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
羅尗子出身書香門第，祖父羅定彩夫婦勤儉持家，慢慢有所積蓄，成為當時地方上比較富裕的家庭。正所謂：“富不讀書富不長久”，羅定彩老先生十分重視對子女的培養(yǎng)，男子才藝雙馨，女子溫文賢惠。羅尗子父親羅醉白畢業(yè)于湖南優(yōu)級師范學堂（現(xiàn)湖南大學，時李達等人也從這里畢業(yè)外出日本留學），后留學日本。從日本歸國后，受先進民主思潮影響，響應(yīng)時代對人才的需求的呼聲，羅醉白在村里創(chuàng)辦了石沖口完全小學（現(xiàn)石沖口鎮(zhèn)中心學校）并擔任校長兼任教師。羅尗子伯父羅夷白受湖南省布政司委派留學海外，專攻財政，學有所成歸國后，積極回報家鄉(xiāng)，擔任新化縣財政局長多年。兩位堂兄也是青年才俊，羅夷白長子羅特夫年少時便考取黃埔軍校，為第19期學員，羅夷白次子羅卓夫參加工農(nóng)紅軍，表現(xiàn)突出，解放后曾任北京醫(yī)科大學總務(wù)長。從羅尗子的家庭背景可以看出，其家中注重對人才的培養(yǎng)，對國家以及社會責任的感的教育，這無疑對羅尗子的一生產(chǎn)生了深遠持久的影響。
人物生平
羅尗子，中國著名美術(shù)史論家、篆刻家、書畫家，其中篆刻才能最為突出。
1919年，時年七歲的羅尗子隨父親在石沖口高小讀書，六年后順利畢業(yè)并考入新化一中。從新化一中畢業(yè)后曾在石沖口高小任教八年，時羅尗子父親年事漸高，想將學校交給尗子管理，但羅尗子志向很高，毅然決然參加了中共地下組織，放棄其父安排的校長職務(wù)，加入到革命行列。然而，革命年代，風云變幻，身為地下黨員的羅尗子受到打擊，被捕入獄。情況危機，其父親、伯父得知消息后，找到時任省參議員的曾鳳光（湖南新化維山鄉(xiāng)人），曾鳳光對羅尗子的才能早有耳聞，受曾鳳光青睞，特親筆寫下書信，送達新化，尗子得以釋放，隨后按曾鳳光的安排與其見面，曾鳳光深感時代所迫，交代羅尗子出走永不回鄉(xiāng)，以免倫難。這樣，羅尗子才得以死里逃生。按照曾鳳光的交代，羅尗子走水路從邵陽出走，只身前往廣西桂林。從此，尗子開始了一生的漂泊。
不知何故，羅尗子輾轉(zhuǎn)到重慶，在此期間，曾在古董文物商店做小職員，生活十分艱難，以至于萬念俱灰，想一死了之，最后吞服黃藤自殺，吉人自有天相，后被救活�！按箅y不死，必有后福�！绷_尗子隨后（1943年）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馬萬里等人創(chuàng)辦的廣西桂林美術(shù)專科學校，在校期間，深受馬萬里的賞識，尗子也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勤于學習篆刻、書畫，取得了驕人的進步。1944年日軍南下，造成舉世聞名的“湘桂大逃亡”，羅尗子也在其中，隨后又回到重慶。1945年，羅尗子以首名佳績考取時設(shè)盤溪的國立藝術(shù)�？茖W校國畫系（當時考題為黃杏枝頭春意鬧）。1946年隨校前往杭州，并拜鄭午昌（浙江嵊縣人）為師學習山水畫。1948年，羅尗子以優(yōu)異成績從時設(shè)杭州的國立藝術(shù)專科學校畢業(yè)，同年，與同窗好友前往大連擔任大連旅大師范�？茖W校的教師。1949年，離家漂泊近十年的羅尗子與肖前榆女士完婚，后育有一男一女兩孩子。受當時時局影響，羅尗子帶著一家人來到蘇州，在蘇州鐵路中學任語文教師并兼任教務(wù)主任多年。1952年10月，上海美術(shù)�？茖W校與蘇州美術(shù)�？茖W校、山東大學藝術(shù)系合并，于無錫成立華東藝術(shù)專科學校。1955年，羅尗子被聘為華東藝術(shù)�？茖W校講師，主講“中國美術(shù)史”、“中國工藝美術(shù)史”等課程。1958年至1959年，華東藝術(shù)�？茖W校先后更名為南京藝術(shù)�？茖W校、南京藝術(shù)學院，1959年，羅尗子被聘為南京藝術(shù)學院講師。1955年到1959年四年任教時間，羅尗子先后在《人民美術(shù)》、《中國畫》、《江海文學》、《文物參考資料》等刊物上發(fā)表論文約四十余篇，大多為文字一萬字以上的專題論文。由此，尗子先生的創(chuàng)作力可見一斑。
1961年，羅尗子跟隨陳之佛（浙江余姚人）進京編寫《中國工藝美術(shù)史》，1962年1月15日陳之佛因病逝世，此書主要由羅尗子在原先基礎(chǔ)上完成。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后，時局大變。1964年，羅尗子與眾多教師被安排到海安搞“社教”。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羅尗子等文人志士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牽連，而對尗子的指控是其光著身子在家中吃西瓜，隨后便被捕進入“牛棚”中進行改造，在“牛棚”中，羅尗子堅持篆刻等工作的進行，其最后的作品、刻刀以及印蛻全部交給了好友張道一（東南大學教授）。對祖國前途擔憂、對民族命運擔憂的尗子，無法忍受這巨大的痛苦，于1968年自縊于古林公園的一片小樹林里，結(jié)束了他孤寂苦悶的一生。
主要成就
篆刻藝術(shù)
羅尗子在年少時便顯示出篆刻方面的特長，羅尗子年少時，曾為老家的曾祖母以及一位同鄉(xiāng)老者篆刻碑文，這兩塊墓碑現(xiàn)今仍立羅家祖墳上，其上字跡清洗可辨，其字“上稱下載”，疏密均勻，頗似唐˙《褚遂良孟法師碑》中的手法。
南京印人孫洵先生這樣評價羅尗子：“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在金陵頗有建樹而飲譽全國者首推丁二仲，五十年代之佼佼者是羅尗子�！绷_尗子治印才能可從其篆刻的《張道一》一印中窺得一二，“一”字難刻，眾所周知，可羅尗子先生在處理時，將“道”字的走之底有意向下拖了一個尾巴，與“一”字相照應(yīng)，運籌巧妙，令人不禁為之折服。
建國后，羅尗子為西泠印社理事及江蘇省書法印章會理事，其篆刻更是聲譽日盛。他所著論文《印章起源及其演變》(1961年《江海學刊》)、《試論“西泠四家”的篆刻藝術(shù)》(《西泠藝叢》第二期)顯示出過硬的學術(shù)水準，深受同行們的肯定，羅尗子留下的印章并不多，由黃惇、晏西征主編的《無華盦印存》為目前我們僅見的作品集。
羅尗子1968年于金陵黃瓜園溘然辭世時年僅55歲，故而在不少研究者看來，因其早逝，他應(yīng)該并沒有形成獨立鮮明的個人風格。如南京已故印人秦士蔚在看了羅尗子的遺作后云：“偶從王道云同志處假閱羅尗子先生遺作——印章小冊，覺伊雖涉法黟山而未嘗揚泥，其中自由獨創(chuàng)之處，調(diào)高在此。惜短命死矣，否則將末造就又何可限量哉�！鼻厥课嫡J為，羅尗子篆刻雖然有獨創(chuàng)之處，但卻是“涉法黟山而未嘗揚泥”，此種說法可謂很有代表性。羅尗子在篆刻方面曾從師馬萬里、潘天壽等名家，黃牧甫的風格也對其產(chǎn)生過一定影響，但羅尗子在篆刻方面還是有自己的風格所在。
黃惇教授云：“歷來標志一名印家成熟風格的作品往往也就十數(shù)方，而羅尗子至六十年代前半期的作品已有十多方令人拍案叫絕(《六十年代》、《石頭夏》、《江山如此多嬌》、《換了人間》、《陶冶》、《一百工也》、《左手書畫》、《缶廬繼起邁先行》、《西州老民》等)”這顯然足以說明他已形成了自己個人的成熟風格。
江蘇大學朱光耀教授認為：盡管羅尗子令人惋惜地過早的離世，但說其尚沒有形成自己的印風也不盡然，尤其是將其置于黃牧甫的燭光陰影中，此對長眠中的羅尗子也是不公正的，受建國后那段特殊年代的局限，羅尗子的印風顯然還不具備成為一個派別的追隨群體和影響力，故而我們不妨將其名為“羅氏印風”。
繪畫藝術(shù)
朱光耀教授認為：“羅尗子在繪畫上的才藝是多方面的，花鳥、山水以及指畫均擅，且達到了很高的藝術(shù)水準，然惜其早逝，未能字繪畫上走得更遠�！�
一般認為寫意花鳥對用筆的質(zhì)量和表現(xiàn)力有著更高要求，而精于篆刻者往往又深諳此道。雖然羅尗子有著多元師法途徑（馬萬里、潘天壽、陳之佛、徐悲鴻等），但其始終堅持自己個人的風格取向——金石味較淡，卷軸氣息濃厚。
羅尗子的外甥晏西征藏有一副羅尗子所繪的《松鷲圖》，圖中一株老松由左向右上延伸，圖上佇立著一只老鷲，約占去半個畫面，鷲的頭部以濃墨寫出，造型簡練準確，顯示出作者對此類題材在技法上的駕輕就熟，而鷹脖子以下的部位則以含水量極大的淡墨潑染而出。在此類作品上，朱光耀教授認為：“在筆墨上潘天壽以拙見長，羅尗子則貴在輕巧。在氣息上，潘天壽以霸悍的氣魄獨領(lǐng)風騷，羅尗子則以風姿意趣勝人一籌�！�
羅尗子青年時在家鄉(xiāng)時也創(chuàng)作了部分作品，羅家人一直將這些作品保存到九十年代初期。由于羅家人缺乏對羅尗子先生的了解，以及受對畫作欣賞水平的局限，羅家人在九十年代初期將其早期作品化為灰燼，其中有巨幅《孔雀開屏圖》也未能幸免，實在是令人扼腕嘆息。
羅尗子的代表畫作有《江山無盡》、《松鷲圖》、《鷲圖》、《鷹》、《雙棲圖》、《臘嘴葡萄》、《兔》、《荷》、《雙雞圖》、《花鳥》、《雨過》（指畫）、《太湖漁舟》等。
主要著述
羅尗子美術(shù)理論主要撰寫時間為1955年至1963年的八年。八年間完成的相關(guān)著作有：
《北朝石窟藝術(shù)》（上海出版公司，1956年版）；
《北魏石窟浮雕拓片選》（與余希寧合編，中國古典藝術(shù)出版社，1958年版）；
《顧愷之研究資料》（與俞劍華、溫肇桐合編，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62年版）；
《桃花塢木版年畫》（與劉汝醴合著，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61年版）；
《中國院畫錄》（不詳）；
《中國院體畫》（不詳）；
《中國工藝美術(shù)史簡編》（與陳之佛合編，1963年文化部通過采用）；
《中國紋樣史》（不詳）；
論文方面，據(jù)林樹中先生統(tǒng)計約有五十篇，均為一萬字以上的專題論文，比較重要的有：
《北宋畫院與郭熙》（《中國畫》1958年創(chuàng)刊號）；
《中國山水畫的理論體系及其發(fā)展》（《江海學刊》1961年第5期，后被香港《大公報》轉(zhuǎn)載）；
《印章起源及其演變》（《江海學刊》1961年第7期）；
《中國人物畫表現(xiàn)方法的演變》（《江海學刊》1962年第8期）；
《中國人物畫的理論依據(jù)》（《江海學刊》1963年）；
《試論“西泠四家”的篆刻藝術(shù)》（《西泠藝叢》第2期）；
其他的則有：
《洞庭東山紫金庵古塑羅漢考察記》（《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9期）；
《杭州五代宋元石刻造像復(fù)勘的一點意見》（《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1期）；
《南京棲霞山舍利塔》（《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11期）；
《“學而不思則罔”》（《美術(shù)》1959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