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理生本人的介紹
馬理生 Martin C．Morrison，（1826—1870，有的不少文獻作毛里遜，近年又多作 馬禮遜）。其父Robert Morrison（1782－1834），即老馬禮遜。馬禮遜從1807年來到中國到死在廣州，在華25年，在許多方面都有首創(chuàng)之功：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國傳教的開山祖，又是在中國的倫敦會教會創(chuàng)始人，也是基督教圣經(jīng)的最早翻譯者；他出版印刷了中國第一部漢英字典《華英字典》；《察世俗每月統(tǒng)紀傳》為第一份中文月刊；把中國文化經(jīng)典《三字經(jīng)》《大學》等翻譯成英文，諸如此類。
其兄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即馬儒翰。他生于中國澳門，是馬禮遜的原配夫人瑪麗生的第二個孩子（長子夭折），他精通中國語言文字，十六歲(1830年)就在廣州作英國商人的通譯，1833年出版了一本“中國商務指南”(Chinese Commercial Guide)。1839年林則徐到廣東查禁鴉片，中英交涉日繁，英方文件大多由馬儒翰經(jīng)手翻譯；后來又參與了鴉片戰(zhàn)爭直到簽訂《南京條約》的全過程。1843年，任香港立法行政委員會委員兼香港殖民政府秘書的馬儒翰因瘧疾死于香港。從馬儒翰開始，Morrison譯名就開始多起來了。除了“秧馬禮遜”，《清史稿》等書寫作“馬利遜”，《籌辦夷務始末》作馬履遜。
1824年11月，老馬禮遜在英國續(xù)弦伊麗莎白·阿姆斯特朗(E1iza A．Morrison)，1826年舉家返回中國，他們后來生了4個孩子，馬理生很可能是生在澳門的，并且生活到1833年底才隨其母返回英國。
馬理生在二十歲時即被英國政府任命為駐福州領事館翻譯。1855年，任駐華商務監(jiān)督的秘書兼翻譯。次年，調任英國駐廣州領事。1858年調廈門任領事，同年12月調回任福州領事。馬理生很可能是著名地理歷史著作《外國史略》的作者：魏源著名的《海國圖志》中引用《外國史略》達60處。有的人懷疑馬理生的中文能力，認為他的中文程度不可能寫出《外國史略》，其實這是沒道理的�！段鞣綕h學經(jīng)典譯叢 中國的猶太人》提到他1850年即翻譯過一封某人寫的中文信件。1855年10月廈門紳商抨擊外國人販賣勞工的一個揭帖傳單，其英文譯者譯者亦為馬理生(M．C．Morrison，資料中譯為莫里遜)。1857年倫敦出版的一本書（Robert Fortune：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中則寫道“英國駐廣州的副領事，摩里遜先生(M．C．Morrison)中國話的程度很高，表示愿意陪我同去。”
咸豐年間，在清朝官員的文件中出現(xiàn)的馬禮遜，一般就是馬理生。例如1858年2月閩浙總督王懿德的奏折稱“馬禮遜因新到福建管理通商事務再三求見”。山東巡撫則和孔府曾奏報皇帝《鄒縣白蓮教勢眾官軍接仗潰敗及防范英領馬禮遜等在德州活動通商情形》。
清朝的總理衙門檔案中，1860年12月有一份《派馬禮遜署理天津領事官由》照會，可知此時馬理生被調到天津任領事。這也與“1861年年初，英國駐華公使派馬禮遜到登州籌辦領事館和開埠事宜，馬禮遜從天津由陸路到達德州”的說法相吻合。馬理生先考察了山東省內地，認為河流狹窄水淺，大船不能行進，遂仍在登州沿海選擇開埠地點。3月5日，馬理生行抵濟南，7日，與山東巡撫文煜相見，隨后來到登州考察，最終的結果是：煙臺芝罘替代蓬萊成為開放口岸，從此，煙臺商埠開始了一百五十年波瀾壯闊的歷史。馬理生本人也順理成章的成為煙臺山上的第一任英國領事，直到1869年11月。1870年，馬理生死于英國。
漢學研究
1.《圣經(jīng)》中文全譯本
第一個在中國把《圣經(jīng)》完整地譯成漢語的是馬禮遜。馬禮遜來華的主要使命，就是將《圣經(jīng)》完整地翻譯成中文，他在以前天主教傳教士翻譯手稿的基礎上，從1807年馬禮遜到達廣州后不久，就開始翻譯《圣經(jīng)》，到1819年，將新舊約《圣經(jīng)》全部翻譯成中文。 1810年譯完《使徒行傳》付梓。1811年和1812年又譯完《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至1813年全部《新約》譯完，181 4年出版。與米憐合作于1819年11月完成了《舊約全書》的翻譯，1823年在馬六甲將全部《圣經(jīng)》以《神天圣書》之名出版，共21卷。《舊約》稱《舊遺詔書》、《新約》為《新遺詔書》�！缎录s》部分由馬禮遜獨自完成，《舊約》是米憐和馬禮遜共同完成，所以有人又把這個譯本稱為“馬禮遜米憐譯本”。米憐翻譯的部分是《申命記》、《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列王記》、《歷代記》、《以斯貼記》、《尼米希記》、《約伯記》等，這些均經(jīng)過馬禮遜的校閱。
英國海外圣經(jīng)公會在馬禮遜翻譯《圣經(jīng)》時給他提出的要求是譯文應忠實于原義，使中國人能夠理解并博得中國對它的尊重。馬禮遜認為，作為一名譯者，應負有雙重任務：其一，要正確地理解原文的意義、感情和精神；其二，用清楚、正確、熟練的文字，將原文的意思、感情和精神表達出來。早期翻譯《圣經(jīng)》其中一大難題在于由零開始，要創(chuàng)立一套術語�！疤靽�、“弟兄”、“福音”、“使徒”等宗教詞匯都是來自馬禮遜譯本，由于馬禮遜譯本的自身特點及其翻譯原則使得它成為文理譯本的主流。
馬禮遜的大量譯經(jīng)工作是在澳門完成的。這部中文《圣經(jīng)》在印制過程中，英國方面共捐贈了六千六百英鎊，美國方面共捐贈了三千六百余元西班牙銀幣，東印度公司（在澳門的）共捐贈了一千元西班牙銀幣。
馬禮遜譯經(jīng)
《圣經(jīng)》中文全譯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事業(yè)的一大成功的標志，作為基督教經(jīng)典，它的中文全譯本的出版，使中國人得探《圣經(jīng)》教義的全貌，無疑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在當時中國嚴禁傳教士布道的情況下，散發(fā)《圣經(jīng)》譯本和其他宗教小冊子，就成為在華傳教士進行傳教的一個重要方式，促進了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對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同時也為后來的新教徒從事《圣經(jīng)》漢譯提供了藍本。《圣經(jīng)》搭起了中西文化、語言交流的橋梁，并因為出版這些出版物而直接催生了中國近代出版業(yè)。
2.辭書編纂及漢語研究
（1）《華英字典》
《華英字典》（又譯為 《中國語文字典》）的編纂，開始于1808年。馬禮遜編這部字典的初衷，是給以后到中國活動的傳教士提供方便。東印度公司對這項工作也非常重視，為此撥了一萬二千英鎊給馬禮遜，并同意由東印度公司設立在澳門的印刷所承擔印刷。
馬禮遜經(jīng)過七年的艱苦勞動，在1815年出版了該書的第一卷，書名為《字典》。這卷是馬禮遜按照嘉慶十二年刊刻的《藝文備覽》英譯的，漢、英對照，按漢字筆畫分成二百十四個字根排列，書后還附有字母索引。
第二卷的第一部分在1819年出版，書名為《五車韻府》，根據(jù)音標按英文字母編排。1820年續(xù)出第二卷的第二部分，在附錄中把漢文書寫體按 拼音分別將楷書、行書、草書、隸書、篆書、古文六大類列出。
第三卷于1822年出版，書名為《英漢字典》，內容包括單字、詞匯、成語和句型的英、漢對照，解釋頗為詳盡，例句都有漢譯。
整部字典在1823年出齊，共有六大本，合計四千五百九十五頁，全部由馬禮遜獨自編纂，前后歷時十五年。這是中國歷史上出現(xiàn)的第一部英漢、漢英字典巨著，成為中國英漢、漢英字典的嚆矢。
馬禮遜編纂的《華英字典》富含對中國各派宗教哲學及神話傳說的介紹、對中國禮儀和風俗習慣的介紹、對著名歷史人物的介紹、對中國學校教育及科舉制度的評價、對中國天文學、音樂戲劇的介紹，堪稱中西文化的百科全書�！度A英字典》收錄了許多在中國歷史上產(chǎn)生過重要影響的人物的傳記資料，僅在“孔”之下，馬禮遜就詳細介紹了孔明和孔子，并對他們生活的歷史背景加以概述。這樣就使人在學習中文的過程中，增添了關于中國的歷史知識。在《華英字典》中，馬禮遜對中國的學校教育介紹得比較詳細，對縣學、府學、學館、義學和夜校都作了考察。《華英字典》對中國古代的科學知識也涉及不少。其中，馬禮遜著墨最多的是天文學。馬禮遜給出了中國人命名的星及星座的名稱，在列出的星座表中共舉出92個星的名字。關于戲劇，馬禮遜追溯了中國戲劇的起源。他認為中國的戲劇起源于唐傳奇，到宋代時稱戲曲。
馬禮遜編纂的《華英字典》，作為中國第一部漢英字典，其影響是深遠的。首先，它為西方人、尤其是來華傳教士學習中文提供了便利。《華英字典》出版后，受到歐洲各界尤其漢學界的普遍贊譽，并很快風靡歐洲大陸。其次，《華英字典》作為中國英漢字典編纂之嚆矢，被以后來華傳教士奉為“圭臬”。還有，《華英字典》對日本英日字典的編纂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度A英字典》出版后不久，就有日本翻譯家準備把它譯成日文。再有，《華英字典》對現(xiàn)代漢語新詞的創(chuàng)制和中國近代文學從文言向白話的過渡也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在《華英字典》中已包含許多現(xiàn)代漢語語詞。
實際上，《華英字典》的出版意義遠遠超越了當時西方學者的想象，它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它的出版無意中改寫了中國的出版史，它無意中揭開了中國現(xiàn)代化出版的序幕，因為在中國的土地上，《華英字典》的出版催生了第一個現(xiàn)代印刷出版機構的誕生，盡管這是在葡萄牙人管轄下的英屬印刷出版機構，但正是這一機構的誕生，引起了其他西方列強以及各教會的效仿，紛紛選擇在中國設立印刷所、出版機構以強化對中國的文化滲透。隨之，清廷與中國的官商、民商也逐漸認識到了現(xiàn)代印刷、出版的力量，間接地推動了中國民族印刷、出版的誕生以及發(fā)展。另外，因為印刷 ，制造了第一副中文鉛合金活字，第一次用中文鉛活字排版，并使用機器印刷，開創(chuàng)了中文圖書采用鉛活字排版、機械化印刷的現(xiàn)代出版歷史首創(chuàng)。因為印刷《華英字典》，中國輸入了第一臺現(xiàn)代化的印刷機，對中國傳統(tǒng)的雕版印刷來說都是嶄新的。一種迥異于傳統(tǒng)的家庭作坊式或官辦作坊式的西方現(xiàn)代出版業(yè)模式被引入中國。無論是資金運作模式、經(jīng)營模式、管理模式，還是編輯模式、印刷方式、發(fā)行方式，深刻地影響了中國近代出版業(yè)的變革。
《華英字典》對中國從文言到現(xiàn)代白話的過渡也有先導之功。雖然《華英字典》主要取自《康熙字典》和中國古代典籍，但也有部分是來自他在應用中文過程中積累的知識。當然，《華英字典》也有不足之處。馬禮遜囿于其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他的有些評論存在不當之處；有些詞句的漢譯不準確甚至有錯誤。
（2）其他漢語研究著作
除《華英字典》外，馬禮遜還著有《通用漢言之法》、《 中國大觀》和《廣東省土話字匯》等文學著作，并撰寫大量有關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論文，其漢學研究影響巨大。有英國“漢學之父”之稱的喬治·斯當東認為馬禮遜是“公認的歐洲第一流的漢學家”。（Broomhall Mars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 Builder）美國人亨特甚至稱馬禮遜為“一位享有世界聲譽的傳教士和漢學家”（[美]亨特：《舊中國雜記》，沈正邦譯，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
——《通用漢言之法》
《通用漢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是馬禮遜關于中國語言學的第一部著作，書名系馬禮遜自定，全書共280頁。馬禮遜在序言中明確說明，他撰述該書的目的是給學習中文的學生提供切合實際的幫助。該書首先是關于中文獨特性的評論，然后依次是：中文拼音表/漢語詞匯的歐洲拼字法/音節(jié)表/聲調/聲調練習表/漢字的書寫方法/漢字的結構/部首表/中文字典/標點法/名詞/數(shù)詞表/名詞的數(shù)、性、格/形容詞的原級、比較級、最高級/韻文/代詞：人稱代詞、疑問代詞、表示代詞、關系代詞、個別代詞、不定代詞/動詞/副詞/介詞/連詞/感嘆詞/地方土話、詩學。最后，馬禮遜介紹了中國的詩歌及韻律，五言詩和七言詩的規(guī)則。概述了中國詩歌的發(fā)展史，詳細介紹了《詩經(jīng)》的內容以及它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除詩歌外，馬禮遜指出中國還有賦、曲、辭、詞、并翻譯了《寄友人·憶父》、《送春辭》、《江南曲》等。
——《中國大觀》
《中國大觀》（A view of China）是馬禮遜繼《通用漢言之法》之后的第二部文學著作，由東印度公司資助，于1817年在澳門東印度公司出版社出版。關于寫作這部著作的目的，馬禮遜坦言是為了幫助學習中文的學生，并非供人娛樂用的。該書包括年表、地理、政府、節(jié)令、節(jié)日和宗教神學等部分。
——《廣東省土話字匯》
馬禮遜在中國的經(jīng)歷使他認識到，學習中文，既要會官話，又必須掌握方言。而在廣州在澳門乃至南洋進行傳教和商務，學會廣東省土話則為必需。因此，在1823年編纂完《華英字典》后，馬禮遜便著手編纂一部方言字匯，終在1828年由東印度公司出資在澳門出版《廣東省土話字匯》（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廣東省土話字匯》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英漢字匯，第二部分為漢英字匯，第三部分為成語詞組；最后附有英國文語凡例傳。
3.與馬禮遜有關的報刊
調整對華傳教策略，選擇印刷出版這一手段，創(chuàng)辦出版社，刊印書報，傳播基督教義是馬禮遜對西方教會的最大貢獻。
（1）《察世俗每月統(tǒng)紀傳》
第一份中文期刊的出現(xiàn)是由馬禮遜籌劃，請米憐負責編輯，在南洋印刷出版，刊名為《察世俗每月統(tǒng)紀傳》，1815年創(chuàng)刊，到1821年�？渤隽似呔�。撰稿人有馬禮遜、米憐和另一個英國傳教士麥都思。最初每期印五百本，后來增加到兩千本，除在南洋華僑中散發(fā)外，還秘密運送到廣州和澳門一帶散發(fā)，內容有一部分是傳教，其余刊載時事新聞。
《察世俗每月統(tǒng)紀傳》作為中國近代第一份中文月刊，其影響是廣博而深遠的，在近代中國的印刷、出版、新聞、傳教以至中外文化關系等，都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它不僅對基督教在華人中的傳播，對中西文化的交流，而且在中國 近代報刊發(fā)表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第一，此刊對促進基督新教在華人中的傳播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第二，此刊宣揚基督教義的同時，對儒、釋、道進行了攻擊；第三，此刊對中西文化交流也具有重要意義。它在現(xiàn)代漢語新詞的創(chuàng)制上起到一定作用；第四，此刊首次引用西洋標點符號頓號和句號。中國古代作文不用標點，全憑語感斷句理解，往往因句讀不同而引起歧義 �！恫焓浪酌吭陆y(tǒng)紀傳》使用標點符號，雖然只有兩種，這對文化素養(yǎng)不高的普通人閱讀理解提供了方便，同時盡量采用通俗的白話文體，對中國文學從文言文向近代白話的過渡也有積極意義。
《察世俗每月統(tǒng)紀傳》的具體編務由米憐負責，其對刊物的貢獻顯而易見，但馬禮遜于《察世俗》的作用亦不可低估。《察世俗》的創(chuàng)辦乃二人共同議定，而其宗旨更是實踐了馬禮遜以出版物作為輔助傳教方式的構想。不僅如此，馬禮遜亦曾親自為其撰稿。正是馬禮遜的遠見卓識，才使《察世俗》得以成功創(chuàng)辦，開啟了中國近代報業(yè)的先聲。
（2）《中國叢報》
《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由美國傳教士裨治文于1832年5月創(chuàng)刊于廣州，它是在馬禮遜的倡議下創(chuàng)辦的。
馬禮遜不僅是《中國叢報》的創(chuàng)始者，而且是前期重要的撰稿人。據(jù)統(tǒng)計，僅1832年到1834年馬禮遜去世前短短幾年間，他為《中國叢報》撰稿達97篇。馬禮遜的撰文內容涉及中國的政治、法律、語言、文學、人口、自然、物產(chǎn)、哲學、宗教、對外關系等。
《中國叢報》到1851年�？�，共出版20卷。作為中國境內第一份由傳教士創(chuàng)辦的英文期刊，其影響是巨大的。它內容廣泛，涉及歷史、宗教、法律、政治、農業(yè)、儒家經(jīng)典、文學作品等方面，特別注意報導關于中國的時事和對外關系，并記載了鴉片戰(zhàn)爭的全過程，刊登清朝皇帝的上諭、大臣的奏折，直至軍事實力、海防現(xiàn)狀，為歐美各國制訂對華政策提供了重要參考。
《中國叢報》對中國也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它為傳教士所辦，撰稿者也多是傳教士，他們基于宗教與道德的立場，大多對鴉片貿易持反對態(tài)度，對鴉片商人的行為進行譴責，并為清政府的禁煙政策辯護。
《中國叢報》以其豐富的史料為當時乃至后來治學者所重視，在一定程度上又為中西文化交流起了橋梁作用。
學術評價
在許多方面，馬禮遜都有首創(chuàng)之功。作為基督新教在中國傳教的開山鼻祖，他開創(chuàng)的譯經(jīng)、編字典、辦刊物、設學校、開醫(yī)館、印刷出版等事業(yè)均被其后的新教傳教士乃至天主教士所繼承發(fā)揚。他在華的27年里，一直受雇于東印度公司擔任中文翻譯，但他并未專事行政，而總是以傳教士自居，從不讓公司的事務妨礙他的本來工作，即編撰字典和翻譯圣經(jīng)以促進傳教。在此期間，馬禮遜確立了被稱為“無聲傳教”的文字傳教策略：在中國境內首次把《圣經(jīng)》全譯為中文并予以出版，使基督教經(jīng)典得以完整地介紹到中國；編纂第一部《華英字典》，成為以后漢英字典編撰之圭臬。并著有《通用漢言之法》、《中國大觀》等漢語研究著作，是現(xiàn)代漢語語法研究的最初嘗試。因他對中國語言的研 究，在1817年被格拉斯哥大學授予神學博士學位；1815年，他和米憐在馬六甲創(chuàng)辦《察世俗每月統(tǒng)紀傳》，為第一份中文月刊，被譽為“中國近代報刊的開山鼻祖”。這在中國報刊發(fā)展史上位居首尊，繼其之后才有《特選攝要每月統(tǒng)記傳》、《天下新聞》、《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記傳》等中文期刊的創(chuàng)辦； 1818年，馬禮遜和米憐創(chuàng)辦英華書院，為第一所教會學校，開傳教士創(chuàng)辦教會學校之先河，對中國近代教育的發(fā)展影響深遠；1827年，馬禮遜又和東印度公司醫(yī)生郭雷樞在澳門開設眼科醫(yī)館，首創(chuàng)醫(yī)藥傳教的方式。在其感召下，美國傳教士伯駕作為第一位醫(yī)藥傳教士被派來華。
上述所為，均是馬禮遜開創(chuàng)的被稱為“無聲而有效”的文字傳教策略。馬禮遜來華之初，雍、乾時期實行的禁止天主教傳教的禁令仍在繼續(xù)。面對清廷的禁教令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所形成的森嚴的文化壁壘，馬禮遜采用文字、醫(yī)藥等方式傳教，不無效仿 利瑪竇“學術傳教”之策，希望通過介紹西方基督教文明，使異教徒認識到西方文明的優(yōu)越，借此達到皈依異教徒的目的。只是，時勢已與利瑪竇時代不同，由于雍乾時期西方對中國急劇增強的軍事和商業(yè)壓力，使馬禮遜文字傳教的收效與利瑪竇時代已難以相比，在27年間，由馬禮遜直接施洗的人數(shù)僅有10人，但重要的是馬禮遜為后來的傳教士準備了初步的然而卻是大量的中文基督教書籍，若沒有馬禮遜來華奠定基礎，則不會有米憐、郭實獵（臘）、裨治文等英、荷、美傳教士的相繼來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內容也就不會那么豐富。
從1808年馬禮遜開始編纂《華英字典》，到1828年《廣東省土話字匯》出版，馬禮遜在20多年的時間里，著述了許多有關中國語言的著作，尤其他編纂了達三部六卷之巨篇的《華英字典》，這在歷史上尚屬首例。他的漢語著作為西方人學習中文提供了便利，尤其是他堅持學好一種語言必須深刻了解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政治、法律、風俗、禮儀宗教等內容的宗旨，使他的每部漢語研究著作都是有關中國的“資料信息庫”，西方人藉此加深了對中國文件的了解，在歐美漢學界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大事年表
1782.1.5
出生于英國，男，排行第八，為最小的一個孩子。
1798
接受洗禮，為英國 基督教新教長老會信徒。
1799
17歲起患有頭痛病，終身受其折磨。
1803
志愿當傳教士，進倫敦霍克斯頓神學院就學。
1804
向倫敦傳教會申請到海外傳教獲準，進高士坡傳教學院深造。正式被指定前往中國開教。
1805
在倫敦開始學習中文，除已學習的拉丁文、希伯來文、希臘文、神學、哲學、數(shù)學、植物學外，增加學習天文學和醫(yī)學等。
1807
被按立為牧師。接受倫敦傳教會指示，要求其將圣經(jīng)譯成中文和編纂《華英字典》。同年1月31日，離英轉道美國來華。同年9月8日抵達廣州，繼續(xù)學習中文。
1808
邊習中文，邊開始翻譯圣經(jīng)和編纂字典。
1809.2.20
在澳門與瑪麗·摩頓女士結婚，受聘兼任東印度公司譯員。
1810
印行中文版《使徒行傳》1 000冊。
1812
倫敦傳教會決定增派米憐牧師到中國協(xié)助馬禮遜。
1813.7.4
米憐抵達澳門，旋赴廣州學習中文。
1814
馬禮遜為中國第一位基督教新教教徒施行洗禮，他的名字是蔡高。中文版《新約全書》出版。馬禮遜遭東印度公司倫敦總部免職，但仍為澳門和廣州的公司和商行任用。大兒子 馬儒翰出生在澳門。
1815
《華英字典》第一卷出版。舊約《創(chuàng)世記》中文版出版。米憐赴麻六甲開辟傳教基地和設立印刷所。在麻六甲出版的第一個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統(tǒng)紀傳》創(chuàng)刊。
1816
英國政府派特使阿默士德率團訪北京，馬禮遜被任命為使團中文秘書兼譯員。使團遭清朝嘉慶帝驅逐。
1817
米憐為中國印刷工人 梁發(fā)在麻六甲施洗。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授予馬禮遜神學博士學位。
1818
米憐在麻六甲成立恒河以東傳教差會�！度A英字典》第二卷的第一部分出版。麻六甲英華書院創(chuàng)立。
1819
圣經(jīng)全部譯成中文。
1820
《華英字典》第二卷第二部分出版。馬禮遜在澳門開設中西醫(yī)合作診所。清朝嘉慶帝死，道光帝即位。
1821.6.10
馬禮遜原配瑪麗在澳門病逝。
1822.6.2
米憐在澳門病逝�！度A英字典》第三卷出版。廣州大火。
1823
圣經(jīng)中譯本出版，書名《神天圣書》，線裝，共21卷，為第一部中文全譯本，史稱馬禮遜譯本。馬禮遜獨自編纂的《華英字典》全部出版，共6巨冊，4595頁，為中國歷史上出版的第一部中英大字典。馬禮遜訪問麻六甲。為梁發(fā)的兒子梁進德施洗。按立梁發(fā)為中國第一位基督教新教傳道人。馬禮遜被選為英國亞洲學會會員。同年底回英國述職，隨船攜帶歷年在華收購的中文圖書10000冊，準備捐贈英國大學圖書館。
1824
在3月23日抵達倫敦，將一部他譯的 中文圣經(jīng)和一幅北京地圖呈獻英國國王。被選為法國亞洲學會會員。同年11月，娶伊麗莎白·阿姆斯特朗女士為續(xù)弦。在各地演講，探親訪友。
1825
創(chuàng)辦倫敦世界語言學院。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被倫敦傳教會選為董事會董事。東印度公司倫敦總部批準馬禮遜復職，默認其在1814年遭免職后仍為中國的公司和商行擔任譯員的貢獻。
1826
率全家乘船重返中國。梁發(fā)出任馬禮遜的助手，傳道和著述。(按：梁發(fā)著述甚豐，他在1832年所著《 勸世良言》一書，曾直接影響太平天國起義領袖洪秀全，造成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利用西方基督教一部分教義在19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發(fā)動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梁發(fā)著作可參考偉烈力牧師所編的目錄，載在《梁發(fā)——中國最早的宣教師》，麥沾恩著，朱心然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54—155頁)馬禮遜仍身兼二職，繼續(xù)傳教和擔任譯員并開始用中文編撰《圣經(jīng)注釋》和校閱修改初版中文圣經(jīng)。
1827
常發(fā)的頭痛病加劇，但他仍堅持忙于工作，并受聘為在廣州出版的第一家英文報紙《廣州志乘》的專欄作家，專門撰寫基督教宣傳文章和評論等。馬禮遜寫信給美國教會要求派遣美國傳教士到中國傳教。
1828
開始編纂《廣東省土話字匯》
1829
在廣州籌設“駐華英國博物館”。
1830
在澳門又為一個中國人施洗。首批美國傳教士抵達中國，裨治文牧師為終身在中國傳教的美國傳教士，雅裨理牧師專在外國海員中傳教，任期一年。馬禮遜已感體力下降，但盡力幫助新來的美國傳教士。馬禮遜的大兒子馬儒翰年僅16歲，已被廣州英國商人雇為譯員。
1831
梁發(fā)為三位中國人施洗加入教會。梁發(fā)的兒子梁進德跟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學習英文。馬禮遜寫信給友人說：“我在世的日子恐已不多了，甚盼能準備好見主復臨。”
1832
馬禮遜50歲。又一美國傳教士司梯文斯牧師到達廣州，他是專為外國海員傳教的。馬禮遜又為一位中國人施洗。由馬禮遜倡議，裨治文負責編輯的英文《中國叢報》月刊在同年5月出版。(按：這份英文月刊連續(xù)出版20年，到1851年12月停刊，是了解和研究鴉片戰(zhàn)爭前后歷史的重要的第一手參考文獻)
1833
英國議會通過決議，撤銷澳門東印度公司對中國貿易的專利權，改由英國政府派商務監(jiān)督到中國負責英中貿易和談判等事宜。馬禮遜自編自印出版不定期英文刊物《傳道人與中國雜記》。馬禮遜在廣州的英文報紙《廣州志乘》上發(fā)表一篇題為《論印刷自由》的評論，主張“上帝賦予人類有思想和言論的自由，有寫作和印刷的自由”。這是針對當時在澳門的天主教主教和在澳門的葡萄牙總督通過澳門東印度公司勒令馬禮遜停止利用他自己的印刷所印制基督教新教的宗教宣傳品所寫的一篇抗議書，最后他寫道：“暴君可以施行懲罰，但上帝一定會稱許�！贬t(yī)生診斷馬禮遜還患有肝病。馬禮遜夫人，即本回憶錄編者在本年底因病帶了孩子們乘船回英國，僅留大兒子馬儒翰在中國照顧父親馬禮遜。馬儒翰已正式成為譯員。
1834
馬禮遜在年初日記中寫道：“最近以來我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笔樊敄|爵士推薦馬禮遜為新任命的英國商務監(jiān)督 律勞卑爵士擔任譯員。同年7月16日，律勞卑爵士一行官員抵達澳門。中午時刻，他向英僑宣讀了英國國王的諭旨和任命書，馬禮遜被任命為駐華商務監(jiān)督的中文秘書兼譯員，年薪為1300英鎊，副領事官職。從7月17日到7月29日，馬禮遜帶病隨律勞卑爵士到廣州與中國官員談判。7月30日馬禮遜病倒在床，到8月1日晚10點鐘逝世，享年52歲。遺體由他大兒子護送至澳門，安葬在前東印度公司的墓地，安葬在前妻瑪麗身旁。同年10月，律勞卑爵士在澳門病逝；馬儒翰繼任父職，到1834年8月29日因患急性瘧疾突然去世，享年僅29歲，葬在澳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