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 溫——(772—811)，字叔和，一字化光，因官終衡州剌史，所以世稱呂衡州，河中(今山西永濟)人，郡望東平(今山東東平)，可能因祖父為官，本支移居洛陽，族人仍居河中，與呂溫同時代的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等人，都曾給他以極高的評價，是因他既是唐代中期一位有成就的文學(xué)家，又是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團的重要人物。呂溫出生于書香官宦人家，祖父呂延之，官越州剌史、浙江東道節(jié)度使。父呂渭，舉進士，官至禮部侍郎。祖與父俱有盛名。呂溫的外祖父柳識，外祖叔柳渾皆為詩人，有令名。呂溫兄弟四人皆美才，父子兄弟以文學(xué)并稱，為世所美。呂溫幼學(xué)從父，20歲從著名學(xué)者陸贄學(xué)《春秋》，從梁肅學(xué)文章。他為學(xué)刻苦，有志于世。唐德宗貞元十年(794年)應(yīng)河南府試，為貢士之冠。十四年（798）進士及第，次年中博學(xué)宏詞科，授集賢殿校書郎，十九年(803)擢左拾遺，次年與張薦出使吐蕃，歷官戶部員外郎、司封員外郎、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元和三年(808)秋，呂溫因劾奏宰相李吉甫，貶道州刺史，五年徒衡州，六年八月病卒于衡州刺史任上，終年40歲。擢左拾遺后的數(shù)年，是呂溫在政治上的活躍時期。他參加了王叔文政治集團，當(dāng)時只30多歲，為少壯之士，鋒芒初露，為王叔文所倚重，是革新派重要成員。史籍所載王叔文黨，呂溫名字排列頗前。他行事不肯茍且從俗，有志氣，有抱負，談史論政，極富熱情。令人深感惋惜的是，著名的永貞改革，僅數(shù)月時間便夭折了，呂溫的政治主張當(dāng)然失去了付諸實踐的機會。永貞革新的失敗，“二王八司馬事件”，呂溫因奉使吐蕃而幸免遭貶。但元和三年(808)，因與竇群奏劾李吉甫交通術(shù)士，先被貶道州，后又徒衡州。在道州、衡州任上，他克盡職守，政績頗著。方當(dāng)有所作為，為善一方，不料只過了一年稍多一點時間，便因病卒于任上。他的多病，與改革不成，宏圖難施而郁結(jié)不無關(guān)系。呂溫死后，柳宗元在祭文中痛悼他：“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臨江大哭，萬事已矣!”這是對革新者壯志不行又英年早逝的痛惜與哀悼。呂溫是一位頗有仁人之心的官員、詩人，憂民生，憫農(nóng)事。據(jù)《云溪友議》載，李紳著名的《憫農(nóng)》詩，就是為呂溫所賞而盛傳于世的。在衡州時，有百姓五人繳輸公稅時死于洪水，呂溫作《衡州祭柘里渡溺死百姓文》，自責(zé)道：“州令未明，津渡不謹，致此淪逝，咎由使君�！边�拿自己俸錢撫恤死者家屬，代其納稅。這在當(dāng)時極為少見。呂溫作為晚唐詩壇上的一個著名詩人，一直受后世推崇。他的詩詞意淺直，平白自然，多憫民憐友之作，紀游記事，抒發(fā)情感，被收入數(shù)種唐名家詩集，詩選。呂溫詩文，是卒后由好友劉禹錫為他編定的，共10卷，并為之作序。今傳《呂衡州集》，仍為10卷，但已非原帙，是又經(jīng)后人輯編的，共210余篇，與劉禹錫當(dāng)時所編篇數(shù)，大體相符。

呂溫是封建時代非常難得的一位開明法學(xué)家和法律實踐者。呂家為唐代世宦名門，溫祖呂延之官至浙江東道節(jié)度使，父呂渭官至禮部侍郎，呂溫兄弟四人皆有才名，以文學(xué)稱世。呂溫幼年從父學(xué)，及長，師事著名學(xué)者陸贄研習(xí)《春秋》，并從梁肅學(xué)詩，詩文為時人賞識。進士及第的次年又中博學(xué)宏詞科，授集賢殿校書郎。與同時代考取功名的士子一樣，呂溫在及第后也有幾年外出漫游，直至28歲那年才返鄉(xiāng)為父守孝。貞元十九年（803年），呂溫得王叔文推薦任左拾遺，并成為王叔文“永貞革新”集團中的一員。第二年，呂溫隨御史中丞張薦出使吐蕃，留居一年有余。因而，當(dāng)“永貞革新”失敗后，“二王八司馬”或遭殺戮或被貶僻地，獨呂溫不僅因外使得免，還緣例晉升戶部員外郎。憲宗元和三年（808年），呂溫升任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因與御史中丞竇群、監(jiān)察御史羊士諤等彈劾宰相李吉甫勾結(jié)術(shù)士惑亂朝政，先后被貶為均州刺史、道州刺史。一年后又改貶衡州刺史。在道州、衡州任上，呂溫打擊豪紳、懲治腐敗，使二州上下煥然一新，政績卓著。但在衡州僅年余便病逝任上。柳宗元在《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中曾悼他“志不得行，功不得施�！�…君之卒，二州（指道州、衡州）之人哭者逾月”。好友劉禹錫也說他“年益壯，志益大，遂拔去文字，與雋賢交，重氣概，核名實，歆然以致君及物為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皇王霸強之術(shù)、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詆訶角逐，疊發(fā)連注”。（《呂君集紀》）當(dāng)是對呂溫一生人格、出處、追求的極好概括。呂溫逝后，劉禹錫將其詩文輯為《呂衡州集》十卷（原集已佚，今十卷二百余篇經(jīng)過了后人的加工整理），后有《呂和叔文集》行世，《全唐詩》收其詩二卷百余首。呂溫一生于政余多所撰作，學(xué)問文章頗為時人推重。呂溫的法制思想基本承襲了封建正統(tǒng)，在倡導(dǎo)明刑立威的同時，又特別強調(diào)“德主刑輔”，即刑罰的施行應(yīng)服務(wù)于“德”，只有“導(dǎo)之以德”，才能使人“遷善遠”。他認為，為政者要治理好一個國家，須做到“修誠”、“任智”、“立威”，且三者應(yīng)“總而行之，迭收其效”，不能有任何偏廢。其中，明刑立威是治國的首要問題，只有“立威”，才能“責(zé)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任智”為治，就是要達成“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的目的，最終“智達”而“政成”；“修誠”是一種“上德”的理想境界，以此為治，方能取得“不求不欺于人，而人不忍欺”的結(jié)果。因而，作為治國者，要想有條不紊地達成這三種理想境界，自身一定要“身有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其愛；權(quán)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在刑罰的實施過程中，呂溫還特別強調(diào)寬猛互用，“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二者相互搭配，相濟相補，方能達到理想的治理效果。并且，為了維護法的尊嚴和公正，他還極力主張廢止沿襲已久的“功臣恕死”和“納粟贖罪”司法惡習(xí)。他認為，刑賞是國之大體，為政者理應(yīng)鄭重待之。有功必賞有罪必刑，本是天經(jīng)地義之事，而若勛臣犯了死罪得以免死，無疑是廢刑亂法，鼓勵犯罪，于君于臣都是無益的。從君主方面看，“夫其賢如太公，忠如伊尹，唯君知臣，可以勿貳。而遽宥以死罪，是疑其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屬君子之心也。若乃猾如狗盜、庸如黥徒，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許其慕生廉恥，自固名節(jié)，非所以導(dǎo)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也”。就為臣者言，“使賢而有功，驚寵懼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恕死為？使愚而有功，已小人之幸，又告以無死，是增驕而啟奸，適所謂賞之以禍也�！彼�以，明君治世，司法定當(dāng)萬眾如一，就是對勛臣貴胄，也應(yīng)“安之以爵祿，護之以紀律，明之以好惡，聳之以祝�！保�萬不可姑息養(yǎng)奸，遺禍于家國。“恕死”之法，絕非理想社會和明君所該施行的。至如“納粟贖罪”，呂溫更認為這是對法的尊嚴的挑戰(zhàn)。倘使以粟除罪，兇徒貪吏便會肆無忌憚地作惡。因為有粟可納，免門大開，作奸犯科還有什么顧忌呢？這樣一來，朝廷法律定得再嚴，就是“臨以斧鋮，驅(qū)于鼎鑊”，也未必能震懾。呂溫的這些法制思想理念雖是針對當(dāng)時中唐社會出現(xiàn)的一系列問題提出來的，其中有的失之片面或帶有時代的局限性，但在今天看來，也有不少可取之處。應(yīng)當(dāng)說，呂溫是封建時代非常難得的一位開明法學(xué)家和法律實踐者。

呂溫在法律思想上強調(diào)明刑立威，認為治理國家必須“權(quán)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但又認為刑罰是道德的輔佐，刑罰的運用必須服務(wù)于“導(dǎo)之以德”，以達到使人“遷善遠罪”的目的。為了維護封建法制的嚴肅性和力求執(zhí)法公正，他提出了兩個主張：①反對“功臣恕死”的規(guī)定,認為功不可以不賞,罪不可以不刑；信賞必罰是天經(jīng)地義。如果有功勛的人犯了死罪予以免死，或者沒有犯罪而先行恕死，乃是棄信廢刑，撓權(quán)亂法，以罪寵人。這樣不但不能勸善懲惡，反而會鼓勵犯罪，對國家對功臣都將有害無益。②反對納粟贖罪的規(guī)定，認為刑賞是國之大本，不可不嚴肅對待。漢代曾用過納粟的辦法除罪拜爵，但那是“雜霸道而隳王制，昧宏規(guī)而狃小利”。以之拜爵，固然毀壞了有功必賞的規(guī)定，以之除罪，更是廢棄了有罪必罰的法律，是對殘賊之徒和□宄之黨大開免罪之門，使兇人酷吏可以肆無忌憚地為非作惡。這樣，刑法規(guī)定得再嚴，甚至“臨以斧鉞，驅(qū)于鼎鑊”，也是不足以立威的。

吳蜀成婚此水潯，明珠步障幄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 這首詠史詩是作者經(jīng)過劉郎浦時，聽說此地是三國時劉備到東吳迎親的地方，有所感觸而寫的。詠史詩難在是議論而又不死于議論之下。我們且看呂溫是怎樣解決這一難題的。前二句：“吳蜀成婚此水潯，明珠步障幄黃金�！背蹩磿r，上句是敘事，下句是想象中的物象，似乎沒有什么議論在內(nèi)。據(jù)《三國志》記載，當(dāng)時孫權(quán)對于劉備，既有戒心，又要結(jié)親，是包藏政治用心的。這一點，周瑜說得很明白：“愚謂大計，宜徙（劉）備置吳，盛為筑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笨墒亲髡邔懺�，并沒有把史實簡單概括一下完事，而是借令人可以觸摸的藝術(shù)形象發(fā)表議論。請看“明珠步障幄黃金”這句，既寫出孫劉結(jié)親時那種豪華場面：孫夫人使用的步障，是綴滿了明珠的；新婚夫婦居住的地方，連帷幄也用黃金來裝飾。然而我們深入加以尋味，會發(fā)覺這種描寫，不僅僅是為了鋪敘結(jié)婚場面的豪華，還含有這種豪華所隱藏的政治用意。不難看出，詩人把“史”和“詩”很好地統(tǒng)一起來了。再看下面：“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分明是對孫權(quán)的嘲笑。看來已顯出議論的面目了。但是細看之下，它又和一般論史不同。一般論史可以是這樣平直地寫：“劉備以天下事為重，不因一女子而易其志�！闭f得準(zhǔn)確，沒有味道。這里卻以唱嘆出之。詩人發(fā)問道：誰會為了一個女子而看輕了天下呢？而孫權(quán)、周瑜居然想用來換取劉備鼎足三分的決心，結(jié)果又如何呢？寫來有頓挫之勢，饒有情致。這是從側(cè)面取影，讓人們自己去尋思和領(lǐng)悟它的正面意思。這樣，它同史論就有靈活與板滯的區(qū)別，不是死在議論之下了。作者或書籍介紹。

呂溫，字和叔，一字化光，河中人。貞元末，擢進士第。因善王叔文，再遷為左拾遺，以侍御史使吐蕃，元和元年乃還。柳宗元等皆坐叔文貶，溫獨免。進戶部員外郎，與竇群、羊士諤相昵。群為御史中丞，薦溫知雜事，士諤為御史，宰相李吉甫持之不報。溫乘間奏吉甫陰事，詰辯皆妄，貶均州刺史。議者不厭，再貶道州。久之，徙衡州卒。集十卷，內(nèi)詩二卷，今編詩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