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曲阜師范學院（今曲阜師范大學）政治歷史系畢業(yè)，來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79年7月評為助理研究員，1985年6月晉升為副研究員，1991年8月晉升為研究員，1998年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生導師。

朱東安教授的學術成果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方面：

第一，有關曾國藩及其集團的專題研究。先后出版《曾國藩傳》、《曾國藩幕府研究》、《曾國藩集團與晚清政局》三部學術專著，填補了建國以來該項研究的空白，引起史學界的廣泛關注。其先后發(fā)表的十余篇有關論文，亦多有創(chuàng)見，涉及政治、軍事、文化、外交諸方面的內容，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第二，有關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的研究。先后發(fā)表《應當如何看待義和團的排外主義》(與張海鵬.劉建一合作，《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太平天國“推行神權政治”說質疑》（《歷史研究》1990年第5期）等論文，對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研究中甚感疑難的籠統(tǒng)排外和宗教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以科學的態(tài)度與鮮明的觀點回答了學術界某些名流大家對農(nóng)民革命的種種責難，并對其巨大的歷史推動作用進行了充分論證。

第三，晚清史研究。纂寫《清代全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同治朝內政的有關章節(jié)，發(fā)表學術論文《太平天國與咸同政局》（《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一篇，對晚清咸同時期太平天國、清朝中央政府和曾國藩集團三方政治勢力及其相互作用，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考察和分析。2002年該文獲院、所優(yōu)秀科研成果獎。

第四，有關清代官制、史地和學術習尚方面的研究。《關于清代的道和道員》（《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頗具功力，而《清儒漢宋之爭與曾國藩集團的思想基礎》(《明清論叢》第二輯，2001年)一文則對清代學術與政治的相互關系進行考察，認為其學派間的爭斗與學術習尚的變化，受到滿漢關系的制約。

第五，有關孔子思想與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研究，發(fā)表《戰(zhàn)國封建說質疑——從孔子思想與周初政治看西周社會性質》一文，依據(jù)當代金文、甲骨文的最新研究成果，集中揭示出孔子思想的階級屬性與主要特點，并對事關大局的古史分期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呼吁史學界盡快走出因分期不當所造成的困境。

朱東安教授的主要學術觀點：

其代表作主要是兩部學術專著和四篇學術論文，茲將其主要學術觀點分述如下。

一、《曾國藩傳》(28.7萬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修訂版39.2萬字，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曾國藩幕府研究》(25萬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曾國藩集團與晚清政局》（40萬字，將由華文出版社2003年出版）與相關系列論文，通過對曾國藩一生言行的具體分析，揭示出其階級本質與歷史本質，并對其歷史作用與影響，作出較為客觀的評價。十幾年來，經(jīng)過風風雨雨、潮漲潮落的歷史考驗，愈顯出它所具有的科學性。

二、《應當如何看待義和團的排外主義》一文，通過對所能看到的全部有關資料的分析認為，作為義和團運動指導思想的排外主義，是中國人民在帝國主義長期侵略、壓迫和瓜分狂潮的威逼下，所產(chǎn)生的一種民族自衛(wèi)自救思想，在近代史上具有革命的和進步的作用。只是由于階級與歷史的局限性，使之尚未走出排外主義的范疇，成為其思想發(fā)展過程中一個自然的、難以逾越的歷史階段。然若沒有它也就沒有這場運動。正是義和團運動有力地阻止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陰謀，使中國避免了徹底淪亡的命運。

三、《太平天國“推行神權政治”說質疑》是一篇頗有影響的史學論文。當時哲學界和史學界流行著這樣一種觀點，太平天國農(nóng)民革命政權是西方中世紀式的神權政治，“假如太平天國統(tǒng)一了中國，那么中國的歷史將倒退到黑暗時期”，“曾國藩打敗了太平天國避免了中國歷史倒退到神權政治的黑暗時期”，只有曾國藩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戰(zhàn)爭才是“進步的”、“建立在人權之上的”。該文認為，太平天國的宗教是具有民族獨立性和現(xiàn)實性的農(nóng)民革命宗教，不應當把它當成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和西歐中世紀黑暗的教會統(tǒng)治的象征。根據(jù)斯賓諾莎關于“神權政治”的原義和太平天國的具體情況，太平天國農(nóng)民政權的政治體制應屬于君主專制政體，不屬于神權政治，而洪秀全集最高軍、政、教權于一身的做法，正是斯賓諾莎開出的根治“神權政治”的藥方。鑒于中國的歷史傳統(tǒng)和實際情況，拜上帝教根本不可能在中國取得統(tǒng)治地位，當時戰(zhàn)爭雙方中的任何一方取勝，都不可能造成西歐中世紀的政治局面。馮友蘭先生對中國歷史的假設是沒有根據(jù)的，不能成立的。他的有關著作和文章不僅有違歷史事實，其研究方法也值得商榷。

四、《太平天國與咸同政局》（5萬字，《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通過翔實的史料和嚴密的分析指出，在太平天國革命的沉重打擊下，清政府被迫調整了滿漢關系和自身權力結構，地方行以漢制漢、放權督撫之策，中央則恢復相權，使宰相成為新政策的制定者與實施者，結果造成皇權流失和國家權力重心的下移。對太平天國的戰(zhàn)爭基本結束后，那拉氏隨之奪回相權，使中央政權歸復舊制，但卻無法收回失落與地方的軍政大權，督撫專政終成定局，且影響民國一代。太平天國對近代中國實際歷史進程的巨大推動作用，是不應否定的。

五、《戰(zhàn)國封建說質疑—從孔子思想與周初政治看西周社會性質》是朱東安教授為建國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提交的學術論文，將由大會組織者結集出版。戰(zhàn)國封建說是五十年代初由郭老提出的，影響巨大，但由于歷史定位的不當，造成史學研究中的諸多難題和混亂，致使諸如農(nóng)民戰(zhàn)爭、儒家思想等久議不決。該文依據(jù)近年的相關研究成果和儒家經(jīng)典著作認為，孔子思想不是他所生活的春秋時代的產(chǎn)物，而是周初政治的反映。作為其思想核心的仁，包含民本主義和等級觀念兩個方面，是對歷史經(jīng)驗的總結，與奴隸制度是格格不入的。這樣，孔子的階級屬性與思想本質問題，就成為戰(zhàn)國封建說難以逾越的障礙。該文認為，應當綜合郭沫若、范文瀾及翦伯贊等諸位史學大家的觀點，取長補短，重新劃定中國古史不同時期的上下時限，以殷周之際作為中國奴隸制社會與封建社會的分界線，更以秦并六國為界將中國封建社會分為領主封建制和地主封建制兩個發(fā)展階段。前者為其低級階段，與西歐日本相似，后者則屬高級階段，為中國說獨有。這樣，不僅有助于解讀中國歷史研究中的諸多問題，而且對于中國史學走出歐洲中心論的誤區(qū)大有裨益。

朱東安教授學術成就的取得，既是多年來對學術事業(yè)孜孜不倦追求的結果，同時又和他扎實的學術功底、科學的研究方法和嚴謹?shù)膶W風分不開。朱東安教授到近代史所工作以來，即受到近代史所諸多史學大師的良好治學傳統(tǒng)的影響。自1972年夏至1974年底，廣泛涉獵史學名著，如《史記》、《漢書》、《三國志》與《資治通鑒》等。他的學術研究工作是從太平天國史入手的，不久轉入對曾國藩的專題研究，后又從曾國藩研究轉入曾國藩集團的整體研究。隨著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學術視野的擴大，他對近代中國的理解也在逐步加深，使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銜接起來。他對學生的指導則不僅注意知識的傳授，還注意治學方法的引導與基本素養(yǎng)的訓練，反復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歷史實際的有機結合，既不可囿于史實，亦不可主觀臆斷。尤為重要的是，只可從事實從發(fā)，不可從理念和主觀需要從發(fā)，一切理論都是幫助人們觀察和認識問題的工具。而史學以科學性為生命，影射史學則扼殺了史學的科學性，使之失去社會生命力，從而扼殺了史學自身。十年動亂的教訓是不應忘記的。這些都是他多年從事史學研究工作的切身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