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平

1915年，胡正平出生于湖北省黃安縣（今紅安縣）高橋區(qū)樓子張家灣，原名胡其平。一家七口全靠在楊二港集鎮(zhèn)擺食攤炸油條維持生活。

1931年，胡正平參加中國工農紅軍。

1932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

胡正平曾任紅四軍軍部排長，第四軍十師師部通信連指導員，十師三十團副營長，十二師三十六團營政委。參加了為保衛(wèi)鄂豫皖蘇區(qū)、開創(chuàng)川陜蘇區(qū)的歷次戰(zhàn)役戰(zhàn)斗，參加了長征。1936年時曾入陜北紅軍大學學習。

抗日戰(zhàn)爭時期

胡正平做為紅軍干部，被派到山西青年抗戰(zhàn)決死第三縱隊一總隊副。

1938年6月，由山西民族革命大學第4分校部分學員、縱隊模范隊和翼城擴招戰(zhàn)士200人組成游擊第四支隊，胡正平任支隊長。同年11月，山西犧盟總會將翼城、曲沃、浮山、絳縣、沁水、陽城6縣的人民武裝自衛(wèi)大隊合編為政衛(wèi)四支隊，胡正平任支隊長，部隊有1200人。

1939年7月，政衛(wèi)四支隊在青城與日軍遭遇，部隊邊打邊退，與日軍整整糾纏一天。日軍離去后，為部隊的去向，支隊領導意見不統(tǒng)一，胡正平說：我們是共產黨的隊伍，應當向東走，上太行山去找八路軍。胡正平的意見占了上風，將隊伍帶到決死第叁縱隊的駐地。

1939年8月，決死第三縱隊以政衛(wèi)四支隊、縱隊軍政干校一部和五行政區(qū)民族革命中學部分參軍學生組建三十二團，胡正平擔任團長。

1939年12月，閻錫山在決死第叁縱隊內部策動反動軍官叛變，但縱隊中共黨組織領導沒有將這些情況通知三十二團。26日，上級突然來信要三十二團撤回高平。胡正平當天將三十二團撤到沁水縣的一個小村莊，發(fā)現周圍駐有閻錫山的軍隊，為避免被閻軍包圍消滅，胡正平連夜將32團帶上山，趕到八路軍黃克誠的防區(qū)。但三十二團派到翼城、浮山打游擊的兩個連在返回途中遭到閻軍襲擊，被繳械。

胡正平調出三十二團學習后，到冀魯豫軍區(qū)擔任獨立團政委。后又擔任湖西分區(qū)第九團政委。參加了在山西抗日反閻和開辟并堅持微山湖根據地的斗爭。

解放戰(zhàn)爭時期

胡正平先后任湖西軍分區(qū)政治部主任，冀魯豫軍區(qū)獨立旅副政委，晉冀魯豫軍區(qū)獨立第二旅旅長、第八縱隊二十二旅旅長，第二野戰(zhàn)軍十八兵團六十一軍一七八師師長、軍參謀長。參加豫北、臨汾、晉中、太原、等戰(zhàn)役。

新中國成立后

胡正平任西南軍區(qū)川北軍分區(qū)參謀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步兵學校校長，重慶步兵學校校長，甘肅省軍區(qū)副司令員，寧夏軍區(qū)副司令員。

1994年8月25日，胡正平在西安去世。

1955年，胡正平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1977年，為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1988年，獲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1] 楚天紀念館 http://www.cnhubei.com/ctjng/jiangling/shao/sj_hzp.htm

[2] 中國紅軍網 http://www.1927-08-01.com/web3.asp?id=1894

胡正平1915年2月6日出生于湖北省黃安縣（現紅安縣）詹店鄉(xiāng)張家灣村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祖上幾代務農，家境貧寒，田地全無，靠給地主家扛長工、打短工度日。到其父輩才置下6間房屋和6斗（約合3畝）田地。父親胡紹愷是忠厚老實的農民，母親汪靜是勤勞善良的農家婦女，他們7個孩子中胡正平排行老三，乳名潤。后來家里有15口人，人多地少，只好再租種地主的兩石田（約合10畝，稱佃田），才勉強維持生計。由于家庭貧窮，胡正平從7歲起就開始下田干活，放牛、砍柴，用自己稚嫩的肩膀分擔家庭生活的重擔。好在還讀過幾年私塾。13歲那年他離開家，到伯父開的面食鋪里當小工。

明嘉靖年間設置的黃安縣，以“地方安謐，生民安妥”之意得名。然而，黑暗的統(tǒng)治，殘酷的剝削，使勞苦大眾民不聊生，不得不起來造反。1927年11月13日，爆發(fā)了著名的“黃麻起義”，之后，成立了黃安農民政府，組建了工農革命軍鄂東軍，工農革命軍返回舉行“二次暴動”后建立了紅色區(qū)域，進而創(chuàng)建了革命根據地。黃安縣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武裝斗爭，建立各級蘇維埃政權和共青團、工會、婦女會、農會、少先隊和童子軍，全面開展土地革命，配合紅軍粉碎了國民黨軍第一、二次“圍剿”，革命事業(yè)蓬勃發(fā)展。年少的胡正平，正是在這樣的革命形勢和環(huán)境的鼓舞、熏陶下走進了革命隊伍。

1931年，紅軍擴大隊伍，黃安縣城鄉(xiāng)上下的廣大青年積極響應，掀起擁軍參軍熱潮。這年10月，16歲的胡正平瞞著家人報名參加了紅軍。從此踏上革命道路，南征北戰(zhàn)，戎馬一生，為新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yè)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胡正平參加紅軍后，母親因不知他去了哪里，是生是死，日夜思念，盼兒心切，按照當地習俗，在家里的天井處放一個篩子，里面放些銅錢，每天喊7聲兒子的名字，期盼兒子在外有心靈感應，早日歸來。那時，胡正平的父親已經病逝，只有13歲的弟弟與母親一起生活。紅軍走后，保安團乘機搶走了他家的1頭黃牛、1頭毛驢和僅有的谷子、棉花、清油及衣服、被子等，因而生活更加困難。保安團、大刀會到村里“清鄉(xiāng)”，聽說他家是紅軍家屬，便一把火點著了他家的房子，所幸撲救及時，只燒毀了兩間房子，其余的修補后還能勉強住人。

參加紅軍后，胡正平被分配到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的紅四軍軍部手槍營當戰(zhàn)士。1931年11月，紅四方面軍在黃安七里坪宣告成立，紅四軍歸屬其建制。1932年年初，手槍營整編，胡正平被調到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兼紅四軍軍部）交通隊擔任通訊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其間，參加了六安縣蘇家埠和黃安縣七里坪等戰(zhàn)斗。這一年的7月，國民黨軍以30萬的兵力，對鄂豫皖蘇區(qū)發(fā)起第四次“圍剿”，由于張國燾戰(zhàn)略指導上的失誤及敵強我弱等原因，未能打破“圍剿”。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被迫離開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進行戰(zhàn)略轉移，進軍川北創(chuàng)建川陜革命根據地。部隊日夜兼程兩個月，越秦嶺、涉漢水，終于擺脫了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于1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到達川陜交界的大巴山。

根據總指揮部的命令，部隊當晚在山下宿營，并做翻越大巴山的準備工作。交通隊隨總指揮部住在山腳下的一個只有十幾戶人家的小村子里。老鄉(xiāng)說：“大巴山上山七十里，山頂七十里，下山七十里，總共二百一十里，山路陡峭難走，很少有人通過。”第二天，部隊按照總部首長命令，每人準備一捆稻草、一雙草鞋，并補充了干糧。交通隊為每人的干糧袋里補充了一些炒熟的大米和包谷。第三天拂曉，部隊出發(fā)翻越大巴山。本來身體就比較瘦弱的胡正平，因晝夜行軍作戰(zhàn)，沿途凍餓，患上了重感冒。部隊當時沒有醫(yī)藥，只能咬著牙堅持行軍，山高路陡，每邁出一步都非常吃力，靠著同志們的攙扶才走完了第一天的路程。當晚，部隊在山頂露天宿營。一向不愛講話的總指揮徐向前來到他身邊，關切地說：“小鬼，你病得不輕啊！今天又沒有吃東西，明天過雪地就隨著大行李隊（總部馱運物資的騾馬隊）走吧！”胡正平心頭一熱，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心想：自己還沒有完成送信和警衛(wèi)首長的任務，怎么能離開首長呢？第四天，天還沒有大亮，部隊踏著一尺多厚的積雪又出發(fā)了，一會兒又下起了大雪。胡正平高燒不退，頭昏眼花，四肢無力，跟在大行李隊的一頭黑騾子后面，吃力的走著，爬坡或實在走不動時，就拉著騾子的尾巴借力往前走。晚上十點多部隊終于爬過了雪山頂，在大巴山南坡宿營。第五天傍晚順利下山，進入川北通江縣。后來，于12月底到達目的地。胡正平因病情嚴重被送進了紅軍醫(yī)院，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恢復，回到交通隊，投身于建立川陜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之中。

1933年2月，胡正平任紅四方面軍總部通訊隊排長。7月，隨部參加了紅四方面軍粉碎川軍“三路圍攻”的戰(zhàn)役戰(zhàn)斗。同月，紅四方面軍將所轄的四個師，依次改編為第四、九、三十、三十一軍，后又將川東游擊軍改編為第三十三軍，共5個軍，總兵力由剛入川時的一萬四千余人擴大到八萬余人。1934年1月，胡正平調紅四軍第十師師部通訊隊任政治指導員。同年9月，任第十師三十團二營副營長。當時，四川軍閥劉湘部主力向紅軍進攻，企圖將紅軍趕出其勢力范圍，胡正平隨部在萬源城口地區(qū)防守，在反復爭奪戰(zhàn)中，身體負傷。11月，調任十二師三十六團三營政治委員。期間，先后參加了紅四方面軍組織的反“六路圍攻”、宣（漢）達（縣）戰(zhàn)役戰(zhàn)斗。

1935年三四月間，紅四方面軍進行了強渡嘉陵江，策應中央紅軍北進的戰(zhàn)役，離開川陜蘇區(qū)開始長征。5月上旬，西進川西北松潘、理番、茂縣地區(qū)。其間，與圍攻堵截的國民黨軍發(fā)生多次激戰(zhàn)，胡正平隨部參加了戰(zhàn)斗。紅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后，中共中央制定了北上川陜甘的正確戰(zhàn)略方針。然而，張國燾極力反對，堅持南下，迫使紅四方面軍三過草地，廣大指戰(zhàn)員深受其苦，胡正平也是其中之一。胡正平回憶第一次過草地的情景時說：“草地上，荒涼潮濕的沼澤一望無際，遍布泥潭，深可沒頂。雖然是大隊人馬走過，仍給人一種陰森恐怖的感覺。由于勞累、饑餓、病菌傳染，部隊里得傷寒、瘧疾的人日益增多。我和朝夕相處的16歲的戰(zhàn)友李金安都染上了瘧疾，連續(xù)幾天打擺子，一陣發(fā)高燒，一陣打冷顫。白天，我們互相勉勵、互相照顧，晚上腳對腳地躺在一個線毯里睡覺。有天早上要出發(fā)了，他還一動不動，我使勁推他喊他，但他再也沒有醒過來�！�

包座戰(zhàn)斗后，張國燾又命令部隊南下，紅四方面軍只好掉頭再過草地。1936年7月，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在甘孜會師，爾后共同北上，分成3路縱隊向毛兒蓋、包座前進，又第三次過草地。胡正平所在的紅四軍第十二師被編在徐先前率領的中縱隊。因這次路途遠、時間長，經歷了比前兩次更加嚴重的困難，所帶的糧食不足，指戰(zhàn)員再次以野菜、草根及馬皮、皮帶充饑。經過近一個月的長途跋涉，終于走出草地，順利到達包座地區(qū)，取得第二次北上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隨后，進行了岷（縣）洮（州）西（固）戰(zhàn)役。10月7日晨，紅四軍作為紅四方面軍的先頭部隊，在會寧先后與紅一方面軍的第十五軍團七十三師和第一軍團會師。10月9日，紅軍總部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所率其他部隊到達會寧城，與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紅四方面軍歷時一年零五個月的長征勝利結束。為執(zhí)行寧夏戰(zhàn)役計劃，胡正平所在的紅四方面軍的紅四軍和紅三十一軍機動到寧夏的豫旺、同心一帶，參加山城堡戰(zhàn)役后，進入陜甘寧蘇區(qū)。在蘇區(qū)，胡正平被選入紅軍大學（后改為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1937年7月7日，日寇挑起“盧溝橋事變”，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紅四方面軍第四、三十一軍和陜北紅軍第二十九、三十軍等部，合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一二九師。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包括胡正平在內的抗大學員，紛紛要求到抗戰(zhàn)第一線去。當時，閻錫山迫于形勢，接受共產黨人薄一波等關于組建山西新軍的建議，在太原成立了由中國共產黨組織和領導的抗日武裝——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又稱“山西新軍”）。八路軍總部和第一二九師派遣大批軍政干部參加領導工作。10月，胡正平在抗大畢業(yè)，被派往處在抗日斗爭前線的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工作。開始，在晉東南的遂縣中心區(qū)犧盟會擔任游擊教員,做發(fā)動群眾、武裝群眾的工作。1938年春，調決死隊一縱隊三總隊任中校團副。同年5月，任決死隊三縱民大四分校（楊獻珍任校長）游擊教員。當時，該校有二百多名初、高中生和少數大學生，奉命編成三縱隊游擊第四支隊（轄兩個中隊），胡正平任支隊長。他向這些剛被編入部隊的青年學生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講授軍事基礎知識和游擊戰(zhàn)術，組織游擊戰(zhàn)訓練，提高他們的軍政素質。然后，率隊到晉南聞喜、夏縣、運城一帶，發(fā)動群眾，擴大隊伍，護村藏糧，組織生產，開展抗日活動。不久，支隊發(fā)展到五百余人。

侵華日軍占領了晉南主要城鎮(zhèn)和鐵路沿線，國民黨軍占據了晉南中條山，游擊四支隊只好越過鐵路到稷山和萬榮一帶活動。大約三五個月的時間，在他們的宣傳感召下，不少群眾自愿參加部隊，又收編了些地方武裝，隊伍擴大到七八百人。

1938年年底，游擊4支隊轉移到山西沁水縣，被整編為游擊第十團二營，胡正平任營長。1939年春，調任政衛(wèi)（政治保衛(wèi)隊）四支隊支隊長，該支隊改為三十二團后，胡正平任團長。三十二團以沁水縣為后方，分散在翼城、浮山、曲沃、絳縣一帶打游擊，宣傳、組織、發(fā)動和武裝群眾抗日，襲擾日偽軍，破壞其交通運輸線。一天，日軍一部從翼城往浮山運動，胡正平率一個連在途中設伏騷擾日軍。天黑后，在公路附近的一個村子宿營。第二天拂曉，部隊集合準備出發(fā)轉移，胡正平到村子邊觀察情況，發(fā)現村子被鬼子包圍，他轉身往回跑，剛跑出兩三米，鬼子開槍，一排子彈打在他的腰上，衣服被打穿了兩處，腰上的手槍子彈夾被打掉，所幸沒有傷著皮肉。他立即組織部隊一面抵抗，一面突圍，最后沿村南的一條大溝撤到了對面的一座山上，才安全脫險。后來該團發(fā)展到一千多人。

在近兩年的時間里，山西決死隊發(fā)展到9個師旅、50個團，總兵力達7萬之眾，引起閻錫山的恐慌，遂向共產黨提出歸還新軍番號，取消決死隊，并且由交涉發(fā)展到沖突。1939年12月，閻錫山集中6個軍的兵力進攻決死第二縱隊和晉西獨立支隊，制造了“十二月事變”，也稱“晉西事變”。當時，胡正平正帶著三十二團大部在翼城、浮山一帶活動，沒有接到上級通知，不知道發(fā)生了事變。當他得知閻錫山部新八旅來包圍消滅三十二團時，當機立斷，馬上通知在曲沃、絳縣一帶活動的二營轉移，自己率團直屬隊和一、三營迅即轉移到太行山高平地區(qū)，同八路軍三四四旅的部隊會合。在危急時刻，胡正平靈活果斷地將部隊安全帶到根據地，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此后，決死隊一、三縱隊共十個團編入一二九師序列。暫一師、二縱隊、四縱隊和工衛(wèi)旅共十一個團編入一二○師序列。

1940年2月，組織調胡正平到北方局黨校進行了為期半年的學習。隨后調集總（即十八集團軍總部）巡視團工作，先后赴冀南、冀魯豫、冀中等地檢查和幫助工作，前后約二十個月時間。這次巡視團工作的經歷，使胡正平提高了觀察、總結和分析問題的水平和能力，積累了工作經驗，為后來做好工作奠定了進一步的基礎。

1942年3月，胡正平調任冀魯豫軍區(qū)獨立第三團政治委員。1944年7月，入平原分局黨校（在太行山）參加為期5個月的整風運動，通過反復認真地學習整風文件，他的理論水平有較大提高。1945年1月，調冀魯豫軍區(qū)湖西軍分區(qū)九團任政治委員。10月，任冀魯豫軍區(qū)湖西軍分區(qū)政治部主任。期間，經歷了日寇投降，八路軍反攻收復失地等重大斗爭。

在湖西軍分區(qū)，30歲的胡正平結識了自己終身的伴侶張玉英。張玉英1926年12月出生在山東省肥城縣，1945年3月參加革命，在冀魯豫軍區(qū)三分區(qū)魚臺縣抗聯(lián)當戰(zhàn)士。當時19歲的張玉英和妹妹張玉卿在山東單縣湖西地委干訓班學習。湖西地委組織部部長陳樸如（新中國成立后曾任鐵道部部長）以組織的身份出面介紹胡正平和張玉英認識，兩人自此建立了聯(lián)系。

在經歷了短暫的和平階段后，蔣介石撕毀國共兩黨簽訂的停戰(zhàn)協(xié)定發(fā)動內戰(zhàn)，國民黨軍向解放區(qū)發(fā)動大規(guī)模的全面進攻。解放區(qū)軍民只好繼續(xù)拿起槍桿，用戰(zhàn)斗保衛(wèi)人民的勝利果實。

1946年1月，冀魯豫軍區(qū)組建獨立旅。次月，胡正平調任該旅副政治委員。當時旅長尚未到職，政治委員空缺，胡正平負責全盤工作。部隊整編尚未完全就緒，即開往豫東反頑斗爭最前線。蔣介石為把豫東建成反共反人民的基地，使用大量兵力進行慘無人道的“清剿”和“掃蕩”。此地的群眾基礎不牢固，加之部隊力量薄弱連續(xù)行軍作戰(zhàn)比較疲勞，獨立旅不畏艱難，與豫東軍分區(qū)黨政軍民緊密配合，很快站穩(wěn)腳跟，并伺機消滅國民黨軍，部隊得到鍛煉和提高。

張玉英姐妹倆在干訓班學習結業(yè)后同時被分配到魚臺縣工作組做群眾工作，張玉英已是一名共產黨員。此時，獨立旅已移駐山東省菏澤縣。經過半年多的了解，胡正平、張玉英決定結婚。1946年6月的一天，胡正平派人將張玉英接到獨立旅旅部并于當晚舉行了簡單的結婚儀式。從此，他們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相濡以沫的共同生活。此后，張玉英被調到獨立旅軍政處當文書，在冀魯豫軍區(qū)建國學院財經系學習畢業(yè)后任獨立旅供給處會計。

1947年春，冀魯豫軍區(qū)組建獨立第二旅，胡正平調任該旅旅長，與政治委員王煥如等領導率部在長垣一線的黃河兩岸活動，掩護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晉冀魯豫野戰(zhàn)軍南渡黃河作戰(zhàn)。而后，參加豫北戰(zhàn)役。經過馮付集、長垣、封丘、延津戰(zhàn)斗，攻克長垣、封丘、延津三城，拿下?lián)�點十余處，殲敵六千五百余人，活捉國民黨軍一二七旅少將副旅長高強斌，繳獲甚多。1947年12月中旬進攻長垣一戰(zhàn)，是該旅組建以來的第一次正規(guī)戰(zhàn)，打得英勇頑強，取得了輝煌戰(zhàn)果。當時，胡正平、王煥如等領導指揮部隊利用民房，挖墻開洞，距城墻百米處火炮抵近射擊，掩護步兵沖擊登城。指揮部和旅屬炮兵猛烈轟擊，將城墻轟開一個缺口。擔任突擊任務的六十四團八連奮勇沖擊，團長賈英急令五連從缺口翼側架云梯登城，六十四、六十五團迅速向城內攻擊前進。六十六團從東門占領城頭。3個團與友鄰協(xié)同巷戰(zhàn)，逐街逐屋攻擊前進，拂曉結束戰(zhàn)斗，全殲守軍二千余人。1948年1月至2月，該旅進行了“訴苦”和“三查”教育，部隊戰(zhàn)斗情緒高漲，繼續(xù)在湯陰、安陽地區(qū)向國民黨軍進攻。而后，奉中央軍委命令，與兄弟部隊進入山西，對閻錫山部作戰(zhàn)。

1948年3月，獨立旅調歸冀魯豫軍區(qū)第八縱隊建制，編為第二十二旅，胡正平、王煥如仍任旅長和政治委員。當時，晉冀魯豫軍區(qū)部隊正在進行臨汾戰(zhàn)役的戰(zhàn)前準備工作。3月10日臨汾戰(zhàn)役打響，并對臨汾守軍完成包圍。在第一步肅清外圍守軍的任務中，二十二旅攻占距城墻600米遠的南門外菜市場，所屬六十四、六十五團協(xié)同作戰(zhàn)，利用地形，與守軍反復拼搏，擊退守軍11次沖擊，鞏固了陣地。在掃清護城碉堡和東關的戰(zhàn)斗中，二十二旅完成城南佯攻、牽制守軍的任務。4月中旬，全旅投入城東南角開挖地下攻城坑道的任務。5月初，晉冀魯豫軍區(qū)“前指”及所屬部隊（包括第八縱隊二十二旅）改為華北野戰(zhàn)軍第一兵團，徐向前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5月11日，二十二旅與二十三旅接替太岳軍區(qū)部隊的攻城任務。二十二旅奉命在城西北汾河附近截擊殲滅潰逃之敵。17日，臨汾城被攻破，國民黨軍第六集團軍副司令兼晉南地方武裝總司令梁培璜、婁福生、六十六師師長徐其昌率殘部裹脅部分群眾由西門出逃，二十二旅和三十九旅奮力追擊將其殲滅，活捉梁培璜、徐其昌等。

爾后，胡正平等率二十二旅參加晉中戰(zhàn)役。當時閻錫山將4個軍、8個師、2個以日軍為主的總隊，部署在晉中各要點縣城，并控制了晉中平原通往山區(qū)的隘口，擺出一副決戰(zhàn)的架勢。在第一兵團進行的保衛(wèi)晉中麥收戰(zhàn)中，二十二旅作為八縱隊的第二梯隊，先在平遙以南的曹村地區(qū)設伏，伺機殲滅運動中的國民黨第三十四軍，后在南如良壁和北如良壁占領陣地，阻擊平遙增援和潰逃的國民黨部隊。而后，又與兄弟部隊一起對閻錫山的“親訓師”和“親訓炮團”展開圍殲戰(zhàn)，兩個師大部被殲。在晉中戰(zhàn)役最后決戰(zhàn)中，二十二旅穿插至洪善、平遙之間堵潰打援。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野戰(zhàn)軍總司令趙承綬集團三萬余人被圍于大常鎮(zhèn)、戴李青地區(qū)。先期到達此地的二十二旅奉命擔任殲滅縱深之敵的任務。解放軍各部隊齊心協(xié)力殲滅了趙承綬集團，一個多月的晉中戰(zhàn)役勝利結束。6萬人的華北野戰(zhàn)軍第一兵團以各個擊破的戰(zhàn)法殲滅閻軍10萬人，俘師長以下12994人，其中有日軍41人。

率旅參加太原戰(zhàn)役，徐向前稱贊“打得好！”

1948年7月下旬，華北野戰(zhàn)軍第一兵團準備發(fā)起太原戰(zhàn)役。閻錫山防守太原城的總兵力達12萬人，用12個步兵團趕修了近六千個碉堡組成的“百里圈”防御體系，還逼迫百姓組織了六千余人的民衛(wèi)軍和六千余人的婦女、少年、兒童、老年助戰(zhàn)隊。同時，還爭取到了蔣介石空運補給的承諾。太原戰(zhàn)役于10月4日提前打響。胡正平所率二十二旅奉命與二十四旅配合行動，攻殲了小店之敵。

初戰(zhàn)獲勝，華北野戰(zhàn)軍總指揮徐向前即令部隊不失時機地奪取閻部東山要點。第八縱隊司令員兼政委王新亭命令二十二旅擔負攻占楊家峪溝西南側松樹坡的任務。11月25日晚，胡正平指揮全旅開始進攻。首先以六十五團一個營沿楊家峪溝南側插入松樹坡陣地，攻占西北側5號陣地，切斷了松樹坡與倉庫區(qū)的聯(lián)系，爾后固守陣地堵潰打援。后來根據戰(zhàn)局的變化，胡正平與政委劉聚奎等領導商量改變戰(zhàn)術，提前了攻擊時間。六十五團三營插入松樹坡陣地前，突然向5號陣地沖擊全殲守軍，爾后迅速占領5號陣地。胡正平命令30門火炮向松樹坡猛烈轟擊，縱隊炮兵也向閻部倉庫區(qū)壓制射擊。六十四團一營發(fā)起正面攻擊，閻軍腹背受擊，丟掉了1～4號陣地。閻部進行多次反撲，胡正平組織部隊將其擊退。陣地爭奪戰(zhàn)異常激烈，六十四團三營全營打得只剩下四十余人，仍浴血奮戰(zhàn)。六十五團三營與敵反復搏斗，只剩下11人仍堅守陣地。29日戰(zhàn)斗結束。這一戰(zhàn)， 二十二旅擊退閻部5個團的12次反撲，殲敵三千余人，鞏固了松樹坡陣地，為兵團攻克太原城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徐向前司令員稱贊二十二旅智勇雙全，戰(zhàn)績突出，說：“這一仗打得好！”王新亭司令員也說松樹坡戰(zhàn)斗創(chuàng)造了一個典型的戰(zhàn)例。11月中旬，中央軍委命令太原前線部隊暫緩攻城，轉入圍城休整，采取長圍久困、逐步削弱和政治攻勢相結合、待機殲敵的方針。1949年1月15日，中央軍委決定將野戰(zhàn)軍按序數統(tǒng)一排列。2月，華北軍區(qū)第一兵團改為第十八兵團，歸中央軍委直接指揮，轄3個軍，第八縱隊改編為第六十軍，第二十二旅改編為第六十軍一七八師，胡正平任師長，劉聚奎任政治委員。

1949年3月7日，中央軍委命令組成太原前線司令部，由徐向前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指揮實施進攻太原的作戰(zhàn)。一七八師為東線主攻集團右翼。4月20日總攻開始后，胡正平指揮第一七八師投入戰(zhàn)斗。城郊四周的閻軍部隊在解放軍攻擊、穿插下，被分割、圍殲。至22日，閻軍守衛(wèi)城郊的l3個師大部被殲，外圍全部掃清。

24日清晨5時30分，太原前線部隊集中一千多門大炮同時開火，向太原城猛烈轟擊，打開了城墻缺口，給守軍城內主陣地以致命性摧毀。胡正平、劉聚奎率領第一七八師從東面缺口突入城內，迅速沖向國民黨太原綏靖公署。經過各路部隊的合圍，僅4個半小時，即全部結束戰(zhàn)斗，俘虜閻軍太原城防司令孫楚、副司令王靖國及師以上軍官四十余名，殲敵近三萬人。整個太原戰(zhàn)役歷時半年，總共殲敵13.8萬人，將盤踞山西長達38年之久的閻錫山反動統(tǒng)治政權徹底摧垮。

1961年2月1日，胡正平擔任甘肅省軍區(qū)副司令員，張忠為副司令員兼參謀長，負責甘肅省軍區(qū)的籌建工作。胡正平結束了他長達十年之久的部隊院校領導工作生涯，離開學校來到了大西北。3月1日，甘肅省軍區(qū)籌備委員會成立，胡正平任主任，主持召開了第一次會議，省軍區(qū)的籌建工作正式開始。后經蘭州軍區(qū)黨委批準，成立了7人組成的軍區(qū)籌委會臨時黨委，胡正平任書記，張忠、秦俊秀為副書記，負責領導省軍區(qū)的籌建工作。在胡正平的主持領導下，很快著手選址定點、抽調干部、組建機構，到4月底，省軍區(qū)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所屬23個處（室、院）及門診部等單位正式組建，并于5月1日開始辦公。27日，蘭州軍區(qū)副司令員徐國珍兼任甘肅省軍區(qū)司令員，省委第一書記汪鋒兼任政治委員，但省軍區(qū)的工作，實際仍由胡正平負責。他們一手抓籌建，一手抓工作，特別是民兵的全面建設。隨著甘肅地方行政區(qū)劃的變動，當年9月，重新組建了武威、酒泉、慶陽、武都、臨洮軍分區(qū)。10月，甘肅省軍區(qū)臨時黨委進行調整，汪鋒任第一書記，徐國珍任第二書記，胡正平任副書記。12月8日，甘肅省軍區(qū)從蘭州軍區(qū)接收蘭州、天水等12個軍分區(qū)、82個縣市區(qū)人武部和獨立步兵第一、二、三團。那一個時期，胡正平忙于組建、交接和正常工作，加班加點，不知疲倦。12月15日至24日，省軍區(qū)臨時黨委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胡正平代表臨時黨委匯報了省軍區(qū)籌建、思想政治工作、黨內建設和民兵工作等情況，安排了當時要做的工作。會議強調要認真貫徹落實，加強人武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好民兵整組和重點建設，健全各級機構，安排好生活，做好第二年的生產準備。

1962年1月，胡正平兼任蘭州衛(wèi)戍區(qū)司令員。6月19日，毛澤東主席發(fā)出民兵工作要做到“組織落實、政治落實、軍事落實”的指示。當時，雖然省軍區(qū)組建不久，事情千頭萬緒，但省軍區(qū)臨時黨委一班人，把民兵工作作為省軍區(qū)的重點，狠抓民兵“三落實”。這一年，根據中央軍區(qū)和蘭州軍區(qū)的指示，省軍區(qū)進行了精簡機關、充實基層的整編工作，胡正平帶領工作組蹲點跑面，做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至年底，完成整編任務。

1963年3月11日至20日，甘肅省軍區(qū)召開第一次黨代表大會。胡正平代表省軍區(qū)臨時黨委作工作報告。會議選舉汪鋒、徐國珍、龍炳初分別為甘肅省軍區(qū)黨委第一、第二、第三書記，胡正平為副書記。此后，胡正平協(xié)助司令員徐國珍、政委龍炳初抓省軍區(qū)的全面工作，主管部隊工作。

1964年年初，中央軍委發(fā)出深入學習和推廣郭興福教學法的指示，胡正平組織領導甘肅省軍區(qū)迅速掀起學習郭興福教學法的高潮，還帶機關干部深入連隊和訓練現場，同戰(zhàn)士一起摸爬滾打，言傳身教，抓先行連、先行班，培養(yǎng)各類尖子分隊，推廣和運用典型，開展群眾性大練兵活動，取得較好成績。

1966年5月，正當胡正平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工作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他雖然對這場運動不理解，有許多疑慮和困惑，但仍然從積極的方面去理解和參加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1967年1月，根據中央軍委的決定，蘭州軍區(qū)賦予甘肅省軍區(qū)“三支兩軍”任務。為搞好學生的軍訓工作，甘肅省軍區(qū)黨委決定由胡正平、張西鼎組成領導小組，抽調15人組成“大中學校革命師生軍政訓練辦公室”，按團、營、連、排組成訓練機構，集訓訓練骨干，先在蘭州市中等學校進行試點，春節(jié)后開始對全省大中學校學生分期分批進行軍訓。與此同時，甘肅省軍區(qū)介入蘭州地方“文革”，按照蘭州軍區(qū)的指示，支持以“紅色造反派聯(lián)絡委員會”（簡稱“紅聯(lián)”）為代表的“左”派和“二五”奪權。胡正平堅決執(zhí)行蘭州軍區(qū)的命令和省軍區(qū)黨委的決議，積極支持“左”派。

7月，甘肅省軍區(qū)獨立師一團二連在團工作組幫助下進行“四好”初評，有的官兵在民主會上對蘭州軍區(qū)和省軍區(qū)某些領導提了一些批評意見。情況反映到兩級軍區(qū)后，省軍區(qū)以政治委員龍炳初為首的某些領導人，根據蘭州軍區(qū)政治委員冼恒漢的旨意，把二連的問題無限上綱，上掛下聯(lián)，說成是司令員詹大南、副司令員胡正平等人的“黑司令部”執(zhí)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惡果。甘肅省軍區(qū)機關在冼恒漢指使下隨即轉入整頓，歷時103天,揭發(fā)批判詹大南、胡正平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線錯誤”和“以詹、胡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篡軍反黨的罪行。司令部領導和機關一批正副處長遭株連而受到批判，并將二連的初評民主大會定為“個別壞人制造”的嚴重政治事件，“是一個具有反革命政變苗頭的大會”。同時，省軍區(qū)決定詹、胡等4人停止工作，到紅古農場勞動改造。詹、胡案先后關押1人、隔離反省1人、停職反省3人、立案審查12人，一批機關干部被降職使用或強制復員。后來，詹、胡等人又被押回機關批斗。這期間，胡正平背著“三不滿”“搞政變”等莫須有的罪名，被造反派采用“噴氣式”“站凳子”“車輪戰(zhàn)”等手法進行批斗，逼迫交代“問題”。省軍區(qū)機關組成“批判詹胡委員會”，用13天時間召開630人參加的批判“詹大南、胡正平資產階級司令部”大會。同時，二連進行整頓，省軍區(qū)黨委派人坐鎮(zhèn)，批斗有關干部戰(zhàn)士和團工作組成員。1968年1月，省軍區(qū)黨委向黨中央和蘭州軍區(qū)黨委上報題為“以詹大南、胡正平為首的u2018資產階級司令部反黨、反毛主席、反蘭州軍區(qū)的罪行u2019的報告”，列出八大罪狀，請求嚴肅處理。2月12日，蘭州軍區(qū)黨委免去詹大南書記、胡正平副書記職務（仍為常委），由龍炳初任書記、張忠任副書記。在省軍區(qū)清理階級隊伍中，不少被打成"詹胡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成員，先后被清理。1969年12月上旬，省軍區(qū)黨委舉行一屆五次全委擴大會議，討論清理階級隊伍問題，著重批判詹、胡的所謂錯誤。會后，省軍區(qū)黨委上報《關于對詹大南12個重大問題的報告》和《關于對胡正平問題的報告》。8月31日，詹大南被免去兼任的甘肅省軍區(qū)司令員職務。胡正平則繼續(xù)“靠邊站”，在家作檢查。不僅如此，省軍區(qū)還唆使人到胡正平愛人張玉英的單位挑動群眾批斗張玉英。蘭州軍區(qū)有關部門還令陜西省軍區(qū)通信站，讓在那里僅當了一年兵的胡正平的大女兒胡麗華提前復員。后張玉英多次到蘭州軍區(qū)找冼恒漢當面論理，胡麗華才被留了下來，但卻從通信站機務站調到了農場，以后又被派到地方支“左”，最后又放到炊事班，直到兩年后離開陜西省軍區(qū)。

1970年1月，胡正平調任寧夏軍區(qū)副司令員。這時，他的錯案問題雖然還沒有最后結論，但憑著一個老紅軍戰(zhàn)士，一個老共產黨員，一個老革命干部對黨、對毛主席、對偉大祖國的無限忠誠和高度覺悟，義無反顧地投入到工作中。剛到寧夏軍區(qū)，負責“三支兩軍”工作，兼任寧夏國防工辦主任、黨組書記。這期間，經常深入寧夏各地的國防工廠調查研究、檢查和指導工作，抓戰(zhàn)備生產，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1970年10月，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由蘭州軍區(qū)負責組成陜甘寧地區(qū)石油勘探指揮部，組織石油大會戰(zhàn)。11月，胡正平被任命為會戰(zhàn)指揮部副指揮、黨委委員兼寧夏石油勘探指揮部（后稱三分部）指揮、黨委書記。12月1日，從寧夏軍區(qū)獨立師、軍分區(qū)、縣市人武部和邊防營等單位抽調的80多名干部進駐長慶油田三分部機關所在地馬家灘，組成以胡正平為書記，李華云、王培芝、杜寶祥、張華城（地方干部）為成員的黨委，并很快展開工作。

三分部所屬單位分布在寧夏靈武、鹽池，內蒙古鄂爾多斯、東勝，陜西定邊、吳旗、橫山和甘肅高城等地區(qū)，交通不便，設備老化，工作和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加之，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動亂時期，群眾組織之間派性嚴重，整個油田生產幾乎處于癱瘓狀態(tài)。

胡正平帶領黨委一班人，按照長慶油田指揮部的統(tǒng)一部署，結合實際，首先消除派性促成聯(lián)合，解放被批斗靠邊站的老干部和技術人員，建立各級領導班子，重建勘探生產隊伍。先后解放、使用了石萬福和王嘉善等領導干部和兩名總工程師及鉆井總工程師。不到半年時間，各方面的關系基本理順。在分部機關設立了生產指揮部、政治部、后勤部和辦公室共“三部一室”。根據軍事化管理的要求，把單位和職工按軍隊編制編為團、營、連。編了運輸團、抽油團、采油團、地震團、地面建設團和兩個鉆井團共7個團，加上招待所、醫(yī)院、學校、農場、發(fā)電廠、機修廠等，包括機關共三萬五千多人。

三分部是一個老油田，有一定的基礎，總指揮部賦予了比其他4個分部更重的任務。分部黨委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調動干部職工的積極性，提出一個月打一口井的任務要求。鉆井隊最多的一天能鉆七百多米，最深的井達到三千多米。幾年中，三分部詳細勘探了寧夏靈（靈武）鹽（鹽池）地區(qū)油田，在馬家灘東南部600平方公里范圍內和紅井子區(qū)進行鉆探，共鉆井56口，下套管44口，在6口油井的5個油層日產油10立方米以上。其中，有2口油井超過日產油100立方米的紀錄，擴大了靈武、鹽池一帶的含油面積和儲量。三分部黨委非常重視科學生產，尊重專業(yè)技術人員的意見，對生產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嚴格要求。特別在打井生產中，堅決做到井斜不能超過2度，若到3度堅決填井，從而保證了油田生產的質量。石油大會戰(zhàn)為今后寧夏石油事業(yè)的發(fā)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會戰(zhàn)初期，油田后勤基地尚未形成，鉆井、采油、抽油等好多隊在外作業(yè)，一個隊七八十人要吃飯。因此，搞好生活供應非常重要。分部黨委按照“有利生產，方便生活”的原則，重點放在解決會戰(zhàn)職工吃、住問題上。胡正平親自抓后勤工作，派人派車到外地采購大批肉食、蔬菜，不定期地補充野外作業(yè)隊的生活物資。1971年，組織職工和當地民工在靈武馬家灘等地挖土窯洞、搭地窩子，蓋“干打壘”，解決職工的居住問題。為安置非城鎮(zhèn)戶隨隊家屬和解決職工口糧補助等問題，三分部自1971年起，先后在吳忠18公里等處辦起4個農場，有土地近萬畝，安置了數百戶農業(yè)戶家庭。

胡正平既是長慶油田的副指揮，又是分部指揮、黨委書記，事情千頭萬緒，異常繁忙。他除召開或參加生產、政治、后勤等各種會議解決問題外，就帶著警衛(wèi)員坐車跑基層。一個鉆井團七八個隊，兩個團就是十七八個隊，還有采油隊和多處小基地，點多、面廣、線長。他早起晚睡，有時一天要跑好幾百公里的路。

胡正平非常注意團結同志，調動每一個人的積極性。當年曾先后在三分部任過生產指揮部主任和副指揮的杜寶祥深情地說：“胡副司令這個人很民主，每次開會都征求地方同志的意見，尊重技術人員的建議，注意發(fā)揮他們的作用。他的民主作風很好，從不發(fā)脾氣。對大家提的意見，同意的采納，不同意的也不當面反駁，大家對他很尊重，很支持他的工作。他在群眾中威信高，到下面去檢查工作，能解決的當時答復，不能解決的回來開會研究解決�！焙�正平在油田工作期間，仍然保持了老紅軍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tǒng)。一線工人都住帳篷，他下去也住帳篷，與工人吃一樣的飯。有時是一個饅頭，一碗白開水。

1974年8月的一天，胡正平乘車從固原去銀川，在開城梁被地方一輛大卡車撞上，胡正平等受了重傷，被送到固原地區(qū)醫(yī)院搶救。次日，直升機將他和同車受傷的寧夏軍區(qū)后勤部副部長甘一民接轉到蘭州軍區(qū)總醫(yī)院治療。這次車禍造成胡正平中型閉合性顱腦傷、腦挫裂傷、左肱骨骨折以及腦外傷引起的半身不遂的嚴重后果。經過近兩個月的治療和頑強的鍛煉，他的身體逐漸恢復。他出院不久就回到了油田，拖著行動不便的身軀忙碌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在此期間，他還帶人到大慶參觀學習，并把大慶經驗運用到三分部的油田建設上。

1975年5月，胡正平離開油田又回到寧夏軍區(qū)機關工作。1976年4月初，被抽到油田工作的部隊干部奉命全部撤出長慶油田三分部，胡正平專程前去參加了歡送儀式，并合影留念。10月，“四人幫”被粉碎，胡正平積極參與組織領導部隊進行整頓清查，開展真理標準大討論，批判“兩個凡是”，進行徹底否定“文革”教育和整頓及揭批“四人幫”的第一、二、三戰(zhàn)役等。與此同時，甘肅省軍區(qū)黨委于1977年1月向蘭州軍區(qū)黨委上報《關于清查“詹胡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報告》，報告認為，1967年冼恒漢制造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是一起假案，報請批準立案查清并予平反。10月，根據中央軍委和蘭州軍區(qū)黨委的部署，寧夏軍區(qū)組織清查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有牽連的人和事，胡正平任清查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領導清查與“四人幫”及其在西北地區(qū)代理人有牽連的人和事，平反冤假錯案。寧夏軍區(qū)黨委常委和黨委擴大會及軍區(qū)機關干部先后進行認真清查，集中對領導班子中與“四人幫”陰謀活動有牽連的人和事進行了揭、批、查，并按照黨的政策進行了慎重處理。1978年3月，胡正平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寧夏回族自治區(qū)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甘肅省軍區(qū)黨委經過一年多的調查取證，于1978年5月初向蘭州軍區(qū)黨委上報了《關于調查“詹胡資產階級司令部”一案的報告》，建議為詹大南、胡正平徹底平反并獲批準。10日，甘肅省軍區(qū)召開為“詹、胡資產階級司令部”平反大會。自此，長達10年之久的一樁假案得以了結，胡正平以更大的干勁和熱情為黨工作。在他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和寧夏四屆人大常委期間，調查研究，建言獻策，認真履行人民代表的職責。

1980年6月5日，胡正平接到蘭州軍區(qū)黨委轉來的命令：經黨中央批準，中央軍委1980年5月5日命令，寧夏軍區(qū)副司令員胡正平按正軍職待遇離職休養(yǎng)（后提高為副兵團職）。這一天，他在日記中寫道：“回憶我從1931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到1980年離職休養(yǎng)，整整50個年頭了。經歷了19年的戰(zhàn)爭歲月，又經歷了31年的國內恢復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半個世紀了，該交班了。黨中央決定我國搞四個現代化建設，部隊要精簡整編、改革體制，這是我軍當代建設的重大決策。部隊要貫徹執(zhí)行老、中、青u2018三結合u2019的干部政策，像我這樣年老體弱的人，應該自覺地離開崗位，讓德才優(yōu)秀的中青年干部來接班，才能實現部隊干部年輕化的目標。這是我軍當前的重大任務，我堅決愉快服從！”

胡正平的家庭是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他和夫人張玉英養(yǎng)育了2男4女共6個孩子，其中5個都曾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夫人張玉英自從1946年6月與他結婚后，一直隨其南征北戰(zhàn)，四處奔波，先后任過部隊組織干事、政治教員、婦女學校大隊副指導員、重慶步兵學校政治部干部科干事等職。張玉英1955年1月轉業(yè)，先后在人民銀行重慶分行系統(tǒng)任分理處副主任、儲蓄處副主任、人事股股長、重慶步兵學校和蘭州軍區(qū)幼兒園園長、蘭州醫(yī)藥批發(fā)站政治處主任、甘肅省商業(yè)局落實政策辦公室負責人、寧夏煤炭局政工組干部、局機關黨總支副書記等職。1983年8月離職休養(yǎng)。胡正平對家事很少過問，家里的事全由張玉英處置。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中，她邊兢兢業(yè)業(yè)地工作，邊默默無聞地操持家務，除照顧丈夫及6個孩子的生活外，還要處理婆婆、小叔子和姐姐幾家人的生活接濟和鄉(xiāng)親們的求助等具體事情。20世紀60年代困難時期，供應緊張，她想方設法給丈夫和孩子加菜加飯，自己卻常吃剩飯菜。“文化大革命”中，胡正平挨批斗、作檢查常常深夜才回家，張玉英每次都在家中靜靜地等待丈夫歸來，給了胡正平很多溫暖和精神上的支持。夫妻倆雖然飽受心靈和身體上的折磨，但從來不在孩子們面前表露，更不曾說過一句抱怨組織的話。張玉英是一位真正的賢妻良母式的革命戰(zhàn)士。

胡正平平時言語不多，但卻有著豐富的情感世界。子女們說：“爸爸在家從不擺家長架子，從不打罵我們，有問題就個別談心或開家庭會解決�！焙�正平也是一個孝子。新中國成立后，每月按時給母親寄生活費，經常寄生活用品，60年代困難時期，還將母親接到重慶供養(yǎng)，同時還接濟和母親一起生活的弟弟一家，供侄兒們上學，幫助他們就業(yè)，還把患乳腺癌的弟媳婦和患心臟病的大侄子接到蘭州住院手術。另外，還照顧貼補沒有工作、獨自撫養(yǎng)4個孩子的妻姐一家。他家經濟并不富裕，但公私分明，從來不占公家的便宜，不搞特殊化，更不允許家屬子女搞特殊化。他常對妻子和孩子們說，警衛(wèi)員、炊事員和汽車，這些都是組織上為我的工作方便配備的，不是為你們服務的。因此，張玉英或孩子有事想順路搭乘他進城工作的車都不行，更不要說專門為妻子兒女出車了。有時胡正平和張玉英兩人同時出行,也是一個乘小車,一個坐公共汽車。

胡正平生活十分儉樸，經常穿著補了又補的衣褲和鞋襪，也時常教育和要求兒女們艱苦樸素。但是他對家鄉(xiāng)，對家鄉(xiāng)的父老鄉(xiāng)親卻十分關心和慷慨大方。紅安縣交通不便，經濟發(fā)展緩慢,他常用自己的工資幫助家鄉(xiāng)搞修路拉電等建設。1969年，他拿出三千多元的積蓄為高橋區(qū)建新大隊購買了一臺拖拉機。當他得知家鄉(xiāng)修建孫家灣大橋缺乏鋼材后，便想方設法四處聯(lián)系，幾經周折，解決了家鄉(xiāng)建設的燃眉之急。新中國成立后，他回過紅安老家3次，每次回去都走村串戶，問寒問暖，給鄉(xiāng)親們送肥皂、送襪子等等，還帶著他們唱革命歌曲。1976年回老家，干部請他在高橋區(qū)吃飯，他堅持自己付了飯錢。

1982年5月，離休后的胡正平離開寧夏軍區(qū)大院搬進西安市蘭州軍區(qū)朱雀大街干休所，后又轉至西安興善寺21軍干休所。幾十年的槍林彈雨和血與火的錘煉，使胡正平對軍事情有獨鐘，離休后依然如故。他特別關注報刊、電視和文件上有關軍事方面的信息，畫重點、作筆記，分析國際軍事形勢，之后還要在墻上掛著的大地圖上標出各種記號。有時還寫寫回憶文章，為過去他戰(zhàn)斗過的部隊寫傳記提供資料。種菜是胡正平晚年生活的又一大興趣。他的孩子們說：“媽媽喜歡養(yǎng)花，爸爸喜歡種菜，爸爸親自在院子里翻地、播種、澆水、除草，直到收獲，還幫媽媽給花松土施肥。家里鐵锨、鋤頭、小鏟、灑壺、膠皮管等勞動工具樣樣全，他經常是滿腳滿鞋滿手的泥巴，后來腿腳不方便了便指揮著讓公務員、駕駛員干,我們偶然回家探親也要下地干活。”

1988年7月，胡正平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1993年年底，胡正平因貧血病住院檢查，卻發(fā)現患了賁門癌，且已到晚期。這種低分化細胞癌發(fā)展很快，從發(fā)現病到去世的幾個月中，他一直忍受著常人無法忍受的巨大痛苦。病房里聽不到他的呻吟聲，即使難以忍受的疼痛讓他坐臥不寧，他也沒有向醫(yī)生提出過任何要求，包括要一支止痛針。聽著不斷從隔壁病房病人因癌痛發(fā)出的哭喊聲，醫(yī)生護士對這位意志堅強的老將軍無不由衷地欽佩。

胡正平病重的時候總惦著兩件事，一是想回趟老家，給因他參加紅軍而吃盡苦頭的老母親墳前磕頭燒紙，還要看看村子里是不是家家都通上了電；二是想到長慶油田三分部看看。要去馬家灘、大水坑、九公里……他說，不知那里現在發(fā)展成什么樣子了？

在胡正平彌留之際，他對子女說的最多的兩句話是：“我這輩子沒有做過一件對不起黨的事；我一生只娶了你媽媽一個，這6個孩子全是我們自己的�！焙�麗華說：“那時爸爸特別依戀媽媽。媽媽身體也很不好，有嚴重的糖尿病、心臟病和肺氣腫，不能長守在他身邊，爸爸老是問：你媽媽呢？只要媽媽在病床邊坐著，他就特別安靜、特別踏實地定定地看著媽媽……”

1994年8月26日，胡正平病情惡化，搶救無效，在醫(yī)院逝世，走完了他漫長而輝煌的79年人生旅程。1998年4月24日，與胡正平相依為命的夫人張玉英也在西安病逝，終年7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