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廖慶松替臺灣新電影時期的許多導演剪接影片如楊德昌、侯孝賢、張毅等人，被稱為臺灣新電影的「褓母」；同時也是中影當時最啟用的新導演之一，深受許多新電影時期導演的影響，對其剪接的方式及觀念有極大的啟發(fā)。其中與侯孝賢的合作關(guān)系密切，廖慶松在中央電影公司擔任剪接助理時，因紀錄片《陸軍小型康樂》而與侯孝賢初識，自此展開兩人近三十年的合作關(guān)系。在約三十年的影片剪接生涯中，歷經(jīng)了中影政策軍教片時期、臺灣新電影時期。曾擔任過第三十八屆金馬獎執(zhí)行委員，也曾多次獲得金馬獎最佳剪接的提名；2002年獲頒第三十九屆金馬獎「年度最佳臺灣電影工作者」。近年有鑒於電影界人才嚴重斷層，與侯孝賢等人共同成立「臺灣電影文化協(xié)會」，舉辦「師徒學苑」的活動，將其剪接的技術(shù)，教授予下一代。曾任教於臺灣藝術(shù)大學電影系、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目前為臺北藝術(shù)大學電影創(chuàng)作研究所兼任副教授。除持續(xù)剪接工作，亦擔任電影制片及電視劇集制作人，包括與萬仁共同制作的「風中緋櫻－霧社事件」；侯孝賢的《最好的時光》、   《紅氣球》等作品。  都深受大家喜愛     ��！

2016年2月，第十屆FIRST青年電影展組委會公布了首批評委會陣容，其中包括電影剪輯、導演、監(jiān)制廖慶松。

2018年，監(jiān)制的電影《西小河的夏天》上映。

作品年表《好男好女》、《千禧曼波》、《愛你愛我》、《夢幻部落》、《藍色大門》、《十七歲的單車》、《7-11之戀 》、《美麗時光》、《五月之戀》、《20.30.40》、2006《吳清源》、2006《練習曲》、2007《紅氣球》、2007《流浪神狗人》等等都是經(jīng)典之作。

2018年電影《西小河的夏天》監(jiān)制

　　1994 《超級大國民》伊朗Fajr國際影展「最佳劇本」。

2002 第三十九屆金馬獎「年度最佳臺灣電影工作者」。

2006 第十屆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shù)基金會「國家文藝獎」。

2007《尋找蔣經(jīng)國─有！我是蔣經(jīng)國》得第四十二屆電視金鐘獎「最佳剪輯」。

廖慶松，臺灣著名的電影剪輯師。

有“臺灣新電影保姆”之稱的廖慶松，在1973年進入臺灣中央電影公司電影技術(shù)人員訓練班以來，30多年來幾乎和臺灣每一位重要的導演都協(xié)作過，從楊德昌《海灘的一天》、侯孝賢《童年往事》到近年來易智言《藍色大門》、鄭文堂《夢幻部落》，剪輯的電影超過70部。

廖慶松也曾當過電影導演，拍過《期待你長大》、《海水正藍》等作品，但他在剪輯時始終清楚剪輯師的定位。他說，一個好的電影剪輯就是要隱身于影片背后。

2006年廖慶松獲得了臺灣文藝獎（電影類）。

第十屆得獎人第十屆國家文藝電影剪接師獎得主由廖慶松獲得。

2016年2月，廖慶松憑借《踏血尋梅》獲得第10屆亞洲電影大獎最佳剪輯提名。

2016年3月17日晚，第十屆亞洲電影大獎在中國澳門頒發(fā)，廖慶松憑借《踏血尋梅》獲得最佳剪輯。 

2017年第26屆金雞百花提名公布廖慶松、宋 冰（《塔洛》）獲最佳剪輯。

2017年10月，廖慶松憑借《笨鳥》獲得第54屆金馬獎最佳剪輯提名。

30多年來，他幾乎和臺灣每一位重要的導演都合作過，他被譽為“臺灣新電影保姆”。他說：“剪接對我而言，是深度溝通，深到你連靈魂都得交付�！�

廖慶松手握一把無形的“剪刀”。這把“剪刀”讓他被尊稱為“臺灣新電影保姆”。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30多年來他幾乎和臺灣每一位重要的導演都合作過，由他操刀剪輯的電影超過70部。他的經(jīng)歷，被形容為“就像是一本臺灣藝術(shù)電影史”。

“只要拍完交給小廖就好了�！睋�(jù)說，這是侯孝賢導演最常說的一句話。從1973年的第一部紀錄片開始，廖慶松與侯孝賢兩人一合作就是30多年。所以，如今有人這樣列舉廖慶松的剪輯作品：《多�！贰ⅰ逗�灘的一天》、《練習曲》、《十七歲的單車》、《姨媽的后現(xiàn)代生活》，以及——侯孝賢導演的所有電影。

“剪接對我而言，從來不只是剪故事，它有一種氣氛與感覺在。就像羅丹雕塑，他會從石頭里去找靈魂。每部影片都是一個影像雕塑，那個影像不是我去設(shè)計，而是用心去感受影片，去表達它本身的樣貌�！绷螒c松說。

影片到了他手里，他就像個裁縫一樣，按自己的理解，把電影裁剪出來。他剪輯過獲得第39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的《山有多高》。這是導演湯湘竹在兒子出生之后，對父子關(guān)系有了新的感悟，于是帶父親去湖南老家探親的故事。

廖慶松把原本初剪片的次序打亂，讓影片中老人的影像與新生兒的片段互相穿插，透過新生命，觀眾們會體悟到老人的歲月在慢慢消逝的感覺。放映時，很多人看了都默默拭淚。

他也在下面看，但思考的是：“這個紀錄片會不會太好看了？紀錄片似乎不應(yīng)該這么好看�！�

有時候，影片甚至會在他的修剪下改變主題。一部本來的主題是“偷渡”的電影，拍攝出的效果不盡如人意。廖慶松看著素材片，覺得其中最動人、拍得最漂亮的部分是感情，于是他把偷渡變成了影片的背景，把影片的重點放在了兄弟之情上。

結(jié)果片子出來，導演自己看了都目瞪口呆，問廖慶松：“我的片子還可以這樣剪？”

廖慶松與電影的緣分由來已久。小時候，他陪著住巷子斜對面的小朋友去給在劇院工作的父親送飯，常常趁機溜進放映廳，無聲無息地坐在最后一排，等待下午即將開場的電影。

他還曾撿回家一架廢棄的放映機鏡頭，釘木箱，架燈泡，自己搜集了照片和畫片，在墻上一格格放映起“電影”來。小伙伴要來看，還得交上個一毛兩毛票錢。

廖慶松解釋不了為什么小時候?qū)�這個游戲情有獨鐘�！昂孟裆鷣砭褪亲鲞@一行的�！彼�笑笑說。

不過，廖慶松正式與臺灣電影結(jié)緣，是在1972年。當時，他在報紙上看到一份電影技術(shù)人員培訓班的招生廣告，便去報考。兩百多個人里取二三十個，他也被錄取了。要到多年后回望的時候，人們才會發(fā)覺，那時，臺灣電影正在醞釀著一個新時代。

從訓練班出來沒多久，他就遇上了一個以后會讓他“很頭疼”的人。那時，一個陽光的年輕人每天踩著雙布鞋、背著一個藍布小布袋就出現(xiàn)在電影公司里，貌不驚人地當著場記。后來了解華語電影的人都知道這個年輕人的名字了。他叫侯孝賢。

這對黃金搭檔一合作就是30多年�？珊芏嘟�(jīng)典之作的背后，是無數(shù)的艱辛，尤其在當年，信息流通與技術(shù)遠沒有如今方便。

廖慶松的學生時代，電影和理論書籍還是難得一見的事物，他學剪輯的方式，就是看電視，連烹飪節(jié)目也不放過，邊看邊記錄著別人的拍攝與鏡頭轉(zhuǎn)換方法，把所有電視節(jié)目都“抄”下來，累積了一本本厚厚的筆記。到后來，在電視機前觀看美國轉(zhuǎn)播的世運會，他可以根據(jù)畫面把場上每臺攝影機的位置與拍攝任務(wù)都找出來。

聽起來像是一個苦學成材的故事，但廖慶松回憶起來開心得很，這些事情“傻傻的”，可都是他“年輕的時候超愛的”。

很多電影理論的書，廖慶松都是進入電影圈之后才讀到的，對他而言，這些書讀起來猶如故人來，因為他的筆記本上都已經(jīng)整理過那些規(guī)則。

初入行時，廖慶松面對的剪接機還是一張大桌子，四個角落有四個盤，坐在桌前的他得扯著一格格的畫面與聲音不斷修修剪剪，剪著剪著，常常是墻上貼滿了膠片，他的身上也掛了一圈又一圈的膠片。累了，貪剪接機的背后有燈，比較暖，他就直接鉆到剪接機下睡一兩個小時。

他最怕剪輯的時候有其他人來剪接機前觀看�！耙灰娪腥藖砭蛈2018熱情u2019得不得了，主動站起來端茶送水，堅決不能讓他靠近剪接機�！�

就在這種情況下，他剪接出的電影開始接近世界一流水準。

在臺灣電影的“新浪潮”運動中，出現(xiàn)了一批侯孝賢、楊德昌、萬仁等新導演。而所有這些導演在 “新浪潮”的早期拍攝的電影，幾乎都是廖慶松一個人剪輯的。有那么五到十年，一年365天中，有200多天他都在熬夜。

后來他發(fā)現(xiàn)，甚至自己的性格也被剪輯改變了�！昂钚①t導演很浪漫，所以做剪輯的有時候需要理性一點；而楊德昌導演是學計算機的，在拍片之前一步步就設(shè)計得很精密，剪輯時得告訴他觀眾未必像程序那樣理性�！�

一次，廖慶松捧起一本心理學方面的書做性格測試，發(fā)現(xiàn)自己在各項測試中的結(jié)果都是偏中庸的。他想，這大概是跟不同脾氣的導演合作之后磨煉出來的性格。

剪輯影片之余，廖慶松喜歡讀書。公司里的同事曾調(diào)侃他“只要不在剪片，就是在抱著書看”。從中國古代的老莊、佛學、唐詩宋詞，到西方的心理學、管理學的典籍，他都有興趣去看。

他甚至還鉆研過一陣子營養(yǎng)學，“因為年輕時熬夜那么多，我怕我會暴斃啊”。

看著看著，這些書也融入了他的電影剪輯。在1989年，古詩詞幫他解決了侯孝賢拋過來的一個大難題——后來臺灣電影史上的經(jīng)典之作《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的攝影師陳懷恩在二十年后談起這部影片，還在念念不忘剪輯師的重要：“侯導的電影風格之所以能夠貫徹下去，關(guān)鍵在于廖慶松能夠接受他這樣去拍�！�

剛開始接過《悲情城市》的素材時，廖慶松是照著劇本一場場規(guī)規(guī)矩矩地剪的，后來發(fā)覺不對頭了：劇本上的兩百余場戲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場次，導演都沒有拍。

廖慶松幾乎以為這部影片剪不出來了。不過，面對一堆接不起來故事的素材，他靈光一現(xiàn)地想到了自己當時在讀的唐詩。

侯孝賢導演的影片鏡頭幾乎不動，遠遠地望著景物，畫面安靜而悠長，廖慶松發(fā)現(xiàn)，每一個鏡頭都像是一句詩。他甚至能從這“詩歌”的韻律中辨別出杜甫，三吏三別，那種流離顛沛的氛圍與《悲情城市》是一樣的。

他想到了“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古詩可以經(jīng)過這樣的倒裝，意思卻不受影響；他還想到了“遙憐小兒女，不解憶長安”，從這邊看過去，那邊又想回來，詩句本身就是無比精彩的剪接。

影片剪了整整四個半月，完成沒多久，他就與劇組踏上了去威尼斯影展的路途。也不知道為什么，廖慶松就有一種感覺，他對侯孝賢導演說：“我們會去拿獎�！�

頒獎那天，侯孝賢導演對他說：“小廖，好像都給你講對了”。1989年，在威尼斯電影節(jié)，《悲情城市》奪得了金獅獎。這是臺灣電影人第一次在世界三大電影節(jié)上得獎。

《悲情城市》也是廖慶松剪輯生涯的一個轉(zhuǎn)折點，他形容這種關(guān)于詩歌與電影的頓悟“好比是一下打通了任督二脈”。

“你看我剪接的影片有個人風格嗎？沒有的，我都是在尋找影片本身的樣子。” 他說。

從1998年起，他開始擔任侯孝賢多部影片的制片人，另外，他也在臺灣的一些大學內(nèi)兼課。

“現(xiàn)在我的時間，大概只有兩三成是花在電影的剪輯上�！绷螒c松說，但“最愛的，還是剪輯”。

臺灣出版過一本廖慶松的傳記，叫《電影靈魂深度的溝通者》，這書名出自他說過的一句話：“剪接對我而言，是深度溝通，深到你連靈魂都得交付�！�

廖慶松的腦海中一直有一個畫面。那是童年時，住在臺北市的艋胛地區(qū)的自己，在只容一輛車開過的碎石土路旁，童年的他帶著一頭一臉白撲撲的痱子粉坐在傍晚五六點的屋檐下，繪聲繪色地講著從廣播劇里聽來的故事，旁邊圍著一群聽得津津有味的小伙伴。

“那其實需要很多的想象力，可以鍛煉影像轉(zhuǎn)換的節(jié)奏，可以看到每個人投入的表情”，廖慶松說，“現(xiàn)在想來，那就是我最初被電影吸引、累積感覺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