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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寵惠

    王寵惠

    王寵惠(1881年12月1日-1958年3月15日),字亮疇,廣東東莞人,生于香港。中華民國政治家、外交家、法學家。歷任外交總長、司法總長、國務總理、代理行政院院長、中華民國第一任司法院院長、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等職務。

    基本介紹

    王寵惠(1881年—1958年)字亮疇。廣東東莞人。民國時期著名法學家、政治家、外交家。作為法學家,著有《憲法評議》、《憲法危言》、《比較憲法》等。他是第一個將《德國民法典》翻譯成英文的人,其譯本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都被公認為最好的英譯本,在很多美國大學被當作教科書。作為政治家,在1949年之前在中國政壇上,無論誰主政,他一直官居高位。是國民政府學者型官僚的代表。精通日語、德語、英語,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代總理、國務總理等職。

    主要經歷

    1900年,從北洋大學堂法律系畢業(yè),獲欽字第一號考憑,為中國第一個大學畢業(yè)生。應南洋公學之聘,任英文及地理教席。

    1901年,赴日繼續(xù)研讀法學,并贊同孫中山革命,發(fā)起成立國民會。后與馮斯欒、鄭貫一、馮自由等發(fā)起組織廣東獨立協(xié)會。

    1902年,轉赴美留學,在耶魯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

    1904年,在美國協(xié)助孫中山撰寫《中國問題的真解決》的英文稿。后赴英國再行研究法學,取得英國律師資格證。

    王寵惠

    1911年,在廣州加入同盟會。武昌起義成功,任民軍代表伍廷芳的參贊,被推為廣東代表,與各省代表集合于南京,被推為副議長。

    1912年1月,任首任南京臨時政府外交部總長。

    1912年3月,改任民國首屆唐紹儀內閣的司法總長。

    1912年6月,因唐紹儀辭職,與同盟會閣員一起辭職,赴上海,后任以為孫中山為總理的中國鐵路總公司顧問。

    1916年5月參加反袁護國運動,任護國軍軍務院外交副使。

    1917年,赴京任法律編纂會會長。

    1920年,任大理院院長,兼北京法官刑法委員會會長、法量討論會會長。

    1921年10月,與施肇甚、顧維鈞同被派為北京政府全權代表之一,出席在美國召開的華盛頓會議。

    1922年6月,任司法、教育總長。

    1922年9月19日,在吳佩孚等支持下,改組王寵惠內閣,署理國務總理,世稱這屆內閣為“好人政府”。

    1922年11月29日,因財政總長羅文干案辭職。

    1923年,被國際聯(lián)盟選為海牙常設國際法庭正法官。

    1926年1月,他被選為國民黨第二屆中央監(jiān)察委員。

    1926年5月,北京政府顏惠慶內閣復任王寵惠為教育總長,但他沒有到任。

    1927年6月,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部長。

    1928年8月,任國民政府委員、第一任司法院院長。

    1931年5月,再次出任海牙常設國際法庭正法官。

    1936年底,回國并贊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1937年3月,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并一度兼代主持行政院。

    1937年7月,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以外交部長名義發(fā)表抗日聲明。

    1943年11月,隨蔣介石出席開羅會議,據(jù)理力爭。

    1945年4月,代表中國出席在美召開的《聯(lián)合國憲章》制憲會議。

    1946年11月,出席制憲國民大會,參與《中華民國憲法》的制訂工作。

    1948年,再任司法院院長。

    1949年,赴香港,后轉臺灣。

    1958年3月15日,病逝臺北。

    政治生涯

    初入革命

    1901年,王寵惠赴日研讀法學,接觸到孫中山革命思想影響,贊同孫中山革命,發(fā)起成立國民會,后與馮斯欒、鄭貫一、馮自由等發(fā)起組織廣東獨立協(xié)會。這兩個團體都以反清為目標,主張革命。

    結識孫文

    王寵惠在美國留學期間,孫中山于1904年也抵達美國紐約。王寵惠經常到孫的寓所密會,傾聽孫中山關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計劃。隨后,為了減少革命的阻力,爭取國際同情,王寵惠幫助孫中山起草了《第一次對外宣言》,即《中國問題的真解決》這篇著名文章。孫中山對王寵惠的法學才華十分器重,在王寵惠畢業(yè)以后游歷歐洲期間,孫中山于1905、1910年兩次出游歐洲,都約王寵惠晤談,囑咐他在留學生中發(fā)展同盟會會員,并為革命籌款。王寵惠在革命者中的元老地位也由此確立。

    出任外長

    1911年,王寵惠從歐洲回國,同年,辛亥革命爆發(fā),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在挑選內閣成員時,王寵惠取代呼聲甚高的著名外交家伍庭芳出任臨時政府外交總長一職,時年僅30歲。這是王寵惠步入民國政治舞臺的開始,而一開始便以如此驚艷的方式登場。在這個職位上,雖然當時整個臨時政府的地位并沒有得到列強的支持,但王寵惠仍然成功地處理了荷屬爪哇華僑被毆殺事件,迫使荷蘭政府懲治了殺害我華僑的兇手,這使廣大海外華僑第一次感受到了祖國的強大支持。袁世凱“當選”民國總統(tǒng)以后,王寵惠又被任命為司法總長,但這次政治經歷隨著袁世凱的竊國行為日趨明顯而在1912年6月結束。在這一過程中,王寵惠的政治才華得到了展現(xiàn),并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鋪就了燦爛的星光大道。

    恢復法統(tǒng)

    袁世凱于1916年死后,中國徹底陷入了軍閥混戰(zhàn)的政治亂局,北京政府走馬燈似的不停地“城頭變幻大王旗”。對這種因為軍閥混戰(zhàn)而導致民不聊生的局面,當時一批有影響的知識人士表達了極大的反感,并力圖恢復古典傳統(tǒng)的由文人掌政的政治局面。1922年4月,直系在對奉戰(zhàn)爭中取得勝利,將北京政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對直系來說,要想真正控制北京政府,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把現(xiàn)有總統(tǒng)宣布為非法,只有在這個前提下,自己的首領曹錕才有望登上總統(tǒng)寶座。為此,吳佩孚想出了恢復1916年舊國會的奇招,即以“恢復法統(tǒng)”為名,將南方總統(tǒng)孫中山、北方總統(tǒng)徐世昌一并宣布為非法。這個建議一出,立即為直系各派所接受。本來,直系內部以曹錕為首的保派(曹錕常駐保定)和以吳佩孚為首的洛派(吳佩孚常駐洛陽)之間,在先統(tǒng)一還是先擁曹錕上臺做總統(tǒng)的問題上是有分歧的,即曹錕以取得總統(tǒng)位置為首要目標,并不熱心南方統(tǒng)一問題,吳佩孚卻主張借打敗奉張之威,先進軍南方,待南方統(tǒng)一后再考慮曹錕上臺問題。這種分歧之所以沒有妨礙直系各派接受吳佩孚的建議,一是沒有人能想出比“恢復法統(tǒng)”更高明的辦法,二是吳氏適時地在曹錕面前表示:“生我者父母,用我者曹使,茍有二心,神明殛之”,打消了曹錕的戒心。這個時候的吳佩孚,不僅是直系內部舉足輕重的實力派人物,也是社會上享有較高聲譽的人,在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甚至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目中,吳佩孚與別的軍閥不同,他有過反對安福系親日賣國行徑、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的光榮歷史,是一個值得信賴的軍人。

    正是出于這種認識,1922年5月,蔡元培、胡適、梁漱溟、王寵惠等人在《努力周報》上發(fā)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認為中國的政治軍閥混戰(zhàn),國無寧日,全是因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參與政治,讓壞人當?shù)馈K麄兲岢鲇芍R分子中的“好人”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變政府腐敗的現(xiàn)實。由這些人組成“好人政府”,形成社會的重心,一點一滴地改造社會,創(chuàng)造出一個完美的“大我”。這種“好政府主義”初步顯示出獨立的自由精神,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中國獨立的、自由的知識分子干涉政治的模式。

    在多方呼應的有利氣氛中,“恢復法統(tǒng)”的努力很快見效。1922年6月1日,以王家襄、吳景濂為首的150多名舊國會議員在天津開會,通電全國,即日行使職權,取消南北兩政府,另組合法政府。翌日,徐世昌宣布辭職。曹錕、吳佩孚領銜聯(lián)合十省區(qū)的督軍、省長通電“恭迎我黎元洪大總統(tǒng)依法復職”!『螅瑢O中山也在陳炯明的逼迫下離開廣州大本營,南北總統(tǒng)問題宣告解決。6月13日,黎元洪下令撤銷1917年6月的解散國會令,半數(shù)以上的舊國會議員隨后聚集北京,中華民國一時間“法統(tǒng)重光”了。

    組建內閣

    “法統(tǒng)重光”后,由誰出面組閣,成了各方矛盾的焦點。軍閥之間幾經折騰,最終掌握了主動權的吳佩孚遂了心意。1922年9月,在直系軍閥吳佩孚支持下,曾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上簽字的王寵惠等人入閣,王擔任國務總理,主要成員有內務總長孫丹林,財政總長羅文干,陸軍總長張紹曾,外交總長顧維鈞,海軍總長李鼎新,司法總長徐謙,教育總長湯爾和,農商總長高凌蔚以及交通總長高恩洪。這些人主要屬于英美派,當時被認為是無黨無派的“好人”,因而這個政府有“好人政府”之稱,王寵惠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好人”中的好人。然而,這些富有浪漫主義氣質的政治家,由于沒有自己的組織和武裝力量的基礎,也缺乏人民的支持,因此,實際上“好人內閣”只能是得勢以后野心勃勃的吳佩孚的傀儡。政府的所作所為,不僅為以吳景濂為首的國會和以曹錕為首的保派所反對,也愈來愈為胡適等“好人們”所不滿。王寵惠內閣失去了起碼的信任和支持,它的倒臺只剩下一個時間問題。11月18日,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和副議長張伯烈借口財政總長羅文干在簽訂奧國借款展期合同時有受賄之事,要求黎元洪將其逮捕。羅文干有過留學英國的經歷,他在接財政總長印時,“財政涸竭”,“庫空如洗”,為解燃眉之急,他決定向國外借款。為了避免節(jié)外生枝,他未經國會討論和總理批準就在奧國借款展期合同上簽了字。這種有背法定程序的做法,正好為伺機報復內閣的國會發(fā)起倒閣運動提供了口實。23日,曹錕發(fā)表通電,“歷數(shù)羅文干私簽承認奧債合同罪狀,為國會聲援,務請將羅徹底查辦治罪,以為賣國者戒嚴”。此電一出,為早已不滿吳佩孚專權的直系諸將群起響應。面對眾叛親離的局勢,吳佩孚只得讓步,他于24日通電,表示對“羅案”毫無成見,對曹錕始終服從,始終擁護。王寵惠內閣因失去靠山,不復支撐。11月25日,王寵惠被迫宣布辭職,“好人政府”僅存70余天即告垮臺。29日,汪大燮署理內閣!昂萌苏眱H如曇花一現(xiàn),很快就成了歷史的陳跡。

    學術生涯

    翻譯德國民法典

    最能顯示王寵惠學術功底的事件是他以英文翻譯了《德國民法典》,該作品于1907年在倫敦由著名的斯蒂芬斯書店出版。該書在王寵惠版之前已經有一些英譯本問世,但因這樣那樣的缺陷而未被學界所接受,而王寵惠的譯本一出,很快就受到國際法學界的好評,并迅速成為歐美各大學的通用教材,這使得王寵惠在西方法學界名聲大振。 《德國民法典》的英文版奠定了王寵惠在西方世界的學術地位。該書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仍然在美國保持了經典教材的地位。其影響之大,下面的一則小故事可以窺豹一斑。尼克松去臺灣的時候,一下飛機就提出要探望王博士,以表示他的敬意。原來王寵惠以英文翻譯的《德國民法典》出版之時,正值尼克松出生,后來尼克松上大學,所用的關于德國民法典的教材就是王譯版本。一個中國人,能以英文翻譯德文的作品,并贏得以英文為母語的英美人如此的尊敬,這種學術的功力,即便到了今天,也是值得國人引以自豪的事情。

    構建民國立憲基礎

    在回國以后,王寵惠先后撰寫了《憲法芻議》、《憲法危言》、《憲法平議》、《比較民法》、《中華民國憲法之要點》、《憲法之功用》、《五權憲法》、《五權憲法之理論與實踐》等一系列厚重的法學作品,根據(jù)孫中山提出的五權相互制衡的憲政理念,仔細探討了中國憲政設計的原則和方針,不僅奠定了中華民國的立憲基礎,而且引領了近代中國的憲政風潮。

    修訂中華民國刑法

    王寵惠在刑法方面也有突出的成績。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的初期,沿用的刑法典是北洋政府頒布的《暫行新刑律》。1928年,王寵惠開始主持修訂刑法,他在《刑法第一修正案》的基礎上,起草了《刑法草案》。這一草案包含了不少新觀點,吸收了符合現(xiàn)代法律精神的觀念,廢除了舊刑法中受傳統(tǒng)禮制影響的內容,廢除了依親親等級確定懲罰程度的舊原則,確立了在刑事懲罰方面一律平等(包括男女平等和所有國民在法律面前平等)、懲罰從輕的原則;此外,該草案保障了工人罷工的權利等等。這一法律草案最終經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于1928年4月10日公布,并于當年7月1日施行,這就是1928年版本的《中華民國刑法》。該法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以法典的形式頒布的刑法典,它的出現(xiàn),王寵惠居功厥偉。該法典得到了當時中國著名法學家的廣泛好評,著名法學家伍朝樞(著名外交家伍庭芳之子)認為它在學理和事實方面都極其精當,“洵為完善之刑法”。而著名法學家楊鴻烈也對它十分贊賞,稱它采用了世界最新的立法體例,充分體現(xiàn)了改善主義精神,并贊美說,如果拿它來和當時世界上任何國家最先進的刑法典相比較,“當亦無多遜色”。這些法學同行的稱頌,充分顯示了王寵惠在刑法方面精深的修養(yǎng)。

    編訂中華民國民法

    在修訂完刑法典以后,王寵惠又參與了中國民法典的編訂工作。在這部民法典的編訂過程中,王寵惠既是顧問,又是實際的法案起草的參與者。這部民法典采用了民商合一的編撰體例,注重對西方最先進的民商法思想的吸收,以社會本位為立足點,又兼顧了中國傳統(tǒng)的民間習慣,真正達到了中西合璧、兼容無礙的效果!吨腥A民國民法》在短短兩年內就編訂完成,雖然由于時局的限制,它并沒有得到有效的貫徹,但它為以后編撰中國民法在體例、原則、指導思想等方面確定了范例。在這個過程中,王寵惠發(fā)揮了領導和技術骨干作用。

    國際法方面的貢獻

    王寵惠在國際法方面的貢獻,主要體現(xiàn)在他在海牙國際法庭供職時的表現(xiàn),以及在確立聯(lián)合國憲章方面所做的工作。作為中國當時最為知名的法學家之一,1923年受北京政府的委派,王寵惠出任海牙國際法庭正法官,他是海牙國際法庭的第一任中國籍的法官。在海牙擔任法官時,王寵惠堅持以公平適當?shù)脑瓌t處理國際糾紛,期間,王寵惠所表現(xiàn)出的精深宏博的法學修養(yǎng)與寬厚公正的紳士風度,受到世界各國的學者和政治家們的佩服。王氏在海牙國際法庭的卓越表現(xiàn),有力地回擊了西方世界對黃種人的歧視,為國家爭得了巨大的榮譽。當1924年王寵惠再次游歷法國之時,為了表達對王寵惠的敬意,法國最高法院特別邀請他做演講。這一隆重的禮遇,充分顯示了王氏在國際法學界的重鎮(zhèn)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之后,1946年,王寵惠作為中國方面的代表出席了聯(lián)合國成立大會,他對聯(lián)合國憲章的制定提出了富有建設性的建議,并被委以潤色和審定聯(lián)合國憲章中文版工作的重任。

    外交生涯

    拒簽“二十一條”

    1921年,北洋政府派王寵惠、顧維鈞等代表中國赴華盛頓出席太平洋會議。作為一戰(zhàn)的戰(zhàn)勝國,中國理應收回帝國主義侵占中國的一切權益,因此,王寵惠理所當然地提出了廢除日本逼迫中國簽訂的“二十一條”,并嚴陳此種苛刻條款將最終導致太平洋周邊不太平。這種有理有據(jù)的陳述一時打了帝國主義者一個措手不及,最終,會議簽訂《九國公約》,列強承認“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行政之完整”,并達成《解決山東懸案條約》。雖然,在西方列強主導的“強權即公理”、“弱國無外交”的國際外交舞臺上,這種口頭承諾效果有限,但王寵惠不畏強權,堅決維護祖國領土主權完整的努力,為中國贏得了榮譽。

    “國聯(lián)”大會斥責日本

    1933年,日本竭力扶植“偽滿”政權,妄圖分裂中國。在這種情況下,王寵惠奉命出席“國聯(lián)”大會。會上,驕狂的日本代表以輕蔑的口吻挑釁王寵惠:“你是代表南京國民政府呢,還是代表東北滿洲國政府?”王寵惠立即站起來,義正詞嚴地大聲回答:“我代表貴國承認的那個中國政府!币粫r,各國代表掌聲雷動,日本代表自討了個沒趣,悻悻而退。

    簽訂中蘇條約

    1937年3月,王寵惠被蔣介石任命為外交部長。不久,盧溝橋事變爆發(fā)。王寵惠一方面譴責日軍的侵略行徑,另一方面要求日方停止軍事行動,避免事態(tài)擴大。但日本不僅在華北擴大戰(zhàn)事,而且進一步發(fā)動“八一三事變”,于1937年 11月占領全上海,極大地損害了英美在華利益。王寵惠判斷英美可能會對日本采取遏制行動,為此采取了將中日沖突國際化、爭取國際社會同情和支援的策略,先后申述于國聯(lián)和布魯塞爾國際會議,向日本施壓。但當時英國在歐洲搞綏靖、美國則采取無所作為的政策,所以國聯(lián)大會和在布魯塞爾召開的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沒有通過任何制裁日本的協(xié)議,而且這兩次會議造成了惡劣影響,“比慘敗還要壞,簡直是一場災禍!

    鑒此,作為親英美派的王寵惠逐步認識到獲取蘇聯(lián)支持的重要性。1937年8月21日,王寵惠與蘇聯(lián)駐華大使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該條約的簽訂鼓舞了抗戰(zhàn)中的中國人民,對日本長期執(zhí)行的孤立中國的外交政策是一次沉重打擊。日本外相廣田弘毅非常惱怒地表示:中蘇“偏要選擇這個特殊的時機和特殊的局勢來簽訂(條約),這是令人感到遺憾的” 。通過條約,蘇聯(lián)向中國提供了大量軍需物資援助。

    力爭國際地位

    1941年4月,王寵惠調離外交部,轉任戰(zhàn)時國家權力中樞——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但他仍在外交上發(fā)揮重要作用。如何在戰(zhàn)后建立一個防止侵略的國際機構和確立中國的大國地位是王寵惠經常思考的問題。1942年7月4日,王寵惠將《國際集團會公約草案》呈送蔣介石,提出新建立的國際組織應與原來的國聯(lián)有兩點不同:

    第一、理事會為常設,以便隨時處理重大國際問題,“理事會由人口最多之八會員國與其他七會員國組成”,中、美、蘇、英四大國對發(fā)起新的國際組織起特殊作用;

    第二、廢除原國聯(lián)盟約任何決議須一致通過的原則,規(guī)定出席代表2/3同意即通過。

    但是,美、蘇、英對于中國尋求大國地位心態(tài)各異。如何利用它們的矛盾而確立中國的大國地位,這是對中國外交官智慧的考驗。1943年11月22日~26日,為了協(xié)同對日作戰(zhàn),并就戰(zhàn)后事宜進行磋商,中、美、英三國首腦舉行開羅會議。王寵惠陪同蔣介石出席了開羅會議,并成為中、英、美三國具體談判中的中方實際負責人。會議期間,王寵惠起草了《關于設立四國機構或聯(lián)合國機構問題》節(jié)略,作為蔣介石個人意見送交美方,提出中國對建立新的國際組織的基本立場,即維持包括中國在內的四大國在國際事務中的特殊地位。

    在討論《開羅宣言草案》時,英國代表提出把草案中“滿洲澎湖臺灣當然歸還中國”修正為“當然必須由日本放棄”,把“使朝鮮自由獨立”修正為“使朝鮮脫離日本統(tǒng)治”,當即遭到王寵惠反對。王寵惠指出:“只說日本應該放棄而不說歸還何國,則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士,皆深感困惑;故中國對此修改之文字,礙難接受。”“聲言朝鮮既被日本侵略吞并如僅言脫離日本統(tǒng)治,而不決定其自由獨立的地位,則將為未來留下重大難題!庇磙q解說,草案已經提到“日本由中國攫取之領土”,這些地方歸還中國當然沒有異議。王寵惠堅持認為如果不言明歸還中國,則此次盟國共同作戰(zhàn)、反對侵略的目標就不明顯。由于美國代表贊同王寵惠的意見,結果會議決定維持原案。開羅會議確立了中國的大國地位,并為中國收回臺灣提供了法律保障。

    制定聯(lián)合國憲章

    1945年4月,王寵惠作為中國全權代表之一出席了舊金山制憲會議,討論制定聯(lián)合國憲章。由于中國在四強中的地位比較微妙,所以王寵惠、顧維鈞等中國代表采取了在美蘇沖突中偏向美國,但又盡量避免不必要地冒犯蘇聯(lián)的正確立場,使得中國提出的許多建設性意見被列入了聯(lián)合國憲章。

    巧妙回擊刁難

    在中國積貧積弱的那個時代,作為中國外交官不只是必須維護中國的主權,還得回擊西方列強在其他如文化方面對中國的蔑視。王寵惠作為外交家,在民國的外交舞臺上也是聲名赫赫。在國際外交上,王寵惠是忠貞的愛國主義者。

    曾有人對王寵惠開玩笑說,如果他保留他(在香港)的出生證明,那么就可以持有英國護照了。對這種沒有民族擔當精神的媚外言論,王寵惠正言厲色地回應道:“我早年追隨國父(指孫中山)革命,主要在推翻滿清,打倒帝國主義。我最痛恨的是依附外國勢力,我的出生證在早年離開香港時,即自行銷毀了。” 王寵惠把這種愛國主義的氣節(jié)帶到了國際外交上,在外交場合,他為了維護民族和國家的利益,決不妥協(xié)。

    有一次王寵惠在倫敦參加外交界的宴會,席間有位英國貴婦人問王寵惠:“聽說貴國的男女都是憑媒妁之言,雙方沒經過戀愛就結成夫妻,那多不對勁啊!像我們,都是經過長期的戀愛,彼此有深刻的了解后才結婚,這樣多么美滿!”王寵惠笑著回答:“這好比兩壺水,我們的一壺是冷水,放在爐子上逐漸熱起來,到后來沸騰了,所以中國夫妻間的感情,起初很冷淡,而后慢慢就好起來,因此很少有離婚事件。而你們就像一壺沸騰的水.結婚后就逐漸冷卻下來。聽說英國的離婚案件比較多,莫非就是這個原因嗎?”王寵惠在外交場合應對迅捷,詞鋒機敏,多屬此類。在民國時期的外交場合,王寵惠以他忠貞的愛國主義精神,機敏的詞鋒,為中國在國際外交舞臺上爭得了盡可能大的尊重。

    教育經歷

    學貫中西的求學經歷

    王寵惠曾在香港入讀圣保羅書院,畢業(yè)后,王寵惠又進入皇仁書院繼續(xù)其學業(yè)長達四年時間。 1895年,清政府在天津設立北洋西學學堂(北洋大學前身),開始在全國招考學員,王寵惠在港報名參加了這次考試,并以優(yōu)異成績被錄取,進入天津北洋西學學堂頭等學堂第四班攻讀法科法律學門。及后于1900年在北洋大學堂法律系畢業(yè),獲欽字第一號考憑,為中國第一個大學畢業(yè)生。應南洋公學之聘,任英文及地理教席。1901年赴日繼續(xù)研讀法學,在日本求學的時間并不長,在這期間他翻譯孟德斯鳩等西方法學家的作品。贊同孫中山革命,發(fā)起成立國民會,同時撰寫文章,呼吁國人起來革命。1902年轉赴美留學,在耶魯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1902年初冬,王寵惠轉赴美國求學,他先就學于加利福尼亞大學,隨后轉入耶魯這所培養(yǎng)了不少中國近代名人如容閎、詹天佑的世界一流學府深造,并在這里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博士畢業(yè)以后,王寵惠旋即赴英國繼續(xù)研究國際公法,并獲得英國律師資格。同時,王寵惠還游歷法國和德國等歐洲先進國家,考察各國憲法,并被選為柏林比較法學會會員。1904年曾在美國協(xié)助孫中山撰寫《中國問題的真解決》的英文稿。

    首張大學文憑獲得者

    1895年,清政府在天津設立北洋西學學堂(北洋大學前身),開始在全國招考學員,王寵惠在港報名參加了這次考試,并以優(yōu)異成績被錄取,進入天津北洋西學學堂頭等學堂第四班攻讀法科法律學門。北洋西學學堂頭是一所典型的“洋”學堂,不僅教員多聘請外教,就是所開設的課程也是移植西方國家的設置,以法科為例,它開設的課程包括英文、幾何、化學、天文、萬國公法、商務律例、民間訴訟律等二十門,所用課本也均援用英文版本。在這里,中西學根底俱佳的王寵惠終身的治學方向初步奠定。

    1899年,王寵惠以最優(yōu)成績畢業(yè),并獲頒發(fā)畢業(yè)文憑。這張畢業(yè)文憑是我國的第一張大學畢業(yè)文憑。這張文憑頒發(fā)于1900年元月。文憑的形狀為上梯形下矩形,最上方有“考憑”(即文憑)字樣,文憑的正文被龍蝠圖案所包圍,圖案花紋上方是一個蝙蝠,左右兩側四條大龍,下方為海水波浪,文憑外圍左右書有“欽字第壹號”。文憑正文開頭書有“欽差大臣辦理北洋通商事務直隸總督部堂裕為……”文憑內有對北洋西學學堂的簡介、對學生的介紹和鑒定、學生所學課程等內容,另外還寫有文憑獲得者王寵惠的曾祖父、祖父、父親的姓名。因為領受該文憑的是我國第一所新型大學的第一屆畢業(yè)生,又是“欽字第壹號”文憑,所以稱為我國第一張大學畢業(yè)文憑,文憑的原件現(xiàn)存臺灣。《北洋大學——天津大學校史》一書收入了該文憑的影印件。因此,王寵惠可以說是中國有據(jù)可查的第一個在本土大學畢業(yè)的大學生。

    軼聞趣事

    保護孫文

    孫中山和王寵惠的父親王煜初交往甚深。兩家交往的深度可由下面的事情見其一斑:孫中山曾經因為策劃起義未遂而被清政府通緝,在這危急時刻,1895年重陽節(jié),王寵惠的哥哥王寵勛結婚,孫中山居然冒死前往廣州赴喜宴。據(jù)王寵惠回憶,因這事,孫中山還差一點被清廷密探逮捕,只是他警惕性高,才僥幸逃脫。

    謙謙君子

    據(jù)《革命逸史》記載,在東京的時候,王寵惠與秦力山租屋同住,王住在樓上,秦力山以及另有幾個留學生住在樓下。他們雇了一個日本下女,容貌艷麗,舉止妖冶。當時王寵惠只有二十來歲,年少英俊,日本下女對他一見傾心。那個日本少女常常向他獻媚,并且常以語言對他進行挑逗,可是他不為所動。王寵惠曾請秦力山勸告日本少女,以后不要再騷擾他,可是這個日本女人不聽勸告。一天清晨四點左右,天還沒有亮,那位春意蕩漾的日本小姐,赤身裸體地進入王寵惠房中,向他求歡。王見狀大為驚駭,急忙大呼:“不可,不可!”下女只得狂奔而走。住在樓下的秦力山及其他幾位留學生,聽到王寵惠在樓上大叫,都從夢中驚醒過來,他們都跑到樓上,詢問發(fā)生了什么事,可是王寵惠當時堅持不肯說。后來他們知道詳情,對于王寵惠見色不淫的定力,十分欽佩。這則故事的真?zhèn)坞y說,但是王寵惠一生個人品格清高,仁慈爽直,淡于名利,不好女色,卻是事實。在這個意義上,這個故事的可信度相當高。這說明王寵惠不是那種沽名釣譽之徒,而是真的“尊德性,道問學”的謙謙君子。

    王寵惠至死都沒有改變他的士君子人格。據(jù)說,由于他平生不貪名利,結果,當他晚年生病的時候,困頓得都拿不出錢來治病,而只能靠別人的捐贈清償醫(yī)藥費。

    極度吝嗇

    王寵惠生性極為吝嗇,幾個熟悉的朋友給他取了一個綽號叫做“辦法”。他家里不用廚子,不開火。他經常到羅文干等人家里去,坐到六七點鐘不走。主人留他吃飯,他還要客氣一次,說:“還早呢,還是回去吃吧。”主人再留他,他就說:“有啤酒嗎?有酒我就在這里吃吧!边@是第一個辦法。如果主人不開口留飯,他就說:“有什么u2018辦法u2019沒有?我們出去吃館子好不好?我來請你!敝魅俗匀涣羲燥埩恕_@是第二個辦法。如果真的出去吃館子了,吃完后大家搶著會鈔,他總是落在后面。這是第三個辦法。有時候大家不和他客氣,讓他去結帳,他還有第四個辦法:他一拍衣袋,喊道:“喂,你們走不成!今天我忘記帶錢了!

    王寵惠初次代理國務總理后,一次大家在顧維鈞家吃飯。有人提議,以后每周大家輪流做東,定期舉行會餐,商議問題,交換意見。大家都贊成了。王寵惠力言不必吃飯!昂伪爻燥!喝喝茶就夠了!彼B說了五六遍。他每說一遍,在座的周自齊便用力擰旁邊的羅文干一把。羅文干回家后解衣一看,臂上被周自齊擰得青紫了一大塊。

    人物評價

    王寵惠不是一個普通人,他在近現(xiàn)代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曾是一個叱咤風云的傳奇人物。民國時期,在政、學兩界,他的大名幾乎是無人不曉。王寵惠是中國第一張大學文憑的獲得者,作為學者,他學貫中西,在憲法、刑法、民法、國際法等領域都有精深的造詣,是中國第一個在海牙國際法庭供職的中國法學家,并曾是聯(lián)合國憲章的起草者之一,在國際法學界享有盛譽,可以說是近現(xiàn)代中國法學的奠基者之一;作為政治家,他曾一度擔任中華民國國務總理,此后又長期身居國民政府的外交總長、司法總長等要職。王寵惠一生品德清正、學識悠長、仕途通達,如果按照中國傳統(tǒng),以“立德、立功、立言”來衡量一個人終生成就的大小,那么,王寵惠是近代中國在這三個方面都達到很高層次的不多的達人之一。

    由于獨特的歷史環(huán)境和個人的價值取向,王寵惠最終沒有選擇站在人民一邊,而選擇了綁在國民黨的戰(zhàn)車上。日本戰(zhàn)敗后不久,1946年,蔣介石悍然發(fā)動內戰(zhàn)。王寵惠為蔣介石的反動行為,在法統(tǒng)上予以了論證。然而,誠如他的革命引路人孫中山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最終,不顧民生的國民黨政權被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軍隊趕出了大陸,退居臺灣一隅,王寵惠也淪為歷史的反角。1949年,失意的王寵惠以養(yǎng)病為名前往香港,1950年轉赴臺灣,再度出任“司法部長”,1958年3月15日,逝世于臺北,結束了他傳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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