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赫伯特·恩斯特·卡爾·弗拉姆，1913 年12 月18 日出生在波羅的海海濱城市呂貝克的一個貧困工人家庭，是一位19歲售貨員的私生子。因而他只能姓母親的姓，后來母親嫁人，幼年的勃蘭特寄養(yǎng)在別人家里，直到外祖父從沙場解甲歸里后，才享受到一點家庭的溫暖與樂趣。外祖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信徒，母親也常常參加社會主義的活動。在家庭的影響下，他很早就對政治發(fā)生了興趣，15歲時，就加入了社民黨的青年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學生時代的勃蘭特經(jīng)常向盧卑克社民黨機關報《人民信使報》投稿。1930年，不到17歲的勃蘭特被社民黨破例吸收為黨員。一年后，因與黨的領導人發(fā)生了意見分歧，轉而參加從社民黨分裂出來的社會主義工人黨，并擔任該黨青年組織的領導人。

1933年2月27日發(fā)生了震驚世界的國會縱火案，希特勒利用這一事件宣布納粹黨是唯一合法的政黨，禁止其他一切政黨活動。面對希特勒法西斯統(tǒng)治，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活動部分轉入地下，部分轉向國外發(fā)展。“維利·勃蘭特”是他在1933年為躲避秘密警察的檢查而起的化名，但自那以后他就一直沿用下來。1933年4月初，勃蘭特被派往挪威。挪威工人黨安排他負責政治流亡者協(xié)會的工作。稍后，又吸收他為黨員，挪威工人黨機關報《工人報》則特辟專欄，由他撰稿揭露希特勒統(tǒng)治下德國的真相，而稿酬則成為他的主要生活來源。很快他又從丹麥轉到了挪威，在異國他鄉(xiāng)堅持反法西斯斗爭。1937年他以戰(zhàn)地記者的身份參加了西班牙內戰(zhàn)，在馬德里保衛(wèi)戰(zhàn)中采訪報道。1940年德國入侵挪威，勃蘭特又輾轉逃亡到瑞典并入了瑞典籍。在瑞典，他成了一名記者，積極報道了德國對挪威的入侵。

1945年10月，勃蘭特返回德國，報道紐倫堡軍事法庭審訊納粹戰(zhàn)犯的情況。一年后，挪威政府又任命他為挪威駐柏林軍事代表團少校新聞專員，負責與美、蘇、英、法四國軍事管制委員會進行聯(lián)絡。后來，勃蘭特在回憶這段經(jīng)歷時，意味深長地說：“在柏林的使命深深地吸引了我。因為它對德國的未來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辈�蘭特趁這兩次回國的機會，考察了戰(zhàn)敗后德國的政治形勢，他越來越意識到：一個誤入歧途而又有光明未來的德國需要他。1947年11月，他終于作出了抉擇：回到被戰(zhàn)爭毀壞了的祖國，為國家的重建貢獻自己的力量。

1949年，聯(lián)邦德國誕生了。勃蘭特以西柏林市代表的身份列席了第一屆聯(lián)邦議院會議。6年后當選為西柏林市議會議長。這一特殊的榮譽職務使他可以超越社民黨的范圍，發(fā)揮自己的政治影響，1956年冬，震驚世界的“匈牙利事件”發(fā)生后，憤怒的西柏林市民紛紛走上街頭舉行示威游行，一些年青人向勃蘭登堡門方向前進，并與警察發(fā)生了流血沖突。當時，身為議長的勃蘭特，以極其鎮(zhèn)靜而又克制的態(tài)度制止一場情勢危急的流血慘劇。勃蘭特鎮(zhèn)定自若的舉動，贏得了西柏林人的欽佩和尊敬。1957 年，西柏林市市長蘇爾逝世后，勃蘭特力挫群雄，以絕對多數(shù)票當選為西柏林市長。

1958 年和1961 年，兩次柏林危機先后爆發(fā)，把冷戰(zhàn)推向高峰，特別是后一次柏林墻危機，使東西方幾乎接近交火狀態(tài)。勃蘭特以一個冷靜、理智而又果斷的態(tài)度走上前臺。他既表現(xiàn)出決不讓步的立場，同時又呼吁市民保持理智和克制，承認現(xiàn)實，避免事態(tài)的完全惡化，并采取一系列的補救措施，穩(wěn)定市民情緒。正是由于勃蘭特等人的努力，柏林才得以從災難的邊緣挽救出來，簡直處于絕望的形勢才未能進一步惡化。柏林危機，也使勃蘭特的名聲大作，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政治資本。就是當時赫赫有名的聯(lián)邦總理康拉德·阿登納的形象，同這位柏林市長比起來，也顯得相形見絀。在事件期間，勃蘭特對這位從波恩姍姍來遲的聯(lián)邦總理大人，表現(xiàn)出明顯的冷遇。

勃蘭特任柏林市長達十年之久，作為德國這個最大城市的總管，轄有200 多萬人口的市長，幾乎獲得了他想得到的一切東西。就像柏林忘不了勃蘭特一樣，他也忘不了使他躋身德國政壇的這座基地。但如果認為勃蘭特的政治舞臺僅限于柏林這一城之域，恐怕低估了這位政治家的雄心抱負。

1961 年，擔任柏林市長僅四年的勃蘭特，就被他的黨推舉為總理候選人,同老態(tài)龍鐘的政敵阿登納角逐。勃蘭特在第一個回合的角斗中失敗了。1964 年，這位51 歲的少壯派登上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的寶座。勃蘭特之所以能牢牢地控制住黨，成為社會民主黨團結的象征，決不是由于他善于專權。事實上，他是非常善于妥協(xié)的，在黨內素有“ 和事佬” 之稱，但做“ 和事佬”并不等于他沒有權力，他的意見在關鍵時刻總是受到重視的。勃蘭特并非是一個毫無缺點之人，他的可貴之處在于能夠克服那些缺點，他考慮自己的弱點比別人考慮自己的才干要多。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他不自命u2019 不凡或野心勃勃，而是懂得看準機會，及時主動出擊，一舉得手。

1965年，聯(lián)邦選舉的大旗又一次拉起，勃蘭特繼續(xù)作為該黨的總理候選人，再一次走上競技舞臺，同素有聲望的著名經(jīng)濟家路德維希·艾哈德競爭，結果又未如愿。勃蘭特心事重重地回到柏林，繼續(xù)擔任他的市長職務。兩次政治角逐的失利，不但給社會民主黨帶來損失，埋怨、批評、指責審此起彼伏，一浪接一浪； 而且也給勃蘭特本人很大的刺激。他曾一度萌發(fā)離開德國政治舞臺的念頭。但勃蘭特畢竟是一個經(jīng)受得住失敗考驗的強手，他比別人更能忍受痛擊，每當遭受失敗、煩惱、苦悶時，他就低頭沉思，在內心里默默同自己的感情打交道，一旦從挫折中清醒過來后，他又回到競技場上來了。

機會很快降臨，一年之后，聯(lián)邦政府爆發(fā)危機。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艾哈德政府宣布辭職。由各個主要黨組成的大聯(lián)合政府宣告成立。社會民主黨首次獲得參政機會，勃蘭特擔任副總理兼外長。大聯(lián)合政府的組成給社民黨帶來了無法估量的好處,它第一次在聯(lián)邦范圍內給社民黨提供了使居民相信這個所謂“ 永久的反對黨” 具有參政能力的機會。這次參政的過程，使勃蘭特的領導能力，尤其是外交手腕第一次在聯(lián)邦政府的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他成功地扭轉了聯(lián)盟黨因長期推行“ 哈爾斯坦主義”而使西德外交走進死胡同的局面，提出了大膽、靈活的新東方政策”。從某種意義上說，勃蘭特的這次參政，為他以后登上總理的權力寶座，創(chuàng)造了必要的條件。

1969年55歲的勃蘭特當選為聯(lián)邦德國第四任總理。面對國內外的一系列棘手問題，雖說并無治國妙方，但也敢大膽探索。在內政方面，他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為改變國內經(jīng)濟的困難局面提供了推動力，使聯(lián)邦德國從困境中走了出來，繼續(xù)朝著繁榮、發(fā)展之路邁進。與治理內政的成就相比，使勃蘭特個人形象大放異彩的自然要算他的外交活動了。評價他的執(zhí)政政績在于大力推行與蘇聯(lián)、東歐國家“緩和”和“合作”的新東方政策，為東西方關系的緩和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61年作為西柏林市長的勃蘭特，從柏林墻事件中逐漸領悟到，兩個德國的分裂已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因素。光喊“讓墻滾蛋”的口號，墻是推不倒的。聯(lián)邦德國只能寄希望于“漸變”，他信奉的哲學是”歷史是運動的，在這個過程中，一切都在變。”1966年底，他在庫爾特·喬治·基辛格內閣擔任聯(lián)邦副總理兼外長時，就及時地把握時機，同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互設了貿(mào)易代表機構，與羅馬尼亞建立了外交關系，并和南斯拉夫恢復了外交關系。這一系列外交行動，使聯(lián)邦德國與東歐國家的關系有了突破性進展。

1971 年，勃蘭特作為聯(lián)幫總理首次出訪蘇聯(lián)。這次訪問的重大成果是，雙方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結束了這兩個大國之間的長期戰(zhàn)爭狀態(tài)。同時，他還同波蘭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宣布雙方“對誰都沒有領土要求，今后也不會提出領土要求�！睂嶋H上承認了德波間的奧得尼斯河邊界。不知是出自真情，還是一種手段，勃蘭特在波蘭訪問期間，當來到猶太人紀念碑前時，他突然雙膝下跪，在場的幾百人無不為之驚呆。

1971年，勃蘭特獲得了當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同年美國《時代》周刊把他評為“1971年新聞人物”。勃蘭特達到了他事業(yè)的頂峰。

與東德改善和發(fā)展關系，是勃蘭特東方政策的另一個重大突破。1972年12月21日，兩德經(jīng)過艱難的談判，終于簽署了《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關系的基本條約》，從而使兩國關系解凍，為各自加入聯(lián)合國鋪平了道路。1973年12月，他到布拉格簽署了《德捷關系正�；瘲l約》。與此同時，在勃蘭特的力促下，美、蘇、英、法四國達成協(xié)議并簽訂了《四國柏林協(xié)定》，進而確認了柏林的地位。

新東方政策，顯示了勃蘭特爭取現(xiàn)實主義的政治勇氣，緩和了二戰(zhàn)后的歐洲緊張局勢，也提高了德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與聲望。這位總理因此被西方人士稱贊為制造緩和氣候的先驅，在人們中被看成是一個偉大的和平締造者。為表彰他為此作出的貢獻，1971 年挪威議會決定授予勃蘭特諾貝爾和平獎。作為聯(lián)邦德國的勃蘭特，為了德國人民的利益，向昔日的敵人伸出了和解之手。他熱誠地為歐洲的和平奔波，在奠定歐洲和平事業(yè)上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他找到了修復東西歐之間關系的橋梁———緩和政策。

對于德國的統(tǒng)一,勃蘭特是極其關注的，并為此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他推行的新東方政策，就為兩德之間建立相互信任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他還到東部講演，創(chuàng)造緩和氣氛。他主張東西德兩部分應逐漸融合，“ 不要操之過急”。

正當他的事業(yè)如日中天之時，潛伏在身旁的東方的“潛艇”出水，從而葬送了他的政治前程。京特·紀堯姆原在東德國家安全部下屬的一家出版社工作。50年代中期，他和妻子克里斯特爾奉著名的諜報大王馬爾庫斯·沃爾夫之命潛入西德，與大批移居那里的東德人混在一起。紀堯姆善于交際，和什么人都能談笑風生。根據(jù)沃爾夫的指示，紀堯姆夫婦應設法在社民黨內求得發(fā)展，于是他們加入了社民黨。由于勤奮和謹慎，紀堯姆夫婦很快引起了黨內人士的注意。60年代初，克里斯特爾率先有了突破性進展，她被任命為德國社民黨執(zhí)委會委員、黑森州國務秘書比克爾巴赫的辦公室主任。這段時間，紀堯姆夫婦搞到了北約的一些戰(zhàn)略文件。

1964年，紀堯姆成為社民黨法蘭克福區(qū)的負責人，之后他在政治上一路升遷。1969年9月，德國社民黨在戰(zhàn)后首次獲得大選勝利。不久之后，紀堯姆經(jīng)受了憲法保衛(wèi)部門的嚴格審查，于1970年1月成功打入西德總理勃蘭特的辦公室。

在以后的幾年中，紀堯姆以其干練和過人的工作能力博得勃蘭特的信任與欣賞，他在擔任總理低級助手職務還不到一年，就被提拔為負責與議會和政府機構聯(lián)系的總理首席助理，甚至還曾擔任過總理辦公室與西德情報機關的聯(lián)系人。紀堯姆權力大到可以為總理安排行程，維利·勃蘭特本身也是喜愛社交，傳言吉雍甚至還安排總理與某些有聲望的女名媛發(fā)生性關系，維利·勃蘭特的公事包也都交給紀堯姆保管，由此，他得以接觸聯(lián)邦德國政府以及北約的大量核心機密。后來紀堯姆還將公事包帶回家，拍照竊取西德國家機密。1972年秋天，東德間諜、時任西德工會聯(lián)合會東德局局長的格羅瑙在西柏林被捕。由于他與紀堯姆在平時工作上有些來往，西德反間部門在調查中發(fā)現(xiàn)了蛛絲馬跡，偵察人員的視線逐漸延伸到紀堯姆身上。經(jīng)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監(jiān)控和取證，在一次接頭中，紀堯姆的妻子被迫把膠卷丟棄至萊茵河，放棄與史塔西會合回到家中，紀堯姆夫婦于1974年4月24日被捕。經(jīng)時間比對下發(fā)現(xiàn)早在幾年前西德情報單位攔截的一份來自東德的電碼，顯示G你家有了兩個男人，G指的是紀堯姆的妻子，兩個男人指的是紀堯姆與他剛出生的兒子，更發(fā)現(xiàn)紀堯姆夫婦的兒子與現(xiàn)在年齡差不多，有此證明紀堯姆是東德史塔西派來的間諜，這個事件猶如石破天驚，在西德政壇引起強烈地震，事件曝光后，總理與西德全國一片嘩然，東德政府也感到錯愕.蘇聯(lián)總理勃列日涅夫憤怒史塔西竟然不知道他們電碼早已被西德情報單位破解導致東窗事發(fā)。后來，維利·勃蘭特受到反對黨與報社的抨擊，更爆出性丑聞事件，迫使堂堂大總理黯然下臺。

辭職后的勃蘭特并沒有銷聲匿跡，仍舊活躍在國際舞臺上。他先后擔任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名譽主席等職。1976年他又被選為社會黨國際主席。他上任后對社會黨國際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修改了社會黨國際章程。為社會黨國際規(guī)定了三大新任務：為爭取緩和與裁軍而斗爭，為在南北關系上建立起新的世界經(jīng)濟秩序而斗爭，以及為人權而斗爭。勃蘭特還經(jīng)常以社會黨主席和社會黨國際主席的身份訪問世界各國，足跡遍及歐、美、亞、非。輿論稱他為一位“和平使者”。

無論是作為總理，還是作為黨魁，勃蘭特的權威是巨大的。然而，他并未因此成為濫用權力的專斷者。1992 年10 月8 日，德國國家電視臺向全國播發(fā)了一條令人震驚的消息： 聯(lián)邦德國前總理、社會黨國際前主席維利·勃蘭特，因患癌癥醫(yī)治無效，在家中逝世，享年79 歲。

他的回憶錄于197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