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寧宗嘉定年間(1208—1224年)，宋金之間雖然表面上有“紹興和議”、“隆興和議”維持著屈辱而脆弱的和平，實際上大小戰(zhàn)事從不間斷，而楚淮之地正是雙方“戰(zhàn)御攻守必先于此”的戰(zhàn)略要沖。嘉定八年(1215)，應純之在朝廷公開“遴選能臣”時被委以楚州太守的重任。到任后應純之才發(fā)現(xiàn)，偌大的楚州幾乎是一座空城。原來當?shù)匕傩詹豢敖鸨�的不時襲擾，很多都已背井離鄉(xiāng)，南遷避亂去了，留下的也輕易不敢出門營生，致使耕田荒廢、街市清冷。面對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局面，應純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親自帶領屬員把一座破敗的廟宇整修成儒學校舍，通過崇儒術、興學校來安定民心；其次是增筑加固城墻，在各要害處設觀察哨和烽火臺，并加寬挖深護城河；三是針對楚州東北方向地勢平坦，難以布防的特點，動員軍民開鑿“管家湖”，設置斗門水閘，使湖蕩回還相連，變平地為天險。同時還于湖畔修建“水教亭”，利用“管家湖”教習舟師；四是督導各府縣組建民團，忙時農(nóng)耕，農(nóng)閑則操兵習武，互為呼應抵抗小規(guī)模的金兵襲擾。通過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使楚州的百姓得以安居樂業(yè)，外逃的百姓也紛紛回遷。金兵多次想進攻楚州城，都因無懈可擊而作罷。

應純之在楚州的作為不僅深孚民望，而且也贏得了寧宗的信任和倚重。嘉定十年(1217)，應純之兼任東京經(jīng)略按撫使，節(jié)制淮東河北軍馬，并許便宜行事。集軍政大權于一身后，應純之不再固步于防御，而是積極備戰(zhàn)、伺機收復被金國蠶食的宋室江山。在已被金國占領的濰州，農(nóng)民出身的李全拉起一支隊伍嘯聚山林，因這支隊伍的人都穿著紅色的衲襖，因此稱為“ 紅襖軍”。“紅襖軍”不僅打家劫舍、寇掠州縣，又處處與金兵作對。應純之認為這是一支可以加以團結改造、聯(lián)合抗金的力量，就設計招降。他一面派出大將高忠皎帶兵把“紅襖軍”圍困起來，一面派出有德望的鄉(xiāng)紳去做說服工作。李全本來就十分敬佩在金兵中都有“應爺爺”之稱的經(jīng)略公，又迫于形勢，很快就答應率部歸正了。“紅襖軍”的歸順使應純之聲勢大振，各地豪強義軍紛紛投于麾下。而此時的金國卻在蒙古大軍的步步進逼下疲于應付，并不得不把都城從中都(北京)遷到汴京(開封)，版圖只剩下黃河以南的一部分，靠著黃河天險茍延殘喘。在這樣的形勢下，素有收復中原之志的應純之多次向朝廷奏報，陳明敵我態(tài)勢，認為收復中原的時機已經(jīng)成熟，希望朝廷下決心北伐。但把持朝政的奸相史彌遠卻把開禧二年(1206)韓佗胄進行軍事投機而發(fā)動的所謂北伐的失敗，看成是不可重蹈的教訓，堅決不同意應純之的北伐之請，而只同意把李全等歸附的義軍收編為忠義軍，歸應純之節(jié)制。

事實上，當時的金國正如應純之在給朝廷的奏報中分析的那樣，在蒙古鐵騎的強大壓力下已幾乎陷于絕境，如趁機出兵，金國根本無力應戰(zhàn)。但史彌遠懼首畏尾的偷安思想不僅錯過了收復中原的最佳時機，而且還使金國統(tǒng)治者更加看穿了宋朝的軟弱可欺。為解決國用不足等困境，便想北面損失南面補，不斷給寧宗施壓，索要的“歲幣”不斷加碼。即便如此，金國想南侵卻難以逾越應純之精心經(jīng)營的楚州這道門戶。于是金宣宗派密使收買恐嚇膽小怕戰(zhàn)的史彌遠，誣說應純之在楚州經(jīng)常向大金國挑釁，如果不把應純之調(diào)離楚州，金國就要傾舉國之兵與宋朝開戰(zhàn)了。這樣的空言恐嚇居然真的嚇住了史彌遠，嘉定十六年(1223)，史彌遠假稱應純之駐防楚州有功，特升任為兵部侍郎兼東經(jīng)略使，改鎮(zhèn)東廣。應純之雖明知這次升遷是史黨陰謀，但皇命難違，只好領旨上任。

東廣的情形與應純之剛到楚州上任時差不多，只是東廣的寇匪之患更加猖狂，剽劫郡邑、危害地方更加肆無忌憚。應純之采取擒賊先擒王的方略，設計將幾個流寇的大頭目生擒正法，很快就消除了猾寇之禍。但還沒等應純之在東廣施行像楚州那樣安民強軍的整治，宋金之間多年的僵持局面已因蒙古主力西征而徹底打破。嘉定十七年(1224)，金宣宗利用蒙古放松對金進攻的時機，集中兵力大舉南侵。而到東廣上任還不到一年的應純之此時還沒來得及與防區(qū)的守將理順關系，面對金兵的強大攻勢，那些守將根本不聽節(jié)制，反而“望風奔遁”。應純之只好親率所部拼死抵抗，雖擊退了金兵的一次次進攻，終因“ 兵少援絕”， 力戰(zhàn)而死。

應純之英勇殉國使朝廷震動，為表彰他的忠勇，宋寧宗派特使為應純之主持盛大的歸葬儀式，因應純之的腦袋已被殘忍的金兵割去向金主標功，朝廷還特鑄了一顆金頭陪葬。一代抗金名將至此魂歸故里，供后人追思憑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