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李萬銘決心離開家鄉(xiāng)，到外面施展抱負了。很快，他的“膽大”又有了令人刮目之舉。在別人對當兵避之唯恐不及之時，他卻主動報名加入國民黨的青年軍。先是在昆明，之后解放戰(zhàn)爭中，又隨軍到沈陽。因為有文化，當了文書。見有機會，他的騙心蠢動起來，開始冒領退伍費。未料出師不利，露餡兒后被關進陸軍監(jiān)獄三個月。所幸又因胸有點墨被一國民黨軍官開脫，后又進了國民黨南京陸軍醫(yī)院。

1949年南京解放后，李萬銘隱瞞這段歷史，偽造證件，冒充南京中央大學學生，考入解放軍二野軍政大學（請讀者記住二野軍政大學的名字，這是李萬銘以后行騙屢屢使用的金字招牌）。同年10月，他從二野軍政大學畢業(yè)后，嫌分配的地方苦，沒去，而后私刻公章、偽造信件，混進了常州市政府。很快，他又嫌科員職位太低，干了一周便溜之乎也。接著又偽造印信，謊稱是二野軍政大學的“黨員教育科長”，“因參加淮海戰(zhàn)役負傷致殘”，前往蘇南公署要求安置。結果騙局在交驗證件時被識破，這回慘了，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誰想事情不久又有轉機，1951年1月，李萬銘因病獲假釋。由于原籍是陜西安康，就叫他回老家去。有道是秉性難移，剛走到安徽，李萬銘老毛病就又像煙癮一樣犯了，故伎重演，私刻二野軍政大學公章，偽造了一封給陜西省政府主席的信，要求給他這位有二野軍政大學“軍政科副科長”身份的殘廢軍人在陜西分配工作。這一招竟然靈驗，他不但被安排到安康專署民政科，隨后還成了“黨員”，并獲得了“人民功臣”獎章和“革命軍人殘廢證”。

李萬銘“功成名就”后，心猶不足，越發(fā)膽大妄為起來。他借單位送他到西北農(nóng)學院進修之機，又偽造了一封由二野軍政大學組織部給西北農(nóng)學院的“軍事調(diào)令”，聲稱“任命李萬銘為某軍某師某團參謀長，速趕赴中南局報到”。

1952年2月，李萬銘從西安赴武漢，趁自帶檔案之機，又偽造了“1936年參加紅軍，歷任359旅連長、營長、志愿軍參謀長，曾獲戰(zhàn)斗英雄、模范共產(chǎn)黨員稱號”的履歷表，塞入檔案。憑著這些“履歷”，混進了中南軍政委員會農(nóng)林部工作，隨后又被派往中南農(nóng)科所，擔任秘書主任。同年4月，還作為中國農(nóng)民代表團成員出訪蘇聯(lián)。

1953年，中南大區(qū)撤銷后，人員重新分配工作。這時候，李萬銘的檔案里，不但有他偽造的光榮歷史，而且有了行騙任職的幾個單位官方的證明材料和“美言”，加之訪蘇這樣非同一般的經(jīng)歷，李萬銘很容易地通過關系調(diào)到了北京的農(nóng)林部，并當上了處級干部。至此，李萬銘在短短幾年間，地到市，市到省，一直騙到北京城，可謂步步“登峰”，而且，連連“造極（級）”。但是，李萬銘的魔鬼生涯，遠未到此為止。

李萬銘講，他的父親口吃但精明。人們后來看到，這兩點在他身上都有遺傳，而且還有發(fā)展。李萬銘平時口吃，騙別人說是因抗美援朝時中了美軍毒氣。但一行起騙來，就十分興奮，一興奮，就非但不再結巴，而且口若懸河。李萬銘隨團出訪蘇聯(lián)時，對同機的一位年輕女性大肆吹噓編造出來的光榮身世，激情迸發(fā)，語言流暢，極富感染力，令這位單純的女共產(chǎn)黨員好生佩服，竟同意與李萬銘牽手走入愛情殿堂。

李萬銘少小不努力，雖被學校開除，但卻有些歪才，比如書法不錯，而且特別擅長字跡模仿。他充分利用這一優(yōu)勢，助推騙局屢屢成功。比如，1952年在武漢，他想去療養(yǎng)，就編個謊話，說北京的首長陳賡想見他，來電話了。李萬銘的直接領導姓徐，正是陳賡的老部下，便托李給老首長捎封信去。不久李萬銘回來了，還帶回了陳賡給徐領導的一封信。當然，這封信是“書法歪才”偽造的。但徐領導深信不疑，對李萬銘也深懷敬意。信中提到讓李萬銘療養(yǎng)的事，徐領導自然照辦。

為了關鍵時刻行騙得手，李萬銘平時就很注意培養(yǎng)形象。在農(nóng)林部時，他上班拄著雙拐，身著呢軍服，儼然一位有貢獻的高級軍官。他的屋子里，戰(zhàn)斗英雄、模范黨員的獎章獎狀，真的假的，全部顯眼地擺掛。去蘇聯(lián)時得到的留聲機，騙得的軍政首長的贈品、簽名簿等等，當然更忘不了時時炫耀。當時，一個人的津貼一個月只有幾元錢，但李萬銘每月報銷看病的三輪車費就有60多元，讓你不得不相信這是一位享受特殊待遇的共和國功臣。

1954年底，他又偽造了一封急電，稱某軍司令員任命他當參謀長兼師長，并寫來令他飛往蘭州商談重要軍務的“親筆信”。農(nóng)林部未敢怠慢，遂為其買好機票。1955年1月，李萬銘先飛抵西安。因其曾在西安工作學習過，報上又曾宣傳過他的“豐功偉績”，很多熟人朋友便紛紛來看望這位知名的“功臣”、“模范”。消息傳開，省委也知道了。在一個場合，李萬銘見到了省委書記張德生。談話間，李又大肆標榜自己，并煞有介事地吹噓此次赴蘭州將擔任要職。張德生曾任二野政治部主任，當時又身兼蘭州軍區(qū)政委，對李所言情況卻了無所聞，不免心生警覺，便通知省公安廳調(diào)查。這一查，偽裝很快就被揭穿了。因為李萬銘那些經(jīng)歷全是假的，誰也不能證明，處處對不上號。1955年1月，李萬銘被逮捕。

與一般騙子不同，李萬銘被捕后，既不抵賴，也不隱瞞，竹筒倒豆子，嘩嘩啦啦，把行騙經(jīng)過從頭至尾、從根到梢悉數(shù)供出，像是早有準備，更像是對自己的騙術進行一次匯總和公示，聽得辦案人員既沉重又驚愕，太匪夷所思了。

這個案子在當時引起的轟動可想而知，連中央都很重視。社會上各種猜測皆有，有人懷疑李是國民黨特務，甚至美國間諜，打入共產(chǎn)黨內(nèi)竊取機密；有人說他是政治野心家；有人說他背后肯定有一個反革命集團，否則怎會隱藏這么深這么久；還有人猜他的妻子也是同伙。等等。

但人民法院對李萬銘案子仍然堅持了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沒有被各種猜測左右，而是以事實為依據(jù)，查了一年多，到1956年8月30日才判決。經(jīng)查實，李萬銘行騙沒有政治野心，也沒有騙取公款、為他人牟利等經(jīng)濟目的，他就是想利用欺詐手段騙取榮譽、不勞而獲，得到個人享受——吃呀、喝呀、坐飛機呀、療養(yǎng)呀等等。雖然沒有政治背景，但因為他是通過政治手段行騙，影響又十分惡劣，北京市中級法院判處他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李萬銘從此成為街談巷議的政治笑柄。

今天的人們不容易理解那時的干部為什么那樣容易上當受騙，使李萬銘一路暢行無阻。這中間，除了李萬銘這個騙子確實“史無前例”，人們?nèi)狈Φ挚沽ν�，還有很多客觀因素。比如建國之初難免的制度漏洞、信息不暢、機構人員變動頻繁以及當時的官僚主義、崇拜英雄、盲目、輕信等等。這一切與騙子的狡詐混雜交叉，終于釀成了一幕接一幕頗具諷刺意味的政治鬧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