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詒讓（1848-1908）字仲容，號籀膏(頤)，，浙江溫州瑞安人。1848年9月29日出生在一個官僚地主家庭。父孫衣言,是清道光三十年進士,官至安慶知府、江寧布政使、太仆寺卿,一生嗜書成癖,盡量羅購,并建成玉海樓以藏之。 孫冶讓從小受家庭熏陶和父親的指點,加上自己勤奮好學,十三歲時就草成《廣韻姓氏刊誤》,十八歲又著《白虎通校補補學業(yè)日益精進。 1867年,年及弱冠的孫冶讓第一次參加科舉考試,其才能得到主考官張之洞的賞識,遂取為舉人。此后,孫冶讓八次赴禮部應試,皆未中試。

孫詒讓是晚清樸學大師，著作有三十多種。章太炎贊譽他為"三百年絕等雙"、“一代大宗”。郭沫若說他是"啟后承前一巨儒"。他又是近代新教育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在理論和實踐上成就卓著，是清末著名的教育家。在經(jīng)學、諸子學、文字學、考據(jù)學、校勘學、以及地方獻的整理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

作為教育家，從1896年他創(chuàng)始辦學，到1908年逝世的十年間,總共創(chuàng)辦三百多所學校。

在經(jīng)子訓詁上，孫詒讓的代表作是《周禮正義》和《墨子間詁》。《周禮》亦名《周官》，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其中《冬官》一篇在漢初已佚，補以《考工記》），是記錄我國古代官制的書。孫詒讓認為《周禮》是周公致太平之書，先王政教所自出，周代法制之總萃。而秦漢以來，諸儒不能融會貫通，鄭玄注失之簡奧，賈逵疏過于疏略，遂于1873年開始撰述，至1899年方才完成《周禮正義》八十六卷。前后費時二十六年，孫詒讓的《周禮正義》一書，集前人研究《周禮》之大成，廣泛而詳細地征引各種文獻。已為《周禮》的可信性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jù)，章太炎贊許為"古今之言《周禮》者莫能先也。"梁啟超對此書也推崇備至，說"這部書可算清代經(jīng)學家最后的一部書，也是最好的一部書"。

孫詒讓有感于清末政治腐敗國家危難，以"墨子強本節(jié)用，勞心苦志，該綜道藝，應變持危，其學足以裨今之時局。"在清代學者畢沅、汪中、王念孫父子等人整理的基礎上，覃思十年而撰成《墨子間詁》十五卷。經(jīng)孫詒讓的集解，《墨子間詁》成為人們閱讀的善本。至今還沒有一本《墨子》校注能超過并取代《墨子間詁》。特別是書中與近代西學相通的名學、光學、力學等知識的闡發(fā)，是與孫詒讓的努力分不開的。以至墨學又成為近代顯學。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評述說：墨子領頭的"先秦諸子學之復活，實為思想解放一大關鍵。"

孫詒讓的《契文舉例》是我國第一本考釋甲骨文的研究著作。1899年王懿榮發(fā)現(xiàn)甲骨文后，第二年便殉難了，沒有顧得上對甲骨作著錄和研究，1903年劉鶚將其所得甲骨編為《鐵云藏龜》后說："不意衰年睹茲奇跡，愛玩不已，輒窮兩月力校讀之，以前后重復者參互采繹，乃略通文字。"于1904年便撰成《契文舉例》二卷。該書分日月、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國、典禮、文字、雜例十篇。既釋文字又考制度，開了古字考釋與古史考證相結合和先例。孫詒讓考釋的字共有185個，雖然多半是和單個金文的比較中認出來的常用字，但他畢竟是較系統(tǒng)地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人。

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孫詒讓還著有《名原》二卷，該書綜貫音、形、義，從商周文字展轉變易之軌跡，探明古文字的源流，并開啟了用甲古文考證古文字的先河，被譽為"劃時代的作品"。

孫詒讓主張普及教育。在他擬定的《溫處學務分處暫定學堂管理法》中提出："國民之智愚賢否，關國家強弱盛衰。初等小學本應隨地廣設，使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童"。而普及教育又應從官吏開始。他提出"欲求全國無不受教育之民，必先求無不受教育之官吏"。（《學務本義》）他提議清政府明文規(guī)定，十年之外，非京師大學堂畢業(yè)者，不得為知府；非各省中學以上畢業(yè)者，不得為州縣。十年之內，因京師大學堂和各省中學名額有限，一時不能滿足這一要求，可采取變通辦法，即開設"吏治簡易學堂"，通過短期進修方式，讓官吏接受新式教育。

孫詒讓還重視師范教育，注重師資隊伍建設。他認為"推廣學堂而不先設師范，猶之無耜而耕，安期收獲"。"西國教員多為師范出身，故胸有成竹"。孫詒讓認為"學校教育之良否，由于教員人格之若何，蓋教員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印于兒童腦中，其感化有永不能滅者"。因此，他對教師的素質提出了具體地要求。首先，教師必須熱愛教育事業(yè)。二是教師要有豐富的科技文化知識。第三，教師還要掌握教育學與心理學知識。第四，教師要有科研能力。第五，教師要有健康的身體。

孫詒讓以他教育活動的卓越貢獻和教育思想的獨特見解，贏得清末教育界的一致推崇，在近代教育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

孫冶讓深受其父孫衣言的永嘉學派"經(jīng)世致用"思想的影響，孫治讓晚年在創(chuàng)辦鄉(xiāng)邦實業(yè)過程中所體現(xiàn)的經(jīng)濟思想可以說是這一思想的實踐。他在《鎮(zhèn)海葉君家傳》中寫到:"寰海五大洲遂為商戰(zhàn)之天下,凡規(guī)國之強弱者,必于商權之廣狹也.決其智者奮其策,強者角其力,該商戰(zhàn)之烈于武事矣……。1905年在他的推動下，瑞安設商會，并推他為總理。他把西方經(jīng)濟中的資源合理利用，注重效益與創(chuàng)特色經(jīng)濟的思想運用到地方經(jīng)濟資源開發(fā)的實踐中來。溫州古稱"八蠶之鄉(xiāng)"，孫冶讓抓住此特色,創(chuàng)辦蠶學館。他從西方經(jīng)濟發(fā)展首推交通得到啟發(fā)而認識到”振興地方，輸注文明，以開通道路，便利旅行為第一要義”。.于是他在1904年倡議成立了"東歐通利公司"，同年7月又集資成立"大新輪船股份公司"。同時，他還十分注重城市交通建設。他根據(jù)溫州地理特點，認識到人力車是城市交通的最佳選擇，于是他創(chuàng)辦了"人力車公司"。為了適應經(jīng)濟發(fā)展對人才需要，他又開設了工商業(yè)的補習學校。

重視西方科技的學習與應用

孫治讓一生“未嘗師事人”，不受政見和學術派別的束縛，不以門戶之見排斥異說，"九域數(shù)方聞,先生最門戶不分"。這使孫冶讓要比同時代其他經(jīng)學家，封建士大夫更容易沖破傳統(tǒng)思想的束縛，接受新知識,新觀點跟上時代步伐，以“學無新舊，唯其致用”的態(tài)度對待西方文明。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西方近代先進文明的魅力就在于自然科學在社會生活中廣泛應用，自然科學是西方近代文明之所以先進的標志，孫治讓作為當時向西方學習現(xiàn)代文明的先驅，卻在老朽之年初涉科技事業(yè)，感受西方自然科學給人類進步帶來的功效。孫冶讓幾乎以其畢生的精力在故紙堆里鉆研，為何突然去光顧利學技術的殿堂呢，其原因便在于西方近代自然科學自身無比巨人的現(xiàn)實效益對孫冶讓的啟迪，引領他去追隨西方科學。

孫冶讓初涉科技事業(yè)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他撣研西藝,瀏覽新譯各書，積極學習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在他晚年學術研究時間安排上,"他把科學技術的學習放到首要地位。在一段時間里,像《格物須致知》,《亞泉雜志》， 《科學世界》等自然科學書刊幾乎是每天必讀的。當他接觸到西方自然科學之后,"深知其學之體精而博"看到自然科學給西方國家?guī)��?quot;國家大興,人才輩出"的功效,也逐漸明白了"西方數(shù)百年來,探討聲光化電之學,研精闡微,而通之于制造，故新法日出而不窮。"而中國“凡百工藝器械悉拘舊法,彼巧而安其挫,故以戰(zhàn)則敗,以商則折”的原因了。因此他第二階段的科技工作就是把所學的自然科學與他正在進行的社會實踐相結合，并且借科技所帶來的直接效益向廣大民眾宣傳科學。孫冶讓把自然科學知識滲透到他的教育實踐中，創(chuàng)辦“我國最旱的一批自然科學的群眾團體”——務農會瑞安支會,瑞安學計館和瑞平化學學堂。"務農會瑞安支會"于1897年l2月與黃紹箕,黃紹第兄弟共同發(fā)起的.此學會把地理學知識融入農民的務農實踐中去,開了科學種田,效益種田的先鋒。第三階段，孫治讓在科技事業(yè)上從實踐應用轉到了理論總結與鉆研，并且結合自身優(yōu)勢去挖掘中國古代科技的成就.這一期間，孫治讓撰寫了三篇自然科學的專文《續(xù)明鬼篇》,《以太篇》，《光不滅說》。尤其是《光不滅說》，他從當時西方傳入的物質不滅與能量不滅思想出發(fā)，推論出"光不滅",得出了"光作為能量形式是不滅"的正確結論。同時孫治讓還把研究西方自然科學所得的方法與知識拿來發(fā)掘中國古代科技成就，潛心挖掘在《舊唐書》,《墨經(jīng)》和《禮記》等書中有關中國古代自然科學成就，并且訂正了前人對這些書中有關地理學，力學，電學，農學等方面的錯誤解釋。如"他在《書舊唐書禮儀志李敬貞儀后》一文中，能夠“依光學通理”去批評前人對于方諸取水問題的一些錯誤解釋，并根據(jù)地面水的蒸發(fā)與降溫結露的道理加以正確的解釋與科學說明

同時,孫冶讓的廣泛交友與閱讀報紙,雜志和書籍，促成他眼界的開闊，他的好友章太炎，張之洞和親戚宋恕都是當時的社會活動家與知名人士，他們?yōu)樗麄鬟f了許多信息，他的同鄉(xiāng)黃紹箕1906年出國考察,把在日本收集的資料及心得分類編成巨冊寄送與他，使他加深了對日本的了解；同時他廣泛訂閱資產階級及外國傳教士所創(chuàng)辦的介紹西方政教與學術的報紙,雜志。

在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后,舊有的教育體制被打破,新的教育體制尚未形成，此時的教育界成為思想自由的空間。以前從未涉足教育界的孫治讓便抓住時代賜予的良機，毅然走上了教育救國的道路，并且撐起了浙南教育的一片藍天。從1896年他創(chuàng)始辦學到1908年逝世的十年間，總共創(chuàng)辦三百多所學校。他在向西方學習過程中認識到"西國教員多為師范出身,故胸有成竹"，于是又開始創(chuàng)辦初級師范學校，并籌建師范教育研究會，對師范教育作進一步的探索。從1906—1908年，他先后創(chuàng)辦了三百多所師范學校，成為當時教育界的一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