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 鄭簠，在清初首屈一指，主要師法《曹全》、《史晨》等碑。在他的影響下，他的弟子 張在辛在所著《隸法瑣言》中明確表明師法古人之重要：“學字必師古人，師古者，以我之聰明，求古人之法則，非以古人之法則，就我之聰明也。不守古法，師心自用，偏識淺見，不入魔道者鮮矣。”[89]以鄭簠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對漢碑的重視吹響了漢隸復(fù)興的號角。

同時代的 屈大均（1630（庚午年）—1696）、 陳恭尹（1631—1700）都擅隸書，師宗《夏承碑》；而 朱彝尊（1629—1709）不僅精研經(jīng)學，深于考證金石，也擅長隸書，常與 鄭簠等人互相切磋討論。

3《新安志》內(nèi)容豐富，體例周備，結(jié)構(gòu)完整，既敘古又及今，詳今略古，文詞爾雅，簡而有要，是一部定型地方志書和名志佳作，因而倍受推崇。宋方回贊曰：“今《新安志》行于世，與馬、班等”。清朱彝尊稱：“簡而有要，……此地志之最善者�！鼻逋跸戎t稱：“觀其敘述有體，征引賅備，多補前史志之闕，詢考古者不可少之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