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煥堂1917年12月出生于河南 滑縣一個地主家庭。 父親于子君不善經營田產，也不會理財，家產全部委托自己的五弟照看，自己成天弄些筆墨，是當地較有名的鄉(xiāng)紳。他很注重自己唯一兒子的學業(yè)， 希望他能到在南京作官的舅舅那里去當一個幕僚。所以，于煥堂在鄉(xiāng)里上完小學后就離開鄉(xiāng)里到開封上學。

在開封他開始接觸共產主義思想，他積極參加進步學生運動，他參加9.18宣傳隊到鄉(xiāng)下進行愛國抗日宣傳，在學校組織“晨鐘社”，出版晨鐘墻報宣傳革命思想，譏諷政府的腐敗。后來，由于進步教師受到迫害，于煥堂也受到當局的警告，在開封上學已很困難，于是在舅父的資助下進入北京匯文中學。

據他的同學回憶于煥堂在初中就是一個比較活躍的人物，愛打籃球，同時非常喜好文學，尤其是俄國和蘇聯(lián)文學作品，自己也常在報刊上發(fā)表一些作品，進入高中后加入了“民先”。

1935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

1939年 北京爆發(fā)了“一二。九”學生運動，于煥堂是匯文中學游行隊伍的組織人之一。

當游行隊伍走到琉璃廠北師大附近時遭到反動軍警武力阻攔，他和同學們毫不畏懼地前進，在與反動軍警搏斗中被砍傷頭部，昏倒街頭，以后被同學們抬到舅父家。治療期間，舅父一再勸教他，學生當以上課讀書為要，不可胡鬧。但他深知此時的中國已擺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1936年他轉為中共黨員，并先后擔任匯文支部的組織委員、支部書記。

據他的同學回憶說，于煥堂當時是很善于做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他與一個國民黨CC派的同學同住了二年，那個人幾次半認真、半玩笑地對于說，我知道你是一個紅帽子。但卻一直沒有去告發(fā)。

西安事變后，他與幾個好友在宿舍飲酒慶賀，突然從窗外飛進一把匕首，插著一張紙，上面寫著：我們委員長安然無恙，你們別高興太早了�？吹郊垪l，他們干脆在屋里舉杯高歌起來。不久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匯文支部決定在學校開一個慶祝晚會，為了防止特務搗亂，于煥堂特別邀請青紅幫的學友助興，把青紅幫把頭的功夫節(jié)目安排為壓軸戲，還請了校長等人參加。CC派和一些特務，在會場周圍繞來繞去但始終未敢沖撞會場。

七七事變以后，于煥堂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邊開展黨的救亡工作，一邊在北大紅樓學習，按他自嘲的話說那陣上的是野大學。到年底黨支部遭到破壞，于煥堂和北京市的幾個地下黨員一起繞道天津，最后來到延安。在抗大學習時擔任學員隊支部書記。

從抗大到河南后，他先后擔任了 新四軍河南確山聯(lián)絡站站長、信陽挺進工作團政治指導員、鄂豫挺進隊副政治教導員、總支書、政治教導員、組織股長、新四軍五師三團、九團政治部主任、抗大十分校警衛(wèi)團政治委員、抗大十分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政訓部長、新四軍四分區(qū)政治部主任、鄂皖邊區(qū)指揮部副政委。

抗戰(zhàn)期間他參加了新街、朱堂店、大山寺、八字門、浠水、應城等多次戰(zhàn)役和戰(zhàn)斗。

據抗大十分校的老同志回憶，作為學校政訓部的領導，他十分關心、愛護一起工作的同志。部隊行軍時他經常把自己的馬讓給體弱的同志騎，在危機時刻也毫不猶豫地救助同志。

據當時同在抗大的楊陽回憶說，余潛同志兩次在危險時救了我， 一次是抗大的部隊正以強行軍速度擺脫日軍，突然迎面打來一陣密集的子彈，頓時走在我身邊的炊事員腿部負傷倒下，我當時又急又累一下就坐在一塊石頭上不知該怎么辦了。子彈在身邊直飛。這時余潛冒著槍彈從后面跑上來和警衛(wèi)員一道把我架起來就勢滾到一條溝里。

還有一次部隊過一條河，正逢漲水，下河時水才齊腿肚，還沒到河心水就沒了脖了。我不會水，眼看著被沖了下去。這時余潛趕過來一把抓住我。當我抱著他的肩向對岸浮去時整個身體都在水上漂著，已經根本著不了地了。

抗大十分校停辦后，余潛到鄂東四分區(qū)政治部主任，也就是在那個時候他同在師部醫(yī)務所的王瑞華結婚。那時師部和分區(qū)相距時遠時近。 據余潛晚年時回憶，當師部和分區(qū)相距不遠時，王瑞華常常騎馬去分區(qū)所在地看望他。傍晚返回時余潛又要送她一段，他們雙雙騎著馬，映襯著落日的余暉緩緩騎行在蒼翠群山中的山脊曲折的小路上。就是現在我們想像那畫面也覺得充滿了浪漫主義的情調。據五師的老同志回憶， 余潛是北京來的知識分子，王瑞華是當時有名的應城一枝花。兩人還是十分和諧的。從此他們 相濡以沫共同走完革命的人生。

1946年中原突圍是整個解放戰(zhàn)爭中最為悲壯的一幕。余潛在鄂東獨立第二旅任政治部主任，這支擁有6000人的部隊受命掩護主力突圍。 他們在完成唱空城計和掩護任務之后，一路東進沖破敵人重重封鎖，進入安徽太湖、岳西邊界的冶溪河地區(qū)。

余潛在強渡一條河流時腿部負傷。1946年6月18日獨二旅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研究繼續(xù)東進計劃，會間接中央電示：停止東進，留在大別山堅持游擊戰(zhàn)爭。獨二旅堅決執(zhí)行中央的命令，將部隊化整為零，義無反顧地重新進入敵人的包圍網中。

此時余潛因腿傷嚴重無法隨隊行動，經中央軍委批準離開部隊到蘄北隱蔽治療。因為敵人反復清剿，村莊里根本呆不住，他在一個山洞中隱蔽了許久。后來，警衛(wèi)員在下山尋找食物時被俘，敵人認為在山上養(yǎng)傷的是政委張體學，逼著這位戰(zhàn)士交待張體學藏在什么地方，這位戰(zhàn)士致死不講。所以，余潛常講，他的生命是許多同志拿自己的生命換來的。幾個月以后，傷勢漸愈，他才得以化裝回到解放區(qū)。

1947年，余潛隨劉鄧大軍南下，在渡過黃河進入大別山時，因鞏固部隊提高戰(zhàn)斗力成績突出，經中原軍區(qū)批準記大功一次，受到劉鄧首長的表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一直從事部隊院校的建設、教學工作， 歷任中南軍大湖北分校副政委，陸軍第二十一步兵學校政委，政治學院速成系一班班主任、系主任，政治學院訓練部副部長，政治部副主任、 主任等職。

1956年和1958年兩次被評為先進教學工作者。他長期從事我軍院校的政治教育工作，主持制定了全軍第一部院校政治工作條例，為我軍院校建設作出了貢獻。

他克己奉公嚴格自律，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他多次主動退回了給他的額外補助并教育家人要向國家領導人學習同全國人民一道共赴國難。

他剛正不阿勇于承擔責任，文革初期，他作為政治學院文革領導小組負責人和院長蔡順禮一道多次受到造反派的批斗。

一次批斗會上，一位原學院領導揭發(fā)黨委的一個決定是院長個人背著黨委搞的破壞文化大革命的陰謀，余潛當時正生著病不能站著，被造反派安排靠坐在一個椅子上陪斗。這時他扶著椅子站起來對著這位“反戈一擊”的人說，這不是實事求是的，這個決定是你、我和蔡順禮同志三人共同研究決定的。

他的剛直不阿使他受了不少苦。以后造反派勒令領導干部“勞動改造”，故意安排長期患肺氣腫病的余潛去燒鍋爐。冬天，他在火爐前一身汗，出去拉煤運渣又被冷風吹得透心涼。他咬著牙同身強力壯的小伙子比著干。就在那個冬天他多次病倒，肺氣腫病愈發(fā)嚴重了。

1969年組織上征求他的意見，準備讓他到四川工作。許多老戰(zhàn)友考慮到他有嚴重的肺心病，不適應四川的氣候條件，另外職務安排上實際上是降了兩級，所以都勸他暫不要同意，應將這些情況都向組織談談，請組織上另行分配。但他考慮到自己己近三年沒有工作，他急切地盼望走上工作崗位，他不能忍受耗費時日的等待，他不考慮身體情況，不考慮職務安排于1970年5月到了四川。

盡管在文革中他受到不公正待遇，妻子也被造反派編造了許多莫許有的罪名關押批斗，但他置這一切于不顧，在四川省革委全力以赴地工作了半年左右，這期間他三次住進醫(yī)院，到年底被送進了北京301醫(yī)院。以后，他雖然又到武漢一個時期，但再也沒有能回到工作崗位上。

一個十分有才華的人，因為這場十年浩劫，使他在50歲以后就沒能再為黨和國家做什么工作，這對他來講是很痛苦的。

1990年12月，與他同甘共苦45年的妻子去世，給他精神上極大打擊。

1991年8月15日,也就是在他最后一次談到又夢見與 王瑞華雙雙騎著馬迎著夕陽走去的第三天，他溘然逝世。

組織上在他的訃告中是這樣評價的：余潛同志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共產主義事業(yè)，具有堅強的黨性和高度的組織紀律觀念。他顧大局、識大體，堅決執(zhí)行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決定和命令，在重大問題上，堅持原則，旗幟鮮明，不顧個人得失和安危，表現出共產黨人的高貴品質。......是我軍優(yōu)秀的政治工作領導干部。

他的革命業(yè)績和高尚品德，將永遠銘記在人們心中。

余潛同志1961年晉升為少將，榮獲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解放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