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9～1625） 明末軍事統(tǒng)帥。字飛百，亦作非白，號芝岡，湖廣江夏（今湖北武漢）人。熊廷弼有膽略，知兵事，且善射。少時家境貧寒。放牛讀書，刻苦強記。

萬歷二十五年（1597）舉鄉(xiāng)試第一，次年中進士，授保定推官，盡釋被稅監(jiān)王虎冤系獄者多人，并上撤礦疏，以能擢為監(jiān)察御史。

三十六年巡按遼東。面對遼東地廣人稀，邊防多事，特別是后金勢力興起，實行軍屯，繕垣建堡，按劾將吏，軍紀大振。上疏備陳修邊筑堡、以守為戰(zhàn)的存遼大計，與巡撫楊鎬之議不和。不久督學于南直隸，以嚴明聲聞。

四十七年，在與后金軍的薩爾滸之戰(zhàn)中，經(jīng)略楊鎬指揮的號稱四十七萬大軍慘敗，從此明朝力量大衰，在遼東失去優(yōu)勢，不得不由進攻轉(zhuǎn)為防御。戰(zhàn)后，經(jīng)廷議，擢升熊廷弼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楊鎬為遼東經(jīng)略。其時開原、鐵嶺相繼失陷，沈陽軍民紛紛逃奔。熊廷弼到任后，立斬逃將，督造軍器，修繕城堡，調(diào)兵遣將扼守各沖要地點，互為應援，守備大固。他還親巡沈陽、撫順，相度形勢，召置流移，安定民心。熊廷弼的策略是以守為主，反對浪戰(zhàn)，并聯(lián)合朝鮮牽制后金，卓有成效，使后金軍一年多內(nèi)不敢輕進。熹宗初立，熊廷弼以不進兵為言官所劾，上書自明，求罷，朝廷以袁應泰代。在天啟元年（1621）不到一年的時間里，遼東重鎮(zhèn)沈陽、遼東首府遼陽相繼失陷，袁應泰死，遼河以東全部淪為后金所有。熊廷弼被召入朝，提出三方布置策：在廣寧（今遼寧北鎮(zhèn)）厚集步騎以牽制后金主力；在天津與登、萊（今山東蓬萊、掖縣）各設巡撫，置舟師，乘機入遼南；在東面聯(lián)合朝鮮從后方打擊后金；在山海關設經(jīng)略，節(jié)制三方。明朝任命他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駐山海關，第二次升任遼東經(jīng)略。朝廷同時擢王化貞為巡撫。王化貞雖然有膽略，但是他對后金的軍事力量估計不足，主張主動出擊，三個月內(nèi)蕩平后金。二人一主戰(zhàn)，一主守，造成“經(jīng)撫不合”的局面。然而朝廷上爭論的結果是支持王化貞而放棄熊廷弼的策略。王化貞擁重兵守廣寧，而熊廷弼則徒擁經(jīng)略虛名，僅有數(shù)千軍士。王化貞不聽節(jié)制，計劃以降敵明將李永芳作為內(nèi)應，發(fā)動進攻。還沒來得及實施，努爾哈赤趁遼河結冰，一舉攻到遼西，圍攻廣寧以西的西平堡，圍城打援，殲滅了來救援的三萬明軍。同時后金方面派入廣寧的間諜挑起了兵變，打開城門迎接后金軍隊。王化貞狼狽逃出廣寧，在右屯見到熊廷弼。王化貞在熊廷弼面前痛哭流涕，熊廷弼嘲笑他：“你那個四萬軍隊三個月蕩平后金的計劃，進行得怎么樣了？”王化貞建議再設法阻擊后金軍隊，熊廷弼認為事已不可為，遂撤回山海關。退到關內(nèi)不久，于天啟五年（1625）九月六日，被殺于西市，傳首于九邊，享年五十有五。

三年后，忠臣為公訴冤，崇禎二年（1628）崇禎帝詔許其子持頭歸葬，始得昭雪。謚襄愍。遺著有《熊襄愍公文集》。清乾隆帝仰其英德，稱贊熊廷弼“材優(yōu)干濟，所上封事語多剴切”，“曉暢軍事，為明代巨擘”，親為批識云：“觀至此為之動心欲淚；而彼之君若不聞，明欲不亡得乎”？下詔起用公五世孫，在江夏修賢鄉(xiāng)建享堂，于紙坊廣坊嶺修祠墓。民國在武昌定“熊廷弼路”。今全區(qū)人民感公之遺惠，仰公之英風，將立碑塑像，以垂永念。

（1563—1638），字稚繩，號愷陽，北直隸保定高陽（今屬河北）人。青年時代就對軍事有著濃厚興趣。在邊境教書時，“杖劍游塞下，從飛狐（河北淶源北飛狐關）、拒馬間直走白登（山西大同東）。又從紇干（山西大同東紇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結納其豪杰，與戍將老卒，周行邊壘，訪問要害阨塞，相與解裘馬，貰酒高歌。用是以曉暢虜情，通知邊事本末”。

萬歷三十二年（ 1604），孫承宗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天啟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講官，進少詹事。當時沈陽、遼陽相繼失陷，孫承宗以知兵，被任命為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他上任后，上疏條陳當時軍事體制與作戰(zhàn)指揮上的弊端，謀求改革，主要內(nèi)容有：(1)“兵多不練，餉多不核”。這是說當時軍隊訓練差，后勤供應混亂。(2)“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fā)；以武略邊，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當時“以文制武”指揮策略的失誤。(3)“以邊任經(jīng)、撫，而日問戰(zhàn)守于朝”，指出“將從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張“今天下當重將權。擇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節(jié)鉞，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陵其上”。此外，還要撫遼西、恤遼民、簡京軍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準。

努爾哈赤攻占沈陽、遼陽以后，明軍實際上就面臨著一個如何進行軍事防御的戰(zhàn)略選擇問題，即是主守關防，作積極的防御；還是固守關門，作消極防御。對此，明前線軍事將領意見不一。遼西經(jīng)略王在晉主張“拒奴撫虜，堵隘守關”。

所謂“撫虜”，即以金錢收買蒙古對付后金。所謂“堵隘”，即在山海關外再修一座關城。很明顯，這是置遼西走廊這一緩沖地帶于不顧，消極防御的方針。天啟二年（1622），王在晉確定在八里鋪筑城，并上報朝廷。此舉遭到其部下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孫元化等人的堅決反對。他們認為筑城“非策”，極力勸阻，并寫信給首輔葉向高，申訴己意。由于情況不明，葉向高難以斷定可否。孫承宗遂提出前往實地考察，再作決斷。他抵達山海關后，當即認真巡視山海關及王在晉所主張建筑的八里鋪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黃土嶺等處的戰(zhàn)略地勢。在閱察八里鋪新城時，孫承宗曾與王在晉展開過激烈的爭論：

“新城成，即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乎”？孫承宗問。王在晉回答說：“否，當更設兵�！睂O承宗又問：“如此，則八里內(nèi)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北不當設兵乎？且筑關在八里內(nèi)，新城背即舊城趾，舊城之品坑地雷為敵人設，抑為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四萬新兵倒戈舊城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敵乎？”答：“關外有三道關可入也�！眴枺骸叭舸�，則敵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答：“將建三寨于山，以待潰卒�！睂O承宗責問：“兵未潰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潰也。且潰兵可入，敵亦可尾之入。今不為恢復計，畫關而守，將盡撤藩籬。日哄堂奧，畿東有寧宇乎？”嚴厲批評了王在晉畫地為牢、坐以待斃的危險傾向�！霸跁x無以難”，但仍固執(zhí)己見。（然而當事人《三朝遼事實錄》記載的情況是，王在晉耐心解釋，孫承宗無以應，《明史》進行了篡改）

為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孫承宗召集將吏討論如何防守。監(jiān)軍閻鳴泰主守覺華島（遼寧興城東三十里海中，今稱菊花島），袁崇煥主守寧遠衛(wèi)（今遼寧興城），王在晉則主守中前所（今遼寧綏中縣前所）。監(jiān)司邢慎言、張應吾等附和王在晉的意見。孫承宗在全面考慮了各方意見，權衡利弊得失后，表示支持袁崇煥主守寧遠的意見。

寧遠，位于遼西走廊中部，“內(nèi)拱巖關，南臨大海，居表里之間，屹為形勝”。守住寧遠，也就等于扼住了這條走廊的咽喉，能確保二百里外的山海關的安全。因此，孫承宗的決計守寧遠，頗具戰(zhàn)略眼光。

孫承宗回到北京，即向熹宗明確闡述了其堅守寧遠，以與覺華島守軍互為犄角、遙相呼應的戰(zhàn)略計劃，正式提出了“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yǎng)遼人”的戰(zhàn)略方針，并建議解除王在晉的兵部尚書及遼東經(jīng)略之職。熹宗接受了孫承宗的意見，將王在晉調(diào)任南京兵部尚書。自此，八里鋪筑城之議遂息。

王在晉調(diào)走后，山海關的防務采取并貫徹了孫承宗與袁崇煥主守關外的戰(zhàn)略。此后，經(jīng)數(shù)年艱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堅固的寧（遠）錦（州）防線，成為后金騎兵不可逾越的障礙。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始終都沒能完全打破這道防線。在屢次碰壁之后，迫使他們望寧遠而卻步。這道防線不僅確保了山海關免受攻擊，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間，基本上穩(wěn)定了遼西走廊的戰(zhàn)局。

天啟二年八月，孫承宗被任命為遼東經(jīng)略。他即著手實施其欲保關門，必先固遼西；欲復遼東，亦必先固遼西的戰(zhàn)略計劃，積極部署寧錦防線。

首先大力整頓了關門防務�！笆菚r，關上兵名七萬，顧無紀律，冒餉多。承宗大閱，汰逃將數(shù)百人，遣還河南、真定疲兵萬余�！薄澳硕ū�制，立營房，五人一房，三千一營，十五營為三部，而將帥以營部為署。兵不離將，將不離帥，教肄分而稽核便�！苯�(jīng)過整頓，使“兵將一清”，提高了關門守軍的戰(zhàn)斗力。

在關門防務上，“并夾城之役，修筑關城，南防�？�，北防角山。水則從望海臺出芝麻灣，三面環(huán)海，安大炮為橫擊。陸則三道關之石城，可頓萬人，開突門力夜擊。北水關外，有峻嶺筑號臺十一，置炮以防外瞰”。經(jīng)五個月的慘淡經(jīng)營，穩(wěn)定了關門局勢，并為恢復遼西失地，強固了根基。

同時是修筑寧遠城。天啟三年（ 1623）九月，孫承宗命祖大壽修復寧遠，并令駐軍盡速恢復山海關至寧遠沿線被焚棄各城。召遼人回故居，墾荒屯田，重建家園。又發(fā)展采煤、煮鹽、海運等事業(yè)，以充實民力，確保軍需。寧遠城竣工后，調(diào)袁崇煥鎮(zhèn)守。孫承宗自己則坐守山海關，并備前屯，充當其后盾。在袁崇煥的精心治理下，寧遠“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為樂土”，成為一座進可攻、退可守的軍事重鎮(zhèn)。

隨著寧遠城守的日漸鞏固，明軍防線不斷延伸。天啟五年（1625）夏，孫承宗遣將分據(jù)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這樣，自寧遠又向前推進二百里，從而形成了以寧遠為中心的寧錦防線。

四年來，孫承宗重用袁崇煥等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將吏人才，邊防大備�！白猿凶诔鲦�(zhèn)，關門息警，中朝宴然，不復以邊事為慮矣�！辈坏�扭轉(zhuǎn)了原先的那種頹敗之勢，且整個形勢變得越來越好。正當他銳意恢復之際，卻遭到了來自魏忠賢的打擊。

登萊巡撫袁可立與孫承宗同為天啟二年殿試同考官，共同主遼期間滿人蜷伏。孫承宗將遼海防務委之于袁可立，十分倚重。他說道：“讀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徹，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體，仰酬國恩” （孫承宗《高陽集·答袁節(jié)寰登撫》）。

孫承宗功高權重，譽滿朝野。魏忠賢為長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孫承宗也拉到自己一邊，故進行過多次試探，但均遭到拒絕，由此懷恨在心。天啟四年（1624）十一月，孫承宗西巡至薊、昌，報請以十一月十四日入朝賀萬壽節(jié)，并面奏機宜。魏忠賢得知，恐其擁兵“清君側(cè)”，大懼，“繞御床哭，上亦為心動”，當即命內(nèi)閣擬旨，以“無旨擅離信地，非祖宗法”為名，令其返關。孫承宗無奈，只好返回。事后，閹黨利用這件事攻擊孫承宗“擁兵向闕，叛逆顯然”，但熹宗沒予理會。

孫承宗坐鎮(zhèn)遼東的四年，與天津巡撫李邦華、登萊巡撫袁可立遙相呼應，“關門息警，中朝宴然，不復以邊事為慮矣�！痹谶@樣相對安定的大背景下，按照戰(zhàn)功來衡量，似乎孫承宗有些碌碌無為。然當時的兵部尚書王永光對孫承宗和袁可立積極防御的一番作為作過很中肯的評價：“兵家有云，善戰(zhàn)者，無赫赫之功！”孫閣老之所以打的都是小仗，是因為建奴知道他能打仗，再加上袁軍門的水軍牽制，后金不肯貿(mào)然來碰他的霉頭，所以兩年下來，孫閣老和袁軍門一直沒有發(fā)動大戰(zhàn)役的機會，而發(fā)動戰(zhàn)略總反攻把后金趕出去的機會又不成熟。但反過來說，孫閣老在無形中為朝廷省下了許多軍費，確保了山海關安然無恙，使明朝有了更多的機會養(yǎng)精蓄銳，充分顯示了天朝的不戰(zhàn)之威。”令人惋惜的是，正當孫、袁二公積數(shù)年之力準備大有作為之時，閹黨已全面亂政，逼迫袁可立和孫承宗先后去職。

天啟五年（1625）八月，柳河之敗，導致了孫承宗的去職。山海關總兵馬世龍，誤信自后金逃歸的“降虜生員”劉伯?的話，派兵渡柳河，襲取耀州，中伏遭敗。閹黨借機小題大做，圍攻馬世龍，并參劾孫承宗。孫承宗氣極，連上二疏，自請罷官。九月，返鄉(xiāng)。

孫承宗辭職以后，兵部尚書高第出任遼東經(jīng)略。高第為一文人，既不懂軍事，也沒打過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孫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寧錦防線。關外駐防將士除鎮(zhèn)守寧遠的袁崇煥拒不從命外，其他諸城均撤一空。因而使孫承宗數(shù)年心血毀于一旦，明朝在山海關及其關外的軍事形勢頃刻陷入一場新的危機。只是由于以袁崇煥為首的廣大將士的浴血奮戰(zhàn)，才使明軍在天啟六年正月、天啟七年五月相繼取得“寧遠大捷”和“寧錦大捷”，奇跡般地擋住了后金的兇猛進攻，從而不僅使寧錦防線經(jīng)受住戰(zhàn)爭的考驗，且使明朝避免了由于高第的錯誤軍事決策而導致的軍事大潰敗。

崇禎二年（1629），皇太極率軍避開寧錦，假道內(nèi)蒙，從喜峰口突入塞內(nèi)，相繼攻陷遵化、迂安、灤州、永平，直指北京。且行反間計，使崇禎帝囚系并最終殺害了袁崇煥。此事所謂“己巳虜變”。一時，明廷亂作一團。而袁崇煥的下獄，又導致軍心渙散，將士東歸。在此危難之際，明廷再次起用孫承宗，“詔以原官兼兵部尚書守通州”，統(tǒng)籌全局。孫承宗首先曉以大義，安定了軍心。其后協(xié)調(diào)各路軍隊，聯(lián)合行動，經(jīng)數(shù)月艱苦作戰(zhàn)，取得“遵永大捷”，并于崇禎三年（1630）五月將后金軍驅(qū)逐出關。

孫承宗再任遼東經(jīng)略后，仍堅持以積極防御為主的方針，繼續(xù)加強寧錦防線，決心重筑被高第毀棄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禎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壽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發(fā)一萬四千人筑城。八月六日，動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墻剛剛修完，雉堞僅修完一半，后金突然兵歸城下，并于當天開始圍城，明軍倉促閉門拒戰(zhàn)�！俺凶诼�，馳赴錦州，遣吳襄、宗偉往救”。但寧遠巡撫邱禾嘉“屢易師期，偉與襄又不相能，遂大敗于長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圍三月，守軍糧盡援絕，祖大壽假降奔還錦州，“城復被毀”。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內(nèi)部的互相傾軋，“延臣追咎筑城非策，文章論禾嘉及承宗”。孫承宗連疏引疾，求退。崇禎帝為平息朝議，準其歸籍，孫承宗第二次被排擠下臺。

崇禎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后金（清）兵深入內(nèi)地。十一月九日圍攻高陽。賦閑在家的孫承宗率全城軍民與之血戰(zhàn)。三天后，城破，孫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死后謚號文正。著作有《高陽集》。

孫承宗遺留的軍事著作有《車營扣答合編》。這是他在督師薊遼，經(jīng)營遼西防務時，籌劃反攻遼東與其屬下討論軍事問題的記錄整理而成的。全書共一百零八個問答，由《車營總說》、《車營百八扣》、《車營百八答》和《車營百八說》等四部分組成，通過問、答、說、圖等對車營編組方法、營陣布列、行軍作戰(zhàn)、后勤保障等問題，作了詳細的分析和解說。在作戰(zhàn)指導思想上，很重視發(fā)揮火器的作用與各兵種的協(xié)同動作。如說：“用車在用火”，“用火在疊陣”。所謂“用火”即是發(fā)揚火力；所謂疊陣即步、騎、炮重疊配置，彼此協(xié)同，長短相補。戰(zhàn)斗隊形也要因地制宜，靈活機動地使用方、圓、曲、直、銳等各種隊形，向人們展示了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時代，步、騎、炮等諸兵種協(xié)同作戰(zhàn)的雛形，在軍事思想發(fā)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袁崇煥(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號自如（或，又字自如注1），廣西梧州府藤縣白馬圩人，祖籍廣東東莞。明朝杰出的軍事家，政治家和文學家。

明朝萬歷四十七年中進士，任福建邵武知縣。 1622年（天啟二年），任兵部職方司主事。同年出關考察關外，還京后自請守衛(wèi)遼東。筑古寧遠城今遼寧興城衛(wèi)戍。

1626年（天啟六年）后金努爾哈赤攻寧遠城，袁崇煥堅守孤城寧遠，取得寧遠大捷，努爾哈赤遭到用兵44年來最嚴重的慘敗。1627年（天啟七年），后金皇太極親率數(shù)萬軍隊，進攻寧遠、錦州，袁崇煥又擊敗皇太極，取得寧錦大捷。終因不附魏忠賢，被其黨所劾去職。

熹宗崩，思宗即位，魏忠賢見誅。朝臣紛請召袁崇煥還朝。1628年（崇禎元年）任命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七月，思宗召見崇煥。崇煥慷慨陳詞，計劃以五年復遼，并疏陳方略，皇帝大喜，賜崇煥尚方寶劍，在復遼前提下，可以便宜行事。

1629年（崇禎二年）崇煥與內(nèi)閣輔臣錢龍錫談到平遼事宜，認為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殺之”，主張“先從東江做起”。后袁崇煥當眾宣布毛文龍十二大罪狀，以尚方寶劍斬文龍于皮島。據(jù)《明季北略》記載：“遼民苦虐于北，時欲竄歸中朝，歸路甚艱，百計疾走，數(shù)日方抵關，文龍必掩殺之，以充虜報功，是其大惡。又驕恣，所上事多浮舉，索餉又過多，朝論多疑而厭之，以方握重兵，又居海島中，莫能難也。崇煥初斬文龍，上甚喜，嘉諭倍至�！�

1629年（崇禎二年），袁崇煥擊退皇太極的渡河進攻，并向崇禎皇帝上疏說：“臣守寧遠，寇被臣創(chuàng)，決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單弱，宜於彼處設一團練總兵”。但沒有得到崇禎皇帝的足夠重視。當年十月，皇太極果然率兵繞境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兵臨北京城下，北京戒嚴。袁崇煥聞訊率部急行前往北京，在廣渠門外大敗后金軍。

據(jù)《明史》袁崇煥傳記載，皇太極施用反間計：“會我大清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對，遂縛下詔獄�！辈贿^閻崇年等一些學者則傾向于認為明思宗殺袁崇煥是因為朝廷內(nèi)閹黨余孽的誣陷，皇太極的反間計只是袁崇煥落獄之因。

1630年（崇禎三年），袁崇煥以“通虜謀叛”、“擅主和議”、“專戮大帥”、“市米盜資”等十大罪狀的罪名“磔”死。崇煥伏刑之慘情，令人毛骨悚然，當時北京百姓都相信袁通敵，恨之入骨，“劊子手割一塊肉，百姓付錢，取之生食。頃間肉已沽清。再開膛出五臟，截寸而沽。百姓買得，和燒酒生吞，血流齒頰”（《石匱書》）。崇煥死后，佘氏義仆為其收斂骸骨，葬于北京廣渠門內(nèi)廣東義園，并從此世代為袁守墓。史載“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余貲，天下冤之。”（《明史·列傳一百四十七·袁崇煥》）

據(jù)錢海岳先生的《南明史》記載，南明政府曾給袁崇煥平反，謚袁崇煥“襄愍”。乾隆49年（1772年），乾隆帝也下詔說：“袁崇煥督師薊遼，雖與我朝為難，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時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