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報：白手起家創(chuàng)辦的產(chǎn)業(yè)

王匡是南方日報社的第三任社長，為這份報紙的發(fā)展也是傾盡心血。帶著對王匡的敬意，記者重新走訪了南方日報社以往的辦公地址，希望從這些舊址中，一窺這位老領導當年的工作痕跡。

《南方日報》創(chuàng)刊時的地址，是1949年10月20日接管的原國民黨《中央日報》社址。這座破舊、狹窄的四層樓房，坐落在廣州光復中路（后改名為光明中路）48號。1950年5月1日，軍管會增撥了沙面復興路42號前萬國寶通銀行舊址給報社，作辦公和排字之用（印報仍在光復中路48號）。1953年，斥資100萬元，在西堤新基路37號建了一幢新樓，同時在西堤二馬路新建了印刷廠，這才開始有自己的產(chǎn)業(yè)。

印刷設備也是從無到有逐步添置的。創(chuàng)辦時，接管了國民黨《中央日報》未及撤走的3臺對開活版鉛印機和一臺抗戰(zhàn)勝利后便沒有使用的舊低速輪轉(zhuǎn)機。印刷工人發(fā)揚了當家做主精神，迅速修復好這臺輪轉(zhuǎn)機和另一臺接收《前鋒日報》的低速輪轉(zhuǎn)機。這兩臺“老爺機”便擔負了1952年前的報紙印刷任務。

據(jù)報社的老同志介紹，在這之前，經(jīng)過朱德總司令批準，于1950年用黨費從香港購進原天津《大公報》一臺美國司高脫鉛印輪轉(zhuǎn)機（理論時速24萬份）。這臺輪轉(zhuǎn)機于1951年運抵廣州時，由于美帝國主義封鎖，不給安裝圖紙，使安裝工作遇到很大困難。后來，在廣州重型機器廠的大力支持下，終于把機器安裝起來，于1952年勝利試機投產(chǎn)，成為當時遠東地區(qū)印報能力最強、印刷機時速最高的印刷廠。

電話通信設備初期只有接管國民黨《中央日報》的一臺20門電話總機，1954年更新了一臺上海產(chǎn)的50門總機。這個時期的交通工具也較少。只有舊的福特、霍素小房車各一輛，美制威利士吉普車一輛，大貨車只有兩輛，一輛為斯蒂蓓克舊車，另一輛是由大客車改為貨車的道奇T118.記者外出采訪，往往要靠步行。

兩萬多冊藏書捐贈給東莞圖書館

身為東莞人的王匡十分關心家鄉(xiāng)的文化建設。王匡生前最喜歡買書，在晚年，他把自己畢生最珍貴的東西留給家鄉(xiāng)，他把在“文革”中被抄家以后又發(fā)還給他的兩萬多冊藏書捐贈給東莞圖書館，在圖書館專設“王匡書室”，為其珍藏展覽，以育后人。王匡書室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著作、讀書筆記、名人贈書，第二部分是珍藏圖書，第三部分是珍藏的畫冊。贈書中有珍藏的圖書：《上海博物館藏畫》、《蘇加諾工學士、博士藏畫集》、《中國歷代繪畫：故宮博物院藏畫集》。珍藏的畫冊：《廣東省名畫家選》、《廣東書院畫集》、《關山月畫集》、《徐悲鴻油畫》、《李鐵夫》、《潮汕國畫家選集》、《明清廣東書法》、《張大千畫集》、《鄧白畫集》、《關山月旅美寫后畫集》、《美國名畫原作展》、《潘天壽作品集》等。

建國后王匡多次回莞。建國初期，東莞的可園曾做過敬老院、幼兒園、小學之用。1959年，王匡提出重修可園的設想。1965年在陶鑄的關懷下，由當時的東莞縣委林若直接領導修復可園。

曾被毛澤東單獨召見

王匡畢生曾見過毛澤東兩次，一次是王匡二十歲在延安抗大做紅軍老師的時候，毛澤東和他們幾個教員談如何教好文化課的問題。另一次就是在1958年，毛澤東在廣州珠島賓館單獨召見王匡。王匡第一次見毛澤東的時候才二十歲，到第二次見毛澤東時，已經(jīng)四十歲，估計毛澤東也忘記了在二十年前，在延安曾接見過這位紅軍教員。1958年被毛澤東召見的時候，王匡時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那次相當?shù)囊馔�，王匡沒有任何的準備，他和女兒正在家里吃午飯，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請他立即到珠島賓館去，說北京來的客人要見他。王匡問是誰，對方說你來了就知道。沒想到這位客人竟然是毛主席。王匡的習慣是將黑布鞋后跟踩在腳下，當拖鞋穿，他一見到毛主席當即狼狽萬分，第一時間蹲下去將鞋后跟提上來。誰知毛主席對他說：“王匡同志，就這樣吧”。

那次毛澤東單獨見他，但并沒有吩咐特別的任務，也沒作出工作安排，只是問他過往的經(jīng)歷，問他有沒有讀過馬寅初和凱恩斯的書。王匡回來后也不太明白毛澤東的意圖，但估計是毛澤東想對負責宣傳工作的人才進行了解，量度他的工作能力，是否一個可用之才。

“文革”后，王匡任國家出版局局長時，作出重新出版35部名著的決策，而且還用了印毛選的紙張。

這個決策在當時來說是一件十分艱難而冒險的事情，如果當時政治形勢再有變動的話，這兩條都是“死罪”來的，但王匡就是這樣，完全豁出去了，不會因為受到“文革”的迫害，而改變自己的追求，在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始終恪守自己的信念和真理選擇，這也是兒女最敬佩父親的地方。

重印這批書籍的時候，首先遇到的問題是究竟哪些書可以重印，哪些書不能重印呢？由誰來界定？標準是什么？真叫人疑慮重重，邁不開步子。想來想去，王匡就先從馬克思肯定過的書、列寧肯定過的書、毛澤東肯定過的書入手，后來確定了35部中外名著。

其次的難題就是缺乏紙張�！拔母铩逼陂g因為長期不出書，倉庫里根本沒有儲存的紙張，加上紙廠全部停工，僅存在倉庫的8萬噸紙全部是準備印刷《毛澤東選集》第六卷、第七卷的。王匡想，在當時的形勢下，出版“毛選”第六卷、第七卷似乎不大可能，因為“毛選”第六卷、第七卷會涉及到“反右”斗爭、三面紅旗、廬山會議等問題的評價，這些問題中央都還沒有做結(jié)論，為此，王匡專門為這件事去找吳冷西、胡喬木商量。吳冷西笑笑不回答，胡喬木則說：“u2018毛選u2019四卷編了好多年才出版，第五卷編得很不容易，第六卷真不敢說什么時候能編出來�！彪m然是這么說，可這些紙是專門為出版“毛選”第六卷、第七卷準備的，誰敢動用“毛選”的紙呢？“毛選”印不出來豈不是要你負責嗎？這個罪名可不小。于是王匡連夜進中南海，請示了中央分管文化出版工作的吳德，得到了他的支持，才從汪東興那里拿到了紙，書終于順利地開印了。

這批書首先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新華書店發(fā)行。售書的第一天，對廣大讀者來說真是一個盛大的節(jié)日。人們通宵排隊等候書店開門。書店里人頭涌涌，摩肩接踵，新華書店從來沒有這么熱鬧過。買到書的人滿頭大汗，如獲至寶地捧著一尺來高的一大疊書從人群中擠出來，心滿意足地走出店門，口里說要留給兒子看、留給女兒看。對這批中外名著的出版，社會上有口皆碑，普遍贊揚。這批書出版后，很大程度緩解了書荒，初步滿足了廣大讀者對書籍如饑似渴的需求，給出版界帶來了顯著的社會效應和經(jīng)濟效應，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