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是科學家、企業(yè)家和政治家。他是全球基于DNA研究的生物學革命的先驅者之一;他以20美元起家打造出數十億美元的生命科學龍頭企業(yè) MP Biomedicals;他擔任過前南斯拉夫總理，曾與伊麗莎白女王二世等人一起被《華爾街日報》評“歐洲年度人物”1992年。

但本質上，他是一個商業(yè)冒險家。當他用20美元創(chuàng)辦ICN公司，選定以商業(yè)化的DNA產品為公司發(fā)展方向時，成功的幾率為百萬分之一;他在Galenika 制藥公司的冒險掀起了南斯拉夫歷史上最大的工業(yè)私有化運動，《首席執(zhí)行官》曾評論：“他很自負，如果在火星或者金星上有一個市場的話，他肯定計劃去那兒”。

他與中國也頗有淵源。早在1990年代，他就在中國開工廠，生產Ribavirin。在擔任南斯拉夫總理期間，他也曾出訪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