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鵬一(1867～1943)字扶萬，號在山主人，晚年號一翁、一叟，筆名樹叟。祖籍山西曲沃，生于陜西富平，遂以富平為籍。七歲起入塾讀書。11歲始由其父每日講授漢魏以來古詩二三十句，并要求讀寫。堅持五年，誦詩達千余首。

　　清光緒十八年(1892)考入涇陽味經(jīng)書院，讀書的同時，還協(xié)助山長劉古愚校勘《史記》和《爾雅注疏》。光緒二十三年(1897)中舉入。次年初赴京會試。到北京后，在“三矯堂”(亦稱京師“萬木草堂”)謁見康有為，并拜康為師，積極參加康領導的維新運動。三月二十二日(4月12日)，康有為等在北京組織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的保國會，張參與籌備；還與林旭、康廣仁、梁啟超等13人聯(lián)名發(fā)表了在當時很有影響的《拒德人占膠州灣公啟》。不久，張帶著康有為致劉古愚的信及贈劉古愚的著作《新學偽經(jīng)考》和《孔子改制考》返回陜西。八月初六(9月21日)慈禧太后再度訓政，“百日維新”失敗，劉古愚因受株連于同年冬被解除味經(jīng)書院與崇實書院山長職務，返回故鄉(xiāng)咸陽；張與吳子敬、陳濤等陪同前往。翌年，張返回富平，光緒二十七年(1901)春遷居西安，從事古代經(jīng)典及史籍文獻的考據(jù)研究。次年到北京，不久出任山西省清源(今屬清徐)縣衙文案(秘書)。后因母親病逝辭職返回富平。光緒三十年(1904)春，劉古愚的靈柩由甘肅運回其故鄉(xiāng)咸陽天閣村安葬，張赴咸陽參加葬禮。同年，他在家鄉(xiāng)富平董莊創(chuàng)辦文王廟小學堂，又受聘任臨潼橫渠書院主講。這一時期，張除撰寫了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著作《儒教篇中之參考志佛》與《宋元學派變遷》兩書稿外，還根據(jù)嚴復翻譯的英國資產(chǎn)階級古典政治經(jīng)濟學的杰出代表人物亞當·斯密的著作《原富》進行刪節(jié)編纂，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出版了《節(jié)本原富》，開創(chuàng)了清末西北學者介紹國外資產(chǎn)階級經(jīng)濟學名著之先河。

　　光緒三十四年(1908)起，張先后任山西省長治縣代理知縣、山西大學堂庶務長、中國銀行秘書長等職。1914年春辭職由北京返回陜西，6月任陜西督軍署秘書，9月任陜西吏治研究所所長。1916年任陜西通志局分纂，又受聘監(jiān)修西安碑林。期間，他撰寫了《散氏盤銘》《晉諸公贊》等著作。1921年秋赴上海， 特地到其師康有為家拜謁， 并向康有為介紹了陜西著名的辛亥革命志士胡景翼的情況。

　　1923年10月至1924年1月上旬，由于吳佩孚的推薦，陜西省長劉鎮(zhèn)華邀請康有為到陜西講學�？翟陉兾髦v學和游覽期間，張是主要陪同人員之一，并充任翻譯。他還與康的另一學生鄧毅把康的演講記錄整理，后來編成《康南海先生長安演說集》出版�？涤袨闉榱舜鹬x張的盛情接待，特地到富平張家和他創(chuàng)辦的文王廟小學堂訪問做客，還賦詩相贈：“一代孫楊有大名，關中豪杰李天生。文昌九曲扶萬宅，又繼亭林過富平。”康還為富平藏書樓書寫了“藏書萬卷”等匾額�？涤袨橐驌Q經(jīng)導致了轟動一時的“盜經(jīng)”風波，張也受到牽連，被楊叔吉、高介人、李儀祉等人組織的陜西古物保存會斥責為“誘勸僧人換經(jīng)”。其實，張鵬一并未參與其事。

　　1926年劉鎮(zhèn)華率鎮(zhèn)嵩軍圍攻西安城期間，城中糧食極為困難，許多人病餓死亡。張及親眷20多口人住在西安城內，生活十分艱苦。數(shù)月后，張病情加重，由其二子同昌與三子際昌深夜護送出城返回富平鄉(xiāng)間調養(yǎng)。1930年10月楊虎城主持陜政，聘請張為省府顧問。1934年國立北平研究院與陜西省政府共同組建陜西考古會，張任考古委員會委員長。從1926年到1936年10年間，他撰寫了《唐代日本人來往長安考》 《太史公年譜》 《公羊今釋》《禮記今釋》《詩經(jīng)今釋》《尚書今釋》《阿母河考》《孔圣事跡問答》《劉古愚年譜》等一系列著作。1937年6月西北史地學會成立，張當選為理事長。在此前后，西安碑林保管委員會成立，張任主任�！熬乓话恕笔伦兒�，于右任恐數(shù)年前高價購買的稀世珍寶東漢蔡邕書寫的《熹平石經(jīng)》殘石保存于上海不安全，設法運回西安。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根據(jù)于右任所囑，委托張妥為保存。張對此非常重視，特將此石存放在考古會自己的辦公室內。1938年春夏間，日本侵略軍占領了山西大部分領土，多次出動飛機轟炸西安，隨時準備進攻陜西。危急之時，張不顧年高體弱，最先擬訂了碑林文物珍品的保存計劃，但在保管委員會討論時，因看法不一，爭論激烈，難以定案。就在此時，于右任來西安視察，對張等的愛國精神和不辭勞苦的行動予以高度評價，明確指示按原計劃進行，且要求在埋藏碑石文物時，一概遵從張鵬一之言。于語重心長地強調說：“抗戰(zhàn)之中，望諸位謹守團結，勿以私意為念，則陜事幸甚，民族幸甚!”嗣后，在張與周伯敏、曹仲謙、翁維謙等人的組織下，與聘請的工人一起，

　　在不時傳來的防空警報聲中，把于右任捐贈給西安碑林的大批珍貴碑石拆下，裝入麻袋深埋；其他碑石文物也采取磚砌、泥封等辦法，予以妥善保護。在前后歷時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張不斷親臨埋藏現(xiàn)場查看指導，常常顧不上吃飯睡覺，終于使這批國寶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得以很好地保存下來。尤為難能可貴的是，1939年10月，張又親自護送《熹平石經(jīng)》殘石到富平董南堡家中，藏于后院的枯井內，嚴令家中人保密，直至臨終前還叮囑長子張丙昌務必妥善保存，以后面交于右任。張逝世后，此石幾經(jīng)周轉，但保護完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重新移歸西安碑林博物館珍藏。

　　1939年，張當選陜西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并任第三審查委員會召集人。任職期間，提出議案，要求治理洛川、宜君、富平縣境的河水，興修水利以灌溉農(nóng)田；還應邀去各縣給參加培訓的教師和公務員講課。

　　他生前勤奮治學，著作甚豐，已刊的著述近20種，文章多篇；未刊印的著作有近40種，是研究中國古代傳統(tǒng)文化及近代歷史非常珍貴的資料。1943年10月16日逝世于富平故里。

　　1927年5月與考古專家徐旭生在寶雞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