋人還當真了。所以，只要洋人不守規(guī)矩，就伏擊之。郭嵩燾在僧格林沁幕府，記載了當時的情況：“怡親王至營……言奉旨密商一語：如夷人入口不依規(guī)矩，可悄悄擊之，只說是鄉(xiāng)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須是名正言順，須緩緩商之。怡邸憒憒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繞道至天津……辯論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1859年6月25日上午，洋人執(zhí)意挑釁，伏擊戰(zhàn)開始了。僧格林沁奏稱：“二十五日辰刻，該夷火輪船十余只，排鐵戧列口門外，又傍南岸炮臺下，駛?cè)牖疠喆�三只，直逼鐵戧……其排列多船皆豎紅旗，立意尋釁用武，驕悖情形，實難容恕……該夷即開炮向我炮臺轟擊。我軍郁怒多時，勢難禁遏，各營大小炮位環(huán)擊疊擊，擊損夷船多只，不能行走……該夷不敢徑越濠溝，均向葦?shù)夭胤�，暗施鳥槍。似此兇悍，實堪發(fā)指!奴才等惟有督率軍士，竭力防堵，以冀上申國威，下抒民望�！�

　　僧格林沁取得了中外交戰(zhàn)20年來未曾有過的輝煌戰(zhàn)果：雖然歷史記載在數(shù)量上有出入，但是大體上是打沉敵艦五只，打傷六只，打死打傷英法聯(lián)軍數(shù)百人。他們的司令也負重傷。我軍僅陣亡32人，含直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協(xié)副將龍汝元等。

　　“上申國威，下抒民望”，這是騎士的理想，它捍衛(wèi)了武者的榮譽。但是，由此導(dǎo)致了更為猛烈的洋人入侵。于是，當時就有郭嵩燾等提出了疑義。書生郭嵩燾說：“夷禍成于僧邸之誘擊。去歲之役，先后奉詔旨十余，飭令迎出攔江沙外曉諭。洎夷船入內(nèi)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諭。去衣冠自稱鄉(xiāng)勇，薄而擊之。仆陳諫再四，又慮語言不能通曉，兩上書力爭。”

　　僧格林沁和咸豐的御敵衛(wèi)國行為招致更大規(guī)模的侵略。這應(yīng)該是大沽口之戰(zhàn)的恰當定位。作為當權(quán)者，有權(quán)力根據(jù)自己的判斷進行決策。只是那隨后到來的25000人并173艘英法聯(lián)合艦隊，超過了僧王們的抵抗實力，這是決策者沒有充分估計到的。既然來了，那就再戰(zhàn)！因為僧格林沁還活著。

　　如果死在八里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860年8月1日的第二波入侵，英法聯(lián)軍選擇了前次僧格林沁給他們規(guī)定的北塘路線。有備而來的侵略者憑借強大的火力和先進的戰(zhàn)術(shù)，奪取了津門海防。直隸提督樂善戰(zhàn)死于大沽口北炮臺。

　　連侵略者也不得不哀嘆，“韃靼人，帝國的最好的軍隊還想抵抗并寸土不讓地保衛(wèi)領(lǐng)土”�！绊^靼守軍打得非常積極，非常勇敢，甚至在法軍深入炮臺內(nèi)部后，他們還繼續(xù)進行抵抗”，“在炮臺內(nèi)找到了……成千具韃靼人的尸體”。

　　這次僧格林沁一敗于津門。他成了咸豐的替罪羊，被“奪三眼花翎，褫領(lǐng)侍衛(wèi)內(nèi)大臣及都統(tǒng)”。

　　僧格林沁的蒙古馬隊和萬名步兵，退守通州張家灣——八里橋一線，準備再戰(zhàn)。奈何上頭見形勢不對，執(zhí)意議和。初，議和破裂，聯(lián)軍緊逼北京。怡親王載垣等到僧格林沁軍駐地通州與英法談判。經(jīng)過四天的反復(fù)辯論，在中國方面幾乎完全接受了聯(lián)軍代表巴夏禮等人提出的條件后，談判碰到了中方堅持的體制問題：英國人提出進京向中國皇帝親遞國書。載垣認為“此事關(guān)系國體，萬難允許”。

　　中國當時禮制所限，洋人必須按照貢使模式進京并須向皇帝跪拜。巴夏禮執(zhí)意不肯：“我非中國之臣，怎能解袍跪拜？”清廷乃訓(xùn)令：“必須按中國禮節(jié)，跪拜如儀，方可許可。”對方堅持不讓步。

　　巴夏禮此人早就為清政府記恨。因為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導(dǎo)火索之一的“亞羅號事件”即是此人導(dǎo)演。繼葉名�。ū挥④姺�虜后自殺于印度加爾各答）任兩廣總督的黃宗漢曾經(jīng)上奏咸豐帝說：“天生巴夏禮，所以禍粵也。不去巴夷，粵難未已�！彼�以，咸豐帝一定記得這個侵略頭子。這回送上門來，看爾如何逃脫！

　　所以，在通州談判前的9月14日，咸豐皇帝在給欽差大臣載垣的諭旨中，明確地表示：“巴夏禮、威妥瑪?shù)认担ㄔ撘模┲\主，聞明常亦暗隨在內(nèi)，即著將各該夷及隨從等，羈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計。他日戰(zhàn)后議撫，再行放還。若不能羈禁巴夏禮等，令其全數(shù)回河西務(wù)，亦無不可。斷不準去留任意，有礙戰(zhàn)局�！�

　　于是有了載垣令僧格林沁扣留巴夏禮一行39人的事件發(fā)生。事后載垣就有奏折說：“該夷巴夏禮能善用兵，各夷均聽其指使�，F(xiàn)已就擒，該夷兵心必亂，乘此剿辦，諒可必操勝算�！钡�人質(zhì)外交并未收到效果。巴夏禮并非統(tǒng)帥，夷兵的戰(zhàn)斗力也遠遠超過了朝廷的想象。清政府的計劃全盤皆輸。

　　英法聯(lián)軍發(fā)起進攻。僧格林沁敗于張家灣，向八里橋撤退。

　　9月21日，僧格林沁再敗于八里橋。八里橋在通惠河上，扼京東咽喉要道。

　　此役，僧格林沁率本部馬隊穿插沖殺于敵南路與西路之間，抗擊英法聯(lián)軍。旋因聯(lián)軍西路一部抄襲僧格林沁軍后路，僧格林沁遂撤隊而逃。洋人記錄了戰(zhàn)爭的慘烈：“八里橋之役，中國軍隊以少有之勇敢迎頭痛擊聯(lián)軍�！�…他們頂住了使之慘遭傷亡的強壓火力……還是寧愿一步不退，勇敢堅持，全體就地陣亡�！�

　　且看僧格林沁的旗手以光輝形象譜寫的晚清騎士最后的挽歌：“橋口站著一個身材極為高大的韃靼人，他看起來像是總司令的旗手。他手執(zhí)一面寫有黑字的大黃旗，并且把這面旗幟不時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長的眼睛都注視著它，因為它正向全體中國軍隊下達著命令……子彈、炮彈在他的周圍呼呼作響，飛嘯而過，而他卻依然鎮(zhèn)靜不動�！弊罱K“霰彈把他擊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隨著它的旗桿而去的是一只緊緊抓住它的痙攣的手……”

　　次日，咸豐攜皇太子、兩宮皇后、肅順等大臣從圓明園啟鑾到熱河作“木蘭秋狝”，逃跑了。一個爛攤子交給了他的六弟恭親王奕訢。

　　僧格林沁被奪爵、職，只留欽差大臣一職。蒙古主力喪失殆盡。10月6日，圓明園被焚。此后，巴夏禮等八人被歸還，英法聯(lián)軍代表多人被報復(fù)性殺害。

　　難道武人沒有憤怒的權(quán)利嗎？

　　僧王面臨的魯莽行為和正當性的難題，已經(jīng)被人炒作了多年。但是，這是一個偽命題。即魯莽行為和行為的正當性不是一個層面的問題：魯莽是手段問題，正當性是合法的目的問題。見敵人來了，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擊之而快慰人心。因為規(guī)則是強國定的，那么弱國為何要遵守？即便圓明園因此被燒，即便招致列強更大的要求，但是，如果不打這一仗，長期來看，一定就能保住那些利益嗎？民族之氣節(jié)有時又不能以利益得失去衡量。何況一個騎士，他的使命就是見到敵人就殺。問題不出在作為武人的僧王，而在晚清專制的體制。

　　對于僧格林沁在大沽口誘擊換約的敵人，和由此導(dǎo)致的更大規(guī)模的侵略，有學(xué)者精辟地論道：這里涉及一個具體問題：對于已經(jīng)簽訂了的不平等條約該不該遵守？中國過去盛時所提倡的示天下以“信”的立國之道是否還適用？揆情度理，既然不平等條約是戰(zhàn)敗后被迫簽訂的，那么這一條約就是當時力量對比的記錄。更何況它所反映的不僅僅是戰(zhàn)場上的軍事強弱之勢，而是全面的、深刻的差距，改變之道在于先自圖強。同時，即使是不平等條約，也是國家信譽所系，今天簽字明天推翻，既足以招禍又必然進一步失去尊嚴。例如僧格林沁誘擊根據(jù)《天津條約》而來的英國船之役，一時“天下稱快”，結(jié)果招致1860年第二次英法聯(lián)軍，造成更加慘重的破壞，最后續(xù)訂更加喪權(quán)辱國的《北京條約》。對于僧氏之舉，從郭嵩燾到曾國藩都曾強烈反對，曾國藩甚至認為他闖下這么大禍“義當殺身以謝天下”。但是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后世，僧格林沁氣不忿打了洋人都被認為是愛國義舉，雖敗猶榮，而郭、曾的見解則有提倡媚外降敵之嫌。問題在于審時度勢，靠這種突然襲擊、甚至辱其使臣的做法能否推翻剛剛簽訂的條約？誰的主張更能保護人民的利益，避免更大的損失？如果不從意氣出發(fā)而以理智的負責的態(tài)度考慮，答案應(yīng)該是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