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內(nèi)容
光緒19年（1893年），蒙壽芝以海防義捐捐官出任山西潞安府長治縣知事，任職8年有余。后遷職廣東花縣縣令，在官期間辦事公允，勤政清廉，深受紳民擁戴，離任時民眾贈送“萬人傘”、“萬人衣”，并刻奉“分疆化洽，佐治風清”匾額，以褒其政績。
民國以后，蒙壽芝先后旅居北平、上海、南京、杭州多年，寄情山水，潛心書畫。晚年皈依佛門，事近代著名高僧印光法師門下，自號“邋遢僧”。1936年底，蒙壽芝自滬上遙返故里，沿途各省、地書畫界熱情迎送，索字求畫者應(yīng)接不暇，回鄉(xiāng)后村民好友來訪者絡(luò)繹不絕。清靜之人不慣擾攘，一代書畫名宿終因顛簸勞累身染沉疴，于次年正月仙逝于同州家中。
和于右任的 金蘭之交
自青年時代起，蒙壽芝同國民黨元老、一代書法大師于右任先生經(jīng)常在一起切磋書畫，過從甚密，筆下結(jié)為異姓兄弟。《 陜西省文史研究館書畫珍品選》一書，收錄有蒙壽芝四幅作品，包括一幅字和三幅畫，其中兩幅畫均有于右任先生題字。一幅山水畫中，于右任先生題詞為“四山蒼翠合，一高貯空廬。無事此靜坐，默念胸中書�！绷硪环捌婊ㄒ惺碑嫞谟胰蜗壬}詞為“奇花倚石淡墨寫生”（見右圖），蒙壽芝與于右任先生 金蘭之誼于此可見一斑。
蒙壽芝晚年奉佛，民國十九年曾手書《妙法蓮花經(jīng)》數(shù)卷，于右任先生在封面上題字并欣然作序，其序為：“壽芝老人幼從庭訓(xùn)，有書名。長仕于晉，入民國后遂專心書畫，旅北平及海上多年。其作品老而益精，人爭寶之，近以所書蓮花經(jīng)見示，山谷再世，此當首肯。因請其付印，公之于世。書有佛心，所被遠矣�！�
筆者系壽芝老人曾孫女，至今清晰地記得，“文革”前家里存有許多于右任先生的書法作品及信函，然而像其他家藏藝術(shù)作品一樣，先生的真跡一部分解放前遺失于荔北戰(zhàn)役中，其余部分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如今蕩然無存。
“邋遢僧”的“癡”與“癖”
蒙壽芝涉獵的藝術(shù)領(lǐng)域相當廣泛，在繪畫藝術(shù)上，他花卉學 趙之謙，在山水上以 石濤為宗。其畫風在清初“四王”的基礎(chǔ)上略加青綠重彩，從而帶上了西北傳統(tǒng)畫風的渾厚氣質(zhì)，可謂開風氣之先。他所作山水、花卉、人物無不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他平日比較隨意，但創(chuàng)作時十分投入，全神貫注，一氣呵成。一次畫12扇軟屏時，他茶不用，飯不思，手不停筆，運毫如飛。他畫的是一根草，粗枝大葉，長莖斷枝，一條蔓彎彎曲曲地布滿了十二頁，墨色或深或淺，帶有淺黃淺藍，并以些許綠色與葉花相配，表現(xiàn)出小草旺盛的生命力。他常常告誡人們：“人不可無癖”、“人不可無癡”。他的“癖”和“癡”便是對藝術(shù)的孜孜以求。
他作畫喜用稠墨，另備一杯清水，或先調(diào)墨，或先調(diào)水，自有其妙用。他畫四吊時有這樣的口頭禪：“倒畫菊花踅撇竹，四面能畫干枝梅，蹴下隨意畫蘭草”。他常常在精致的花瓶、茶具、酒杯等器物上畫下各種圖案。他的“中秋月”、“春雨游園”、“百壽圖”、“風吹亂梅”、“風吹牡丹山楂”、“枇杷”等許多繪畫作品都堪稱藝術(shù)珍品。當代著名書法家 吳三大先生在為《蒙壽芝書千字文墨跡》一書所作的序中有這樣幾句：“其畫風古樸高雅，自成天趣，食古而不泥古，獨創(chuàng)自我天地，每每落筆無不惟妙惟肖，令人過目不忘，可謂神情至矣！一時名噪京華滬上�！�
蒙壽芝不僅具有極深的繪畫造詣，其書法上追漢魏，下涉唐宋，真、草、隸、篆、行五體皆精，并喜金石，尤擅篆刻。原于右任書法研究會副會長、陜西師范大學書畫研究會會長劉念先教授對蒙壽芝的書法藝術(shù)作了如下評價：“三秦近代多書圣，壽老髯翁最有名。一草一行耀百世，右軍之后法尤精�！眲⑾壬鸀槿速|(zhì)樸，對書畫藝術(shù)深有研究，他把蒙壽芝與于右任并稱，足顯其書法之藝術(shù)品位。
蒙壽芝曾為家人留下不少繪畫、書法和篆刻等藝術(shù)作品，但不幸先后于戰(zhàn)亂和“文革”中或不翼而飛，或被付之一炬，所剩無幾，令人痛心。值得慶幸的是，蒙壽芝手書的《千字文》真跡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于1997年香港回歸前夕整理出版。《蒙壽芝書千字文墨跡》一經(jīng)面世，便引起書畫界的極大興趣和高度重視，該書先后被北京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圖書館、陜西師范大學圖書館、 陜西省文史研究館、渭南市檔案館等數(shù)十家單位收藏。
是非分明，心存大義
民國以后，蒙壽芝長期寄身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他雖然身在異地，卻情系桑梓，憂念蒼生。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前后，陜西連年大旱，全省九十縣，八十八縣成災(zāi)，關(guān)中地區(qū)三年六料絕收，長流不息的渭水干涸，夏秋顆粒無收，赤地千里，餓殍載道，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十八年年饉”。加上當時兵荒馬亂，民國政府賑濟不力，陜西民眾處于水深火熱之中。蒙壽芝時旅居滬上，得悉這一慘狀，哀慟不已，憂心如焚，他很想為父老鄉(xiāng)親做點什么，然一介清貧之士，并無多少積蓄。情急之下，他一改平生不以賣藝籌財獲利之信條，在上海、南京舉辦書畫展。他深厚的藝術(shù)素養(yǎng)和為賑災(zāi)義賣的拳拳之情強烈地震撼了人們，其書畫作品很快被搶購一空。他把義賣所得一文不留地用于賑濟災(zāi)民，這一義舉得到書畫界同仁和鄉(xiāng)民的高度贊譽。蒙壽芝去世后，于右任先生在悼詞中對其作了高度評價：“惠被關(guān)中，澤施河內(nèi)。哀鴻反哺，思猶己饑”。
蒙壽芝雖然潛心于書畫，但并非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方外之人。他是非分明，心存大義。尚鎮(zhèn)圭是陜西大荔人，辛亥革命元老之一，“中華民國”開國第一屆國會議員�！岸摺睉K案后他不畏吳佩孚之淫威，提出查辦吳佩孚。他去世后，孫中山先生親書“浩然正氣”挽詞，另一位辛亥元老、湖北鐘祥人彭養(yǎng)光為尚鎮(zhèn)圭撰寫了墓志銘，銘文由蒙壽芝手書，字體剛勁流暢，靈姿秀出。由蒙壽芝為尚鎮(zhèn)圭書寫銘文，固然與其書名、同鄉(xiāng)之誼相關(guān)，同時也彰顯了他對革命的支持以及對仁人志士的崇敬。
古跡遺存成鎮(zhèn)館之物
1997年夏，在西安歷史博物館舉行的中日友好書協(xié)交流會上，筆者特意拜訪了原陜西省書法家協(xié)會主席、當代書法大家劉自犢先生。劉先生告訴筆者這樣一件事：一次，劉先生在麟游縣參觀該縣文化館時見到蒙壽芝的一副對聯(lián)，該聯(lián)落款為“邋遢僧”，講解員不知邋遢僧為 何許人，便說可能是個和尚。劉先生聞言立即予以澄清，說邋遢僧并非和尚，他有家有室，自己年輕時拜訪過此人。后來，筆者專程去麟游縣文化館見到了這副對聯(lián)：“古跡雖陳猶在目，春風相遇不知年。”筆者有意求購，被館長一口回絕：“這是鎮(zhèn)館之物，多少錢也不賣！”
如今，蒙壽芝先生辭世已近七十載，他生前既未博得高官顯名，死后亦未留下萬貫家產(chǎn)，但他的藝術(shù)作品是留給后人彌足珍貴的精神食糧，他的人品藝德必將溉澤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