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語言大學客座教授，國際著名學者，當代西方后殖民理論思潮的主要代表�，F(xiàn)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阿維龍基金會人文學科講座教授，比較文學與社會中心主任。

斯皮瓦克：《后殖民理性批判：通向正在消失的現(xiàn)在的歷史》

2004年第1期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在斯皮瓦克最新的著作中，她將自己的批評視角轉向了90年代的全球化、后殖民和跨文化研究。相應于已成為制度的規(guī)范化知識結構，她的批評可分成四部分：哲學（對康德、黑格爾以及馬克思的閱讀）；文學（重讀吉普林、雪萊、柯依茨[Coetzee]、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歷史（對檔案文獻的思考，以及她對自己有關“殖民地人民能否言說”[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一貫回答的修改與重寫）；文化（對全球紡織工業(yè)及其所體現(xiàn)出的矛盾的關注）。雖然，斯皮瓦克書中各章都針對一個不同的學科，但是各章所體現(xiàn)的研究方法卻大致如一：在每一章所體現(xiàn)的論斷都集中在對具體文本的細讀上，并且她還不斷提醒讀者她自身所處的境域，以及她能得出這些結論的偶發(fā)性因素。的確，斯皮瓦克的修辭風格也是一條貫穿全書的中心線索，她始終在和她先前的意見進行對話；同時也是在和她自己在寫作此書時那些最終被賦予了表述形式的種種想法進行對話。這種對話形式貫穿文本，在許多情況下也決定了注腳與文本之間的關系。與當代其他幾乎所有的理論家不同，斯皮瓦克將她的的作品引向了對教育方法的思考（她思考如何使學生們受到啟發(fā)，并超越那些固有的思維限制進行思考，這些限制是由于他們的教育環(huán)境推崇邏輯推導而產生的），這一思路體現(xiàn)在其文本的構架之中——這不是一種目的論的、而是散亂但卻詳盡深邃的文本。在本書名為《使解構運作》的簡短附言中，得出了她的結論。這一附言追溯并解釋了從1965年到90年代期，德里達在其作品中對解構這一術語的使用。這是一本恰切的摘要，但卻不能當作是對德里達的介紹，因為它假定讀者對其所評論的文本相當熟悉。

在斯皮瓦克那有益而充滿洞見的批評中，有三點非常值得我們注意：對“土著被調查者（native informant）”（這一術語借自于人種學著作中）這一形象的討論；對馬克思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理論建構的重新思考；針對跨國語境中對多元文化論和后現(xiàn)代主義的狂熱，進行批評性評價。在參照了康德對崇高和文化作用的理解之后，斯皮瓦克開始了對“土著被調查者”的討論，她認為康德預先就排除了“土著被調查者”這一形象：這對論證是必須的，但卻沒有成為論證的一部分。在康德的批判中，"Der rohe Mensch[土人]"（正如新荷蘭人和火地居民的例子一樣）并不能成為文章與推論所涉及的主體，但康德對這一主體的考察仍然需要“土著被調查者”這一范例的潛在支持。這些分析引向對黑格爾所謂的“非歐洲其他種族”的思考，那被黑格爾視為精神從無意識走到意識的明證。斯皮瓦克集中對《福者之歌》（Bhagavad-Gita）中的一部分進行研究，黑格爾曾引用這一印度史詩的片段以說明印度文明之缺乏歷史推動力。斯皮瓦克提出了被她稱為在修辭上為“錯誤”閱讀的部分，她將《福者之歌》中的那一部分與黑格爾的研究放在一起進行研究，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這兩者都可以被這樣閱讀――它們都是為著法則（Law）的彰顯而從政治上操縱歷史。在康德和黑格爾的作品中，斯皮瓦克發(fā)現(xiàn)“土著被調查者”的可能性的例子可以作為證據(jù)用來支持他們的研究。她反過來試圖從土著被調查者的“可能（或不可能）的視角”來探討這些文本，并從中使得自己的評論得以進展。

斯皮瓦克對馬克思的討論則略有不同，她關注的是馬克思許諾過的非歐洲國家有權充當歷史動力的方式，并對“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術語的由來和作用進行了考察。亞細亞生產方式并不是興之所至的結果，對于馬克思的全部著作而言，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定義。它用“那和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以及對其構成為阻力的相一致的術語”來將“異”命名為“同”。在解釋了馬克思思想中對這一“命名”的一般的使用情況，并且認可了歷史學家們對這一概念經驗性的批評之后，斯皮瓦克將讀者的注意力引向了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的著作。阿明在理論上重新將歐洲封建制度評價為占主導地位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虛弱而又滿是漏洞的翻版。他得出這樣的結論，資本主義對那些并不發(fā)達的社會（比如我們在歐洲可以看到的那些國家）而言，乃是一種“危險的補充”。根據(jù)阿明的著作，并比較了其它著作，斯皮瓦克寫道，亞細亞生產方式可作為工具用來剖析和解構馬克思的文本：它讓我們了解到，生產方式作為一個概念，有許多局限性，同時它又引出對“價值”這一概念的豐富思考。

在第三和第四章中，討論的重心部分轉向了后殖民地主體的責任問題，以及這些主體是如何抹煞或壓制土著被調查者的。斯皮瓦克尤為激烈地批判了來自“第三世界”的移民歸化和服務于她所謂的“占支配地位的全球資本”的方式。這些后殖民地主體宣稱他們代表了土著被調查者，就對于前殖民地進行的新一輪殖民剝削并使殖民地人民無法出聲來說，他們是幫兇。針對這種趨勢，斯皮瓦克建議我們要時常區(qū)分宗主國的“內部殖民化”和其它地區(qū)的殖民化；她指出在我們熱切地期望著國內的多元文化的同時，還得記住它并不適合于錯綜復雜的國外各民族的處境。在第四章中，斯皮瓦克繼續(xù)了她對弗雷德里克·杰姆遜有關后現(xiàn)代主義解釋的批評，這批評是令人信服的。首先，斯皮瓦克認定后現(xiàn)代主義同時既是重復又是斷裂，接著圍繞著杰姆遜對鴻運飯店（Bonaventure Hotel）、凡高和沃霍爾（Warhol）的鞋（指凡高的名作《農夫的鞋》和沃霍爾的名作《鉆石灰塵鞋》，見杰姆遜《后現(xiàn)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譯注）、以及馬克思對自由王國與必然王國間關系的理解的特有的解讀進行了辯駁。

在一個權力分配被嚴重扭曲的世界中，如何在政治上表現(xiàn)得最好？在這一問題上，斯皮瓦克的思考與習見的智慧正相反對，而就這一問題的討論卻成了全書中最令人失望的部分。她對有關控制生育的政策、對給予處在依附地位的婦女小額信貸，對限制童工而采取的措施進行了尖銳的批評，這會使那些感覺良好的歐美活動家們感到不快，但它來的恰逢其時，它迫使他們從自滿中走出來。可是斯皮瓦克的論辯從來就只會以簡略的形式出現(xiàn)。結果，那些提倡開發(fā)的活動家與組織機構很容易忽視她的論點，至于那些跨國公司就更不用說了。

（戴沙迪 撰/謝華育 譯）

3.主要著作

a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1987),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1993),

The Spivak Reader (1996),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1999),

Death of a Discipline (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