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jì)70年代，身為英伊混血兒的納瑟里從英國名校布拉德福大學(xué)畢業(yè)，并在海外參與了反對自己國家伊朗的示威游行。結(jié)果，納瑟里因政治觀點不同，于1977年被伊朗開除國籍，此后他不得不持臨時難民簽證流亡到歐洲。

1981年，納瑟里在比利時獲得了正式的難民簽證，開始輾轉(zhuǎn)于英國和法國之間。

1988年，納瑟里在前往戴高樂機場的地鐵中，皮包被盜，丟失了包括難民簽證在內(nèi)的所有能證明其身份的證件。盡管后來他如愿登上了前往倫敦的飛機，但到了英國機場后，他又被遣送回戴高樂機場。當(dāng)時，法國政府同意納瑟里留在機場，但不許他離開那里。此后，法國戴高樂機場的一號出口就成了納瑟里的居所。

7年后，納瑟里有幸在律師的幫助下拿到了難民文件，但由于官方要求他必須居住在比利時，而無法滿足他堅持回英國的愿望。失望的納瑟里像是在和誰賭氣一樣，毅然決定繼續(xù)留在戴高樂機場。

在戴高樂機場生活的17年里，機場的長椅就是納瑟里的床，機場大車就是他的衣櫥。在一輛大車?yán)�，納瑟里一直掛著他那件最珍愛的運動衫，運動衫外面還包裹著不知從哪弄來的塑料布。盡管是個流浪漢，納瑟里卻總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凈凈。

早上，他5點半就起來，用機場贈送的免費牙膏刷牙，并在乘客到來之前把自己的“家”收拾好。白天，他或找些人家丟掉的雜志，或找些書報閱讀來打發(fā)一天的時間。晚上，他要等到機場商店打烊才開始出來活動，去機場的衛(wèi)生間洗衣服。納瑟里的衣服永遠(yuǎn)是那么整潔，他的胡子從來沒有不修邊幅的時候，他的所有物品也整齊地放在一個磨起邊的手提箱和一堆標(biāo)有德國漢莎航空公司標(biāo)志的盒子里。

久而久之，納瑟里成了戴高樂機場的一個風(fēng)景。來往的乘客都認(rèn)識他，并經(jīng)常和他打招呼，機場的工作人員和他也很熟絡(luò)，常給他遞來一杯咖啡和他聊天，機場牧師也總是隔三差五地來探望他。更有趣的是，住在法國的納瑟里的妻子把每天去機場看望他當(dāng)成了必修課。雖然人們對待納瑟里都很友好，但生性倔強的他從不接受別人的幫助，曾有機場員工試圖送給他衣服，就被他說的“我不是乞丐”而拒之門外。

其實，納瑟里并不缺錢。2004年，他把自己的故事賣給了美國“夢工廠”電影公司，獲得25萬美元的電影版權(quán)費，他的傳奇故事還被好萊塢著名導(dǎo)演斯皮爾伯格改編成電影《幸福終點站》，吸引了著名影星湯姆·漢克斯的出鏡。其實納塞瑞的傳奇故事早在1993年就被法國人拍成了電影，名叫《從天而降》（Tombes du Ciel），這部電影令法國社會注意到納塞瑞的問題，促使當(dāng)局給了他難民身份。但他卻仍然不愿離開，他認(rèn)為自己如果離開戴高樂機場，就會被逮捕。

對于通過候機廳去往世界各地的飛行員、機場職員、快餐商和千百萬乘客來說，58歲的納塞瑞已經(jīng)成了一個后現(xiàn)代的標(biāo)志，如今他又成為好萊塢式符號中的一員。納塞瑞的故事激起了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創(chuàng)作激情，他買下了納塞瑞傳奇經(jīng)歷的改編權(quán)，并將與湯姆·漢克斯合作拍攝了這部《幸福終點站》。納塞瑞的故事只是激發(fā)了斯皮爾伯格的靈感，電影所要講述的并不是他的故事。好笑的是，納塞瑞也許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即將被斯皮爾伯格當(dāng)成電影素材卻不知道斯皮爾伯格是誰的人，問起他這個問題的時候，納塞瑞一臉的茫然

“他是日本人嗎？”

“我知道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個名人了，這是我未到巴黎之前從未體會過的一種感覺。”納塞瑞不無自豪的用他那種軟軟的波斯語告訴我們。因為常年無法見到陽光，納塞瑞顯得十分蒼白，他最近一次看到陽光是在1999年。他說：“我很不快樂，因為我沒有私生活可言。”

想要將納塞瑞的故事拼湊到一起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因為他對一件事情總有不同的描述。兩年前，他曾經(jīng)告訴媒體聯(lián)合國難民署的高級專員一直在找尋他的父母以證明他的難民身份，但是某位發(fā)言人說此話純屬無稽之談。納塞瑞一直稱自己于1977年因參與反政府活動而遭到流放，其驅(qū)逐罪名為反對伊朗王默哈邁德·禮薩·巴列維的統(tǒng)治。

不論如何，只要是在戴高樂機場過境旅客，都會要一張納塞瑞的照片留念。機場當(dāng)局也盡可能讓納塞瑞住得舒適一些。機場所有紅色塑膠椅最近都拿掉了，只有納塞瑞睡的那張留了下來。機場附近的商家甚至發(fā)起了“留下納塞瑞”運動。因為有人創(chuàng)下全世界停留在機場最長時間的紀(jì)錄，對生意只有好處，沒有壞處。2006年8月，納塞瑞因健康問題離開機場，到醫(yī)院接受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