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趙菊蘭結(jié)婚第二天，侯永祿的母親就等著抱孫子了。1949年1月，趙菊蘭生育第一胎，因奶水不足，嬰兒生下三個多月就夭折了。此后，趙菊蘭先后于1950年7月、1952年12月、1955年11月、1958年2月、1960年12月、1964年1月生下二女四子，依次取名為引玲、勝天、玉玲（或“西玲”）、豐勝、萬勝、爭勝。趙菊蘭的丈夫侯永祿出版了鴻篇巨制“農(nóng)民五部曲”。

侯永祿的《農(nóng)民日記》不僅展現(xiàn)了陜西農(nóng)村六十年的變遷，也留下了農(nóng)民生活的點滴痕跡。在這些柴米油鹽式的文字中，關(guān)于他妻子趙菊蘭的記述雖然零碎，卻勾勒了一個普通農(nóng)村婦女半個多世紀(jì)的風(fēng)風(fēng)雨雨。

趙菊蘭，是1949—1965年間千千萬萬個陜西農(nóng)村婦女中的普通一員，也是平平凡凡的中國農(nóng)村婦女的縮影。

1. 農(nóng)民日記中的農(nóng)婦日常生活（作者：李巧寧 ）

勞 動

1950年冬到1951年春，路井鎮(zhèn)進行了土改。土改后，身為基層干部妻子的趙菊蘭響應(yīng)政府號召，積極參加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政府號召棉花要增產(chǎn)，她便和婆婆、丈夫一起粒選棉種；政府號召鋤麥，她把不到兩歲的孩子放在家里，跟著丈夫不歇一口氣，把四畝多麥田扎扎實實鋤了兩遍。

1952年，侯永祿組織了互助組，菊蘭也不甘落后，一日三晌地下地干活。1954年，初級農(nóng)業(yè)合作社在路井鄉(xiāng)建立，以后逐步發(fā)展為高級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到1957年，高級社全部按勞動工分分紅，改變之前按入股土地和勞動工分兩部分來分紅的做法。這種完全按勞動分紅的辦法在人民公社時期除了1958年秋冬短暫的幾個月之外，一直持續(xù)到人民公社解體。

為了多分紅，只要有活，菊蘭盡可能去做，以多掙工分。但下雨天，地里干不成活，想掙工分也沒處掙。為此，菊蘭1957年3月把生產(chǎn)隊的三頭牛犢拉回家來和母親一起抽空喂養(yǎng)，拌草、飲水、打掃牛圈、給牲口放風(fēng)……婆媳倆忙得不可開交。但令她們欣慰的是，一年下來，能多掙好幾百個工分。

1958年大躍進，菊蘭的勞動壓力更大了：

趕上大躍進的年月，誰稍不注意，上工遲到了，便要被拔白旗，在眾人面前做檢討，受批判。因而菊蘭爭著氣，雖吊上個不到一歲的吃奶娃，哪怕自己飯沒吃畢，只要上工鈴一打，便放下碗，拿塊饃，扛起農(nóng)具忙去上工，從不拖后。她干起活來從不耍奸使滑，總是盡力大干，講質(zhì)量，爭數(shù)量，從不落于人后，所以菊蘭當(dāng)了勞動模范，公社年終評獎時，還獎了她一個鏤花鐵锨頭。

1961年，口糧標(biāo)準(zhǔn)低，生活困難，而農(nóng)村的商貿(mào)活動決不允許私人經(jīng)營，要想改善生活，只有多分點糧、分點錢，而分糧、分錢全靠工分。為了多掙工分，社員都搶著干活，尤其是工分大的活。有人把這種搶活干的現(xiàn)象用順口溜描述為：“鈴一響，心亂咧！社員就像豬賤咧，只怕大工分叫隊長相好的滿占咧�！本仗m也是這搶活干的隊伍中的一員。此后多年，她一直為了掙更多工分，輕重不避，不管臟凈，不僅隊里派啥干啥，甚至干和男性一樣下大力氣的活，而且自己想辦法攬活。

1961年12月，路井大隊在城外安起了油碨子和油梁來榨油。推油碨子是力氣活，全隊的勞力排成班，一班一班輪流推，“一班接一班，班班不停點，輪到幾時是幾時，有時是半夜，有時是雞叫喚，有時是黑咕隆咚的陰天，有時是漫天大雪的夜晚，尤其是夜晚，四周靜悄悄的，一個婦女一般是不敢單獨前往的，但菊蘭也是一班挨一班，從不缺班地去”。

1962年冬，菊蘭為了掙工分，給四隊辦起的豆腐坊幫忙賣豆腐：

雞打啼時天還不明，菊蘭便要把豆腐裝到車上，拉著車去轉(zhuǎn)鄉(xiāng)。無論天氣多冷，一鍋豆腐得賣完。在村里賣豆腐時，菊蘭身上涼嗖嗖的，冷得發(fā)抖，腳趾頭凍得發(fā)疼，不由得雙腳在地上彈得“咚、咚、咚”直響，特別在打豆腐過秤時，手指頭摸著冰冷的豆腐，好像快要掉下來似的，只好急忙放到口邊哈一口熱氣，用手掌搓一搓凍得發(fā)痛的耳朵，便算取暖了。

就連1963年元旦隊里放假，菊蘭也向隊長要了個用架子車向地里送糞的活，和侯永祿一起頂著北風(fēng)、忍受著耳朵被凍得又紅又腫的痛苦，拉了五、六天的糞肥車。

1964年1月，菊蘭生下爭勝，月子里坐在炕上仍給生產(chǎn)隊挑撿棉種掙工分。

由于長期勞累過度，1968年底，趙菊蘭積勞成疾，常常吃不上飯，睡不著覺，甚至有時整夜整夜地合不上眼，不得不到處求醫(yī)問藥。

家 務(wù)

新中國成立之前，在陜西民間傳統(tǒng)的夫妻分工比較明確：男主外，女主內(nèi)。新中國成立后，農(nóng)村婦女被動員參加生產(chǎn)勞動和社會活動，1957年以后，婦女為了生存和家計，主動外出掙工分，但她們一直是家務(wù)的主要承擔(dān)者：紡線、織布、給一家老小縫補漿洗、做飯、看護孩子等�？梢哉f，她們在有了和男子一起“主外”的新使命的同時，依然承擔(dān)著主內(nèi)的傳統(tǒng)使命。趙菊蘭也不例外。

做針線是家務(wù)中最費時的一項。一針一線地縫補穿戴，既需勤快，又需耐心和時間，趙菊蘭常常見縫插針，只要坐下來就手不離針和線，甚至常常熬夜。且看侯永祿1965年的日記：

我家十來口人，穿衣穿鞋全靠手工一針針、一線線地縫，太費時間了。五、六個孩子，一年比一年大，衣服一年比一年費。為了全家人的穿衣，菊蘭確實把苦下大了，在家里沒黑沒明地做。1955年除夕夜，為了給引玲縫成一件新遮遮，整整一夜沒合眼，一針一針地一直縫到天快明。

解放入社以來，公社總愛開社員大會，幾乎天天晚上都要開會。菊蘭每天晚上開會時，總是手里不離針線活。她坐在干部不容易瞧見的地方，耳朵里聽著干部們講話，眼里瞅著從人縫中透過來的一線燈光，手里不停地納著鞋底、鞋墊或涼襪底等。我的一雙深暖鞋，硬是她在一次次開會的會場納成的。白天，她參加隊里的農(nóng)活，只要是跟上牲口干按晌記工的活路，如打土塊、鋤雜草、溜化肥等，她總要帶上針線活，趁大伙和牲口稍歇的功夫，趕快做上幾針。我的一件白衫子，就是菊蘭在地頭休息時縫成的。

婦女坐月子講究休養(yǎng)，惟恐勞累了身體的哪一個部分，落下月子病，但趙菊蘭有時就連坐月子期間，也沒有停下手中的針線。比如，1949年1月，趙菊蘭生下第一個孩子后的月子里，仍然在按當(dāng)?shù)匾?guī)矩給接生的老娘婆做鞋子，以表感謝：“因為年關(guān)臨近，姐姐又忙，看娃的那天，必須給接生的老娘婆謝一副枕頭和一雙鞋。沒有鞋怎么辦？菊蘭只好拖著虛弱的身子，趕看娃那天將新鞋縫好納成，也不怕致下世孽！”

直到1965年12月，侯永祿花一百五十八元買回一臺“飛人牌”縫紉機，趙菊蘭靠手工一針一線為全家人縫縫補補十幾年的狀況才有所改變。

做穿戴，不僅要用針線縫縫補補，還要自己紡線織布。1952年前，趙菊蘭不常下地，孩子也只有一個，家里人口少，穿戴負(fù)擔(dān)輕；1952年侯永祿組織起互助組后，趙菊蘭除了一日三晌地和侯永祿一起下地外，“還和母親做飯、引娃、喂牲口，晚上紡線、縫衣、織布。她除了織全家人穿衣的布，還抽時間織布去賣”。

和做針線、織布一樣日常而瑣碎的家務(wù)還有準(zhǔn)備一日三餐。即使是孕期，趙菊蘭依然不會推卸做飯的責(zé)任。比如，1955年9月，趙菊蘭已經(jīng)懷孕八個月，她除了一如既往地下地和社員一起勞動掙工分外，還招呼工匠為母親和婆婆做棺木，并跟婆婆一起按時為匠人和一家人做好一日三餐。她的辛勞讓侯永祿不勝唏噓。

常言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1960、1961年，口糧標(biāo)準(zhǔn)低，侯永祿家里缺少糧食，對主婦趙菊蘭來說，做飯不僅僅是一般的烹調(diào)，還需要盡一切可能尋找可吃的東西。下雨天，生產(chǎn)隊沒有活計時，她便到地里去撿拾麥穗。侯永祿的日記里這樣寫道：

一遇天陰下雨，場里地里活不緊了，菊蘭便跟上一些婦女出了村，去空茬地里拾麥，有時一直拾到外村隊的地里，像東邊的習(xí)家莊，北邊的大埝村，西邊的乾字村，她都去過。有時刮大風(fēng)回不來，有時下小雨，衣服濕透了，風(fēng)一吹，冷得人直發(fā)抖，她也還堅持著拾麥穗。不拾麥穗，全家老小光靠食堂舀的那點飯，是不夠吃的。

秋收后，菊蘭又去拾豆子、挖野菜，為一家人充饑：“雖然她身懷有孕，仍時時刻刻想著全家人今后的吃飯問題。陰雨天，隊里沒安排活時，菊蘭便提上籠，去收割完的豆子地拾豆角。只要是地上有的，不論是黑的、綠的她都拾回來，剝成豆粒顆煮著讓孩子們充饑。后來菊蘭又到埝頭墳邊挖野菜，蒸成菜圪瘩來吃。由于風(fēng)雨不避，衣服濕透也不顧，久而久之，濕氣入了內(nèi)，身上便起了“風(fēng)屎”（濕疹），又痛又癢，十分難受，用手搔破皮膚也不頂事。”

1961年春，生產(chǎn)隊分給社員少量糧食，菊蘭在以往的家務(wù)之外，又新添了在碨子上推碨這些糧食的任務(wù)。尤其是生產(chǎn)隊的牲口病的病、死的死，推碨全由人力，其繁重可想而知：“比鍋蓋還大，有五六寸厚的石塊要人使它千匝萬匝會轉(zhuǎn)，也真不容易！生娃后還沒過百天的菊蘭，就不得不和我一起把（食堂）退下的糧食搭在碨子上來推成面粉。”

1961年6月，路一生產(chǎn)大隊各小隊的食堂解散后，社員回家自做自吃，推碨糧食成了常規(guī)家務(wù)。為了不耽擱其它事情，侯永祿家的碨子上常年搭著糧食，一家人有空就推，一推就是幾十年，直到有電動磨子為止。

至于照顧年幼的孩子、洗洗涮涮、庭堂灑掃，趙菊蘭只能捎帶著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了，畢竟人的精力和時間都是有限的。

1949—1965年間，趙菊蘭的日常生活忙碌而緊張，她顧著多掙工分，顧著一家大小的穿戴，顧著家里的日常運轉(zhuǎn)，對她自己，卻常常難以顧及。用侯永祿的話說就是：“（菊蘭）做了地里，做屋里的，忙個不停，還不等飯吃畢，下地的鈴又響了，她只好把饃掰開夾點兒菜，趕緊先去看隊長安排干啥活，不能等隊長走了還不知干啥活，白白耽誤一晌的工分。”

1960年7月10日，夫妻吵架中，侯永祿出手打了趙菊蘭一耳光，鄰居對侯永祿的批評折射出同村婦女眼中的趙菊蘭：“你看，我二嫂身懷有孕，和正常人一樣地參加勞動，天天晌晌不脫空，吊上四個娃，連一頓好飯都吃不成，哪個娃的穿呀戴呀，不要她縫呀洗呀？身體都瘦成啥樣子了？你還看不見，還要打人，太沒良心了！”

2. 七十二歲織床單

（2002年9月12日）

老伴命苦，出世35天，就離開了父親。在母親的淚水和哭聲中，一夜又一夜，一天又一天地活下來。她如果是個男孩，那就大不一樣了，就是趙家的繼承人。正因為不是男孩，在舊社會、在解放前是沒有繼承權(quán)的，是一直受人歧視的。多虧毛主席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窮人鬧革命，解放了全中國，實行了男女平等。她在母親的教導(dǎo)下學(xué)會了紡線織布，維持生活，也度過了上世紀(jì)六十年代的困難時期。改革開放后，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特別是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后，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真的是豐衣足食了。

老伴今年已是72歲的老太婆了，但人老志不老，干起活來總不讓年輕人。見人家用毛線織床單，覺得既結(jié)實又好看，也想織一機子花毛床單。從去年冬天開始，她就開始拐線子，絞線子。今年3月3日，又在路井街上買了不少毛線和“蓬地紗”，到3月22日便結(jié)了一機子花毛床單。隨后，和我把織布機抬到第二個房子里，趕4月11日便織成了11丈花毛床單，既結(jié)實又美觀。這下老伴更有心勁了。她有6個兒女，便決心給全家每個小家庭都織一床花花床單。現(xiàn)在，經(jīng)過7個多月日日夜夜的結(jié)呀拐呀纏呀織呀縫呀，共做成了40多丈的五顏六色的毛床單，誰見了誰都稱贊，誰都羨慕。真是：

年過七十不服老，花毛床單織的好。

一家一床要實現(xiàn)，全家人人心中笑。

七十二歲心勁大，要織床單給娃娃。

兒女孫孫都能用，誰人見了誰人夸。

（床單隨小，但情深意厚，它凝聚著母親對兒孫們的暖暖愛意，濃濃親情�，F(xiàn)在，母親織成的這些花床單，成了送給每個小家庭的珍貴禮品。社會上，用原始的織布機人工織成的布料已不多見，更不用說是72歲的老母親一絲一縷織成的花床單�。�

3. 趙菊蘭：紀(jì)念母親去世十周年祭文

親愛的媽呀！你不在人世已經(jīng)10年了，但我卻時時刻刻想念著你，常常在夢中見到你。每逢清明和十月一日，總要到你的墳前燒幾張紙錢，痛哭一番，以表示我的思念之情。你那稀疏的頭發(fā)，消瘦的臉，不停的兩手，總像在我的眼前；那嗚嗚的紡線聲，默默的念佛聲，仍像在我的耳邊。你受盡了人間的苦，作盡了世間的難。你離開我們整整10年了，怎能不讓人懷念！你死在了咱們的莊子上隨了心愿，生產(chǎn)隊把你埋了，沒有發(fā)生任何糾紛，你的在天之靈也會得到安慰。但是咱姓趙的沒有繼承人，因此孩子們一聽我有此心，都愿意姓趙。你引江暉時間最長，俊杰也想讓江暉姓趙。最后經(jīng)反復(fù)討論決定，讓萬勝和爭勝兩個娃姓趙。他們的媳婦劉小麗和鄧碧蘭都愿意將來有了孩子也讓姓趙。解放后的政策是男女平等。我雖是個女的，卻有和男人一樣的權(quán)利。孩子們隨父姓隨母姓都一樣，都能行，都是合法的。現(xiàn)在把這件事辦完滿了，村里人都說辦得好，晚上還演了一場電影，讓大家都知道。你在天之靈一定會非常高興！

你離開我們已經(jīng)10年了，咱家這10年的變化真大。引玲的大兒子你最疼愛的江暉琉娃今年就要在高中畢業(yè)了，他決心今年一定要考上大學(xué)。江濤也已在中學(xué)上學(xué)。西玲生了一男一女兩個娃，女兒侯艷已上了四年級，今年數(shù)學(xué)得了一百分，還被評為三好學(xué)生。侯蛟也已4歲了。勝天家也有了一男一女兩個娃。侯亮上了四年級，總分居全班第三名，學(xué)校選為學(xué)習(xí)模范。侯晶也已3歲了。勝天在函授大學(xué)領(lǐng)到了畢業(yè)證書，局一中一級教師。豐勝1980年從張掖師專畢業(yè)，今年升為講師。萬勝1982年延安大學(xué)畢業(yè)留校，1987年提升為講師。爭勝1984年西北建筑工程學(xué)院畢業(yè)，分配在西安熱工研究所工作，今年和碧蘭結(jié)了婚。豐勝家1986年添下個小子娃叫煒煒。四個媳婦秀春、李萍、小麗、碧蘭一個比一個好，村里人人稱贊。咱家六個娃，家家都買下了彩電，不出門就能看戲看電影。咱家已有好多高檔家具，有一臺電冰箱，一臺洗衣機，一張席夢思床，九臺收錄機，五套組合家具，六七套沙發(fā)，四臺電風(fēng)扇，九輛自行車，兩套煤氣灶，三個石英鐘……。人人穿的毛的呢的綢的緞的，天天吃的白面大米時菜肉油，經(jīng)常的糖果糕點不斷，出門坐汽車火車，爭勝還坐過飛機，萬勝、江暉還坐過輪船。大多數(shù)人都去過北京、上海、蘭州、西安、南京、蘇州、杭州等大城名城。全家每年的工資收入超過了萬元。除我倆和西玲家是農(nóng)村戶口外，全都成了商品糧。這一切的幸福，你卻沒有享受過一天，使我們十分遺憾。你如果能活到今天，那該是多么的高興，多么的幸福啊！

這些幸福生活，一方面是黨的政策好轉(zhuǎn)，一方面與你在世時對孩子們的教導(dǎo)有關(guān)。你的恩情你的教導(dǎo)我們要常記在心，永不忘記，永遠(yuǎn)懷念！

4. 現(xiàn)在還紡線

（1995年元月11日）

自古以來，我國農(nóng)民世世代代就是男耕女織，流傳了幾千年。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女人紡線織布的人慢慢少起來了。進入九十年代。農(nóng)村的女孩也和男孩一樣，從幼兒園到小學(xué)校，認(rèn)字呀，讀書呀，極少有人教她們學(xué)紡線。上輩的紡線車也就無人用了。即使有人紡線，也都是五六十歲的老太婆們。由于科學(xué)技術(shù)的進步，生產(chǎn)力的迅速發(fā)展，人們不再使用那原始的落后的紡花車紡線了。街上賣的棉線，每斤才五六元錢。給人摘一天蘋果，管吃管住管喝還掙五六元錢的工錢。誰還花得來再下苦紡線呢！

老伴已六十多歲了，身邊沒有小孩要管護，全家就我們兩個人。除過洗衣服做飯，再干些什么活呢？人總不能吃了睡，睡了吃吧！身體必須活動活動，才能健康長壽，不然就會疾病纏身！想來想去，兒子媳婦們都在單位工作，吃穿用都能自己干，用不上咱幫什么忙。又想到，雖然穿的戴的能買，但買來的衣服還得用袱子裹，裹袱子用有伸縮性的散布，比用無伸縮性的密布要好。各個小家庭的灶房都得用抹布，抹布也是散布比密布的好。所以她就下了決心開始紡線，準(zhǔn)備織散布，好給各個小家庭做袱子和抹布。

暑假前，她便把所有的棉線子全部織成了抹布。共有兩機子，做了4個袱子和60個抹布，用完了所有的線子。隨后把這些袱子和抹布全部散給了四個兒媳、兩個女兒和尚未結(jié)婚的外孫媳婦。暑假過后，萬勝和趙騰回延安了，她又開始收拾起織袱子和抹布的事來。她先把一生織花布所剩下的各色各樣的線搜集起來，根據(jù)多少進行調(diào)整搭配，全部結(jié)成鮮艷而協(xié)調(diào)的機子，以便織成花袱子。沒料想國慶時害了一場大病尿道炎，吊了3天針，輸了6瓶液，打了10天青霉素。她不等針打完，10月7日就挪好機子結(jié)開了布，8日勻了布，趕13日僅僅四五天時間，就織完了一機子8丈多長的抹布布，真不簡單。她織起布，心勁很大，能連續(xù)五六個小時不下機子，越織越有精神。速度和質(zhì)量不減當(dāng)年，現(xiàn)在的青年婦女是遠(yuǎn)遠(yuǎn)趕不上的。隨后，又用被罩縫了3個軟門簾，搭在3個小房子門上。

線子用完了，怎么辦？再買棉線子來織吧！線子太細(xì)也不結(jié)實，倒不如自己紡的好。老伴便從11月份開始用紡線車紡線了。白天除了做飯、洗衣和做其他家務(wù)活外，一有工夫就坐在紡車懷里紡開了線。我每次一進門，便聽見那“喔喔”的紡線聲，像演奏著和諧的樂曲一樣，讓人有一種舒心的感覺。每天晚上，她一邊用右手絞著紡線車，左手捏著“眼子”在抽線，一邊用眼睛瞅著北邊窗臺下的電視。一圈又一圈，一根又一根，“線對子”不斷變大了：真是紡線電視兩不誤，自有一番樂趣！電視要演到晚上的23點以后，她也看到23點以后，甚至要到零點以后才停了紡車，關(guān)了電視，這時我卻早已入了夢鄉(xiāng)。直到1994年12月31日才把所有彈好的棉絮紡?fù)�。共紡下一百六七十個“對子”，足有10斤重，可以織兩三機子抹布，能做180多條抹布，足夠全家24個人使用三五年。由于手不閑，心有勁，身體還很精神，什么傷風(fēng)感冒的小傷小病也不來打擾。真是：

心有奔頭干勁添，日夜不停紡線線。

不計價值大與小，親手紡線留紀(jì)念。

精神煥發(fā)身體好，無憂無慮病不纏。

（外婆是是母親女紅的啟蒙者與傳授者。母親小時候，外婆就手把手地教她紡線、織布、縫衣、納鞋、刺繡、剪紙、捏花饃……后來，母親又手把手地傳授給姐姐引玲和妹妹西玲。祖孫三代人，都是村子里擅長女紅、心靈手巧的“女能人”。遺憾的是，到了侯艷、侯晶她們這一代，則早早地考了大學(xué)，上了研究生，走進了城市，這些寶貴的傳統(tǒng)技藝就此畫上了凄涼的句號：我們是值得欣慰呢，還是深感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