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緝思，中國當代一流國際政治學者，著名美國問題專家

　　 男，1948年11月生于廣州。現(xiàn)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1993年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2001年5月起兼任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2005年起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其他兼職有中華美國學會會長，中國改革開放論壇副理事長，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中國國際經濟關系學會副會長，解放軍國防大學兼職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學術委員，《中國社會科學》編委等。 

　　王緝思老師1968年高中畢業(yè)于北大附中。1968年至1975年為內蒙古東烏旗下鄉(xiāng)知識青年，1975年為河南陜縣下鄉(xiāng)知識青年。1976至1978年在河南三門峽水電廠當工人。1978年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學習，1983年獲碩士學位后在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任教，先后任講師、副教授、副系主任。1991年9月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任副所長，1993年12月至2005年3月任所長、研究員。2005年3月至今，任現(xiàn)職。

　　王緝思教授曾分別在英國牛津大學圣安東尼學院（1982-83）、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研究所（1984-85）、美國密歇根大學政治系（1990-91）任訪問學者。2001年8-12月任美國加州克萊蒙·麥金納學院亞洲事務訪問教授。2002年1-2月任新加坡國防與戰(zhàn)略研究所拉賈拉南客座教授�，F(xiàn)在美國哈佛大學亞洲中心、亞洲協(xié)會、太平洋國際政策理事會、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安全項目、加州大學全球沖突與合作研究所等單位擔任顧問。

  　  王緝思教授的主要教學和研究方向為美國外交、中美關系、國際政治理論。發(fā)表的主要代表著述有：《國際政治的理性思考》、《高處不勝寒：冷戰(zhàn)后美國的全球戰(zhàn)略與世界地位》（主編）、《文明與國際政治》（主編）、《國際關系理論與中國外交研究》（論文）、《美國霸權的邏輯》（論文）、《美蘇爭霸的歷史教訓和中國的崛起道路》（論文）、《美國對華政策中的“戰(zhàn)略大三角”》（論文）、《美國意識形態(tài)的新趨勢》（論文）、《關于戰(zhàn)爭于和平理論的思考提綱》（論文）、《美國外交思想傳統(tǒng)與對華政策》（論文）、《“遏制”還是“交往”？——評冷戰(zhàn)后美國對華政策》（論文）、《From Paper Tiger to Real Leviathan. Chinau2019s Image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49》（論文）等。

      編纂與著述并不同屬一個創(chuàng)作范疇。直觀地看，著述難而編  王緝思纂易。《說文》對“編”的解釋是“竹簡而排列之”。排列二字看來容易，但亦有其困難之處。其一，排列些什么內容、或者說按照什么標準來選擇文章并輯錄成書，對于編者卻是大費周折的事情。尤其國內世界經濟領域的研究非�；钴S，不時有佳作出世，優(yōu)中選優(yōu)，標準更難于設定，使人在文章的取舍上頗為躊躇。其二，經濟學分工愈來愈細密，作為編者，他做到事無巨細全盤把握實屬不易。即便是他本人所在領域內的一些細節(jié)，也很可能超出其所研究或關注的范圍。這無形中也增加了編輯的困難。其三，編纂者與讀者間的交流十分微妙。一名好的編者，鮮有直抒胸臆的作為。他所要傳達給讀者的傾向或信息，主要是通過所選文章以及他對這些文章的結構安排來實現(xiàn)的。從此種意義上講，編纂而成的著作成功與否，不僅取決于編者，還與閱讀者的理解有關。當然，這樣說沒有為自己預先卸責的意思，因為編者取舍的眼界和建構的能力才是最具決定意義的因素。

　　心有此念，故當《中國學者看世界》叢書主編王緝思邀請我出任分卷主編時，自己頗為猶豫。后確實覺得編纂這樣一套叢書，對 增進中國與世界的相互理解是件好事；還因為從總編到各分卷主編于我都是學術界比較熟悉的朋友或同事，自己心里也愿意在這個工作團隊里與大家相互砥礪、共襄盛舉。最終我決定勉力為之、不再置身事外。允諾編纂以后，我一直不敢看低這項工作的難度，唯恐不能勝任。經過這段時間的思量謀篇、閱讀取材、斟酌取舍，終至書成。雖無賈島“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感觸，但也愿藉“序言”這方寶地，與讀者交代一些編纂此書的想法。

　　既然是輯錄成書，篩選編輯一定要事先設立一些標準而我的標準，大致  王緝思有這么六個：　　

       首先是時間尺度。本書所輯錄的文章，均采自過去十年以內，尤其以近三年為主、用中文發(fā)表的著述。這樣做并不是說十年之外就沒有佳篇，而是因為按照叢書總體考慮，分卷主要應選錄“9．11”事件以后發(fā)表的文章，以反映中國學者對世界經濟的最新看法。但在編輯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當今世界經濟或地區(qū)的大勢在“9．11”之前早有端倪，其中有些情況在那個時候中國學者的文章中已有較為深入的論述（比如郭樹清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就對東南亞走出危機并再次起飛充滿自信），用“一刀切”的方式全部拿下，實在有違我們全面而妥帖地反映中國學者對世界經濟之看法的初衷。再者，最近十年也恰是承前啟后、跨世紀的時間段。有鑒于此，我把所選作品的上限定為十年。時間尺度的另一層含義是所討論問題的“時間性”。本書所選文章的主體是論述世紀之交的國際經濟走勢的。這樣做的理由，至少在于“當下”或“可預見的將來”更值得人們去關注。

　　其次是空間跨度。秉持開放態(tài)度的中國與世界上各大經濟區(qū)域或經濟體均緊密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因而，本書所輯論文討論的經濟問題，廣泛涉及北美、西歐、亞洲、蘇東、拉美和中東、非洲等地區(qū)，希冀體現(xiàn)出中國學者思考和看待世界經濟在范圍上的完整性，力求全面地反映近年中國學者“視通萬里”的研究廣度。為此，我單列“國別與地區(qū)”篇并收錄了六篇文章以突顯空間跨度�？臻g跨度的另一層含義在于所選文章討論議題的豐富性，就世界經濟而言，則主要包括國際貿易、金融、能源、環(huán)境、全球治理以及更一般性的地區(qū)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盡管并不是每個議題都有專門文章（比如高海紅談論亞洲貨幣合作）予以討論，但幾乎每一篇又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上述諸項議題。我正是試圖以這種議題的交叉性，來在一定程度上使此書盡量涵蓋全球經濟活動的主要興奮點。

　　兼收并蓄是第三個標準。這里所談的兼收并蓄主要是作者的構成和文  王緝思章來源。本卷除了要照顧研究對象的豐富性外，還 特別努力讓作者的背景盡可能“復雜”一些，對各方觀點兼收并蓄。本卷二十余篇文章的作者大都為國內著名學者，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約占一半，高校經濟學教授、金融機構的專家、政府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以及個別學者型官員等約占一半。本人以為，這樣的作者構成方能具備較為廣泛的代表性，其觀點和立場當大致能反映中國學者對世界經濟的總體描述和判斷。之所以選用了十篇中國社科院學者的文章，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國社科院在國際問題研究領域地位獨特，除了擁有一批重要學者之外，其研究所設置也是國內最為齊全的。它的八個國際問題研究所的研究領域幾乎囊括了所有世界經濟問題。顯然，學者構成還有一個年齡層面。本書作者的年齡從三十多歲（比如討論跨國公司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余萬里）到近七十歲的都有。毋庸諱言，年齡跨度的大小與兼收并蓄密切相關。從來源看，本卷輯入的文章主要取自《國際經濟評論》、《世界經濟》和《世界經濟與政治》三份刊物。集中取材于此的主要理由，主要在于這幾份雜志具備較好的代表性。

　　第四是敘述或研究方法。整體上看，世界經濟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主要使用經濟學分析工具。現(xiàn)代經濟學發(fā)展很快，博弈論、計量經濟學、信息經濟學、新經濟增長理論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等，均已成為經濟學家廣泛接受的理論基礎和運用的分析工具。特別是在今天，經濟學分析往往涉及較為艱深的數(shù)學語言，理論性和技術性很強，遠非普通讀者稍下功夫便可掌握�？紤]到本書面對的廣大讀者對它們可能不太熟悉，同時也為了保證本卷敘事風格與本套叢書的其它七卷相協(xié)調，故我對一些很有深度、同時數(shù)學或計量分析也非常漂亮的著作不得不忍痛割愛。在保持專業(yè)性的同時盡可能回避具有復雜數(shù)學推導和計量分析，從而各篇文章具有盡可能強的可讀性，是我在挑選編輯過程中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

　　忠實于原文乃第五個標準�？傮w來看，除了按照叢書要求調整了格式并對各文中明顯的疏漏稍作整飭外，我?guī)缀跬耆�保留了各篇文章的本來面目，未作任何增添或刪改。這樣做，一則是出于對作者的尊重；再則也是為了讓本卷文字能夠真切地反映出中國學者在這十年之中認知世界經濟的心路歷程，從而讓本書富含更多的歷史感。依照今天的眼光看，原文中的有些觀點也許并不完全正確，當時做出的一些推斷和預測也已經被后來的發(fā)展所證偽。將“謬誤”和“錯判”原封不動地在書中展示，在我看來絲毫不損害作者之聲譽。這樣說不僅僅是因為人非圣賢，還在于實事求是之精神，更在于科學的歷史在相當意義上講無非是能者所犯錯誤的歷史。無論正確與錯誤，本書力求向世人展示，有這么一批真誠的學者，他們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認真地思考過，書寫過。這或許才是真正的意義。

　　最后一個標準是落腳點為中國。雖說本卷的主題是中國學者看世界，但他們是戴著中國的眼鏡去看世界的，換言之，他們在看世界的同時，心里想的只能是、也必須是中國。從相當意義上講，對中國人來說，世界只有和中國聯(lián)系在一起時才具有意義。有意識地收集那些涉及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文章，自然也會帶來一些編輯上的麻煩，比如說，究竟應該按照什么樣的邏輯去編排章節(jié)。為了突出以中國為落腳點，我專辟“中國與世界”篇。但涉及中國的文章過多，顯然不能將其全部歸入此篇。面對此困境，我不得不做些技術處理，把與全球化有關的文章（如朱民談全球失衡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均歸入“全球視野”篇，把側重討論發(fā)展道路和理論性略強的文章（如何秉孟等談新自由主義問題）放進“理念與思潮”篇。盡管深知顧此失彼難免會對全書的邏輯造成一定的損害，但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

　　反觀整個編纂過程，對內容的取舍和對作者構成的設計是我用心最甚的環(huán)節(jié)。中國學者在世界經濟研究領域內的成果之多可謂卷帙浩繁，而我的工作很可能是掛一漏萬，錯過佳篇力作在所難免。為人作嫁可算善舉，代人受過也可一笑泯之，但是若因為自己編輯失當而誤導廣大讀者抑或“泱及”作者本人，那卻是我從心底極不愿看到的。在此，我不由得想起孔子評價《韶》所用的標準：“盡善矣，又盡美矣�！保ā栋速�》）此等標準，于我實在是可望不可及。如果同仁及讀者能夠大體認可此書，作為編者，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冷戰(zhàn)以蘇聯(lián)解體、美國成為惟一超級大國而告結束。在總結冷戰(zhàn)的歷史遺產時，國內學者多集中于蘇聯(lián)崩潰的教訓；涉及美國的部分，著述的側重點則在其冷戰(zhàn)時期的大戰(zhàn)略和對外關系，而很少論及美國的國內變化和政策調整。然而正如美國政治學家德瑞克·李波厄特所說，“贏得冷戰(zhàn)的原因是美國的改革�！盵1]按照美國冷戰(zhàn)史專家梅爾文·萊弗勒的觀點，美國“在冷戰(zhàn)中真正的大戰(zhàn)略是西方在自己人民生活體驗中取得成功，而不是地緣政治格局、陸�？哲娨�(guī)�；蚬�共外交的成功”。[2]從學理上講，美國之所以能夠保持超級大國地位并在同蘇聯(lián)長達40多年的全方位戰(zhàn)略競爭中勝出，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其大戰(zhàn)略的成功或軍事力量的強大，而需要從其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去尋找。只有國內的政治團結、經濟成功、社會進步和民族凝聚力，才能長久保持國家的強盛、國際競爭力和超級大國的地位。

　　本文旨在探討美國在國內事務中是如何應對冷戰(zhàn)的長期沖擊和影響的。這種沖擊和反應，既包括美國政府（包括行政部門與國會）的政策調整，也包括社會的自我調節(jié)及對政府的制約；既包括麥卡錫年代的思想禁錮和政治迫害，也包括民權運動、反戰(zhàn)運動期間的思想解放和政治反叛；既包括冷戰(zhàn)對美國經濟的刺激作用，也包括同蘇聯(lián)的軍備競賽和海外軍事干涉對美國經濟的負面影響。美國在冷戰(zhàn)中因禍得福，“禍兮福之所依，福兮禍之所伏”，很難分清冷戰(zhàn)對美國國力上升的推動作用和滯后作用孰輕孰重，各占幾何。

　　美國贏得冷戰(zhàn)的國內進程是曲折的，充滿了矛盾和沖突。在冷戰(zhàn)初期（1946-1960年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執(zhí)政時期）和中期（1961-1980年肯尼迪至卡特執(zhí)政時期），美國關于“共產主義威脅”的憂患意識很強，國內政治問題和社會凝聚力經受了嚴重考驗；而到了冷戰(zhàn)后期（1981-1991年里根和布什執(zhí)政時期），美國治國的自信心逐漸增強，經濟繁榮，政治穩(wěn)定，硬實力和軟實力同時上升。萊弗勒指出，社會民主制度和民主資本主義獲得新的活力并向前發(fā)展，轉折點是1970年代，使得1980年代的里根總統(tǒng)得以夸耀資本主義的優(yōu)越性。

　　冷戰(zhàn)對美國國內事務的影響，可以從歷史的縱向和不同領域的橫向這兩個不同向度來分析。本文主要是采用橫向分析的方法，對以下幾個不同的領域與問題進行探討：（一）國家政治與意識形態(tài)；（二）社會變革與文化運動；（三）經濟、科技與教育發(fā)展。

　　（一）

　　關于社會主義為何在美國不能扎根，有許多學術著作加以探討，[4]而蘇聯(lián)模式對美國缺乏吸引力，是諸多因素之一。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說過：“在北美，共產主義甚至談不上是個政治運動。不管是在美國還是在加拿大的政治生活中，共產主義只不過是一個微乎其微、登不了大雅之堂、毫不起眼的小宗派�！�…即使在大蕭條期間，當資本主義制度陷入危機，公眾對這個制度的不滿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時，共產主義制度也沒有激發(fā)公眾對它的熱情�，F(xiàn)存制度采取創(chuàng)造性對策，通過美國的u2018新政u2019和加拿大的類似措施，制止和消除了共產主義對公眾的影響。公眾輿論也本能地感到，共產主義無助于處在社會和技術革新前列的國家�！�

　　盡管如此，在冷戰(zhàn)初期，美國政界對蘇聯(lián)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充滿恐懼的，這種恐懼也滲入到美國國內政治之中。標志著冷戰(zhàn)啟動的“杜魯門主義”出臺后僅僅9天，杜魯門政府就發(fā)布了名為《聯(lián)邦雇員忠誠計劃》的9835號行政命令，使反共迫害得到官方授權。1947年3月這兩大舉措，一個外交（杜魯門主義出臺），一個內政（《聯(lián)邦雇員忠誠計劃》出臺），旋即為整個冷戰(zhàn)時期的美國政治話語系統(tǒng)定下了基調。同蘇聯(lián)的斗爭，被界定為自由與奴役、無神論共產主義與信仰神的民主思想之間的戰(zhàn)斗，而絕不僅僅是兩個大國的地緣政治競爭或者是霸權爭斗。反共從此成為美國國內一種無可置疑的政治正確性。

　　在冷戰(zhàn)初期的美國國內，任何可能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主張，包括全民醫(yī)療保險制度，都受到攻擊。對共產主義“軟弱”成為一個緊箍咒，規(guī)定了政治辯論的界限。在英國、德國、意大利和北歐國家，左派政黨可以公開提出社會民主主義的主張，如全民醫(yī)療保障、延長產假、提高失業(yè)救濟等等，但美國政治中最左的主張，在歐洲也只能算是中間派。在法國，讓-保羅·薩特那樣同情蘇聯(lián)的左翼知識分子，可以在政治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受到尊重，而這種情況在美國是不可想象的。

　　冷戰(zhàn)對美國政治話語產生直接影響的一個例子，是在1948年的總統(tǒng)競選中杜魯門對其民主黨內對手、前副總統(tǒng)華萊士的人身攻擊。華萊士因其主張對蘇緩和、在國內擴大福利而飽受“同情共產黨”的指控。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UAC）從1947年開始對文化界、科學界人士進行反共調查與清洗。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削弱了美國勞工組織，打擊了黑人民權運動。[6]1950年代麥卡錫主義的甚囂塵上及其對美國國內政治氣氛的毒害，眾所周知，在此不贅述。1952年的美國總統(tǒng)選舉，被冷戰(zhàn)與反共氣氛所籠罩，導致保守的共和黨人占據了政治舞臺的中心。

　　雖然麥卡錫主義遭到強烈抵制，也引起了美國人對本國政治體制的反思，但與同一歷史時期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發(fā)生的政治斗爭和社會壓力的嚴酷性相比，畢竟是小巫見大巫。所謂從事“非美活動”的人士有政治壓力，甚或失去了工作，但造成人身迫害的冤假錯案的還是極少數(shù)。在1948年至1958年的十年中，“聯(lián)邦雇員忠誠計劃”對全國范圍的450萬聯(lián)邦雇員展開了調查，被認為符合“不忠誠”界定而受到解雇的總共不過378人，不到受到調查人數(shù)的萬分之一，平均每年不到40人，因此沒有引發(fā)聯(lián)邦雇員的普遍不安和恐慌。[7]也就是說，美國政府的反共政治迫害，危及人數(shù)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微乎其微，無法造成美國廣大公眾對政府的反叛行動，更不足以讓公眾深度懷疑本國的政治制度。

　　歷史證明，冷戰(zhàn)時期蘇聯(lián)依靠“舉國體制”而發(fā)展起來的國家實力上升，對美國人有震懾力，卻幾乎完全沒有吸引力。持強烈意識形態(tài)見解和受到反共宣傳影響的美國普通公眾自不必說，連對國內政治持強烈逆反心理的那部分美國社會精英，也都沒有從蘇聯(lián)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那方面吸取思想營養(yǎng)或者受到精神鼓舞，反而強烈批評蘇聯(lián)的內外政策，直至對蘇聯(lián)的衰落和崩潰采取幸災樂禍的態(tài)度。例如，已故哈佛大學教授、激進的左派歷史學家霍華德·津恩毫不掩飾他對蘇聯(lián)解體感到“歡欣鼓舞”。他認為社會主義的名聲早就被蘇聯(lián)玷污了。[8]一位更為知名的左派知識分子諾姆·喬姆斯基說，東歐國家垮臺是因為同社會主義毫不相干的指令性經濟體制；經濟停滯伴隨著要求獨立的民族主義壓力和反對暴政的社會壓力，導致蘇東集團在1980年代初的危機和最終解體。

　　由此不難看出，冷戰(zhàn)和蘇聯(lián)因素在美國政治生活中起到過“攪混水”的破壞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強化了美國社會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在反共旗幟下凝聚了全民政治共識。同蘇聯(lián)的意識形態(tài)冷戰(zhàn)，驅使美國主流政治思潮向右偏轉。以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1962年發(fā)表的《意識形態(tài)的終結》[10]等著述為代表，美國知識界強調美國社會結構和階級構成的特殊性，從而否認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fā)展、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適用于美國，尤其排拒暴力革命、激進的集體運動的正當性。

　　美國知識界把蘇聯(lián)的國內專政和對外強權擴張同法西斯德國相提并論，客觀上造成了對蘇聯(lián)式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制度的社會恐慌。美國學者唐納德·懷特指出；“無論是君主專制還是法西斯主義，都沒有引起蘇聯(lián)的共產主義所帶來的那么大的焦慮。”[11]美國人對蘇聯(lián)模式的恐懼和排拒，一是擔心自己的財富被國家所剝奪，而財富重新分配的結果，是集體貧困。二是共產主義思想和蘇聯(lián)式的制度，威脅到美國的個人自由，包括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宗教自由和行動自由。

　　這種抵制共產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全社會共識，既是冷戰(zhàn)所造成，又被冷戰(zhàn)所固化，轉而成為冷戰(zhàn)的動力�？夏岬显�1960年同尼克松競選總統(tǒng)時，不惜擺出比其共和黨前任艾森豪威爾更為激烈的反蘇姿態(tài)�？夏岬贤闯馓K聯(lián)的巨大生產力，宣稱只有使美國更加強大，才能維持世界“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狀態(tài)。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肯尼迪在就職演說中狂熱地宣稱，“讓每個國家都知道－－不論它希望我們繁榮還是希望我們衰落－－為確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勝利，我們將付出任何代價，承受任何負擔，應付任何艱難，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敵人�！�…因此，美國同胞們，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們做些什么，而要問你們能為國家做些什么�！盵12]這一號召成為肯尼迪時代政治生活的標志性口號.

　　肯尼迪之后直至里根的美國，都是以“維護自由”為旗幟，同蘇聯(lián)進行抗爭的。1987 年里根在柏林墻邊發(fā)表演說聲稱：“50年代，赫魯曉夫曾經預言：u2018我們將埋葬你們。u2019然而在今天的西方，我們見到的是一個自由的世界，達到的繁榮和富足水平為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在共產世界，我們則看見失敗、技術退步、健康水平下降、甚至于基本物資的匱乏--食物不足。即使在今天，蘇聯(lián)還不能糧食自給。經過這四十年，一個偉大而無可逃避的結論展示給整個世界：自由帶來繁榮。在和平合作的國家，自由取代了自古以來的仇恨。自由是勝利者�，F(xiàn)在蘇聯(lián)人自己也在有限程度上認識到自由的重要。

　　同時，美國領導人以夸大而非縮小蘇聯(lián)實力的方式來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操縱對蘇聯(lián)的恐慌心理，以鞏固冷戰(zhàn)大戰(zhàn)略的國內民意基礎。1957年蘇聯(lián)率先發(fā)射人造衛(wèi)星之后，美國輿論一片驚慌之聲，但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說，他對蘇聯(lián)衛(wèi)星并不感到意外，反而應當感謝蘇聯(lián)夸大自己的能力，因為美國人需要這種周期性的“休克療法”（shock treatment）來刺激自己。

　　（二）

　　如果說杜魯門時代美國對蘇聯(lián)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滲透還有所畏懼的話，到了冷戰(zhàn)末期的里根時代，美國對蘇聯(lián)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幾乎只剩下蔑視了。這一轉變的社會根源，在于美國的變革促進了個人自由和族群平等。

　　美國以“維護自由”為旗幟進行冷戰(zhàn)，但冷戰(zhàn)初期美國社會卻以“缺乏自由”的特征而臭名昭著。美國社會的不自由，主要還不在于國內的反共政治壓力，而在于少數(shù)族群尤其是黑人所遭受的歧視。一些黑人還受到反共和種族歧視的雙重迫害。例如，受到廣泛尊重的黑人歌唱家和運動員保羅·羅伯遜（Paul Robeson）被貼上了“危險分子”的標簽，受到人身騷擾。直到1974年76歲高齡時，聯(lián)邦調查局才解除了對他的監(jiān)控。另一位黑人民權運動的先驅杜波伊斯（W.E.B. Dubois）被剝奪了美國國籍，流亡非洲，1963年去世于加納。1957年夏，阿肯色州州長以“防暴”為名，動用國民警衛(wèi)隊阻止黑人學生進入小石城的公立學校讀書，上千名種族主義分子包圍學校，毆打黑人記者。隨后，南方幾個州也陸續(xù)發(fā)生襲擊黑人的事件。1958年，阿拉巴馬州的黑人吉米·威爾遜，僅僅因為偷了白人婦女1.95美元而被判處死刑。

　　20世紀50-60年代轟轟烈烈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取得勝利，首先應當歸功于黑人和整個美國社會中的正義力量，但國際社會對美國種族歧視的強烈譴責，以及美國政府出于反蘇反共的政治需要而采取的變革措施，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15]二戰(zhàn)之后，美國大力開展國際活動，到訪美國的外國人急劇增加，但是美國的飯店、餐館、機場等等公共設施，卻經常拒絕為許多來自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的非白人政要和社會賢達提供服務。這種明目張膽的侵犯人權，激起了外部世界的強烈反響。于是，當美國指責1956年匈牙利鎮(zhèn)壓反革命事件和1957年前后中國進行的階級斗爭是“政治迫害”時，國際輿論卻廣泛譴責美國的虛偽，嘲諷美國自我標榜的“自由世界”。例如，印度尼西亞總統(tǒng)蘇加諾說他要邀請美國南部的人到印尼學習種族寬容精神。荷蘭一家報紙指出：“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理論家正在做的事情，與其說是給美國作為自由世界的領袖帶來好處，還不如說是正在損害美國的道德聲譽，尤其是在有色人種之中�！盵16]在第三世界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浪潮中，美國的白人種族主義受到了特別的鄙視和反感，蘇聯(lián)也借此攻擊美國的民主是虛假的。

　　冷戰(zhàn)初期，“種族問題成為這個自稱為肩負著傳播自由使命的國家的最大傷痛�！盵17]杜魯門政府的國務卿迪恩·艾奇遜承認，“種族歧視對我國外交關系的損害與日俱增。”[18]美國的國際形象因國內種族主義而嚴重受損，使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兩屆政府感到難堪，不得不采取對應措施，包括支持1957年和1960年兩個民權法案的通過，同時采取行政措施保護黑人權益。在1957年的小石城事件中，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親自下令美國第101空降師進駐小石城，對上學的黑人學生進行“軍事保護”。在國務卿杜勒斯的干預下，阿拉巴馬州的黑人吉米·威爾遜也被免除死刑。

　　反對種族歧視的運動激發(fā)了許多其他群體爭取各自權利的覺悟和熱情。婦女、卡奇諾人（美籍墨西哥人）、同性戀者、嬉皮士等等紛紛行動起來、組織起來，對冷戰(zhàn)之前幾十年形成的正統(tǒng)觀念、行為和政治態(tài)度發(fā)起挑戰(zhàn)。以戰(zhàn)后“嬰兒潮”年代出生的青年為主體的形形色色的抗議運動，到60年代形成了一股合力，被通稱為“反文化運動”。[19]這場運動在聲勢浩大的反越戰(zhàn)抗爭中達到高潮，對美國的冷戰(zhàn)政策和戰(zhàn)略形成了巨大的牽制。

　　值得注意的是，“反文化運動”雖然是一場持續(xù)不斷地反抗政治權威（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反政府”）的強大社會運動，其中不乏激進的“新左派”，卻沒有對美國的社會凝聚力造成巨大破壞，反而產生了一些新的社會共識，強化了平等、寬容、愛國的意識。一些運動的參加者認為，他們反對政府，但并不反對美國及其民主制度。對政府的不信任，對越南戰(zhàn)爭的憤恨，從來沒有導致他們愛國主義的消亡。一位反越戰(zhàn)運動的參加者在采訪中說：“雖然我們是被溺愛的一代，但對美國的熱愛使我們變得堅強。我們的確經歷了太多的動蕩，但我覺得自己從未消沉過。水門事件和越南戰(zhàn)爭，從未動搖過我對祖國和民主制度的熱愛。這是因為我們的祖先跋山涉水，來到這塊陌生的土地，為的是建立一個以個人自由和社會正義為基石的理想社會。這是美國的國家認同，是u2018合眾為一u2019的基礎，也是我們的理想之所在。美國歷史教科書一直是這樣教導我們的。我篤信《獨立宣言》中u2018人人生而平等u2019的原則，這是美國的精神。我們的社會之所以出現(xiàn)問題，是因為政府濫用了權力。這不是我們祖先的理想。所以我們要用自己的方式進行反抗，來拯救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