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1937）

　　白堅武，民國史上一個小人物。他之所以未被遺忘，主要是因為作為李大釗的同學(xué)和吳佩孚的幕僚，他在歷史大戲臺上曾以配角身份登場。不過，由于其在身后留下了一部相對完備的日記 ，而且在日記中他有既記行蹤又記思想的習慣，所以在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標本價值 。

　　本文即擬通過對《白堅武日記》所記思想狀況的分析，探討一下他從一個愛國青年蛻變?yōu)榭蓯u漢奸的思想歷程，并希望借此反映現(xiàn)代中國思想史的一種深層變遷。

　　一、北洋“圈子”里的一個另類

　　1916年7月2日，傍晚，一個中式打扮的北方青年與兩個朋友在上海黃浦江邊散步，三人游興正濃，突然，一個巡捕擋住他們，赫然喝道：“你們?nèi)齻�，退回去！”這個北方青年頗覺驚訝，再一細看，發(fā)現(xiàn)被擋的都是穿長袍馬褂者，而著西裝革履者則可暢通無阻。原來已走到租界邊上。在回旅館的路上，這個北方青年一直在想：那個同樣是中國人的巡捕究竟是什么東西做成的呀？為什么他要對同胞如此無情無義，“幾忘自系人類”呢？ ……

　　這個北方青年便是年方30歲的白堅武。

　　白堅武（1886-1937），河北交河縣洼里王鎮(zhèn)西常莊人，1907年畢業(yè)于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xué)校，與李大釗同學(xué)，畢業(yè)后曾任黃鐘報記者與內(nèi)務(wù)部僉事，1917年以后分別在北洋軍閥李純和吳佩孚處做顧問，1937年9月，在冀南被屬于馮玉祥舊部的國民黨軍隊以“漢奸首領(lǐng)”罪處決。終其一生，白堅武都沒有脫離北洋派的圈子，可以說他踏入社會的第一步（任直隸督署秘書）與最頂點（任吳佩孚處總參議），都是在北洋派的圈子內(nèi)實現(xiàn)的。

　　然而，年輕時的白堅武卻對這個圈子頗為不滿，對圈子內(nèi)的人和事充滿痛恨。這一點，倒與當時絕大多數(shù)受《新青年》影響的新派人物相通。譬如，1917年1月24日，他曾在日記中憤憤不平：

　　入世以來，樸心未退，而社會機心日增；機心遞演之結(jié)果，公之念日亡，私之念日焰。同一知交，大團之內(nèi)有小團，大圈之內(nèi)有小圈，對外無論矣；團與圈之內(nèi)，無時不用其機心。所謂政團也、政治社會也，有如貨幣者然，只有惡貨驅(qū)逐良貨而已。

　　非但如此，作為圈內(nèi)人的白堅武對所處“圈子”不僅憤慨，而且急切地想打破它，改變它。譬如，當他在上海聽說北京的學(xué)生為抗議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上街游行，“焚賣國黨曹汝霖宅，毆章宗祥幾斃”，便在當晚的日記中表示強烈同情，認為此舉“足征人心未死”。 當他從一份報紙上看到新文化運動的領(lǐng)袖陳獨秀病死的假消息，便當即認為陳可稱得上“中國之路得、盧梭”，斯人之死，“則人道之明星隕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他讀過《新潮》雜志上的一篇文章后，對文中流露的“根本改造”思想大表贊同，認為中國社會“亟有待于根本澄清，絕對不贊成調(diào)和，調(diào)和在本身為自滅，對客體為投降�！�

　　打破或改造這個“圈子”從何入手？從白堅武的早年日記看，雖然他沒有提供一個以新替舊的具體方案，但其傾向性還是比較明顯的，即與當時大多數(shù)憂國憂民、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一樣，白堅武頗為看好社會主義。譬如，當他讀過《新青年》6卷5號刊載的《馬克思學(xué)說》一文后，立即感到“曙光在此”。 在1920年2月28日的日記中，他甚至寫道：“余現(xiàn)覺宇宙間所有動止，俱由環(huán)境構(gòu)成，物由心造，誠有此象。然展轉(zhuǎn)以細索其因果，仍不出唯物關(guān)系。突然而有此內(nèi)識，突然而有此外效，為世界所無之事。攻馬克思唯物論者眾矣，余不論其有充分理由。若以馬克思所論演證據(jù)不充足則有之，強余絕對信仰唯心論現(xiàn)未能也�！� 對唯物論的偏愛與對唯心論的懷疑，并由此而引發(fā)的為馬克思學(xué)說的辯護，溢于筆端。

　　總之，1917年至1921年間的白堅武幾乎是北洋“圈子”內(nèi)的一個“另類”，他對所處環(huán)境極其不滿，對社會主義心存向往，他甚至認為當時的中國社會已腐敗到極點，“非經(jīng)洪水洗濯一次”，“將不得以人類自薦于世界”。 如果我們對照一下同時期廣為人知的《惲代英日記》，便會發(fā)現(xiàn)兩人年輕時在思想上并無本質(zhì)的不同，都屬于向往改變中國社會與個人人生的理想主義者。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有血性、有追求的進步青年，為什么最后會墮落成無恥漢奸呢？

　　二、第一次思想轉(zhuǎn)變：告別社會主義

　　白堅武思想第一個重要轉(zhuǎn)折點，是對社會主義由同情到懷疑的態(tài)度變化。

　　事實上，在民國初年，由于憲政實施并未帶來預(yù)期效果，中國思想界陷入著名記者黃遠庸所說的“人心枯窘” 的一個彷徨年代，如果說晚清時期中國社會同樣混亂，那么晚清思想界起碼還知道以一種共同認可的方式（憲政）去改變這種混亂，并以此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但一旦憲政這劑藥方經(jīng)過民初政治的檢驗證明失效后，包括白堅武在內(nèi)的清末民初成長起來的這批年輕知識分子便不得不開始新的思想探索歷程。

　　依照白堅武在1921年前所表現(xiàn)出的思想趨向，他極有可能選擇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追求目標，這也是當時相當一批企圖破舊立新的年輕知識分子的共同抉擇。

　　除了上一節(jié)中所列舉的材料外，還有兩點可以證明白堅武可能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

　　第一，他對宗教向來沒有興趣。

　　民國初年，當“定孔教為國教運動”甚囂塵上之際，白即“終不謂然” 。事實上，他不僅對定孔教為國教沒有好感，甚至認為一切宗教都是無稽之談。在他看來，“一神較多神為進化，然無神尚勝一神也”，所謂宗教，只是用來嚇唬老百姓的，即所謂“可由不可使知之義”。

　　第二，他閱讀了大量進步書籍。

　　1920年1月2日，當他讀張東蓀發(fā)表在《解放與改造》第7號上的一篇談社會主義的文章時，發(fā)現(xiàn)作者所說的“如有建設(shè)必定依著社會主義的原則”，與自己的想法不謀而合，于是在日記中寫道：“是言實為我所欲言者”。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盡管他所讀的社會主義書籍多是經(jīng)過進步黨人中轉(zhuǎn)的社會民主主義，但他并不同意點滴改良。

　　一方面，白堅武在1917-1921年間追尋生命意義過程中，對彼岸世界的誘惑不以為然；另一方面，他在此岸世界中對社會主義頗有興趣，以當時中國思想界的實況來推演，白堅武轉(zhuǎn)而信仰社會主義應(yīng)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這事實上也是許多中國早期共產(chǎn)主義者的共同思想軌跡。

　　然而，1922年以后的白堅武的思想變化，并未沿正常軌道行駛，他非但沒有從社會主義的同情者變成信仰者，反而變成了一個反對者。

　　單憑筆者手頭的資料，還不足以完全說明白堅武的這次思想轉(zhuǎn)折，根據(jù)他留下的日記，筆者猜測可能有三種原因：

　　首先，可能與他在1922年的人生際遇的改變有關(guān)。

　　也就在這一年，他離開南京李純的幕府，來到洛陽吳佩孚處參贊軍政，無論是經(jīng)濟收入，還是政治地位，都有了較大提升。從其日記看，也就是在這一年后，他對所處“圈子”的抱怨大為減少。

　　其次，可能與他對接觸的蘇俄代表的觀感變化有關(guān)。

　　在吳佩孚處，白堅武曾與來訪的蘇俄代表接觸，發(fā)現(xiàn)對方在中東路和外蒙等關(guān)鍵問題上，“恍惚其辭，不肯為確定之答復(fù)”。 這一點可能使他對蘇俄乃至社會主義都產(chǎn)生一種“厭”屋及烏的逆反心理。

　　最后，可能與他1917年的一次不佳的旅行經(jīng)歷有關(guān)。

　　當年4月29日他乘國營的津浦線列車北上，發(fā)現(xiàn)該線的二等車尚不如京奉、滬寧、京漢線的三等車潔凈舒適，便感喟道：“國家營業(yè)，乃如此乎？” 這次不愉快經(jīng)歷有可能長期定格在他的潛意識中。

　　這三點原因當然還限于理由并不十分充分的猜測，因為當社會主義思潮進入中國之初，有人認為在這種體制下干多干少一個樣，會妨礙個人的創(chuàng)造性，另有人則認為在這種體制下，勞動者當家作主，能刺激個人的創(chuàng)造性，但由于在世界范圍內(nèi)，計劃經(jīng)濟剛剛起步，其利弊得失并非一目了然，所以雙方還是處于各執(zhí)一端的對峙狀態(tài)。然而，不管怎樣，從白堅武1922年之后的日記看，他對社會主義再也沒有此前的熱情和興趣了，并且常以一種不以為然的口吻談及社會主義或計劃經(jīng)濟。比如，1928年2月，他在讀過一本書中關(guān)于煙酒歸國家專有辦理的論述后，即在日記中評論道：

　�。ㄔ撜擖c）理論上誠然有據(jù)，然實行尚待討論。即以北省言，業(yè)燒鍋者甚多，一律令其完全喪業(yè)，殊非維持民生之道；且由國家為之，經(jīng)官吏之手，亦不見其適宜得利。最好由國家提倡改良，維持其固有之業(yè)，而捐其相當之稅，斯為酌量得中。凡政策須俯察實際，不可太涉空想也。

　　擯棄玄虛理想，講究因時制宜。這大致可以視作白堅武在1922年之后的一種基本政治心態(tài)。處于這種心態(tài)之中的白堅武，一方面感受到自由選擇的愉悅，另一方面也體悟到目標缺失的痛苦。

　　三、目標缺失后的漫游

　　白堅武在告別社會主義之后，其思想處于一種“目標缺失后的漫游”狀態(tài)。由于沒有一種價值體系，他在對政治人物或思想做判斷時，便只能從“用”的角度出發(fā)來加以取舍。因此，他在1922年之后的政治思想帶有較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

　　實用主義在政治上的首要表現(xiàn)，就是否定在這個世界上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治萬靈丹，一切制度都要拿到環(huán)境中試驗一番。這正如現(xiàn)代中國最早的政治學(xué)家高一涵在1919年所強調(diào)的：“一切制度政策都是人類為達到目的而應(yīng)用的器具；要想選擇那種器具合用，那種器具不合用，必須把所有的器具都拿來比較比較，并研究各種器具的由來、變遷，找出進化的路徑，看看處現(xiàn)在的環(huán)境，應(yīng)該用那種器具才好�！� 而在1927年12月24日的日記中，白堅武表露了類似的觀點：

　　……而不知人類的政治與物質(zhì)的機器不同，機器可以完全適用科學(xué)律，政治則須隨時運用良明之人事支配確定之規(guī)模，方可相得益彰，若永久不敝之制度乃世所無也，道在因時制宜耳。

　　白堅武是否相信實用主義哲學(xué)，僅憑日記已不可考，但在日記中可以看出，每當提及實用主義哲學(xué)在中國的代表人物胡適時，其筆端都流露出贊許同情之意；而且，對“永久不敝之制度”的否定，事實上也就是對真理客觀性的否定，一切政治思想，在他看來，都只是“因時制宜”的產(chǎn)物。這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思維方式。其直接的外在表現(xiàn)便是價值相對主義——不承認固定恒一的價值觀，一切以是否有用作為標準。

　　在這種價值相對主義的支配之下，人們不易被某一種意識形態(tài)俘虜。正因為此，白堅武對于已成潮流的社會共識，往往也要發(fā)表自己的獨特見解。比如，對于20世紀30年代風靡中國思想界的以蘇俄為代表的“計劃經(jīng)濟”思潮 ，白堅武即在日記中多次表示不能茍同。他甚至認為蘇俄優(yōu)先發(fā)展軍事工業(yè)，“終為畸形發(fā)展”，因為“若處處為軍事準備，就過程中或亦有相當便利，然終局總是害”。 另外，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白堅武的這種經(jīng)濟思想還是基于他對人性的一種根本認識。在1931年8月13日的一則日記中，他在論及公、私二字的關(guān)系時，感到“人類既不能無私，惟有以公調(diào)劑之耳”。 考慮到我國哲學(xué)家賀麟此后10年方提出“大公無私不過只是一完美邈遠的理想，而假私濟公才是切實有效的方法”， 不能不承認白堅武的識見確實有獨特之處。

　　一般而言，價值相對主義的長處在于分析——一切思想都可在是否有用的標準下被“去魅”，而其短處則在于綜合——不可能形成一種能夠整合社會的共同政治理想。如果白堅武在1927年下野后，在天津安安靜靜做寓公，憑著懷疑一切的價值相對主義眼光，他大可以成為一個相當不錯的“民間思想者”。但白一直是一個有很大政治抱負的人，總持有天降大任于“自己”的良好感覺。這便促成了其思想的進一步轉(zhuǎn)變。

　　作為一個冷眼旁觀的“民間思想者”，白堅武盡可以將觀察對象一一分解，而不用考慮這樣做的社會后果。但作為一個政治參與者，他深知“旗號”（共同的政治理想）在政治斗爭中的重要性，換言之，以一種合情合理而非僅僅實用的政治目標來凝聚信徒，是任何政治家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前提。這正如白早年的朋友李大釗在1919年所揭橥的：“要想使一個社會問題，成為社會上多數(shù)人共同的問題，應(yīng)該使這社會上可以共同解決這個那個社會問題的多數(shù)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尺度（即是一種工具）�！�

　　白堅武在民初政壇上摸爬滾打多年，自然深諳核心政治目標在動員群眾方面的重要性。這在他1927年后的日記中有多方流露。比如，1928年12月14日，他曾與幾個朋友預(yù)測國共相爭的結(jié)局，白的觀點是：

　　蓋共黨主張是非善惡，固另為一問題，而其澈頭澈尾直捷了當予人以共見，則也所知也。……國黨規(guī)定悉仿蘇俄，而口頭則稱反共，其主張之方案，如平均地權(quán)等條目，又為準共產(chǎn)；迄無一明白貫澈之主張、腳踏實地以求實效，處處現(xiàn)傍徨歧路之象，此所以情見勢絀也。天下有論而無行終歸失敗，何況并理論亦不能自完其說乎？

　　1928年，國民黨尚處于上升期，連林彪這種浴血井岡山的共產(chǎn)黨人都懷疑“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白堅武能有如此預(yù)測，關(guān)鍵便在于他敏銳地發(fā)現(xiàn)國民黨所宣示的理論不徹底，缺乏說服力。從后來的結(jié)局看，這一點也確實是國民黨政權(quán)在大陸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白堅武不僅對奪取政權(quán)時的“共見”作用相當看重，而且也強調(diào)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同樣應(yīng)借助“信條”來整合社會。1929年9月27日的一則日記這樣寫道：

　　余謂國家有信條而后，群眾心理對于政治始有準循。往昔皇帝一物，千百年綱紀修飭結(jié)果，構(gòu)成一國家神圣信條，相率遵守而不敢渝；自皇帝倒而易民主，舊信條亡矣，必有可以代易之新信條，上乃有統(tǒng)治，下乃有遵循之道。惟民國以來，國家永無確定之信條，專憑當局一、二人之威權(quán)驅(qū)馭徒黨；威權(quán)以勢力而存，勢力不能常具，而威權(quán)凌替矣。故政治變相仍其勢然也。

　　不管是“共見”，還是“信條”，事實上在這里都是指一個社會中大家共同遵守的行為規(guī)范與共同追求的政治目標。從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白堅武對“共見”或“信條”在政治中的粘合劑作用有相當清醒的認識，那么，下野后仍不甘寂寞的他又應(yīng)以何種思想作為自己動員群眾的“共見”或“信條”呢？

　　四、第二次思想轉(zhuǎn)變：南北畛域之見

　　如前所述，白堅武的政治思想在1922年之后帶有較強的實用主義色彩，因此他的思想往往會因“用”的不同頻繁轉(zhuǎn)變。比如，他曾對國民黨大搞對孫中山的個人崇拜頗為不滿，認為“凡崇拜之人物須有相當之分寸” ，但一旦其政治活動屢因組織渙散而失敗，便又對德國希特勒的獨斷手法大加欣賞；再如他曾肆意攻擊社會主義，但一旦見到身邊的朋友因生計困難而一籌莫展，便又認為馬克思強調(diào)經(jīng)濟作用的唯物史觀“亦未可一筆抹倒也”。 不過，這些大致沒有超出以實用主義思維方式做基礎(chǔ)的價值相對主義的范圍。在白堅武晚年的思想中真正異于從前的一個明顯變化應(yīng)是：對南、北畛域之見的強調(diào)。

　　所謂南、北畛域之見，這里指的是將南北的地理差別引入政治斗爭，認為北伐戰(zhàn)爭是南人對北人的侵凌，因此北人有必要起而反抗。

　　1933年夏，在與朋友的一次交談中，白堅武即感覺到“蔣介石南北之見太深，以北為征服地，任其自然，惟有當亡國奴耳。非集合同志決心自救，無他途也。” 此時已流露出以北方代表自居的意思。在稍后白堅武手訂的《正義軍軍歌》中，這種強調(diào)南北對峙、復(fù)興北方的觀念更是表白無遺。軍歌包括5首，其中第三首的歌名即是《強北》，歌中唱道：

　　泱泱東海，巍巍太行。惟人與士，王者北方。天如相中國，北在終不亡。燕趙好身手，切莫須臾忘。

　　到了晚年，白堅武這種“北方復(fù)興，舍我其誰”的自我定位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早年吳佩孚曾有一次給他看手相，他覺得“似有似無”，而在1936年3月28日，當兩個算命先生告訴他：“定中國定北方者為白氏烈士”，他即感到大為受用，認為是“天命攸托”。

　　如同辛亥時期革命黨人對滿漢民族差異的強調(diào)，白堅武此時對南北畛域之見的強調(diào)也有其社會背景。民國初年，由于南方和北方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意見分歧，一些政治沖突便往往被簡化為南北沖突。當時一個南方的革命黨人曾從南方的角度表述過這種觀點，他說：“中國古來南北之爭，恒北方占優(yōu)勢，予作《革命雜詩》，有句曰：u2018自古南都多短命，怕談總統(tǒng)祭明陵u2019，所以紀實也�！�…孰知事至今日，愈出愈奇，以中原之人治中原，乃視南方等于被征服之土，派兵駐防，一如滿洲�！� 南方對北方的不服與不滿，躍然紙上。當時開戰(zhàn)多稱“南北戰(zhàn)爭”，議和則叫“南北妥協(xié)”，以致態(tài)度相對超脫的國民黨領(lǐng)袖黃郛在1918年感嘆道：“今北京命令，稱西南曰南服；西南文電，名北京曰北庭；吾試問西南究為何國人，北京究為何國都�！�

　　北伐之后的情況，可能比民國初年更為嚴重。盡管蔣介石在北伐之初即把三民主義擺在相當重要的位置，認為國民革命是以三民主義統(tǒng)一中國，而不是以南方統(tǒng)一北方， 但北伐戰(zhàn)爭畢竟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由南方發(fā)動、并取得成功的統(tǒng)一行動（第一次是元末朱元璋的北伐），這對北方民眾的心理，應(yīng)有較大刺激。而且國民黨在取得全國政權(quán)后一系列舉措（如遷都南京），皆加劇了北方對南方的成見。青年黨領(lǐng)袖李璜當時曾游走南北，對此有深切感受，他晚年回憶道：

　　國民黨在北方未能深入民眾去做基本誘導(dǎo)工夫，這已足造成南北彼此了解不夠，易滋誤會；何況……革命而要稱之為“北伐”，北京又定要改成“北平”，更足使北人認為南人驕妄了。我初聞此種怨言于失意軍人政客之口，并未加以重視，及詢問同志們，乃知此一誤解與怨言相當?shù)钠毡橛诒狈缴鐣�，便令我不能不對國事有了隱憂。

　　值得注意的是，從白堅武的日記看，他并不是一個與生俱來的“大北方主義者”，換言之，他的南北畛域之見在早年并不強烈。譬如他在1918年7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北京今儼然國都也，其人除食睡外幾同鹿豕�！� 事實上這將北京人視為行尸走肉。白很早即對南北兩地人民有一種成見：即認為南方人“智優(yōu)而力不足”，北方人則“力不患不足，患見事之不明”， 而且，這種成見基本貫穿始終，一直到1936年，他還在日記中感嘆：“北人多混沌不明” 由此可見，他在能力方面并沒有厚北薄南，充其量只是認為南人與北人在體力與智力上各有所長。不過，他在1927年之后，親見中國政治中心南移后在北方造成的動蕩與不滿 ，于是便敏銳地抓住當時政治斗爭的這一癥結(jié)，迅即打出“強北”的政治旗號。這中間，從其前后態(tài)度的反差看，可能也有政治實用主義的價值取向作祟。

　　不管白堅武的南北畛域之見上是借題發(fā)揮，還是確實相信，這個借口或解釋后來成為其政治行為的一種安魂丹，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如第一節(jié)所述，白在青年時即持有一定的民族主義觀念，即使到晚年，這種起碼的民族主義觀念也并未完全喪失。譬如，在“九u2022一八”之后，他也會痛心疾首，認為“東北一般醉生夢死之人，外患之來未能防于事先，復(fù)不能應(yīng)于臨時，可痛可恨！” 面對日本的侵華活動，他在內(nèi)心深處也有一定的防備，如其在1932年即認為：“現(xiàn)在日軍橫沖直撞，不啻向世界宣戰(zhàn)，必步德國后塵” �？紤]到白寫日記并無示人的動機，那么我們便不能認定他的這些言論完全出于作秀。事實上，白堅武一方面高談救國愛國，另一方面為求政治發(fā)跡而與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其理由便是基于南北畛域之見的“強北”動機。正是這個虛構(gòu)的“正當理由”， 才使得他在內(nèi)心深處將如此矛盾的政治行為統(tǒng)一起來，既為自己動員信眾尋求理論工具，也為自己賣國求榮找到正當理由。

　　如果說吳三桂的降清如同民間所說的“沖冠一怒為紅顏”，那么白堅武與日本勾結(jié)的自我解釋便是基于南北畛域之見的“強北”。

　　五、余論

　　綜上所述，從青年到晚年的白堅武，事實便一直處于價值相對主義的影響下。作為秀才出身的讀書人，他對傳統(tǒng)的儒學(xué)卻并無好感與崇信；作為不滿現(xiàn)實的憤世者，他又認為社會主義不合人性。白的思想在1922年之后即陷入完全以“用”做標準的徹底的價值相對主義。到1930年代，他在“用”的引導(dǎo)下，終于找到一種能解釋自己行為的理論框架——南北畛域之見，他從一個愛國青年蛻變?yōu)榭蓯u漢奸，便是在這個框架內(nèi)獲得心理平衡的。因為在這個框架內(nèi)，可以用一種對北方的責任感取代對祖國的道德感 。一般而言，基于地域或種族的思想可以在短期內(nèi)迅速發(fā)動群眾，這也正是為什么說辛亥革命時期三民主義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民族主義的主要理由。但這種基于地域觀念的情感訴求，并不成其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因為它沒有回答“根本性問題”， 沒有構(gòu)造一個能吸引受眾的“人間天堂”，因此并不足以引人入勝并赴湯蹈火，最終難免失敗。

　　自清末民初始，由于國力的目趨衰微，以致人們連帶著對此前國家的主要精神支柱——儒學(xué)產(chǎn)生懷疑，流風所及，整個社會便處于一種道德失范后的無序狀態(tài)。上層社會的混亂已如上述，而下層社會也好不到哪兒去。20世紀20年代后期，一個在中國北方軍隊中混跡多年的將領(lǐng)徐永昌曾經(jīng)對此有切身體會，他說：

　　從前長者怕神明，小人怕鬼，哲者怕良心、怕道德，還有多數(shù)人怕官，或說是法律�，F(xiàn)在呢？迷信打破了，良心是不講，法律是沒有，那們無鎖鏈鎖著、無釘子釘著的如一團集沙然之軍隊，究以何物維系之？憑餉？有缺時；憑法？恐怕到時間用不上；憑升官？是民國以來與迷信一樣，已打破了；憑所謂黨？則現(xiàn)在已看見那種松樣啦。予以為若以吾人傳統(tǒng)所涵蓄最深的道德感情來維系之，或者還有一二分可靠。不然，時至今日，再無他法，有之，則惟消極的不令其做一件記不下去的事。如此則那一時散了也不怕欠下良心賬。不然者，帶兵的勾當是危險呵。

　　說到底，帶兵之難關(guān)鍵難在沒有一種共同的理想或標準來約束士兵的行為。徐永昌提出的以傳統(tǒng)道德來維系軍心和人心，自然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因為建立在良心基礎(chǔ)上的傳統(tǒng)道德，已經(jīng)在新文化運動的沖擊下被“去魅”。但除了傳統(tǒng)，又有什么道德資源可以利用呢？

　　從五四以后的情形看，背棄傳統(tǒng)的許多年輕知識分子最終選擇了各種形式的社會主義，而且中國的重新統(tǒng)一，事實上也是建立在這種選擇基礎(chǔ)之上。但是，畢竟還有一些如同白堅武這類棄舊而又厭新的人物，在尋找思想之錨的過程中一直苦苦掙扎。因此，直至20世紀40年代末期，對“共同的理想或標準”的追求仍在困惑著中國知識界。如一位學(xué)者在1946年仍呼吁中國要重建精神大廈，他的理由是：

　　本來所謂“國于天地，必有以立”，這個“有”原也不指武器，而是指某一社會中人群所同意信守的生活方式和原則——幾顆思想上的大柱子，頂住了這個社會（或國家）的組織機構(gòu)。一般人稱這個機構(gòu)為社會制度或政治制度。這幾顆大柱子有的時候叫作四維八德，有的地方叫作民治思想，有的地方叫作共產(chǎn)主義。不管叫它什么，重要的是在這個社會中的人群必須能同意支持這些柱子，這些原則，否則整個機構(gòu)垮下來必釀成極大的災(zāi)禍。尤其重要的是同意支持，不是強迫支持。

　　從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一部中國現(xiàn)代史，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尋找“柱子”的歷史。事實上，這些“柱子”不僅對社會整合的實現(xiàn)極為重要，對個人身份的確立同樣也不可或缺，因為這些“柱子”可以提供“一種指導(dǎo)我們穿過我們經(jīng)常面對的政治無序的導(dǎo)航儀” 。

　　白堅武思想轉(zhuǎn)變之頻繁，正好反映了這些“柱子”的尋找之困難。本文的主人公最終是以一種缺乏持久力的南北畛域之見作為自己行動的解釋，但這種地域觀念因缺乏對未來社會的構(gòu)建而不成其為“柱子”。對于白堅武們而言，一般“柱子”已不可得，構(gòu)建一種基于“同意支持”而非“強迫支持”的“柱子”，則更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了。

擴展閱讀： 1.[青史評論]李大釗的同學(xué)白堅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