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鈴木服志愿兵役一年，復員后云游日本西部各地，拜師習武。兩年后返回東京，因其時正逢方圓社分裂，他便改換門庭，拜在本因坊秀榮名人門下。秀榮深愛其才，將他一躍升為三段�？芍^青眼有加。1907年，秀榮去世后，為爭繼承權(quán)坊門內(nèi)訌激烈，鈴木左右為難之下，于是干脆重回方圓社。

　　明治四十三年，鈴木為次郎晉升四段。這期間，他在新聞棋戰(zhàn)中連戰(zhàn)連勝簡直所向無敵，就連秀哉名人也懼他三分。是故鈴木被報界冠以“旭將軍”之美稱，意為如旭日東升，光芒萬丈。但說來有趣，鈴木如此厲害，卻也有一個克星，此人便是野澤竹朝。鈴木對野澤的戰(zhàn)績奇差，最慘的時候手合竟被降至先二。

　　1914年鈴木棄弈從商，此后幾年中，他曾兩赴新加坡、馬來西亞經(jīng)營橡膠園，但大約他命中注定就是下棋的命，在這兩次經(jīng)商的嘗試中鈴木都是大敗而歸。萬般無奈鈴木只好回國重操舊業(yè)，繼續(xù)做他的棋士。按常理說，經(jīng)過如此這樣一番折騰，他在棋界想回復當日雄風已是千難萬難，但此人到底是有棋才，重歸棋界后竟然棋藝不見衰退，還在大正八年升至六段。

　　此后幾年，鈴木一直活躍在日本圍棋的最前線，既是棋手也是活動家。

　　1922年他與雁金準一、高部道平、瀨越憲作四位六段組成裨圣會。

　　1923年與女流棋士田岡秀子(1900--1949)結(jié)為連理。

　　1924年他參加了日本棋院的創(chuàng)建，但不久后即退出，與雁金準一、高部道平、加藤信、小野田千代太郎五段共五人組成了棋正社。直到十八個月后才重新返回日本棋院。

　　1926年鈴木為次郎被日本棋院推舉為七段。此時，賦閑多年的野澤竹朝提出要以七段身份的參加“院社對抗戰(zhàn)”，由于昔年那一段過節(jié)，鈴木于是跳出反對。野澤聞言大怒，二話不說就向鈴木發(fā)出十番爭棋的戰(zhàn)書。昭和二年(1927)這番大戰(zhàn)揭幕。這也是進入昭和時代后日本棋界的第一次升降十番棋。這次十番棋歷時三年，到昭和六年，野澤病體再也無法堅持，當他帶病下完第九局（本局弈和）后，終于抱憾謝世。鈴木以五勝二負二和獲勝，終于一雪十余年前之恥。

　　1942年與瀨越憲作、加藤信同時被推舉為八段。

　　1957年日本棋院授予名譽九段。

　　1960年受“紫綬褒章賞”。同年十一月因腦溢血去世。享年七十七歲。

　　最值得他驕傲與自豪的是與秀哉的對戰(zhàn)成績。據(jù)記載，鈴木與秀哉的對局遺譜共十三局，其中：受二子十局八勝二負，受先三局全勝，總成績十一勝二負，可謂占據(jù)壓倒優(yōu)勢。他和瀨越憲作同為當時日本棋界極少幾位執(zhí)黑對秀哉勝多負少的棋士。所以，在當時就有鈴木是秀哉克星的說法。但由于秀哉名人身份所限，加上日本棋院成立后引起交手棋份的重新改變，鈴木和瀨越都沒有等到執(zhí)白與秀哉對局的機會，一直為此耿耿于懷。

　　而作為圍棋教育家，鈴木取得的成就更是巨大。他門下只有六位弟子，以數(shù)量而言算不得桃李滿門，但其中成器者卻著實不少：一直與吳清源先生并稱、并且后來以創(chuàng)辦木谷道場聞名的木谷實自不必多說；此外，關山利一是第一屆本因坊戰(zhàn)的冠軍；島村俊廣號稱“棋壇忍者”，以獨特的“后發(fā)制人”的圍棋美學著稱；半田道玄是戰(zhàn)后日本第一批九段棋手，曾獲得過“王座”戰(zhàn)冠軍；而鈴木五良、鈴木政春等人也在圍棋專項研究領域有著獨到的建樹。

　　鈴木為次郎的圍棋教育思想與瀨越憲作先生完全不同，他所提倡的是“求道”的精神，他認為，對于一個棋手而言，最重要并不是天才，而是一種對圍棋的執(zhí)著信仰，只要有這種精神，即便最終不能取得很好的比賽成績，但也可以做一個于圍棋有意義的棋手。這種厚重、富于理想色彩的圍棋思想在后來的木谷道場得到了發(fā)揚光大——誠，我們今天一提木谷道場總會想到趙治勛、小林光一、武宮正樹這些頂尖高手，而事實上，木谷道場更多的是培養(yǎng)了一大批默默無聞的職業(yè)棋手，他們可能從沒有在大賽中獲得什么成績，但他們卻實實在在地充實了"日本圍棋"這個蘊籍豐富的概念。2000年，日本專門舉行了木谷一門總段位突破五百段的慶祝大會，很多媒體在對此進行報道的時候紛紛稱木谷實是日本圍棋的"教父"，但事實上，這個稱謂送給鈴木為次郎可能是更貼切的。

　　鈴木為次郎最有名的著述是《圍棋大辭典》三卷，此外還有《新撰圍棋全集》（兩卷）、《定式小辭典》等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