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初（1621年），張慎言受任往督畿輔屯田。天津、靜海（現(xiàn)歸天津郊區(qū)）、興濟之間，有沃野萬頃，但卻無人開墾。只有同知盧觀象墾田三千余畝，在田的溝渠水邊、房前屋后，均有種植。張慎言提出“可仿而行”，并在此實施了上官種、佃種、民種、軍種、屯種五法。以后，廣寧失守，遼人轉(zhuǎn)徙入關(guān)者甚多，張慎言也把他們招集到津門（天津），讓這些無家可歸的人去開墾這里的荒地，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

　　東林黨的領(lǐng)導之一趙南星，原是張慎言推薦。由于他在推薦趙南星時，上疏彈劾了馮銓，所以馮銓對他懷恨在心。天啟五年（公元1625年），當張慎方請假回家時，馮銓便買通曹欽程，指使曹欽程假造情況，誣告張慎言盜曹縣庫爭三千兩，致使張慎言因此而被貶謫肅州（今甘肅酒泉一帶）。直到崇禎元年，起用故官，打擊魏忠賢閹黨的進修，張慎言才被昭雪，并提升為太仆少卿、太常卿、刑部右侍郎。以后，由左侍郎遷南京戶部尚書、吏部尚書，掌右都御史事。

　　崇禎十七年三月（公元1644年），明都京師被李自成領(lǐng)導的農(nóng)民起義軍攻陷，五月，福王又立于南京，并任張慎言理部事。但不久，張慎言因后疽發(fā)背而卒，終年六十七歲

　　第一案指的是，神宗在位時，愿想廢太子朱常洛（后來的光宗）而改立鄭貴妃所生的兒子為太子。顧憲成等認為這將產(chǎn)生宦官外戚之禍，極力反對。神宗只好取消原來打算。但顧憲成卻受到擁立鄭貴妃的宦官魏忠賢一伙的排擠，被趕回故鄉(xiāng)。顧憲成在故鄉(xiāng)無錫，修整了南宋學者楊時的東林書院，約學生友月前來講學，評議時政，后被稱為東林黨。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有人手持木棍闖入東宮，謀害太子朱常洛。經(jīng)查，此人名張差，與鄭貴妃有關(guān)，但很快被宦宮閹黨以瘋子為名，把張差處死了。此為“挺擊案”。

　　第二案指的是，萬歷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神宗死，光宗（即太子朱常洛）繼位才幾十天，因身體不佳，大學士、宦官、閹黨成員方從哲便指使鴻臚寺宮李可灼向光宗進紅丸（即以汞煉成的丹）。光宗初服一丸稍好，再服一丸即死。此即為“紅丸案”。

　　第三案是指，光宗死后，光宗妃李選侍與鄭貴妃勾結(jié)，仍據(jù)正宮，東林黨左光斗等人極力反對，逼使李選侍不得不移出乾清宮。此即“移宮案”。

　　東林黨與宦官閹黨的“三案一爭”，實質(zhì)上是東林黨反對宦官閹黨的專權(quán)。對于此事，張慎言認為，不必再去追究張差的黨羽，為的是“全父子之情”，然而必須搞清楚為此而玩弄權(quán)術(shù)的人，以“明君臣之義”。

　　張慎言 為學頗有見地，思想和成就更為引人注目。他酷愛讀書，勤于著述，其文其詩，皆為時人所重。他死后由別人輯刻而成的《洎水齋文鈔》、《洎水齋詩鈔》，保存了他的大部分詩文。從之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思想。首先他肯定的提出本末兼治、“恤商”的經(jīng)濟思想。他認為一國經(jīng)濟要有長遠眼光，不能只顧眼前，反對隨便開采礦山資源，任為國用不足，應該發(fā)展生產(chǎn)。在當時民生凋敝，矛盾迭生的情況下，必須制止耕地大量荒蕪的現(xiàn)狀。同時，放寬對商人的限制，給商人一定的活動空間，使其樂于從事商業(yè)活動。他的這種“恤商”在當時贊同以農(nóng)為本、重農(nóng)抑商的統(tǒng)治階級中是難能可貴的。明代，理學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官方正統(tǒng)思想。張慎言雖然自幼接受了儒家正統(tǒng)思想的教育，并酷愛五經(jīng)，但思想方面卻堅持反道學的民主思想。

　　張慎言在關(guān)于天理人欲之辨中，他旗幟鮮明的反對道學家們歷來標榜和鼓吹的“存天理，去人欲”。他認為人之所欲即天理。用封建禮教規(guī)定人們的行為是扼殺人欲人情，大膽對傳統(tǒng)道德提出批評。這與跟他基本上同時代的李贄的思想相似。而李贄當時頗遭統(tǒng)治者迫害和道學家們的攻擊，而張慎言對李贄其極為欽佩。這在道學長久統(tǒng)治思想界的時代，他以一個思想家的睿智和膽識，對封建傳統(tǒng)道學提出挑戰(zhàn)，具有極重要的進步意義。而作為一位詩人，他創(chuàng)作的許多詩篇書法他的真情實感，同樣散發(fā)著熠熠光彩。張慎言政事繁忙卻不廢詩。當時，學子們大部分以八股為務，很少有人將時間浪費到詩文上。而張慎言卻不認同，并以詩文聞名。他反對抄襲模仿，主張自然真情。這對當時文壇上復古傾向嚴重，一味摹擬剽竊，只重形式技巧有很大意義。他矯砭時弊的做法與湖北公安袁宏道諸人（即公安派）主張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