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時期，1924年3月到 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yè)后留校，在教導團任排長。10月參加平定廣州商團叛亂的戰(zhàn)斗。1925年參加討伐軍閥 陳炯明的兩次東征，以及平定軍閥 楊希閔、劉鎮(zhèn)寰叛亂的作戰(zhàn)。11月調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后通稱 葉挺獨立團）任參謀，并擔任中共獨立團黨支部干事會成員、組織干事。1926年在北伐戰(zhàn)爭中參加汀泗橋、賀勝橋等重要戰(zhàn)斗。1927年春調任國民革命軍第24師70團1營營長。5月在河南參加大敗奉軍的上蔡戰(zhàn)役，戰(zhàn)后升任70團團長。

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1927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南下途中指揮所部參加會昌戰(zhàn)斗。起義軍在潮汕失利后，與24師黨代表 顏昌頤率余部1000余人到惠陽中洞，在中共東江特委領導下，部隊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2師（又稱紅二師）第4團，先后任團長、師長兼團長。10月底，在農民武裝配合下，攻占海豐、陸豐縣城，取得海陸豐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1928年1月，率兩個團出擊紫金、五華，拔除地主武裝據點，開展土地革命，擴大紅色區(qū)域。5月率部與紅4師一起反攻海豐縣城。7月任中共東江特委軍委委員。同年冬，海陸豐斗爭失利，1929年初離開東江，經香港赴上海。6月奉中共中央指示到 湘鄂西革命根據地，任中共湘鄂西前委委員，負責軍政訓練班的工作。1930年10月任紅4軍參謀長，后調湘鄂邊革命根據地，任教導1師參謀長、獨立團參謀長，中共湘鄂邊特委委員，與王炳南等率部堅持湘鄂邊游擊斗爭，參與指揮湘鄂邊反“圍剿”作戰(zhàn)。1932年9月，率部掩護湘鄂邊特委機關突破敵軍重圍，到達湖北省洪湖革命根據地的江陵、沙崗一帶。10月在“左”傾機會主義者推行的肅反中被誣陷錯殺，時年38歲。

1954年5月，被追認為革命烈士，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給其家屬頒發(fā)了由毛澤東主席簽署的《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為了紀念董朗，龍泉驛區(qū)建有董朗塑像，現已遷至龍泉長松寺烈士陵園。簡陽和成都人民將永遠銘記烈士的功勛。在廣東省海豐縣紅宮展覽室里陳列著他的革命斗爭事跡。紫金縣還為其建立了紀念墓碑。

“五四”運動后，董朗思想日益進步，1920年，他辭別家人來到上海，到上海大中華紗廠做工，并開始參加工人運動。

1924年，董朗考入黃埔軍校，畢業(yè)后留校。1925年，隨周恩來第一次“東征”。

1925年6月19日，廣州數十萬工農兵群眾為聲援上海人民的“五卅”反帝斗爭，在中共兩廣區(qū)委和 周恩來同志的領導下，舉行了著名的省港大罷工。23日，身著各色服飾的10萬工農兵群眾，手舉“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打倒軍閥!”“支援上海人民反帝斗爭!”的旗幟，在廣州的大街上舉行了反對英帝國主義的示威大游行。在示威游行隊伍的前后左右，一支2000多人的工人武裝糾察隊，雄赳赳氣昂昂地擔任著巡邏和安全保衛(wèi)工作�？匆娺@支訓練有素、紀律嚴明、威武雄壯的隊伍，知情者都從心眼里佩服訓練他們、組織他們的黃埔軍校教官，1923年入黨的共產黨員董仲明同志(董朗)。鑒于董仲明的卓著成績，他出席了“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并榮獲了“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紀念章”。

1925年11月，以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黃埔軍校學生為骨干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成立，葉挺任團長，改名董朗的董仲明調任團參謀，并擔任黨支部組織干事。

獨立團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一支正規(guī)軍，直屬中共兩廣區(qū)委、軍委領導，直接向周恩來匯報、請示工作。

1926年5月，獨立團奉命作為北伐軍的先鋒，從廣東開赴湖南北伐戰(zhàn)爭前線。

董朗協(xié)助葉挺取得了攸縣、平江戰(zhàn)役的勝利，先后占領了賓陽、汀泗橋、湖北咸寧城和賀勝橋，打開了武漢最后一道大門。

1926年10月，北伐軍攻下武漢，建立了國民政府。

1927年春，獨立團進行整編，組成二十四師，葉挺任師長，董朗調任七十團一營營長。5月14日，二十四師七十團在河南上蔡縣西南與奉系軍閥張作霖部的富雙英旅接戰(zhàn)。激戰(zhàn)兩天，七十團占領了上蔡以北的戰(zhàn)略要地西洪橋。

為了奪回西洪橋，奉軍調來了第六旅、騎兵團及炮兵增援。為了保住陣地，董朗率一營英勇作戰(zhàn)，主動出擊，不幸中彈負傷。但他不顧傷痛，率戰(zhàn)士們勇猛沖殺，消滅了敵援軍，直逼富雙英投降。

西洪橋戰(zhàn)斗剛結束，身負槍傷的董朗又指揮部隊前進，與兄弟部隊一道包圍上蔡之敵，很快攻占了上蔡縣城。

6月初，北伐軍回師武漢，董朗受到嘉獎，旋即升任七十團團長。

1927年7月25日，董朗率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七十團由九江開赴南昌，準備參加南昌武裝起義。

7月30日下午2時，董朗奉命到師部參加軍事機密會議。他與全師四十多位團、營級軍官與師部成員聚集在一起，聚精會神地靜聽葉挺同志傳達中央決定：國共分裂了，只有舉行武裝起義，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才是唯一的出路。接著，董朗與大家一起認真研究了徐參謀長部署的作戰(zhàn)任務。

8月1日凌晨2時整，“叭!叭!叭! ”清脆的槍聲劃過南昌城的夜空，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南昌起義爆發(fā)了！

剎那間，南昌城槍聲大作，喊殺聲震天。董朗親率七十團主力神速撲進百花洲敵憲兵營。酣睡中的敵人還未清醒過來，就被繳了械。

與此同時，以周恩來為首的前敵委員會領導約三萬人的起義軍像潮水一樣從四面八方撲向一萬多敵人，經過四個多小時的激戰(zhàn)，起義軍殲敵五個整團兩個新兵團共三千余人，繳獲步槍五千余支。

8月1日6時許，勝利的紅旗在起義總指揮部的五層大樓上高高飄揚。董朗和身著藍灰色軍裝、項系紅領巾的起義將士，迎著曙光，雄赳赳、氣昂昂地行進在南昌的大街上。

8月5日，起義軍按中央原定計劃離開南昌，南下廣東，希冀恢復和發(fā)展廣東革命根據地，重新舉行北伐。

身為十一軍二十四師七十團團長的董朗率自己的團隊隨起義軍南下。在無挑夫、少給養(yǎng)而又戰(zhàn)事不斷的情況下，溽暑行軍，軍隊疲憊不堪，傷病相繼，部隊嚴重減員。這時，董朗不僅要率兵行軍打仗，還不時趕前跑后，發(fā)動干部、骨干，做士兵的思想工作，穩(wěn)定部隊情緒。

1927年10月3日，起義軍主力——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第十一軍二十四師，第二十軍十二師經揭陽到達流沙鎮(zhèn)(今廣東普寧)，前委在天后廟召開緊急會議(流沙會議)。周恩來雖生病發(fā)著高燒，仍抱病傳達了中央指示，并根據起義軍實際，作出決定：集中武裝人員進行整頓，撤退到海陸豐……

會議剛結束，起義部隊就在普寧的烏石地方遭敵陳濟棠的十一師和徐景唐的十三師的聯(lián)合伏擊。跟隨前委的機關和部隊也被敵人壓在一個四面皆山的小盆地里，情況萬分危急。周恩來抱病從容地與 賀龍、葉挺等同志一起指揮部隊迎敵。就在這緊急關頭，董朗挺身而出，大喊一聲：七十團的戰(zhàn)士跟我往外沖啊!只見身材魁梧的他揮動駁殼槍，指揮部隊帶頭向敵人發(fā)起了沖擊。

一場惡戰(zhàn)后，領導機關與部隊突出了重圍，部隊損失嚴重，余下的大部被打散，并與首腦機關失掉了聯(lián)系。怎么辦?董朗果斷地作出決定：根據流沙會議的精神，收集余部，高舉義旗，向海陸豐前進。

途中，董朗義正詞嚴地訓斥和處決了敵軍派來的勸降者，帶領收集起來的二十四師一千二百余人的部隊艱苦轉戰(zhàn)，甩開了敵人的追擊，到達了海陸豐的東江農民自衛(wèi)軍防地激石溪根據地。接著又參加了攻打封建堡壘南嶺的戰(zhàn)斗，并進駐海、陸、紫三縣邊區(qū)根據地中峒。

在中峒，東江特委整編了部隊，按廣東省委指示，整編后的部隊為工農革命軍第二師四團。不久，又改稱為工農紅軍第二師，簡稱紅二師，任命董朗為師長(兼四團團長)。

這期間，南昌起義領導人周恩來、葉挺、聶榮臻等到達陸豐南塘。當恩來同志聽到陸豐縣農會負責人說董朗率部到達激石溪根據地的時候，高興地說： “這就好了，革命軍隊和革命群眾相結合，南昌起義的革命火種，又要在海陸豐燃燒起來。”

董朗抵達海陸豐后，與海陸惠紫八縣軍民一道艱苦奮戰(zhàn)，取得了海陸豐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完全勝利，建立了總人口為兩百萬的蘇維埃政權，鎮(zhèn)壓了反革命，打擊了反動地主豪紳；開展了土地革命，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使廣大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思想上獲得了解放。董朗還指揮紅二師指戰(zhàn)員與根據地人民一道創(chuàng)立勞動銀行，發(fā)展工農業(yè)生產，統(tǒng)管鹽業(yè)運銷，開辦學校、醫(yī)院，修筑道路，出版書報，駁斥敵人對紅色政權的造謠詆毀，充分發(fā)揮了槍桿子改造社會的首創(chuàng)作用。

在海陸豐，董朗指揮紅二師攻打下反共的封建堡壘南嶺，又率部與中央政治局委員、東江特委書記彭湃親率的紅四師互相配合，先后取得了赤石、普寧、葵潭之戰(zhàn)的勝利，使紫金、惠陽、海豐、陸豐、惠來和普寧等六縣的紅色區(qū)域連成一片，并打通了(東)與潮汕工農武裝的聯(lián)系……

1929年5月前后，撤離海陸豐抵達上海的董朗與陳賡同志并肩戰(zhàn)斗，擔負著保衛(wèi)黨中央的特殊使命。

6月，董朗以中央軍委特派員身份離滬赴湘鄂西蘇區(qū)，成為湘鄂西前敵委員會委員，負責軍政訓練工作。10月初，受命擔任紅四軍參謀長，協(xié)助賀龍軍長指揮游擊戰(zhàn)爭。后又擔任江左軍總指揮、紅三軍教導一師師參謀長和湘鄂邊獨立團參謀長。

在湘鄂西，董朗與賀龍、周小康、陳協(xié)平、王炳南等同志一道帶領紅軍浴血奮戰(zhàn)，粉碎了蔣介石以洪湖為重點，分三期“圍剿”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陰謀。

1931年12月底，董朗協(xié)助王炳南總結了第三次反“圍剿”初期，在軍事上步步設防、處處被動的教訓，決定采取長途奔襲、攻其不備、速戰(zhàn)速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戰(zhàn)術方針，以靈活機動的游擊戰(zhàn)打擊敵人。

董朗與各游擊隊緊密配合，于1932年1-2月，巧妙運用游擊戰(zhàn)打擊敵人，接連取得了三戰(zhàn)三捷的重大勝利。使湘鄂邊在第三次“圍剿”中失去的部分蘇區(qū)得到恢復，還在桑植、慈利、鶴峰三縣邊界建立了一些新的區(qū)、鄉(xiāng)蘇維埃政府。

遺憾的是，1932年秋，董朗在湘鄂西肅反中被錯殺，年僅38歲。

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給其家屬頒發(fā)了由毛澤東主席簽署的《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為了紀念董朗，龍泉驛區(qū)建有董朗塑像，聶榮臻元帥為其親筆題詞“董朗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