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加維爾托夫，1896年1月2日出生于比亞利斯托克。后為躲避戰(zhàn)亂隨父母來到了圣彼得堡，在這里他結(jié)識了馬雅可夫斯基，并接觸到未來主義運動。維爾托夫從學生時代就開始寫幻想小說和詩歌，未來主義運動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來，他學習音樂，并成為一名未來主義流派的音樂家，1916年，維爾托夫創(chuàng)立了“聽覺實驗室”，對聲響剪輯進行試驗。1920年代初，維爾托夫成為蘇聯(lián)最早的新聞紀錄片《電影新聞周訊》的編輯。內(nèi)戰(zhàn)期間，《電影新聞周訊》成為一個重要的傳播工具，來自全國各地的電影素材被立刻剪輯成《電影新聞周訊》，然后由宣傳火車傳播到全國各地。通過剪輯新聞片，維爾托夫制作了最早的歷史長片《內(nèi)戰(zhàn)史》，還導演了幾部紀錄片，并創(chuàng)辦了一種不定期播放的雜志片《電影真理報》。

經(jīng)過這些實踐，維爾托夫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電影理論。1923年，他發(fā)表了名為《拋棄戲劇式電影制作方法》的文章，提出了“電影眼睛”的理論。他把攝影機比作人的眼睛，主張電影工作者手持攝影機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強調(diào)對現(xiàn)實的即興觀察。但維爾托夫并不反對蒙太奇，他強調(diào)將電影觀察的素材加以組織，從而引導觀眾達到明確的思想結(jié)論。有聲電影的出現(xiàn)使維爾托夫把他倡導的“電影眼睛”和“無線電耳朵”的理論結(jié)合起來，形成音畫對位的蒙太奇。1931年，維爾托夫拍攝了《頓巴斯交響樂》，受到卓別林的賞識�！蛾P(guān)于列寧的三支歌》是維爾托夫的又一杰作，表現(xiàn)了“從過去到將來、從奴隸生活到自由生活的全部過程”。1937年，維爾托夫拍攝了《搖籃曲》。此后，他的理論受到猛烈的攻擊，一直到1954年2月12日故去，維爾托夫再也沒拍過自己的電影，只拍了幾部作為任務的影片。

1916年至1917年間，維爾托夫建立了一個“聲音實驗室”，試驗聲音的各種蒙太奇效果，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給自己起了迭加?維爾托夫這個筆名。Dziga和Vertov這兩個詞都含有旋轉(zhuǎn)的意思，Dziga Vertov這個筆名預示了維爾托夫日后像陀螺一樣高速旋轉(zhuǎn)的電影生涯。十月革命后，維爾托夫加入了莫斯科的電影委員會，并當上了新聞片“電影周刊”（Kino-Nedelia）的編輯。在擔任編輯期間，維爾托夫不僅加深了對電影的認識，而且還從堆積如山的素材中剪出兩部文獻紀錄片，《革命周年紀念》（1919年）和《內(nèi)戰(zhàn)史》（1921年）。在這里，維爾托夫遇上了一位熱心的剪輯員斯維洛娃（Yelizaveta Svilova），這位年輕漂亮的姑娘日后成了他忠誠的妻子和幫手。 

1922年戰(zhàn)亂平息后，西方的故事片大批出現(xiàn)在蘇聯(lián)的電影海報上，維爾托夫?qū)�這些虛構(gòu)的電影很是反感，覺得它們是生活廉價的替代品，和宗教一樣都是麻痹人民的鴉片。這時，維爾托夫開始以“三人委員會”（troika）為名義發(fā)表宣言，他在宣言中說，“電影的軀體已經(jīng)被習慣的劇毒麻醉了。我們需要機會在這垂死的機體上做一次實驗，以尋找解毒的良方”。維爾托夫的三人委員會實際上是一個家庭電影小組，其成員是維爾托夫，他的妻子斯維洛娃，他的弟弟米哈伊?考夫曼。1922年5月，三人小組創(chuàng)辦了一份《電影真理報》（Kino-Pravda），這是一種按月發(fā)行的新聞電影，間或也出產(chǎn)一兩部具有正片長度的紀錄片，它們由火車送往各地放映�！半娪罢胬韴蟆边@個名字來自于列寧1912年創(chuàng)辦的《真理報》（Pravda），它宣示了維爾托夫這樣一個電影理念：無產(chǎn)階級電影必須以真實為基礎(chǔ)。

《電影真理報》的放映一直持續(xù)到1925年。在這三年里面，三人小組在一個老鼠成群的地下室里廢寢忘食地工作。維爾托夫的妻子負責剪輯，弟弟米哈伊負責攝影，維爾托夫自己擔任總指揮。米哈伊是個攝影狂，從早到晚扛著攝影機四處轉(zhuǎn)悠。他從不征求被攝人的同意，經(jīng)常是躲在一個隱蔽的角落里，把市場、工廠、學校、酒店和大街上的活動給偷拍下來。這是一個充滿生機和希望的時代，攝影師和導演無需刻意安排，就能在生活中發(fā)現(xiàn)無窮無盡的內(nèi)容。攝影機成了時代的見證和生活的眼睛，與此同時，一個新的術(shù)語“電影眼睛”逐漸醞釀成型。隨著時間的推移，“三人委員會”的規(guī)模擴充了，有了更多的支持者，這時，“電影眼睛人小組”（Kinoki team）成立了。1923年7月，維爾托夫發(fā)表了他著名的宣言《電影眼睛人：一場革命》。

維爾托夫?qū)﹄娪罢Z言的“清理”，表面上看起來和愛森斯坦一樣只是在追求一種純凈的形式，骨子里卻暗含著對紀錄精神的堅持和對“主題先行”的反對。在斯大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維爾托夫的這種觀念是危險的，它無疑帶有“反計劃”的嫌疑。從1928年開始，凡是申請紀錄片項目和經(jīng)費，都要提前準備一份詳細的“劇本”。這對于維爾托夫來說幾乎是無法容忍的，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怎么可能在進入生活以前，提前知道他要尋找的和記錄下來的是什么“真理”呢？為了繼續(xù)他的工作，維爾托夫不得不做出了某種妥協(xié)。但是，他到底找準了一個機會，拍攝了一部醞釀已久的電影：《帶電影攝影機的人》（1929年）。這部經(jīng)過精心剪輯的紀錄片是維爾托夫電影眼睛理論的直觀表現(xiàn)，是以膠片的形式發(fā)表的一份宣言，它沒有劇本，沒有布景，沒有字幕，也沒有演員道具，它是一場尋找“真正的國際化的絕對語言”的實驗，同時也是對電影眼睛人工作方式的一種示范。  

維爾托夫是蘇聯(lián)電影界最早使用聲音的人。60年代法國新浪潮運動中的“真理電影”就受到維爾托夫“電影眼睛”理論的影響。電影眼睛派是由維爾托夫于20世紀20年代初提出并在創(chuàng)作中付諸實踐的理論。他把攝影機比作人的眼睛，主張電影工作者手持攝影機出其不意的捕捉生活，實景拍攝甚至偷拍、強拍，反對場面調(diào)度、劇本、演員和攝影棚，也就是反對故事片。雖然維爾托夫的“電影眼睛”理論強調(diào)對現(xiàn)實的即興觀察，但并不是單純的攝錄現(xiàn)實。他強調(diào)將電影觀察的素材加以組織，從而引導觀眾達到明確的思想結(jié)論。他對“電影眼睛”的解釋是“用紀錄手段對可見的世界作出解釋”。維爾托夫并不反對蒙太奇，他將電影眼睛稱為蒙太奇的“我看”，他認為影片組織的基本手段就是蒙太奇。他將蒙太奇的功能確定如下：選擇電影觀察的最重要的瞬間，將這些觀察按照聯(lián)想的原則加以聯(lián)接，有節(jié)奏的組織素材以加強其情緒感染力，并通過鏡頭畫面與字幕（政治口號）的結(jié)合來解釋拍攝在膠片上的事件的政治意義。維爾托夫在自己周圍團結(jié)了一批紀錄電影工作者，組成了所謂的“電影眼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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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o-pravda no. 4 (1922)

　　Kino-pravda no. 3 (1922)

　　Kino-pravda no. 2 (1922)

　　Kino-pravda no. 1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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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 pesni o Lenine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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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staya chast mira (1926)

　　Shagay, sovet!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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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staya chast mira (1926)

　　Shagay, sovet! (1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