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香港，香港華人地位低微，尤其是政府部門很難見到華人身影，職位稍高一點的華人，更是極少，當時整個警察系統(tǒng)，就是香港最大的一個黑社會組織。在華探長、黑道與洋警司互相勾結的背景之下，警隊的貪污之風超過任何一個行業(yè)。直至港督麥里浩1974年設置廉政公署緝捕四大總華探長，香港吏治才為之一清，今日香港公務員系統(tǒng)成為全球有數(shù)的廉潔高效團隊，廉政公署功不可沒。

呂樂在1958年被提拔為新界區(qū)總探長之職，成為四大華人探長之首。呂樂在1940年參加香港警隊時只是一名普通的著裝警員。這一類警員通常是出外勤干一些最基本的警務，是一種很辛苦的角色，如巡警之類，日曬雨淋，每天都在街上走動。由于他工作十分出色，幾年后成了便裝警員，然后一級級往上升。作為警員，呂樂是有能力的，也是出色的。在當時那種特殊的環(huán)境中，他不可能不貪，如果不貪，他根本升不上去，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無法得到上司的賞識。從這種意義上說，呂樂的貪，并不完全是他本人的原因，也有制度和環(huán)境的原因。

當時呂樂的角色，應該就是一種江湖人物的角色，一方面他辦案雷厲風行，另一方面又像那些黑道人物一般巧取豪奪。他既向上司行賄，也向下級收賄，同時也利用手中的權力，向轄區(qū)所有機構收取好處費，同時充當他們的保護傘。

呂樂上下的關系，盤根錯節(jié)。他手下有很多兄弟要靠他吃飯，靠他生存，他不能不照顧這些小兄弟，讓他們過著比普通人更富裕的日子。

整個60年代，是呂樂最有權勢最風光的時代，當時，香港警界有四名華人探長（呂樂、藍剛、韓森和顏雄）極其有名，他們四人彼此經(jīng)歷相近，地位相當，名聲也不相伯仲，彼此又成為整個香港警隊貪污鏈的中堅人物，相互保持著緊密的關系。香港高層也希望通過某種形勢制肘這種貪污之風，比如不讓一名警員在一個地區(qū)任職太久，到了一定年限，便進行一次大調(diào)動。呂樂在香港島任了一段時間總探長之后，便和任職九龍的藍剛對調(diào)。然而，這種方法根本不起作用，因為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監(jiān)督，警察的職權不受任何控制，就算將他們調(diào)來調(diào)去，不僅不能遏止貪污，反而給貪污提供了新的機會，使得貪污鏈迅速擴大。

可以說，呂樂在 1960年代末一手建立警界“貪污制度”，權傾黑白兩道，雖為警務人員，卻儼如黑幫總陀主。但是無論勢力有多大，還是敵不過統(tǒng)治者的政治手段，1970年代初港英政府先將他明升暗降，再另起爐灶設立直接向港督負責的廉政公署，清洗警隊貪污風氣，呂樂被迫遠走加拿大，繼續(xù)坐享數(shù)億財富。

當年四大探長的第二位是藍剛，在四大探長中，藍剛參警的時間略晚，比呂樂晚了四年。藍剛入行雖晚，但升職卻快，其中有一個主要原因，即他有一種拼命三郎的精神，遇事從不后退。四名探長中，呂樂的資歷最老，屬于年輕的老探長，地位也最高，藍剛屬于后起之秀，由于他們幾人私交甚厚，在警隊的關系又廣，當時的香港“四大家族”（新義安、潮州幫、14K、和勝和）四大黑幫，也都給足他們面子，即使他們坐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干，這四大黑幫也送案件給他們上去交差。新警務處長上任，都需要禮賢下士，來拜訪他們這幾位，否則，香港的治安就會大壞，而警方根本無法制止。

1973年6月8日，英籍香港總警司葛柏攜帶巨款成功潛逃回英國。這個消息旋即傳遍香港，早已飽嘗貪污禍害的香港市民聞訊大為震怒，來自各階層的市民紛紛上街抗議，“反貪污、捉葛柏”的口號此起彼落。為平息民憤， 1973年10月17日，新上任的港督麥里浩提請立法局同意建立一個專責獨立的肅貪機構。就在這種背景下，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宣告成立。

廉署成立后，持續(xù)不斷地打擊警隊內(nèi)的貪污，一時間人人自危，警察和黑道之間的聯(lián)系開始收斂，此時，四大探長三個已經(jīng)退休，他們暗中給黑幫通水，要求他們暫時不要太放肆，以免吃虧，有些黑幫開始轉行做正行生意，但也有些不怕死的，仍然膽大妄為，不將廉署放在眼里。其中就有綽號“跛豪”的大毒梟吳錫豪不以為意。最終，吳錫豪等9名大毒梟于1974年11月12日被捕，此案涉及毒品交易超過16噸，總案值達4億元以上，后來被判處總刑期124年，其中吳錫豪刑期最長，為30年。此案自然牽連一大批警員落馬，甚至一些退休警官也都受到牽連。藍剛是受牽連者之一。1977年2月11日，香港廉政公署發(fā)出對藍剛的通緝令，此后，藍剛再未返回香港，直到1989年因心臟病在泰國逝世。

四大探長排在第三位的是韓森，和呂樂以及藍剛一樣，韓森也做到了總探長之職。不過，他擔任這一職務的時間比呂樂和藍剛都晚。呂樂和藍剛退休后，香港警方需要用人，才于1971年6月將韓森提拔為新界區(qū)總探長。

在此期間，新任港督麥里浩到任，這位港督似乎和以前那些長官作風不同，頗有肅貪之態(tài)。警署內(nèi)一些人開始擔心自己受累，暗暗做著脫身準備。韓森便在此時提出提前退休申請，結果，他僅僅只是當了兩個月總探長便退休了。1976年，廉署發(fā)出對韓森的通緝。但此時，韓森早已經(jīng)在海外定居，后來為了保證自己的安全，又來到和香港沒有引渡條例的臺灣，直到1999年在臺灣病逝，廉政公署亦因此撤銷對他的調(diào)查。而同年11月4日香港廉政公署也對呂樂發(fā)出通緝令，至今有效。

四大探長的最后一位是顏雄。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當時的尖沙咀、油麻地一帶，還屬于九龍的邊緣地帶，集中了許多的棚戶區(qū)，也因此成為黑道勢力爭奪的焦點所在，從總警司葛柏到四大華探長，均和這個地區(qū)關系緊密，顏雄更是這個地區(qū)的地頭蛇。 　顏雄的最后職務，便是油麻地警署的探長，此前韓森一直在油麻地一帶任職，直至被提升為油麻地的探長，后來又調(diào)任旺角警署擔任探長。正因為這一原因，廉政公署在那個時期，工作重點便放在這個區(qū)域，尤其是油麻地一帶。 　自級警員被捕或者葛柏案之后至1976年間，成立只不過兩年的廉政公署，在香港警隊內(nèi)部，便挖出了近二十個貪污集團，數(shù)名警司級的高級警察被捕，數(shù)百名各被通緝。其中最大的一樁團伙貪污案涉及18名警務人員。此案告破之后，在香港社會引起巨大反響，同時，也在警隊內(nèi)部引起極大恐慌。 　那些已經(jīng)退休退職的人士得以逃脫，看起來是夠幸運，但實際上，他們的退休金被剝奪，長期被通緝只能隱姓埋名生活于異鄉(xiāng)，有些逃往國外的連語言都不通，又不能返回，只能過著一種暗無天日的生活。更為重要的是，廉政公署通緝他們的同時，凍結了他們的財產(chǎn)，即使某些人有些財產(chǎn)在外地使用，因為不十分清楚當?shù)氐姆�律，過著的是擔驚受怕的日子。 　當時身處油麻地警署探長的顏雄見勢不妙，提前外逃，但還是在1977年1月24日受到廉政公署的通緝，目前顏雄定居在泰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