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國楨(1899～1932) 又名鳳洲，字干卿，化名紀浩如、周國榮。陜西華州(今陜西華縣) 人。 　　1920年春考入華縣咸林中學，在進步教師魏野疇、王復生、王懋廷的影響下，接受新思想，會同潘自力、蘇士杰等同學發(fā)起組織學生自治會，開展讀書、講演、體育、編演新劇等活動。

　　1924年夏考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不久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參加創(chuàng)辦《新群》半月刊，宣傳馬克思主義，揭露帝國主義和直系軍閥孫傳芳的罪行。 　　1925年“五卅”反帝愛國運動中，參加游行示威，散發(fā)傳單。 　　1926年夏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同年秋經(jīng)中共旅莫支部批準轉(zhuǎn)為中共黨員。 　　1929年春奉調(diào)回國到陜西工作。此前，中共陜西省委和共青團陜西省委遭到嚴重破壞，幸存的張國藩等三名省委委員于3月1日在渭南固市召開黨團緊急聯(lián)席會議，決定成立中共陜西臨時省委。吉參加了這次會議，被選為臨時省委委員。在8月23日召開的臨時省委第二次常委會議上，決定吉擔任中共陜北特委書記。

　　吉到達陜北特委所在地榆林后，即召開特委會議，傳達中共六大精神，并根據(jù)省委指示和陜北的實際情況，提出繼續(xù)壯大黨團組織，深入開展農(nóng)民運動、學生運動和士兵運動的任務。 　　為了提高黨團干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和工作能力，他主持開辦黨團員訓練班。隨后，又派一批黨團員和進步青年相繼打入甘肅、寧夏駐軍騎兵第四師蘇雨生部和王子元部，協(xié)助劉志丹、謝子長開展兵運工作。為爭取陜北的地方武裝，還先后派十余名中共黨員進入駐守在宜川、延長交界處后九殿山的楊庚武部，建立中共組織，準備創(chuàng)建陜北農(nóng)村革命根據(jù)地。 　　1930年初，中共陜北特委遷到綏德。吉以綏德省立第四師范教員身份開展工作，給學生講授社會發(fā)展史、世界史、中國近代史和馬克思主義常識，使學生受到啟發(fā)和教育。他不僅經(jīng)常指導中共綏師特別支部(書記白如冰)的工作，而且在綏德縣城創(chuàng)辦了一所平民學校，吸收貧苦青少年參加學習，宣傳革命思想。還利用假期組織黨團員和進步學生回鄉(xiāng)作調(diào)查，發(fā)動農(nóng)民，在陜北各縣播撒革命種子。 　　在吉和特委的領導下，至1930年夏，陜北黨團組織遍及十余縣，黨團員達2000余人。此外，為開展兵運工作，還在陜甘寧邊界駐軍蘇雨生、王子元部和榆林高志清旅建立了中共秘密組織，黨團員發(fā)展到百余名。

　　1930年7月，中共陜西臨時省委在藍田縣鞏村小學召開擴大會議，決定改臨時省委為省委。吉出席了會議，被選為省委常委，分管組織，并兼任重建后的中共西安市委書記。期間，曾領導西安廣仁醫(yī)院醫(yī)生護工和省印刷局工廠及報社工人要求“增加月薪”、“改善生活”的斗爭，取得一定勝利。還主持開辦中共黨員訓練班，講授形勢、任務和工作方法等課；經(jīng)過短期培訓，將他們派往關中各地恢復被打散的中共基層組織，積極開展農(nóng)民運動和士兵運動。吉和省委的其他負責同志還先后派了十多名有經(jīng)驗的中共黨員干部打入楊虎城部，建立與擴大中共組織，教育和爭取了一批愛國官兵站到革命方面來，擴大了中共所掌握的武裝力量。 　　1931年2月中旬，吉受命赴上海向中共中央?yún)R報陜西工作。4月，他向中共中央遞交了由他執(zhí)筆起草的長達四萬余字的書面匯報。

　　這時，中共和共青團河南省委再一次遭到大破壞，主要領導成員相繼被捕犧牲。中共中央決定派吉去河南，重建中共領導機構(gòu)。 　　5月6日吉到開封，很快組建了新的中共河南省委，并任省委書記。他不顧人地兩生，有時因找不到鋪保只能滯留旅館的險惡環(huán)境，全身心地投入恢復和發(fā)展因省委遭受大破壞而蒙受嚴重損失的各地中共組織。 　　經(jīng)過他和省委其他領導同志的共同努力，到同年10月，省委下屬已有兩個市委、一個特委、三個中心縣委、九個縣委和十一個直屬特別支部。

　　然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統(tǒng)治的中共中央，卻認為河南省委領導很弱，對群眾斗爭領導不力，決定改組河南省委，仍以吉為書記。改組后的河南省委，立即著手對剛恢復的各地中共組織進行整頓，并加強對各地中共組織的巡視。 　　為解決干部缺乏問題，吉主持開辦了兩期干部流動培訓班；為配合鄂豫皖蘇區(qū)的反“圍剿”斗爭，吉和省委加強了對平漢鐵路和鄭州紗廠、孝義兵工廠等大型廠礦工人運動的領導，以及對豫南、豫西兵運工作的指導。 　　“九一八”事變后，吉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接連發(fā)出《河南省委緊急通告》《為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滿洲的宣言》，號召全省勞苦大眾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國民黨出賣中國。 　　過度勞累，起居無定，終于使吉病倒了，當年冬曾一度偏癱臥床。 　　1932年6月，病愈后的吉國楨，赴上海出席中共中央召開的北方各省代表會議。 　　為貫徹會議通過的《開展游擊運動與創(chuàng)造北方蘇區(qū)的決議》，吉在會后趕回開封，兩次召開省委常委會議，不顧河南實際情況，把開展游擊戰(zhàn)爭確定為省委工作重點，特別要求豫北的沁陽、濟源和豫中的葉縣、臨潁等地必須立即開展游擊活動，以創(chuàng)造北方新蘇區(qū)。各地中共組織根據(jù)省委指示“在條件尚不具備的情況下進行的毫無勝利希望的武裝暴動和游擊活動先后失敗”(《中共河南黨史》(上卷) 第239頁)，“黨組織連遭破壞”，“省委機關被迫由開封遷至鄭州” (《中國共產(chǎn)黨組織史資料》第二卷(下)第19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