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錫光

趙錫光，原新疆生產(chǎn)建設兵團副司令員，是建設新疆新興城市石河子的奠基人之一，為新疆軍墾事業(yè)做出了巨大貢獻。

　　趙錫光（1901—1955），1921年畢業(yè)于云南陸軍講武堂。1926年參加北伐戰(zhàn)爭，任國民革命軍團長、副師長、師長。后任國民黨政府軍師、軍長，第三十八集團軍副司令，第八戰(zhàn)區(qū)政治部主任，新疆警備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兼第四十二軍軍長，南疆警備區(qū)司令兼整編第四十二師師長。1949年9月在新疆率部起義。后任解放軍第二十二兵團副司令員兼第九軍軍長。該兵團在陶峙岳和趙錫光帶領下成建制轉(zhuǎn)為新疆生產(chǎn)建設兵團。1950年11月，趙錫光兼任石河子城建處處長。1954年任新疆軍區(qū)生產(chǎn)建設兵團副司令員。1955年10月趙錫光在石河子病故。

　　趙錫光（1901—1955）

　　生于1901年7月10日（清光緒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五）。云南保山人，字重華。云南陸軍講武堂韶關分校第二期步兵科畢業(yè)。

　　1920年10月軍校畢業(yè)出任江西陸軍第2混成旅（旅長賴世璜）中尉參謀。

　　1922年6月調(diào)任中尉排長。

　　1924年12月混2旅擴編為第4師（師長賴世璜），升任上尉連長。

　　1926年8月所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獨立第1師（師長賴世璜），仍任上尉連長。9月獨1師擴編為第14軍（軍長賴世璜），升任少校營長。

　　1927年9月第14軍縮編為獨立第1師（師長熊式輝），升任中校副團長。10月獨1師改稱第37師（師長熊式輝），仍任中校副團長。

　　1928年5月升任第1旅（旅長胡祖玉）第1團上校團長。8月所部改稱第5師（師長熊式輝）第13旅（旅長胡祖玉）第25團，仍任上校團長。

　　1931年6月調(diào)任第5師（代師長周渾元）第14旅（旅長姚純）第30團上校團長。

　　1933年9月第5師縮編為三團制，仍任第5師（師長周渾元）第30團上校團長。

　　1934年1月20日升任少將團長。2月9日升任第5師（師長謝溥福）少將副師長。

　　1935年5月3日敘任陸軍步兵上校。7月15日調(diào)升第96師（轄三團）中將師長。

　　1936年1月9日晉任陸軍少將。11月12日獲頒四等云麾勛章。

　　1938年8月24日調(diào)任第167師（轄三團）中將師長。

　　1940年5月12日升任第36軍（轄新編第34師、暫編第15師、暫編第52師）中將軍長。

　　1942年6月25日升任第38集團軍（總司令范漢杰）中將副總司令。

　　1943年1月調(diào)任第8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朱紹良）政治部中將主任。

　　1945年10月10日獲頒忠勤勛章。

　　1946年4月調(diào)任新疆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陶峙岳）中將副總司令。5月5日獲頒勝利勛章。

　　1947年12月兼任整編第42師（轄整編第65旅、整編第128旅）師長。

　　1948年1月1日獲頒四等寶鼎勛章。9月22日晉任陸軍中將。

　　1949年9月25日在新疆疏勒率部起義。12月29日出任人民解放軍第22兵團（司令員陶峙岳）副司令員兼第9軍（轄第25師、第26師、第27師）軍長。

　　1951年11月兼任石河子建城工程處處長。

　　1954年12月調(diào)任新疆軍區(qū)生產(chǎn)建設兵團（司令員陶峙岳）副司令員。

　　1955年10月9日在新疆石河子病逝。

　　趙錫光的祖父趙之定幼年喪父，家境貧寒，迫于生計，前往北山河灣（今隆陽區(qū)瓦窯鎮(zhèn)橫山村）依親開荒，后定居中和橫山村。其父趙端祥和三叔趙慈祥務農(nóng)，二叔趙和祥趕馬。橫山處于水冷草枯的高寒山區(qū)，糧食作物僅有包谷、苦蕎、洋芋，且產(chǎn)量極低，即便是豐收年景，村民也只不過免于挨餓而已，荒年則只能靠山毛野菜充饑，足見其生存環(huán)境之惡劣，生活之艱苦。

　　趙錫光父輩的弟兄三人勤勞樸實，為人忠厚，勉強可以維持生計。環(huán)境的惡劣，生活的艱苦，家教的嚴格，使趙錫光從小就養(yǎng)成了艱苦樸素的習慣和作風，同時也煉就了一種山里人所特有的矜持而執(zhí)著的純樸的秉性。一天天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長大的趙錫光也萌發(fā)了對現(xiàn)實的不滿，要求擺脫貧困，追求幸福的思想日趨強烈。1916年（民國五年），他由河灣私塾考入了云南省立第五師范學校讀書，與陸人耀、李尚品等同學，初步開始了解和探索觀察外面的世界。在整個中國都破敗不堪、局勢十分動蕩、百姓處于水深火熱、有識之士蓄勢革新圖變的時代，趙錫光由于受個人家庭和社會所迫，決定了他一旦步入這股潮流就將只能勢不可擋的勇往直前。他接觸到新文化知識以后，學習極為勤奮。特別是受到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響，更是大開了眼界，立志要做一個實現(xiàn)孫中山先生革命主張的愛國軍人。

　　1919年，趙錫光于保山師范學校畢業(yè)后，放棄了當小學教師的工作機會，在其二叔趙和祥的資助下，得到親屬駐粵滇軍混成旅旅長包國材的引薦，直奔廣東韶關入李根源主持的陸軍講武堂學習軍事（也有直奔云南昆明陸軍講武堂的說法）。后轉(zhuǎn)入昆明陸軍講武堂，1921年畢業(yè)，被李根源介紹至駐桂贛軍第二旅，任實習排長、排長等職。后經(jīng)1926年北伐及多年的戰(zhàn)爭，百戰(zhàn)不殆，才從槍林彈雨中滾打出來，得到逐級晉升。雖然自己經(jīng)過血戰(zhàn)的功勞換來了晉升，但比起其他的同行來說自己的仕途只不過是在磕磕碰碰中不得不升而已�，F(xiàn)實社會與他理想中要建立的社會格格不入，現(xiàn)實社會人心叵測險惡，表里不一。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在軍中奉行唯黃埔系為嫡系的用人為親制度，對異己實行軟硬兼施排擠打壓的卑鄙手段特別不滿。同時對國民黨官員貪贓枉法，不管老百姓死活，一心只為升官發(fā)財?shù)某髳罕┬猩罡惺�望。特別是經(jīng)過長達8年堅苦卓絕的抗日戰(zhàn)爭，使他進一步看清了國民黨高層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斗爭的險惡狠毒，進而認清了他們的反動本質(zhì)和丑惡嘴臉，這也為他在日后的解放戰(zhàn)爭中堅持棄暗投明的和平起義埋下了伏筆。

　　1938年趙錫光任國民黨36軍第五師副師長駐扎重慶時，奉部署武漢保衛(wèi)戰(zhàn)總指揮何應欽之命重組國民黨167師。作為36軍的先頭部隊參加武漢保衛(wèi)戰(zhàn)，趙率部抵漢口向前敵總指揮何應欽和副總指揮萬耀煌報到，何當即給趙繼承167師番號并重組該師的任務，趙不知其故，頗為詫異，何解釋說：“167師的番號本來早已明令撤銷，因其師長謝文英作戰(zhàn)不力，失守馬當要塞，已被軍法處決。現(xiàn)在由你來組建，希望你把它搞好。”并給趙錫光的部隊換發(fā)了新的武器裝備，趙報國心切二話沒說就接受了任務。后因抗戰(zhàn)形勢所需，何應欽把新組建的167師暫劃歸胡宗南指揮，因趙不是胡的親信而胡當場不要，后經(jīng)何詳細解釋胡才勉強接受。不久胡宗南的14兵團戰(zhàn)敗轉(zhuǎn)移，為保存自己，胡假借日軍之手消滅異己趙錫光，命令趙部必須堅持在鸚鵡關死守掩護24小時才能撤退，趙出于民族大義，在堅守了24小時后又堅持與日軍激戰(zhàn)了一晝夜才開始撤退追趕胡宗南的大部隊。待兩天追趕到胡宗南的大部隊后，胡萬分驚異，大惑不解，本以為趙部早已被日軍消滅，原來還在胡轉(zhuǎn)移的第二天即上報新編167師已全軍覆沒。在這次戰(zhàn)役中，胡宗南在出于情面而又對趙錫光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才讓趙部到潼關整訓和提拔趙為36軍軍長一職，在整訓的同時兼負陜東河防任務，使日軍不敢從河南潼關侵入大西北。

　　趙錫光出身貧寒，所以深知群眾和基層官兵的艱苦，他不管駐軍到哪里都教育官兵充分尊重當?shù)厝罕姷娘L俗習慣和經(jīng)常下連隊調(diào)查了解基層官兵的困難情況，幫助他們解決困難，與基層官兵同甘共苦的工作生活，所以他所到之處，都深得當?shù)厝罕姾突鶎庸俦�的愛戴。當他發(fā)現(xiàn)去砍伐建石合子城木材的戰(zhàn)士由于在零下二三十度的雪山上太滑經(jīng)常被摔傷，就立即派人組織打鐵釘，分發(fā)給每個上山的戰(zhàn)士一人一副，讓他們綁在鞋底上，從此上山伐木戰(zhàn)士摔傷的事就很少發(fā)生。他去南山伐木工地檢查工作，發(fā)現(xiàn)山里野豬多，就指示各連隊抽兩名槍法好的戰(zhàn)士上山打野豬，以解決戰(zhàn)士的食油食肉難題。當發(fā)現(xiàn)戰(zhàn)士住的木板房漏雨時，就抽調(diào)人上山割草進行修補。當發(fā)現(xiàn)伐木軍工用的鋸子五花八門時，就問：“你們說哪種鋸子好使？”戰(zhàn)士們說：“魚肚鋸”，并列舉了魚肚鋸的許多優(yōu)點，趙就采納了戰(zhàn)士們的意見，派人買來了許多魚肚鋸，從而大大提高了伐木效率。趙錫光一貫尊重少數(shù)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少數(shù)民族和睦交往，因而贏得了少數(shù)民族的好感。在1947年5月的一天，張治中將軍視察和田返回喀什專員公署入住時，被上千名反對國民黨的請愿群眾所包圍，張治中與請愿的群眾一直精疲力竭的僵持到半夜，在萬般無奈之下，趙錫光聞訊趕來，繞到后院，進到張治中住處前去解危，群眾看到趙來解圍，由于大家對他有好感，所以不與他為難而給于放行。于是，張才在趙的護衛(wèi)下，到了疏勒軍部。

　　在戰(zhàn)火紛飛的歲月里，趙錫光不僅遠在千里之外輾轉(zhuǎn)作戰(zhàn)，還念念不忘隨時牽掛著貧困的家鄉(xiāng)。他深知家鄉(xiāng)的貧困落后，群眾愚昧無知，他痛下決心于1938年（民國27年）自己出資在橫山創(chuàng)辦了光華小學（由于趙錫光的字為重華而得名）。由于國民黨實行的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強行抓壯丁入伍的兵役制，橫山光華小學的建成，地方鄉(xiāng)鎮(zhèn)保甲懾于趙錫光的威名就不敢前來抓壯丁入伍，為逃避兵役，致使保山遠近一帶的學生紛紛投奔到橫山光華小學來就讀，本來規(guī)模就不是太大的學校幾乎人滿為患。而當時處于瓦窯文化教育中心且有著悠久辦學歷史的上河灣小學的生源卻大減，造成了學校的教育費用都難以為繼，為此，上河灣小學的校長曾多次狀告橫山光華小學搶他們生源到保山縣政府校董會。保山縣政府為了維護當時的兵役制度和暫時穩(wěn)定上河灣小學的教學秩序，在多方與趙錫光取得聯(lián)系，并征得趙錫光“橫山光華小學不搞特殊，校內(nèi)嚴禁抓丁，但周末的星期九學生回家和星期天學生回校途中抓丁學校應無權過問”的承諾后，橫山光華小學的學生充軍入伍的秩序才有所恢復。當他在信中得知他的叔父家在冬天還缺衣少穿時，就自己出錢購買了一些被服派飛機送到云南保山橫山村家鄉(xiāng)村寨空投接濟。趙錫光貧寒的出身和在困境中的成長，也練就了他正直純樸要求上進的堅毅本性，這種本性也注定了他要站到人民的一邊來。

　　從1947至1949年，趙錫光始終堅持新疆的和平解放，先是支持張治中提出在新疆實行和平、安定、進步、建設的方針；接著是以部隊守土有責，保民有責，不能置國家主權和人民生命財產(chǎn)于不顧為由，拒絕代總統(tǒng)李宗仁東調(diào)部隊參加內(nèi)戰(zhàn)的命令；后是密切與張治中陶峙岳將軍配合，在焉耆與陶峙岳將軍秘密會晤，達成等共軍進入新疆，待秩序穩(wěn)定后即交出兵權解甲歸田的秘密協(xié)定，進而與新疆國民黨軍事實力派人物國民黨整編78師師長葉成、整編騎兵一師師長馬呈祥、駐新疆軍統(tǒng)特務負責人羅恕人針鋒相對，堅決主張起義，趙部所屬的兵力分別駐南疆的吐魯番（1、2、3旅）、焉耆（1、2、8旅）、阿克蘇（65旅）、莎車（騎兵4旅）、喀什（騎兵9旅）等軍事重鎮(zhèn)，把駐防瑪納斯以東到奇臺、哈密一帶的馬呈祥和葉成的部隊困在了北有蒙古人民共和國和南有趙錫光，西有伊寧、塔城、啊泰勒三區(qū)民族軍（革命派）的包圍之中，當時趙錫光以國民黨新疆警備副總司令、南疆警備總司令兼整編42師師長的身份率部參加了和平起義，使占中國國土面積六分之一的新疆和平回到人民中來，當時新疆處于西有分裂勢力和外國勢力的干涉，中有國民黨葉、馬、羅駐軍，南疆有趙錫光控制的多種勢力互相制約平衡的復雜狀態(tài)之中，哪一方稍微出差錯就會失去力量平衡，就會有牽一發(fā)動全身的危險。由于處于舉足輕重地位的趙錫光將軍深明大義，在新疆的和平起義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從而保證了和平起義的勝利進行。

　　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提起趙錫光將軍幾乎無人不曉，都知道他是一位英勇善戰(zhàn)正直純樸善良的標準中國將領。他深明大義，要求進步，不甘隨俗浮沉，同流合污，為當時的新疆軍政長官的張治中將軍和陶峙岳將軍所推重。據(jù)他的部下方鵬說，趙錫光一直以“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怕死”的名言為自己的座右銘，并時時用來告誡所屬官兵。雖然他一生清廉，生活頗為拮據(jù)，但他還是嚴詞拒絕了其下屬軍需處長吳柱臣要為他準備養(yǎng)老金的想法，并把吳的錯誤想法拿到總理紀念周會上加以公開批評，籍此教育官兵要維護和珍惜軍人的榮譽和人格。吳柱臣曾關心趙錫光說：“您廉潔如此，毫無積蓄，一旦退休，如何安度晚年？只要您同意，我們會為你撈上一二十萬養(yǎng)老費的。不知您意下如何？”趙雖知吳對他的好意，但對他說：“這種打算對我是一種侮辱，當前官兵生活如此艱苦，你讓我牟取私利，合適嗎？請你以后不要再替我打算了！”。趙錫光用人不分地域親疏，只要得才兼?zhèn)渚蜁�受到其提拔重用，反之，對那些不學無術，品行惡劣的人，即便親如手足也決不用。他拒絕了不務正業(yè)的二弟趙錫介想升官發(fā)財?shù)恼埱�，讓五弟趙錫裕下連隊和普通士兵一樣當兵，身為國民黨軍高級將領的趙錫光居然沒有一個利用裙帶關系在其軍中任職的。與當時蔣家天下各級軍政要員中的那些數(shù)不清理不順的錯綜復雜的用人關系和升官發(fā)財?shù)臑楣僦�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新疆和平起義勝利后，趙錫光以中國人民解放軍二十二兵團副司令員兼石河子建城工程處處長的身份領導了石河子建城工程和全兵團的基建工作。他幾乎半生從事戎馬生涯，不懂基建，他就從北京買來很多建筑學方面的書籍廢寢忘食地自學。在朔風凜冽、大雪鋪地戈壁上指戰(zhàn)員奮戰(zhàn)在建設前沿，他常以“我們正從事開天辟地的偉大事業(yè)，第一座軍墾城新城就要在我們手中誕生，現(xiàn)在吃點苦怕什么”的話語鼓勵官兵吃苦耐勞。由于他日夜操勞，嘔心瀝血，一心撲在新城的建設事業(yè)上，為此積勞成疾，患了嚴重的胃癌，他在病中曾對前去看望他的史驥誠懇地說：“我這個人大半輩子在國民黨反動部隊中廝混，站在人民的對立面，是有罪的。u2018九·二五u2019（即1949年9月25日）起義，是在張文白（張治中）將軍和陶（峙岳）司令員的引導下，才站在人民方面來�？上е挥�5年多時間為人民工作，更談不上改造思想，脫胎換骨，我就害了這個要命的病。我自己也知道日子不會長了。看來我只能做一個黨領導下的軍人，而不能成為無產(chǎn)階級先鋒隊的隊員了”，說罷長嘆不已，語不成聲，雙淚欲下。足見他對黨對國家對人民的一片赤誠和熱愛及依戀，對未來理想的一種向往。在病魔的摧殘下，由于醫(yī)治無效，英名顯赫的將軍于1955年很遺憾的逝世于家中，走完了他光輝短暫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