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簡介

因此中文直接稱其為“南洋姐”。“南洋姐”的足跡，北到西伯利亞及中國東北部地區(qū)；朝南以上海、香港為基地，涌入以新加坡為核心據(jù)點的馬來半島；朝西以印度為跳板，直達非洲東海岸，一直將勢力范圍擴張至好望角；向東則滲透到夏威夷乃至美國的加利福尼亞沿岸地區(qū)。僅在明治年間輸出的女性，可能達數(shù)十萬之多。一戰(zhàn)后，日本政府開始執(zhí)行限制、取締政策，“南洋姐”因此盛況不再。雖然這群以世界為舞臺的“南洋姐”幾乎沒有留下顯眼的記錄，人們只能在海外各地散落的日本人墓地的墓碑上，了解到她們的存在，但她們展現(xiàn)給世人的是另類的近代日本發(fā)展史，另類的日本海外殖民史。

在其落腳的地方，青壯年男性高度聚集，男女比例嚴重失調(diào)。艱辛枯燥的打工生活，需要找到解決生理欲望的“宣泄口”，大量華工和印度勞工的移住，形成都市社會，這就為娼妓的存在和發(fā)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正因為如此，“南洋姐”向世界各地的擴張，基本上與華工和印度勞工活躍的地區(qū)相重疊。另一方面，在作為管理者的歐洲殖民者看來，日本娼妓的存在，是一種“軟性”的潤滑劑，可以調(diào)劑勞工枯燥、單調(diào)的生活，讓他們安心勞作。為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他們對日本娼妓的進駐，采取的是默許甚至是歡迎、支持的態(tài)度。當時日本的媒體也曾將“世界勞動國”的中國和“世界賣淫國”的日本“有機”地擺放在一起，闡述中日兩國不淺的“因緣”關(guān)系。

“南洋姐”與長崎的特殊背景有關(guān)。17世紀中葉，幕府確立了嚴格的閉關(guān)鎖國政策，但仍然保留了一個對外的窗口——長崎港。從江戶時代中期起，許多天草、島原地區(qū)的女性外出打工，目的地便是長崎。

在那里，中國船和荷蘭船進行著貿(mào)易活動。由此，在長崎出現(xiàn)了面向外國男性賣淫的“游女”群落。1642年，長崎將分散各處的傾城屋集中于一地，形成規(guī)模龐大的丸山游廓。1692年丸山游廓容納了1443名“游女”，成為江戶時代頗具代表性的花街。并且，長崎專門為中國人、荷蘭人設(shè)置了外國人居留地，允許“丸山游女”有條件地出入。服務(wù)中國人的“游女”被稱為“唐人行”、“唐館行”、“館內(nèi)行”等，而出入荷蘭館的“游女”則被稱為“出島行”、“蘭館行”等。這表明，長崎一帶面向外國人的賣淫活動是有歷史淵源的，以外國人為最優(yōu)先服務(wù)對象的性雇傭關(guān)系，在“丸山游女”那里就已確立基本形態(tài)。

大和民族對“性”的寬容以及性道德約束機制的缺乏，也是近代日本“南洋姐”泛濫世界各地的一大原因。

這種傳統(tǒng)的性“寬容”文化，自然也對島原、天草等地的青年女性產(chǎn)生重大的影響。大正年間，日本一位小學教師觀察天草的風俗人情后曾這樣評述：“這個村的敝風，是充當娼妓并不為恥，而是被認定為一種職業(yè)。正是將其視為維持生計的職業(yè)，所以不會形成輕視、蔑視的風氣。無論是虛榮心還是作為一種職業(yè)，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早已形成尊重金錢的根深蒂固的觀念�！泵髦尉S新之后，在接受文明開化的日本知識階層中間，逐步確立了如下觀念：賣淫女是脫落于日常社會的“丑業(yè)婦”。但在這一過程中，數(shù)以萬計的“南洋姐”已經(jīng)邁出國門，奔向世界各地。

從幕府末年（1897）開始，直到昭和初年（1920），日本政府為了積累資金發(fā)展資本主義，曾把販賣妓女到海外作為謀取外匯的一個手段。而南洋，尤其是山打根地區(qū)，是日本妓女相對集中的地區(qū)。這些被迫賣淫的婦女就被稱為“南洋姐”。她們?yōu)閲�家賺取了外匯，命運留給她們的卻是精神和肉體上無法愈合的創(chuàng)傷。

從192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勝利，致使日本國內(nèi)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國際社會對于婦女和兒童權(quán)利的呼吁，販賣妓女的活動日益衰落。就在此時，大量南洋姐返回日本。但是，她們回國后卻受到全國人民甚至包括自己的親人的排斥，她們必須在偏僻的地方孤獨的生活。

熊井啟 (Kei Kumai)于1974年導(dǎo)演的電影《望鄉(xiāng)》反映的就是這段慘痛的歷史。由于影片巨大的人性洞察力、最大程度地歷史真實性備受好評，獲得當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提名。

《望鄉(xiāng)》這部電影反映的是日本在20世紀初，當時日本政府動員了一批婦女到南洋去賣淫做妓女，她們所得的這個收入，是要用于日本現(xiàn)代化建設(sh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