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汪紱

　　性別：男

　　出生年月：1692年

　　國籍：中國

　　時代：不詳

　　籍貫：不詳

　　民族：漢族

　　身份：文人

　　生平著述共兩百余卷，著有《易經(jīng)詮義》十五卷，《書經(jīng)詮義》十三卷，《詩經(jīng)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禮記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jīng)章句或問》二卷，《樂經(jīng)律呂通解》五卷，《樂經(jīng)或問》三卷，《讀陰符經(jīng)》一卷，《讀參同契》三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二卷，《儒先晤語》二卷，《山海經(jīng)存》九卷，《理學逢源》十二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六禮或問》六卷，《讀困知記》二卷等書。

　　1·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

　　2·《清史稿·儒林傳》

　　3·《徽州府志·儒林傳》

　　 汪紱，清乾隆年初諸生。時為東南名儒，學識淵博。汪紱生平清苦，精研不綴，然不尚舉業(yè)，只為師授徒。自幼天資聰穎，初由母親江氏口授《四書》、《五經(jīng)》，八歲全部成誦。從此讀書稟母教導，不曾從師讀書。及二十三歲母親病逝，汪紱聞聽父親淹滯金陵，前往投奔，然為父親所不容。只好歸鄉(xiāng)葬母，無法自活，到江西景德鎮(zhèn)畫碗為傭，并不綴讀書。二十七歲開始從事師業(yè)授徒，教讀于楓領（今福建浦城），直至六十八歲病逝前三月依然于安徽休寧縣藍渡學館中著書論學，一生未經(jīng)仕途。

　　其論學，認為：“學不可不知要。然所得要，正須從學得多后，乃能擇出緊要處”。讀《易》認為：“易理全在象數(shù)上乘載而來。”讀《春秋》則嘆：“《春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認為：“既當執(zhí)其文，猶當深其意，陳其儀而不知其意，一祝史之事耳�！蓖艏浹葬t(yī)已非言脈訣、藥性、醫(yī)方等，而另辟溪徑，“言醫(yī)之不易言也”，以期“學為醫(yī)者”。而其樸素唯物論亦見之于《物詮》，謂“天地萬物賾不可窮，乃觀其源焉，而天地萬物于是乎在�！贝髮W士朱筠贊其“學體勘精密，貫徹內(nèi)外，毫厘必析，由不欺以至于至誠。偶設一喻，能使盲者察、愚者明�！币蝗纭对婍嵨觥分^：“后世執(zhí)今以疑古，因而紛紛更變，徇今為式，將去古日遠，遺音不傳，而休文之旨不白，吾滋懼焉。”其治學精神可略窺一斑。汪紱一生學識博雜，不僅為徽派樸學大師，而學識旁及樂律、天文、輿地、兵法、術數(shù)、醫(yī)藥、卜筮等各門類，究其因，唯其聰穎好學而外，更因之治學理念，一以求知更求其理，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舍末求本，溯委知源，此學問真道也！其《醫(yī)林纂要探源》序中如此抨擊：“不患人不知書，而患在多知書，而究不知書；不患人不知醫(yī)，患在多知醫(yī)，而究不知醫(yī)，何則？共末其委則似，而其本其源則已失之�！贝四送艏泜鞯朗跇I(yè)、著者立說之精髓要義也。

　　汪紱歿后，門人余元遴刊其書，并上之督學朱筠，以應求書之詔，旋檄府建主祔祀紫陽書院。汪紱學行收錄于《清史稿·儒林傳》、《徽州府志·儒林傳》、《安徽通志·儒林傳》。江永曾高度評價汪紱“志高識遠，脫然韁鎖之外，殫心不朽之業(yè)藏名山”

汪紱、江永二人的書信往還，始于乾隆元年（1736）。是年，汪紱45歲，江永56歲。歲暮，汪紱由浙江楓溪館返里，首先致書江永，拉開了二人書信往還的序幕。

在《與江慎修書》中，汪紱主要表達了四層意思。一是表明致書緣由，稱：“聞慎修名，紱雖未挹芝眉，而私心不勝渴慕，欲猝然而晉謁，又恐無因至前，慮無按劍之視，故敢以書達�！倍�是表達了對“俗學之支離，詞章之靡蔓”的憤、鄙之情，以及對“圣賢之書，若明若晦；先王之禮，名存實亡”的擔憂，并寄希望于江永能“起而振之”。在他看來，“俗士之敝于辭章久矣，窮經(jīng)皓首，初何當于身心？苦志青氊，實營心于利達”。如此風氣，對圣賢之書、先王之禮形成威脅，實有加以振衰祛弊之必要。但振衰祛弊是需要一定條件的，“必名在天下，而后足以振興乎天下；名在一國，而后足以振興乎一國；名在一邑一鄉(xiāng)，而后足以振興乎一邑一鄉(xiāng)。尤必其貲財顯達，足以副之，而后乃得名當世。不則，誰為和之？孰令聽之”？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今之列當?shù)勒�，既多靡靡以從俗矣，而必曰附驥尾以彰厥名，或亦志士之所不屑歟”？有鑒于此，汪紱內(nèi)心甚為憂慮。然自己雖有“憤時疾俗”之志，但因“名不列于青衿，家無余于擔石”，也只能“徒為夢寐予懷”。不過，汪紱聽說“鄉(xiāng)閭聚語所譏評為道學骨董者，則以紱與慎修并指”，重又看到一絲希望。故而，他抱著“善與人同，何必在我”的心情，寄厚望于江永，認為：“慎修著作之富，夫亦既足使當世信而從之。茍慎修能振興末俗，一挽支離、靡蔓之狂瀾，則振之在慎修，猶在紱也�！比�是從振興末俗的角度，對所聞江永之著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關注點有二：一為三禮問題；二為四書問題。按：江永此前曾著有《禮書綱目》、《四書典林》、《四書古人典林》，汪紱均未目睹，故僅稱作“三禮合參之著”、“四書名物考之刻”。對于前者，汪紱認為，《周禮》之真?zhèn)�，冬官之闕否，《儀禮》是否可疑，《戴記》自《大學》、《中庸》外何者為純而無弊，陳澔、吳澄之《禮記》注是否可取抑或他家是否各有所長，“凡此數(shù)端，急當為俗士辨之，毋使操戈入室；明先王之精意，俾當世可訓行。振興末俗，宜無大于此者”！對于后者，汪紱認為“名物之考，務博洽耳”，并非當務之急，不如禮經(jīng)重要；并對江永的做法提出質疑：“而顧先以此問世，不幾揚末學之波歟？抑或者以斯世所不尚而強聒之，不如以斯世所共尚者而婉導之？在慎修自有挽末流而返之身心者寓乎其中，而先以此為之兆歟？”四是表明自己欲引江永為“知己同調(diào)”的致書意圖，稱：“紱與慎修未有生平之交，而為是嘵嘵之問，毋亦唐突過甚。然茍同方同術，何不可引為知己，況邇在鄉(xiāng)井間乎？慎修不鄙斯言，其必當有以示我�！�

然而，不無遺憾的是，汪紱的滿腔熱情卻沒立即得到回應，等了一年的時間，江永也沒復信。江永何以不復信呢？個中緣由，江永在后來收到汪紱第二封信后的回復中做了如下解釋：“前歲臘月，接燦人足下手書，再三讀之，詞旨甚高，與鄙衷殊不相入。足下所以箴規(guī)之者，大抵誤聽道途虛聲，非弟之本志也。擬郡邸裁答，因俗冗未遑。又書內(nèi)所言縷縷，亦非片楮所能悉。與其答之不盡，不若徐俟他日邂逅面晤，各出所著，互相印可，或亦相視而笑也�！�

盡管汪紱久久沒有得到江永的回復，但他并沒就此止步。乾隆二年（1737）歲暮，他從楓溪館返里后，再次致書江永，就圣賢事業(yè)、世道人心問題與之相質。

在《再與江慎修書》中，汪紱首先表達了其對江永的擔心。他坦言道：“慎修足下名譽日遠，斯文幸甚！鄉(xiāng)邦幸甚！但今人之所以稱慎修，與慎修之所為表見于世者，紱恐非慎修本志，且不足以盡慎修，而徒以掩乎慎修之為慎修�！辫b于自己雖曾致書江永，但并未晤面，且沒得到回復，故而發(fā)出“未知慎修之所以覃思嘿會、悅心研慮者，果其在此在彼”之疑問。在汪紱看來，這個問題，實在是“圣賢事業(yè)、世道人心所共關系”的大事。接下來，汪紱引太宰以“多能”稱孔子、胡銓以“詩人”薦朱子而不得孔子、朱子之真精神為例，認為江永之“潛心經(jīng)籍，考慎先王法制”，其志“當與洙泗、紫陽同一心法”，但“求其弗畔于道，勢不得不由博反約”。但觀時人所論，“徒以博稱慎修，且或為慎修作忼慨不遇賦”，這在汪紱看來，“安足以盡慎修之大？而慎修之所以苦心為慎修者，不反以虛稱掩邪”？汪紱所不希望看到的是，若江永“茍以博洽自見，則由基之射百中，或不無一失，世之人以是稱慎修，后不且有以是詆慎修者歟”？何況“博”又談何容易，“天地之大，古今所傳，記載何窮，豈耳目所能遍及？此圣人所不知不能者”。而更令汪紱不能釋懷的是，“圣賢事業(yè)，于今渺矣。瓦石自甘，一世不好，士茍不無近名之心，未有不狥世之所驚喜以自見其長者。明季諸賢，立社標榜，手袖一卷時文，遍謁名貴，賢者不免�！蹦罴坝诖耍�汪紱遂不能不產(chǎn)生“因世俗之所以稱慎修者，而慎修亦遂甘以此自見”的憂慮。雖有此憂慮，但汪紱還是希望“人言多不足信，慎修其必有以自矢”。所以，他在信末發(fā)出“舊冬曾以長牘奉瀆，至今未蒙下報，其意志不同與？抑鄙其言為不足答邪”懸疑之問后，盼望江永能予以答復，以解自己之疑，且“有以自白于天下”。

接到汪紱的兩封信后，江永于乾隆三年（1738）春，寫了一封長信回復汪紱。首先，他對沒回復汪紱第一封信做了解釋（見前），并表示：“今復接長書，所謂u2018士茍有近名之心，未有不徇世所驚喜以自見其長u2019，恐非知我之言。書尾云：u2018人言多不足信，慎修必有以自矢。u2019則足下又似有以諒鄙衷者。于是可以夙志畢陳于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