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東圖書局1914年成立于上海，起初是政學系的出版機關。討袁之役勝利以后，泰東的股東們都到北京做官去了，無形中將書局交給了經理趙南公。民國初期，鴛鴦蝴蝶派小說大行其道，趙南公也跟著潮流出了好幾種“禮拜六派”的消遣作品，頗賺了一些錢。但同時趙南公亦敏銳地感覺到了鴛鴦蝴蝶派小說的時代即將過去，于是“決定放棄過去的一切，重建理想的新泰東”。

為此，趙南公付出了經濟上的代價。因為泰東出版上的新起爐灶，使得它原有的發(fā)行路線不復發(fā)生作用，以前為賣書而給各地書店鋪設的“賬底”，由于雙方不再有貿易往來而失效，而新書的發(fā)行，又必須重新“打樁”。久在書業(yè)的趙南公，對這一抉擇所帶來的經濟后果，自然心中有數。但正是他當初毅然決然的“舍”，才有了后來與創(chuàng)造社結緣的“得”。

1919年新文化運動正在風起云涌的時候，泰東也在出版上做好了蹚新路的準備。從1920年至1921年初的這一年多的時間里，泰東圖書局編輯了兩個雜志———《新的小說》和《新人》，承擔了《民鐸》、《評論之評論》、《家庭研究》、《國民》等期刊的發(fā)行，開發(fā)了“新人叢書”、“新潮叢書”、“小本小說”三個系列的圖書選題，出版了胡懷琛編的《〈嘗試集〉批評與討論》、陶樂勤譯的《政治經濟學》、邵飄萍著的《失業(yè)者問題》，以及杜威的三個演講集《教育哲學》、《哲學史》和《實驗論理學》等單本圖書。泰東出版的這些書刊，均屬于“新潮”范圍；而當時出版界，“號稱文化街的上海四馬路上，鱗次櫛比的書店櫥窗里，正滿擺著艷情小說和黑幕大觀�！备矣诨蛘哒f樂于出版這些“新潮”書的，只有亞東圖書館、群益書店、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屈指可數的少數幾家。泰東能在新文化運動大潮中棋先一著，除舊布新，確實體現了經營者趙南公不凡的膽識和勇氣。

然而，初涉新潮的泰東出版的那些新書刊，銷路并不理想。1921年2月至4月，趙南公準備改組泰東編輯部，并在日記中記下了他的改革計劃：“首重文學、哲學及經濟，漸推及法政及各種科學”，同時打算介入中小學教科書的出版。他請來了湖南人李風亭，并聘請了李風亭推薦的尚在日本留學的成仿吾。1921年4月，成仿吾抵達上海，與成仿吾同行的還有不請自來的郭沫若。成、郭二人原本為他們的同人刊物尋找出版單位而來，恰好急需用人的泰東圖書局給了他們一個接觸出版界和施展才華的機會。

被泰東收留的郭沫若，在1921年4月3日至5月27日一個半月的時間里，為泰東編定了自己的新詩集《女神》，改譯了德國小說《茵湖夢》，標點了元代著名雜劇《西廂記》。這三本書都稱得上是出手不凡。僅一年時間里，《女神》便印了3版，《茵湖夢》印了6版，《西廂記》也印了3版。郭沫若富有成效的出色工作，贏得了趙南公的首肯，同意為創(chuàng)造社出版同人刊物。這對當時的創(chuàng)造社同人來說，真是一個莫大的收獲。創(chuàng)造社當初醞釀時，同人們?yōu)閷ふ铱�物的出版合作者，可謂是費盡了周折。泰東給了他們新生的機會，郭沫若稱其為“創(chuàng)造社的搖籃”，并在后來的回憶錄中寫道：“當時我也暗暗感謝趙南公，因為我聽了左舜生的那一番話，像那時還未成型的創(chuàng)造社，要想出雜志，在上海灘上是不可能的。在不可能之中有泰東來印，這當然是可以感謝的事�！笨�物找到了婆家，社團便有了基礎。1921年6月8日，“五四”新文學時期最為著名的社團之一——創(chuàng)造社宣告成立了。

從創(chuàng)造社在日本東京成立，至《創(chuàng)造周報》1924年5月9日�？�，前期創(chuàng)造社的活動時間近3年。這3年的“創(chuàng)造”歷程是與泰東圖書局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在這3年時間里，泰東出版發(fā)行的創(chuàng)造社書刊主要有：《創(chuàng)造》季刊共6期、《創(chuàng)造周報》共52期、《創(chuàng)造社叢書》共9種、《世界名家小說》共6種、《世界少年文學選集》共6種、《辛夷小叢書》共4種。

前期創(chuàng)造 社的全部實績都凝聚在這份書單里。就是憑借這些書刊，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創(chuàng)造社同人掀起了中國新文學界旋轉翻騰的波濤，泰東圖書局也開始備受矚目。這幾年，正是泰東書業(yè)經營史上最為生機勃勃，最為輝煌耀眼的幾年。出版與文學、出版與社團，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文學因出版而興盛，出版借文學而繁榮。泰東圖書局和創(chuàng)造社，提供了一個文學和出版相得益彰的典型范例。

雖說創(chuàng)造社與泰東圖書局的合作，從表面上看來好像是兩個機構之間在打交道，但實際上，創(chuàng)造社在那時只是一個對外的稱呼，從來就不是一個有嚴密組織的團體。創(chuàng)造社之于泰東圖書局，處在一種不明朗的被動位置上。創(chuàng)造社的主要大將郭沫若及其家人曾經寄居于泰東編輯所里，雖給泰東編輯書刊，卻不曾有一個明確的身份，既無合同，又無聘書，工作報酬既少，數目尚不確定，還只能三塊兩塊地到柜臺上去取，居住環(huán)境又相當不如人意。趙南公這種“江湖式”的做法，導致了聲譽日隆的郭沫若等人的不滿，并最終走向雙方的決裂。

創(chuàng)造社與泰東圖書局決裂后，并沒有完全能夠從泰東收回書刊的版權。大革命前后，政治形勢造就了新書業(yè)的黃金時代，泰東繼續(xù)印行創(chuàng)造社的書刊。在以后的出版歲月中，泰東依然保持著銳進的風格，然而，它在創(chuàng)造社時期的風光景象已不復存在。與創(chuàng)造社決裂后的泰東，還出版過梁實秋、聞一多主編的《大江季刊》，潘漢年、葉靈鳳主編的《幻洲月刊》，蒯斯曛、馬彥祥主編的《白露月刊》，高長虹、高歌主持的《狂飆月刊》和《泰東月刊》等。原先泰東早想涉足的教科書領域，后來只出版了藝術一個單科門類，未能形成氣候。從筆者翻閱的《申報》書刊廣告欄來看，泰東是圖書促銷做得比較頻繁，也是花樣名堂比較多的一家，民國時期出版社辦讀者俱樂部，借以促進本版書銷售，就是從泰東開始。這也反映了趙南公始終如一的新進作風。

然而，不健全的人事管理、混亂的會計制度、一味“放賬”而沒有約束的銷售方式，都給泰東的正常發(fā)展投下了陰影。在泰東工作的許多職員不安于現狀，一旦有好的機會就試圖走人。后來的業(yè)界中，光華書局創(chuàng)辦人沈松泉、上海聯合書店和上海雜志公司創(chuàng)辦人張靜廬、梁溪圖書館創(chuàng)辦人黃濟惠、群眾圖書公司創(chuàng)辦人方東亮、兒童書局創(chuàng)辦人張一渠，都是從泰東圖書局出來后單干的。1926年組建的創(chuàng)造社出版部，也主要是出于對泰東的不滿而成立的。如此多的出版人才從泰東流失，說明了趙南公書確實做得不得法。而他本人又熱心于社會活動，多少也分散了他的精力。因此，泰東不能在后來挽回它的頹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終于，輝煌一時的泰東圖書局，竟?jié)u漸地黯淡了。抗戰(zhàn)前不久，趙南公本人甚至靠著幾副創(chuàng)造社叢書的紙型租給別人印，收一分錢一本書的租金過日子。上海淪陷以后，他的生活更加困苦。據說當時偽政府中頗有他的一些熟人在做高官，想“提拔”他，但他不屑去同流合污，寧愿忍饑耐凍，最后寂寞地死在一個亭子間里，身后蕭條之極。

隨著趙南公1938年的逝世，泰東圖書局也結束了它的歷史，從創(chuàng)立到消亡，歷時共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