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內容
竹內好（Takeuchi Yoshimi；1910～1977）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魯迅)研究家。
竹內好最引人注目的業(yè)績是魯迅研究。它不僅在戰(zhàn)后具有絕大的影響力，而且至今仍繼續(xù)被研究者引為參照。并且不止是魯迅研究，在日本有關中國現代作家研究的領域，如：對丁玲、茅盾、郁達夫、林語堂等的研究方面，竹內好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他的業(yè)績并不限于文學研究。以魯迅研究為基礎，他介紹了孫文、蔡元培、毛澤東等的思想和傳記，以民族主義為中心，對于新中國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歷史性和思想性意義加以了整體性的詮釋。所謂竹內模式或者竹內范型，就是在這里形成的。立志于中國研究的下一代人，把它作為理論框架加以繼承，受到了極大的影響。
竹內好以雜志《中國》為基地，連載《為了了解中國》等啟蒙文章，對于他來說，亞洲，特別是中國的近代化亦即中國革命，使得對于近代日本進行批判成為可能。對于他來說，亞洲首先就是中國。竹內經常說中國通過徹底否定傳統(tǒng)而再生于現代。中國開辟了史無前例的道路，在這一意義上，竹內好得出了中國走的是不同于歐洲的近代化之路的結論。這是因為，它以對于歐洲入侵(也包含日本的)的抵抗為媒介，通過“回心”而創(chuàng)造出新的自我。到這里，可以說竹內模式便完成了。
可以說，竹內模式的主題來自魯迅與毛澤東。他認為，魯迅所走過的道路作為一種定式，也適用于毛澤東的革命戰(zhàn)略，廣而言之，亦適用于中國革命。毛澤東在落后的農民那里發(fā)掘出了革命的動力，依靠它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引導革命走向成功；在抗日戰(zhàn)爭中，在解放戰(zhàn)爭中，雖然革命的敵人具有強大的實力，然而實力可以削弱，亦可補充。處于劣勢的一方可以依靠精神道德的力量戰(zhàn)勝強大的對手，這種可能性便在“回心”中產生。
竹內好指出：近代落后了的中國，勿寧說通過對于落后的自覺而將民族主義轉化為道德感召力，從而帶來新中國的再生�？梢哉f，這是將魯迅模式擴展至毛澤東，進而依靠這兩者解釋中國近代化亦即當時的新中國成立過程。這是一個宏大的假說。但是，這一通過對落后的自覺而使現存力量的關系相對化的思想本身，并未失掉它的意義。對竹內好來說，這是一個關鍵性的思想構架。例如，下述引文可以有助于對這一點的理解：“中國的近代化在時間上落后了，但同時使其在質量上處于優(yōu)勢”�！棒斞高@樣的人之所以得以產生，沒有激烈的抵抗作為條件是無法想象的。不是如同歐洲的歷史學家所說的亞洲的停滯、日本進步歷史家所說的亞洲的停滯(!)的那種落后的社會，不會出現這樣的人物”。他所強調的是，在落后的事物當中，蘊藏著產生優(yōu)秀思想與道德的力量，其優(yōu)秀性僅僅依靠經濟的和物質的力量關系是無法理解的。竹內時代，是冷戰(zhàn)機制支配世界，反殖民主義尚具明確意義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里，不去探尋毛澤東與林語堂的差別而是著眼于他們共通的民族主義部分，不能不說是竹內好的真知灼見。
竹內思想的“焦點”，在于他作為思想家的態(tài)度。這是通過否定的過程而使被否定的對象獲得新生的思想態(tài)度。從中，可以抽取出有關落后所暗含的道德優(yōu)勢、為消滅惡而存在的惡這一內在批判的邏輯等等悖論性的結構。
竹內好與他的同時代日本知識分子一樣，是一位活躍于多個領域的人物。他與大學時代的伙伴商談，在1935年發(fā)起中國文學研究會，編輯出版了雜志《中國文學研究》，從率先將現代中國文學作為正式研究對象這一意義上說，在日本，它起到了先驅性的作用。
大事年表
1931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中國哲學文學科學習。1932年赴中國參觀，1933年與岡崎俊夫、武田泰淳等組織中國文學研究組，1934年東京帝國大學中國哲學文學科畢業(yè)，中國文學研究組改稱中國文學研究會，1935年該會創(chuàng)辦《中國文學月報》(以后改為《中國文學》)，擔任該雜志主編。1935—1937年第二次赴中國考察。1940年任回教圈研究所研究員，于1942年赴中國內蒙等地調查。1942—1944年參加《東洋思想叢書》(83種，日本評論社刊)的編寫，撰寫第44種《魯迅》，此后即被稱為“竹內魯迅”。1944年應征入伍參加日軍，派駐我國湖南省。1946年7月復員后專心致力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1949年任慶應大學文學部副教授，1952年起任東京都立大學中國文學教授。1953—1954年編輯《現代中國的作家們》(和光社刊)。1955—1957年參加巖波書店組織的《魯迅選集》(13卷)的編譯。1960年為抗議當時的日本政府通過新安保條約而辭職，其后組織思想科學研究會、魯迅之友會、中國之友會等。1959—1962年參加《亞洲歷史事典》(10卷本，平凡社刊)的編寫。1962年參加《中國現代文學選集》(15卷本，平凡社刊)的編譯。1963年參加《現代日本思想大系》的編寫。1964—1966年任《中國的思想》(13卷本，德間書店刊)的主編。1966年參加《世界文學全集》(豪華版)的編譯，主編《中國·魯迅》。1967—1973年編寫《為了理解中國》(3卷)，獲第24屆每日出版文化賞。1968年參加編輯《日本現代文學全集》(講談社刊)的編輯，主編第93卷《竹內好集》。1969年編譯《世界文學全集》(彩色版)第35卷《魯迅、老舍》。1970年編譯《現代中國文學》(河出書房刊)第1卷《魯迅》和第2卷《茅盾》。從1970年起開始《魯迅全集》的翻譯。1973年發(fā)現癌癥后，堅持參加《中國講座》(5卷本，筑摩書房刊)的編寫，與野村浩一共編《革命與傳統(tǒng)》卷，并開始整理《轉變時期——戰(zhàn)后日記抄》，繼續(xù)《魯迅全集》的翻譯。1977年3月1日因癌癥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