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元昊最重要的大臣之一，元昊封他為謨寧令（天大王）。

獨居高樓，創(chuàng)制西夏文字。黨項族有自己的語言，但沒有自己的文字。隨著黨項族的社會發(fā)展，先進的文化形態(tài)在生產(chǎn)發(fā)展的孕育以及其它民族文化的創(chuàng)擊中有了最新的胚胎。而文字的創(chuàng)制，正是這種胎動的客觀顯著表現(xiàn)。主觀上是黨項族一直使用漢族文字，為了鞏固民族語言，增強民族意識，憂國憂民的野利任榮認為創(chuàng)制一種作為黨項族表征的黨項文字勢在必行。

在元昊的大力支持下，野利任榮獨居一高樓上，根據(jù)漢字與藏文的若干特點，專心研修，廢寢忘食，不分白天黑夜，終于在短短幾年后，既大慶元年（1036年）演繹出了西夏文字十二卷。

西夏文字是野利任榮仿照漢字的造字特點，多采用會意合成法，例如：取水和土的各一部分合成泥字，地和動的各一部分合成震字等。西夏文字在不太長的時間里被創(chuàng)制出來，既是黨項民族富有智慧的表現(xiàn)，同時也為西夏政治和文化的發(fā)展開辟了一個新紀元。

野利任榮創(chuàng)制出西夏文字后，元昊下令遵為“國字”。頒布之時，群臣上表敬獻頌詞，舉國慶賀，并改元（廣運三年）為大慶元年以示慶祝。

為了推廣這種文字，野利任榮派人到民間教習傳授，幫助他們使用西夏文字記事，并不辭辛勞，親自到過很多地方傳授、解惑。元昊規(guī)定西夏國內(nèi)所有的文藝誥牒，一律都用新制夏字書寫。

由于野利任榮的積極推行和大力提倡，西夏字便廣泛地使用和迅速流行起來，上自官方文書，下至民間日常生活方面，都用新文字作為使用的工具。經(jīng)過應用，西夏字也逐漸演繹成一套如漢字楷、草、隸、篆書體的固定體式。野利任榮創(chuàng)制西夏文字在當時是很有必要的，因為西夏的主體居民黨項族從來不曾有過自己的文字，他們在熱情建立自己的政權時期，迅速創(chuàng)制新文字用以鞏固民族語言，并從自己所熟悉的語言入手，來提高學習文字的效率，以利進一步普及和發(fā)展社會的知識文化。

主持蕃字院 翻譯漢文典籍

野利任榮創(chuàng)制出西夏文字后，元昊在國家的政權中設立了蕃字院。元昊對蕃字院特別重視，特委任野得任榮來主持。元昊同吐蕃、回鶻及西域各國往來文書，一律用西夏文字書寫，由蕃字院擔任撰寫。除此之外，野利任榮主持蕃字院，通過翻譯漢文典籍，還學習漢族文化，掌握治理封建國家的一套本領。在蕃字院中，由野利任榮主持翻譯了《孝經(jīng)》《爾雅》《四言雜字》等漢文典籍為西夏文，野利任榮還在黨項和漢族官僚子弟內(nèi)，選拔品學兼優(yōu)者，讓他們進入蕃字院學習，等到他們學業(yè)有成時，出題考問，根據(jù)他們的成績，授以大小官職。野利任榮的這種培養(yǎng)、選拔官吏，以科舉取士的辦法，對提高黨項地主階級的文化水平，意旨貴族豪強勢力的擴大，鞏固夏國封建政權具有積極的意義。

天授禮法延祚五年（1042年）七月，為西夏民生國計操勞一生的野利任榮去世。李元昊悲痛至極，三次前去祭奠，并且撫靈痛哭悲呼：“何奪我股肱之速也！”并給于厚葬，贈封為富平侯。天盛十四年（1162年）仁宗仁孝又追封野利任榮為廣惠王。

縱觀野利任榮一生，他不僅是一個有成就的大學者，而且還是一個有作為的遠見卓識的政治家。野利任榮能把二者結合為一身，這在西夏國黨項族人中是不多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