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徐繼畬，字健男，號松龕，別號康田，書齋名退密齋，乾隆六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寅時（公元1795.12.4），出生在山西省代州五臺縣(今屬忻州市)東冶鎮(zhèn)東街“司馬第”的清貧的士宦之家，同治十二年三月初三日辰時（1873.3.30）去世。他是一位愛國者，是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偉大先驅之一，又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學家，在文學、歷史學、書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徐繼畬父親徐潤第，進士出身，任過內閣中書，湖北施南府同知等職。徐繼畬自幼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儒學的熏陶，曾隨父寓京師，。師從著名文學家高鶚等名人。道光六年（1826年）中進士，十年（1830年）授翰林院編修，不久補陜西監(jiān)察御使，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月外任廣西省潯州府知府。從此他青云直上，歷任福建延津道、訂漳龍道、廣東鹽運使、廣東按察使、福建布政使等職。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月升任廣西巡撫，十二月改授福建巡撫。后曾多次署理閩浙總督，咸豐元年（1851年）因被人誣告，革職回京，降補太仆寺少卿。咸豐二年，徐繼畬再次被人誣告，徹底落職歸里。咸豐六年他被平遙超山書院董事會特聘為書院山長，于教業(yè)之余，傾心寫詩作文、從事學術研究。同治四年（1865年），徐繼畬被重新起用，命參通商事務，以三品京堂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協(xié)助奕䜣辦理洋務。1866年7月，授太仆寺卿，1867年2月改任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八年（1869年）三月以老病告歸，十二年（1873年）卒于家。
著述與政論
徐繼畬體恤民情，為官清廉。由于他接受過扎實的儒家教育，“民為貴”的觀念在他的思想上有著深刻的烙印。他在《政在養(yǎng)民論》一文中曾說：“古圣人陳謨贊化，不曰治民，而曰養(yǎng)民”，又說：“富國而不知富民，固不足以曰養(yǎng)。”在他看來，為官者的主要任務是“養(yǎng)民”而非“治民”，任何傷害百姓的行為都是不能允許的。因此，他對當時官場上的貪污腐化之風深惡痛絕，始終堅持自身清廉。他曾向友人說：“弟雖外任十余年，家中并未置有田產”，“在平遙館俸每年二百四十金，不足供家中食指。祖遺薄產，折變殆盡�！本沟搅素毨Я实沟木车亍Ｔ谇宕笃诘墓倮糁�，象徐繼畬這般清廉的，雖不能說沒有，但實在很少。[br] 徐繼畬是位愛國的官吏，他在任福建汀漳龍道期間，著有《禁鴉片論》，詳細論述了“鴉片之害與禁治之方”。他認為鴉片貿易是“英夷之剝我元氣而富強其國者”，乃“唯利是圖”。在如何禁煙問題上，徐繼畬主張嚴禁，他指責把“英夷為寇，擾亂海疆”歸咎于鴉片之禁的論調是“因噎而廢食”。他提出的懲治之法是“先貴而后踐，先富而后貧，先內而后外，先豪猾而后良弱”�；趯Y本主義國家情況的了解，他主張既要禁止鴉片貿易，又使殖民主義者找不到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的籍口。在當時國力十分虛弱，無力抵抗外國侵略的情況下，這種意見不失為一種比較穩(wěn)妥的辦法。但由于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徐繼畬的建議，并沒有受到當局的重視。[br] 英國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后，為保衛(wèi)民族利益，徐繼畬堅決抵抗。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月，英國軍艦駛入穿山洋，閩邊騷動。七月徐繼畬調晉江漳龍道。時廈門告急，徐繼畬沉著備戰(zhàn)，親自調集民兵，采集大木排，樁塞鎮(zhèn)門各港口，指揮軍民共同扼險固守。敵知有備，未敢侵擾徐繼畬防守的地區(qū)。第二年（1841年）七月，英軍強占廈門，他督兵勇晝夜防守與廈門一水相望的漳州，曾與城門共存亡。徐繼畬曾向家人表示：“城如不保，陳忠愍公（隋朝的陳啟泰）祠內，吾盡節(jié)處也�！北憩F了赤誠的愛國之心。八月，浙江定海、鎮(zhèn)海等地接連失敗，徐繼畬親眼目睹了清軍的慘敗，他總結失敗的直接原因時說：“我之官兵則承乎日久，人不知戰(zhàn)，名之為兵，實則市人，無紀律，無賞罰，見賊即走，此其所以敗也�！庇挚婚L嘆道：“二百年全盛之國威，乃為七萬里外逆夷所困，致使文武將帥，接踵死綏，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米。興言及此，令人發(fā)指眥裂，泣下沾衣�！逼鋺n憤之情溢于言表。[br]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結束后，徐繼畬升任福建巡撫。在任期間，他看出“英酋心懷叵測”，“往往聲東擊西，言此意彼”，“仍難保無妄念挑釁，沿海滋擾”。認為“有備無患，唯在先事預防”，“防之于后，不若制之于先”，“不可恃其平日安靜，致有猝不及防之患”。于是，他曾修建了各地炮臺，加強險要之地的海防力量，隨時準備迎擊入侵之敵。道光三十年（1850年），英軍妄圖挖掘臺灣基隆附近煤炭，并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徐繼畬“備文照復，正言拒止”，并密行臺灣淡水同知曹士桂“糾合各地士，公同查禁，并刊立禁碑，嚴密防范”。禁碑現存臺北市公園博物館大樓前右對面，是徐繼畬保護國家資源的有力證據。[br] 道光三十年（1850年）六月，福州發(fā)生了神光寺事件。此事起源于英國駐福州領事館代理領事金執(zhí)爾代一名英國籍傳教士和一名英籍醫(yī)生，要求在福州城內神光寺租屋居住，得到侯官縣縣令興廉蓋印批準。徐繼畬得知此事后，立即對興廉嚴行申斥，并飭令其設法勸逾英人搬出神光寺。但金執(zhí)爾以此事需待英國香港總督文翰批復處理為詞予以拖延。數日后，福州便出現了紳士公呈，要求英人立即退出神光寺。英入看到公啟后、要求徐繼畬保護。徐繼畬將計就計，立即派兵役在神光寺附近巡防。其目的是想既能避免發(fā)生外交上的沖突，又能設法迫使英人搬出神光寺。為此，他一方面設法勸阻百姓不找英人就醫(yī)，一方面阻止匠人不為英人修復已破舊漏雨的房屋。在這種情況下，兩個英國人不久便搬出了神光寺。但是，在福州養(yǎng)病在籍的原云貴總督林則徐對徐繼畬的做法很不以為然，與此同時，在京的一些福建籍的官僚根據福州紳士們的意見，多次上書彈劾徐繼畬，咸豐帝根據兩廣總督徐廣縉的調查，最后以徐繼畬“身膺疆寄，撫馭之道，豈竟毫無主見，任令滋擾”為理由將徐繼畬革職并召回北京。[br] 前已論及，徐繼畬是一位敢于抵抗英國侵略的愛國者，在神光寺事件中，他基于對英國情況的詳細了解，也基于對福州民情了解，采取不以微小事端釀成大的外交沖突的做法，是無可指責的。但是有些關于中國近代史上的學述著述，卻把徐繼畬的此舉說成是不敢開罪洋人的妥協(xié)行為，這是慎得商榷的。福州紳民對外國人持有敵視情緒，當然完全可以理解，但以“華夷之辨”的觀念來處理當時的外交，并不一定能達到保衛(wèi)國家利益的目的。[br] 在徐繼畬的著述生涯中，《瀛環(huán)志略》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徐繼畬晉京升見。道光皇帝詢問海外形勢與各國風土人情，他具所知答對，道光皇帝遂責成他纂書進呈。徐繼畬發(fā)奮努力。隨時采訪，廣為搜集資料，公余著述。《瀛環(huán)志略》初名《輿地考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初稿完成，改名為《瀛環(huán)考略》。其后，他繼續(xù)采尋西人雜說，詢問西方官員，參閱魏源《海國圖志》（初版），補充疏漏，使《瀛環(huán)考略》日臻完備，定名為《瀛環(huán)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初刻于福建撫署。同治四年（1865年）經沈桂芬大力提倡，董恂奏準，由總理衙門主持重刻，次年刻成。該書分10卷，分裝6冊，總分圖共44幅。書中先為總說，后為分敘，圖文并茂，互為印證，于各洲之疆域、種族、人口，沿革、建置、物產、生活、風俗、宗教、盛衰，以及列國比較，皆言之頗詳，亦間有議論。[br] 《瀛環(huán)志略》一出世，便受到國內外有識之士的高度重視。曾任到福建巡撫的劉鴻翔贊譽此書是“百世言地球之指南”。福建道員鹿?jié)砷L說該書“于國家撫馭之策，控制之方，實有裨益”。郭嵩燾初以《瀛環(huán)志略》述英法諸國之強，以為過，后出使英國，才嘆曰：“徐先生未歷西土，所言乃確實如是，且早吾輩二十余年，非深識遠謀加人一等者乎？”《瀛環(huán)志略》傳往日本后，受到廣泛重視，被認為是“通知世界之南針”，有助于他們的維新變法。因此，他們多次刊印此書，在“辛酉版”（1861年刻）中還將書內的未用名詞分譯日文和英文。咸豐三年（1853年）六月，浙江寧波府集《瀛環(huán)志略》書中有關介紹美國和推崇華盛頓的文字，鐫刻贈送美國，被砌于美國首都華盛頓紀念塔第十級內壁上。后來，徐繼畬的名字被美國收進了《世界名人錄》。[br] 徐繼畬在《瀛環(huán)志略》中不僅介紹了西方的科學技術，還介紹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在敘述華盛頓領導美國人民取得了獨立戰(zhàn)爭的勝利并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同時，認為美國的民主制度與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大同社會”的精神是一致的，并且評論說：美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guī)，公器付之公論，創(chuàng)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又說：“華盛頓，異人也……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chuàng)為推舉之法，幾乎天下為公，侵侵乎三代之遺意”�？傊跺h(huán)志略》介紹并推崇美國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和資產階級革命的領袖人物，這在當時來說，確系首創(chuàng)，給予中國當時的思想界以及后來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以重大影響。資產階級維新思想家康有為在讀了《瀛環(huán)志略》之后才“知萬國之故，地球之理”，并把此書列為他講授西學的教材之一。梁啟超在讀了《瀛環(huán)志略》后“始知五大洲各國”，并認為中國研究外國地理是從《瀛環(huán)志略》和《海國圖志》才“開始端緒”。這些維新思想家都從《瀛環(huán)志略》中汲取了營養(yǎng)，促進了他們進行資產階級維新變法的實踐。[br] 徐繼畬十分熱愛中國古代文化遺產，公務之暇，便潛身研究古代文化。特別是落職歸鄉(xiāng)，在超山書院教書的歲月里，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古代文化遺產的整理。研究之中，評點與撰寫了大量的著作。1989年，山西省三晉文化研究會在五臺縣徐氏后代家中發(fā)現了他的《后漢書批注》手稿，完整無缺，十分寶貴。書中朱墨批注，除文字注釋外，多為評論及闡述己見之批語。在研究《漢書》與《后漢書》的基礎上，徐繼畬于平遙超山書院講學時開始撰寫《兩漢郡國今地考略》，至咸豐八年（1858年）已撰成《兩漢幽并涼三州今地考略》，又撰《沿邊十郡考略》，又撰《沿邊十郡考略總論》。徐繼畬還深入研究了方志學，對地方志的撰寫編排體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按自己的理論重新編撰《五臺新志》。[br] 生活在民族危難，社會動蕩的時代，徐繼畬還是一位感時傷懷的詩人，并有詩篇258首。其詩文多飽含憂國憂民思想。他在《咽糠詞》中，把貧苦百姓的艱辛與官衙中的揮霍進行了對比，寫道：“富食米，貧咽糠。細糠猶自可，粗糠索索刷我腸�！薄白蛐卸紩傺妙^，粒米如珠流水溝。對之垂涎長嘆息，安得淘洗持作粥！”這強烈的反差。是對不顧百姓死活的貪官污吏的控訴，也是對貧苦百娃的深切同情。同時，徐繼畬對古代詩歌也進行過認真的研究。據目前所知，有《古詩源評注》等著作�！豆旁娫础肥乔迳虻聺摼庍x的自上古至隋代的古詩和歌謠匯集。徐繼畬對此書隨詩隨批，闡述了自己的見解。民國年間曾刊印出版。1989年，三晉文化研究會在五臺縣徐氏后代家中發(fā)現該書殘本，使我們能目睹徐評的手跡。此外，徐繼畬對八股文有較深的造詣，為清中后期八股文之一大家，曾著有《退密齋時文》，《退密齋時文補編》，編有《舉隅集》和《超山書院課程》等。徐繼畬的大部分著述都收入《松龕先生全集》中。年表
乾隆六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寅時（公元1795.12.4），出生在山西省代州五臺縣(今屬忻州市)東冶鎮(zhèn)東街“司馬第”的清貧的士宦之家；[br] 繼畬早年師從據說是將《石頭記》增補為《紅樓夢》的高鶚作八股文；[br] 嘉慶十七年（1812），十八歲入縣學；次年中舉人；道光六年（1826）中進士,朝考第一,選翰林院庶吉士；[br] 嘉慶十八年起丁父憂在籍，整理完成父親徐潤第的《敦艮齋遺書》。此書以心靈自由為主旨，熔心學、氣學、易學為一爐，深入批駁了宋元以來的官學——朱熹理學，繼畬因此完成迎接西方挑戰(zhàn)的思想準備；[br] 道光十年服闋入都，授翰林院編修；[br] 道光十三年，補陜西道監(jiān)察御史。直言敢諫，揭露貪官，指陳時弊，道光帝讀其《政體宜崇簡要疏》,“大感動，因召對前席，與談時事，至為流涕"；[br] 道光十六年（1836）出為廣西潯州知府,擢福建延建邵道；[br] 道光二十年鴉片戰(zhàn)爭中調署汀漳龍道道員,在漳州前線奮勇抗英；[br] 1842年,繼畬入覲，疊蒙召見，道光帝詢各國風土形勢,奏對甚悉。遷兩廣鹽運使,旬日,擢廣東按察使；[br] 道光二十三年遷福建布政使。道光帝“倚先生為長城",讓他以布政使之職,以專派之員辦理開放廈門、福州兩口通商通行事宜。鴉片戰(zhàn)爭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br] 1844—1848年：1844年春，徐繼畬和美國新教傳教士雅裨理在廈門進行了歷史性對話，中國人始知以古希臘為孤本、為母體的西方現代民主政治思想和制度，始知通過選票取得合法性、創(chuàng)古今未有之局的美國共和政體和華盛頓。徐繼畬又廣泛接觸了西方來華人士，對自己國家的專制制度的合法性和永恒性深表懷疑，五年數十易稿，1848年出版的《瀛環(huán)志略》，率先突破根深柢固的天朝意識和華夷觀念，將中國定位于世界的一隅，引進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價值體系，紀錄了當時世界以民主政體為主導的各國各類政體，宣揚西方民主制度和理念。對通過選民的選票取得合法性的各國民主制度推崇備至，關于華盛頓和美國有兩段按語：“按,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chuàng)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骎骎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杰矣哉。""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guī),公器付之公論,創(chuàng)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在黑暗的東方專制大國點燃了幽微的民主燭光；[br] 道光二十六年授廣西巡撫,未赴官,調福建。閩浙總督劉韻珂以病乞假,繼畬暫兼署總督；[br] 1850年春道光帝逝世,咸豐帝登位,福州巨紳挑起神光寺事件,總督劉韻珂、巡撫徐繼畬均不安于位。；[br] 1851年春被召回京，內貶為太仆寺少卿，即“副弼馬溫”；[br] 1852年上《三漸宜防止疏》，勸咸豐帝勿大興土木，勿耽于女色，勿偏聽偏信。咸豐上諭：“意深辭婉，u2018置諸座右，時時省覽，可當箴銘�！蔽唇浛疾钍谒拇ㄠl(xiāng)試正考官。吏部追論繼畬在閩撫任內軍臺犯官逃脫未報,請議處,罷官歸里。其書在中國因此不甚流行；日本則一再翻刻，普及到一般讀書人之中，大有助于其明治維新。1848年7月4日, 華盛頓特區(qū)為華盛頓紀念塔奠基,并向各州、各國征集紀念物。在來華美國傳教士幫助下,咸豐三年浙江寧波府向美國贈送了一塊花崗巖石碑,用中文刻有徐書中贊美華盛頓總統(tǒng)的上述兩段按語。這塊石碑至今鑲嵌在該塔內西壁200多英尺的高度,表現了東方人的見識，成為中美早期友好關系的里程碑。太平軍北伐,命繼畬督辦上黨防堵。事竣后主講平遙超山書院以自給。其間研讀《后漢書》，探索歷代皇朝周期性盛衰的道理，有批語兩千余條、十余萬字，原書現在山西省博物館；[br] 同治元年回民、捻軍起義,又命督率官紳總辦山西各府州團防；[br] 同治四年（1865）兩宮皇太后命驅其入京，十月,以三品京堂候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br] 同治五年總理衙門重印《瀛環(huán)志略》，“中外奉為指南”，六月補授太仆寺卿；[br]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2.25）任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即中國現代第一所高等學校的首任校長，中國高等教育進入初創(chuàng)時期。他與總署王大臣推出激進的同文館改革計劃,因倭仁等守舊派的阻撓而失敗,日歔欷不自得。同年秋，美國第17任總統(tǒng)安德魯·約翰遜和國務卿西沃德，請著名畫家普拉特，制作了一幅斯圖爾特的華盛頓畫像的復制品,由駐華公使蒲安臣將這幅畫像贈送徐繼畬,并舉行贈送儀式，蒲安臣致辭。徐繼畬答辭稱: “因思貴國中華盛頓首建奇勛,創(chuàng)為世法,以成繼往開來之功,其必傳于世無疑也”，一如既往地肯定民主制度，在時間和地域上的適應性和生命力；[br] 同治七年，為美國新教傳教士、同文館教習丁韙良編的中國第一部系統(tǒng)自然科學聲光電化著作《格物入門》作序；[br] 同治八年二月初二日（1869.3.15）以老病乞休,奉旨以二品頂戴致仕；[br] 同治十二年值繼畬中舉60周年,奉旨準其重赴鹿鳴宴,以惠耆年,并賞給頭品頂戴；[br] 同治十二年三月初三日辰時（1873.3.30）去世。著作的評述
徐繼畬是一位愛國者，是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先驅人物，所著《瀛環(huán)志略》準確精辟地介紹了世界各國的地理位置、歷史沿革、風貌特產、商業(yè)貿易等方面的知識，并且用按語形式精心描述和注釋了自己對他國事物的認識和見解，用簡潔的語言和評論分析了西方各國政治與科學技術、經濟狀況等等，為近代中國人認識世界打開了門窗。徐繼畬盛贊美國第一任總統(tǒng)華盛頓的豐功偉績及其創(chuàng)立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創(chuàng)舉，對華盛頓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其認識高度至今難以超越。評價
徐繼畬的華盛頓論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典范意義[br] 徐繼畬對華盛頓的評價，是他在無所依傍、無所繼承、無所參考的情況下獨立做出的，這反映了他的高見卓識。在徐繼畬之后，中國知識界有的繼承、演繹，有的發(fā)展、深化了徐的評論，其大框架依然是事功與道德，其主要方面，依然是創(chuàng)立民主制度與個人高尚品德，而這兩點，都是徐繼畬開創(chuàng)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徐繼畬的華盛頓論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典范意義。[br] ——熊月之：上海市社科院副院長、歷史所所長、研究員[br] 徐繼畬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破冰醒世之功[br] 徐繼畬的開放思想形成與其所處時代相關，更與早年博學多聞、后來在福建等沿海省份與西方人廣泛接觸的實踐活動密切相關；他擺脫了傳統(tǒng)的羈絆和束縛，思想開放的程度大大超越了同時代的清朝官員和其他的思想家；社會轉型時期，不同的思維、不同的方法帶給權力中心人物不同的政治命運。徐繼畬的開放思想及其實踐活動，給中國近代化留下深刻啟示和借鑒，那就是打破堅冰，喚醒國人，發(fā)展先進生產力及其生產關系，實現強國富民的偉大目標。[br] ——孫麗萍：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br] 徐繼畬是近代著名愛國主義者[br] 鴉片戰(zhàn)爭時期，徐繼畬主張積極抵抗外來侵略。戰(zhàn)后徐繼畬對外交往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都是正視列強入侵，主張“鎮(zhèn)靜為主”，力求“民夷兩安”，試圖掌握對外交往的主動權。徐繼畬也有力不從心、向外國侵略者妥協(xié)退讓的時候。在處理神光寺問題上，徐繼畬采取了借用民力釜底抽薪的辦法，這正是他處理對外事務的一貫態(tài)度。而當時各方強加給徐繼的“強民從夷”、“抑民奉夷”之類的指責是不負責任、缺乏事實依據的。[br] ——邵雍：上海師范大學中國近代社會研究中心、歷史系教授、博導[br] 徐繼畬第一個提出了“變局論”[br] 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后，徐繼畬的言行，表明他是這個時期禁煙派、抵抗派的代表人物，與林則徐等人一樣，捍衛(wèi)了國家的主權與尊嚴。徐繼第一個指出 “變局論”（“此古今一大變局”），并提出備戰(zhàn)和戎、平等外交的主張。“和”是戰(zhàn)后徐繼畬等人（包括道光帝）處理中外關系的基本原則，因此，有必要重新認識鴉片戰(zhàn)爭中的“戰(zhàn)”與“和”。以“戰(zhàn)”打天下，以“和”治天下，歷史就這樣在反復交替中前進，歷史人物也就在歷史活動中展現他的真實面貌。[br] ——徐松榮：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br] 在被動對外開放中徐繼畬實現了學術轉向[br] 徐繼畬的輿地考證從西北到東南、從陸地到海洋的轉向，是他嘗試貫通中外歷史地理、介紹海外新知識的連結點。利用中國海洋圖書與雅裨理的口述相對接，以中國海洋經驗驗證西方知識，是《瀛環(huán)志略》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重新“發(fā)現”中國海洋史，含有冀望中國在海洋突圍再起的深意。借鑒歷史，反思對策，反映了徐繼畬海洋意識的感悟與覺醒。另外，經過了考證與推測后，初步可以斷定：《瀛環(huán)志略》并非道光皇帝授意撰寫。借此機會以正視聽。[br] ——楊國楨：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導[br] 徐繼畬教會國人通過認識世界來認識自身[br] 徐繼畬首次把整個世界描述為 “大海所環(huán)繞的陸地”，《瀛環(huán)志略》的命名標志著中國人對世界地理空間的認識從傳統(tǒng)“畿服”理論到近代地理學的轉變，并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中國政治思想、外交政策等領域的近代化進程。[br] ——王尚義：太原師范學院院長、教授、博導[br] 徐繼畬“以商制夷”的思想影響了中國近代進程[br] 徐繼畬 “以商制夷”的對外策略思想，發(fā)端于家鄉(xiāng)的晉商氛圍、本人兼收并蓄的開放學風、沿海任職的親身經歷；形成于《瀛環(huán)志略》中對世界格局的冷靜考察與判斷；實踐于以處理福州洋人入城事件等一系列對外交涉活動，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br] ——劉曉麗：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員[br] 開放與傳統(tǒng)——徐繼畬的二重性[br] 作為睜眼看世界的思想先驅之一，徐繼畬具有開放的一面，主要表現在世界觀、對西方民主制度的關注等等；作為一個深受傳統(tǒng)文化浸潤的士子，徐繼畬的身上又打著不可磨滅的傳統(tǒng)的烙印，他忠君、他推崇八股文、他為了子嗣而納妾……集“開放”與“傳統(tǒng)”于一身的徐繼畬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兼收并蓄接受 “外部世界的信息”，“向中國的維新邁進了決定性的一步”；另一方面他又屈從于傳統(tǒng)，自覺不自覺地去迎合社會的主流意識。[br] ——雒春普：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員[br] 徐繼畬善用折中的方法處理對外關系[br] 徐繼畬很大程度上拋棄了傳統(tǒng)的華夷觀念，通過自己的實踐，采用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向國人介紹外面的世界，且用折中的辦法解決相關事務。徐繼畬給外交以一定的空間，成為中國近代啟蒙思想的先驅。[br] ——馮素梅：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br] 《瀛環(huán)志略》孕育著近代民族觀念[br] 由傳統(tǒng)民族意識向近代民族觀念的跨越，是一個艱難而復雜的歷史過程，從“華夷”向“中西”話語的轉型，則是這一歷史性跨越的基本前提�！跺h(huán)志略》面對的是一個完全的“華夷”話語的時代，徐繼畬的《瀛環(huán)志略》卻特立獨行地放棄以“夷”來指稱西方各國，建構起一種具有近代意義的話語模式，構建了從傳統(tǒng)觀念的“天下”到近代意義的“世界”的新的認知體系。它為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轉型和凝練，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基石和歷史資源。[br] ——王先明：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中心暨歷史學院教授、博導[br] 徐繼畬及其《瀛環(huán)志略》成為西方人觀察中國的風向標[br] 19世紀中葉，徐繼畬及其著作是西方人特別是傳教士們觀察中國的風向標。弼萊門的書評 《一部新的中文地理書》，主要翻譯《瀛環(huán)志略》的內容；衛(wèi)三畏的文章，則注重《瀛環(huán)志略》的學術意義。在中國人眼里作為觀察世界之窗的《瀛環(huán)志略》，在西方人眼里卻成為探詢中國文化的一條路徑。傳教士們還認為，《瀛環(huán)志略》的刊行能夠在知識和思想的層面幫助他們的在華事業(yè)。[br] ——吳義雄：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教授、博導[br] 《海國圖志》以博見長《瀛環(huán)志略》以精取勝[br] 《海國圖志》以博見長，《瀛環(huán)志略》以精取勝�！跺h(huán)志略》之長在“開眼看世界”，當時中國最高水平的世界歷史地理書是《瀛環(huán)志略》。《海國圖志》之長在主張“師夷長技”，亦即向西方學習，而向西方學習是鴉片戰(zhàn)爭以來歷史發(fā)展的潮流，因此其歷史地位要在《瀛環(huán)志略》之上。[br] ——鄭大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導[br] 《瀛環(huán)志略》的開拓創(chuàng)新[br] 沖破天朝帝國羅網，立足全球，放眼世界，是全書框架結構的開拓創(chuàng)新；關注發(fā)展變革，揭露英國驟富，贊譽美國民主，代表了記述內容的開拓創(chuàng)新；方志體與史書體混合運用，得心應手，融為一體，是編修體例的開拓創(chuàng)新。[br] ——張海瀛：山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br] 《瀛環(huán)志略》是一部宣揚近代進步思想的教科書[br] 徐繼畬《瀛環(huán)志略》運用近代地理學理論和科學方法，記述五大洲、四大洋的地理形勢和世界各國風土人情、歷史沿革、山川城郭，地圖繪制精細，方位準確。在寫作風格和體例上也有突出特點：中國傳統(tǒng)的輿地學觀念，史地兼?zhèn)涞闹鲲L格，初步形成近代城市功能的觀念�！跺h(huán)志略》反映了徐繼畬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師夷制夷的開放思想，曾經作為教科書進入京師同文館學堂。[br] ——宋大川：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長、研究員[br] 《瀛環(huán)志略》展現了一個真實的地球和世界[br] 科學的態(tài)度、求實的精神、正視現實的勇氣，是徐繼畬所追求的，也是貫穿《瀛環(huán)志略》的靈魂�！跺h(huán)志略》沖破了思想與社會習俗的約束，勇于承認他國的優(yōu)點，勇于承認自己的不足，展現了一幅幅世界各國真實的社會畫卷，也表現了作者的價值觀和開放心態(tài)。[br] ——郭春梅：太原師范學院社科系教授[br] 徐繼畬為國人認識世界開啟一扇窗[br] 徐繼畬的《瀛環(huán)志略》是中西文化對峙下中國對西方重新審視的杰作�！跺h(huán)志略》確立了中國是世界一國的概念，揭示了工商可以富國的道理，表達了對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關注和欣賞。[br] ——殷俊玲：太原師范學院社科系教授[br] 徐繼畬的多元文化觀[br] 徐繼畬最早拋棄陳腐的華夷觀念，接受了近代地理學的宇宙觀，認同多元的世界及文明�！跺h(huán)志略》承認了在儒學之外存在的各種宗教，也是世界文化的部分，但是從作者流露的感情分析，他仍然認為儒學是最合理、完美的學說。[br] ——秦艷：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人員[br] 徐繼畬的新思維攜帶著西方文明的影子[br] 1865年，徐繼畬入職清朝總理衙門，《瀛環(huán)志略》由總理衙門刊印，提高了中國人對西方的認知程度。以總理衙門大臣的身份兼職同文館總管，為徐繼的系列革新提供了有力支撐。然而，徐繼畬作為一個對西方有著深刻認知的中國士人，他對同文館進行的變革努力攜帶著許多西方文明的影子，因此受到以倭仁為代表的頑固派的攻擊最終導致失敗。[br] ——冀滿紅：暨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主任、教授、博導[br] 徐繼畬是堅定的愛國者是睿智的外交家[br] 政治力學和政治行為心理學為研究政治、政治家和政治行為提供了科學的基本思路。徐繼生平事跡給予我們重要啟示：國家興亡，世界和諧，匹夫有責。必須勇敢客觀面對世界和面對自己。寄望明君和清官，不如確立嚴謹高效的民主與法治。[br] ——方強：陜西省司法廳原副廳長、西北政法學院教授[br] 先知先覺的鄉(xiāng)賢徐松龕[br] 松龕先生160年前刊行《瀛環(huán)志略》，介紹世界形勢及政治、經濟、國際關系，期望清朝廷正確認識中國的環(huán)境，挽救危局。其見廣明思，履霜知冰，對中國的維新、革命，抵抗列強瓜分，多次度過被滅亡的難關，而最終由弱變強，的確影響至深。他是一位先知先覺者。[br] ——原馥庭：臺北《山西文獻》發(fā)行人[br] 徐繼畬關心臺灣事務[br] 徐繼畬任福建巡撫多年，期間留下80余件有關臺灣事務的奏折，集中在臺灣糧價、刑案、造船經費、駐臺官兵俸餉、官員升遷、防備英人對臺野心等幾個方面。[br] ——席涵靜：臺北 《山西文獻》社長、總編[br] 《瀛環(huán)志略》在日本幕府時代有影響[br] 日本文久辛酉版《瀛環(huán)志略》透露出的信息是，日本幕末志士仁人勇敢突破了江戶幕府實行200多年的鎖國令和禁止基督教書籍輸入政策，他們突破了朱熹宣揚的華夷觀念，而中國的華夷思想投胎轉生到狹隘民族主義之中。[br] ——任復興：徐繼研究會會長、忻州日報記者[br] 徐繼畬是思想上帶動洋務變法和明治維新的前瞻先知[br] 徐繼畬不只是一位山西鄉(xiāng)紳，而是思想上帶動洋務變法和明治維新的前瞻先知。美國國會圖書館現藏徐繼的《瀛環(huán)志略》多種版本，都在說明徐繼畬是一位從山西到華盛頓的中美外交使者。他對美國第一任華盛頓開創(chuàng)的民主制度的贊揚，永久鐫存在華盛頓紀念碑上。[br] ——居蜜：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學術研究部主任、博士[br] 徐繼畬的教育理論與實踐[br] 徐繼畬的教育觀體現在學校教育中，教育的內容可以說是家庭教育的照搬和延伸。徐繼畬一生奉行“經世致用”，他的《瀛環(huán)志略》中處處體現著重視科技和教育的理念，表現中體西用、洋為中用的教育觀。[br] ——高春平：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所長、研究員[br] 徐繼畬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篳路藍縷的先驅者[br] 時勢的變化使遲暮之年的徐繼畬重新回到政治舞臺上，成為總理衙門大臣和首任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在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館、招考科甲正途人員一事的論爭中，與總理衙門的同事們一道取得了形式上的勝利，卻遭受到實質上的挫折。同文館的擴大計劃沒能如當初的設想來實現，但是徐繼畬的努力畢竟為同文館創(chuàng)造了通向更廣闊發(fā)展空間的可能性。[br] ——林齊模：北京大學校史館助理研究員[br] 徐繼畬的教育思想與實踐活動影響巨大[br] 徐繼畬削職為民后，任平遙超山書院山長八年之久。他以嚴謹的治學態(tài)度，督課學子，潛心學術，培養(yǎng)后進，大大提升了超山書院的影響。同時，其開放思想也潛移默化影響著當地學子，對平遙的教育產生了有力的推動作用。[br] ——宋麗莉：山西省社會科學院人文中心副主任、助理研究員[br] 徐繼畬與晉商[br] 徐繼畬生活的年代，正是晉商在國內外商界活躍的時期，徐氏作為山西籍人氏，他知曉儒學，悉通外務，同時對晉商的興衰之事、經營之道，也非常關注。他曾為晉商族人多次撰寫“壽序”，對為蒙古地方與內地商貿的開放是晉商興起原因也有探索。[br] ——張舒：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人員[br] 徐繼畬對家鄉(xiāng)有著卓越貢獻[br] 徐繼畬的一生，都同家鄉(xiāng)有著密切聯(lián)系。為官時清正廉潔，關注山西地方政務，為整肅吏治作了諸多努力。退職還鄉(xiāng)后督辦團練，維持地方治安；書院講學時全身心致力地方教育，同時關注地方商業(yè)的發(fā)展。徐繼畬對家鄉(xiāng)做出了不朽的貢獻。[br] ——趙俊明：山西省社會院歷史所助理研究員[br] 山西并不閉塞[br] 閻宗臨先生曾以中西交通史為學術專長，本人也是一個走向世界的山西人，他曾經注釋法顯的《佛國記》、劉祁的《北使記》、劉郁的《西使記》和樊守義的《身見錄》，曾準備研究徐繼畬，但沒能完成。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得出“山西雖然是內陸省份，但并不閉塞”的結論。山西與世界的聯(lián)系，是山西地方史研究的重要領域。[br] ——閻守誠：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br] 學界應重視研究徐繼畬及其《瀛環(huán)志略》[br] 徐繼畬近代化思想是學界關注的中心問題，對于徐繼畬的愛國思想、徐繼畬與外部世界的交往關注度也很高。《瀛環(huán)志略》是近代中國人探求外部世界過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進一步深化徐繼研究，依然是中國近代史乃至中國改革開放史研究的新課題。[br] ——岳謙厚：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br] 倡議成立全國性的徐繼畬研究會[br] 山西和廣東兩省都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兩省對本土的歷史文化都很重視。廣東的近代歷史文化名人，如屈大均、容閎、康有為和梁啟超，與徐繼畬或相似，或相同。倡議應以山西為主，成立一個以北京、山西、廣東、廣西、福建聯(lián)合起來的全國性的徐繼研究會，各省設立分會，促進徐繼研究的深入進行和不斷提高。[br] ——丘克軍：南方報業(yè)傳媒集團副總編輯、編審[br] 要用開放的心態(tài)研究徐繼畬[br] 《瀛環(huán)志略》是徐繼畬經幫治國的傳世力作，是向國人介紹近代世界大勢的優(yōu)秀著作，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的一座豐碑。用開放的胸懷來著眼大勢，全方位的開放可以為改革提供動力、壓力和活力。我們應該用現代的眼光和時代的高度重新審視、認真研究徐繼畬及其著作，應該迅速把徐繼這個重要歷史人物搬上銀幕，搬上舞臺，讓世界重新認識山西。[br] ——郭裕懷：原山西省政協(xié)主席[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