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不韋字公先，其父蘇謙。東漢時為魏郡督郵，為官清正。時李胃任美陽縣令，貪贓枉法，無惡不作，地方官吏無人敢惹。蘇謙督察美陽縣積案時，發(fā)現(xiàn)了李的罪證，上書彈劫李屬。漢靈帝時，李屬升任司隸校尉，借故將蘇謙收獄，嚴刑拷打致死，拋尸野外。時蘇不韋僅18歲，身負年邁的母親投奔仇池山避難。自己則隱姓埋名，變賣家產(chǎn)，召募劍客，想乘李屬渴漢帝陵時進行截擊。不巧李昌因故未去，蘇不韋的計劃落了空。后來李計升為大司農(nóng)，和妻妾在官邸中過著花天酒地的日子。蘇不韋和劍客向此官邸挖地道，經(jīng)一月多，地道的出口就挖到李母床下，趁一黑夜，從地道沖出,用利刀向床上刺去。這時恰巧李骨上廁所，揀了一條命。愛妾和幼子都被刺死。蘇不韋臨走留信表明，事情是自己干的。此后，李胃在臥室里布滿了荊棘，在床下鋪上木板以防刺客，一夜之間要換幾個地方。蘇不韋知道李材有防備，就到魏郡,掘開了李毋之父的墳墓，將其父之頭祭奠蘇謙，并將此頭置于市場，標字“李暠父子”昭示眾人。李屬既受此奇恥大辱，又擔心蘇不韋復仇，恐俱怒氣，吐血而死.蘇不韋這才埋葬了父親，并為之發(fā)喪。和海光和二年 (179)任上祿縣 (今西和六巷鄉(xiāng))縣令。東漢末年，宦官貴戚把持朝政，政治腐敗,李膺、范澇等上疏反對�；鹿偕蠒�誣告李、范等人收買太學生，串連郡國學生，結成死黨，誹謗朝廷，擾亂社會風俗,桓帝大怒，延熹九年 (166)下詔逮捕黨人，并向天下公布罪行，要求天下共同聲討,到了漢靈帝光和年間，打擊黨人又擴大化，死亡、流放、罷官禁錮的共達六七百人，連他們的親族、學生、屬官都不放過,在這樣的情勢下，和海冒著免官、甚至殺頭的危險，給漢靈帝上書說: “按照祖先的禮儀，兄弟分家另住.恩義已輕，孝服都要減輕。《左傳》有言.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現(xiàn)在懲治黨人,罪及五族，即不合祖先的禮儀，又違背傳統(tǒng)的法規(guī),”靈帝看畢，有所覺悟，加之在中平元年 (184)黃巾大起義暴發(fā)，靈帝宣布大赦黨人，流放的都準許返回故鄉(xiāng)。

蘇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暠為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后監(jiān)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xiāng)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征，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后私至洛陽，時暠為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暠又因刑其尸，以報昔怨。

不韋時年十八，征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xiāng)里，瘞而不葬，仰天嘆曰：“伍子胥獨何人也！”乃藏母于武都山中，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暠于諸陵間，不克。會暠遷大司農(nóng)，時右校芻B068在寺北垣下，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B068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jīng)月，遂得傍達暠之寢室，出其床下。值暠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暠大驚懼，乃布棘于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wèi)，不韋知暠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于市曰“李君遷父頭”。暠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xiāng)里，私掩塞冢槨。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fā)病歐血死。

不韋后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fā)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惟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強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眾，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尸，以舒其憤，竟無手刃后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孑立，靡因靡資，強仇豪援，據(jù)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焦慮，出于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為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暠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惟匹夫，功隆千乘，比之于員，不以優(yōu)乎？？議者于是貴之。

后太傅陳蕃辟，不應，為郡五官掾。初，弘農(nóng)張奐睦于蘇氏，而武威段颎與暠素善，后奐、颎有隙。及颎為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颎既積憤于奐，因發(fā)怒，乃追咎不韋前報暠事，以為暠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鴆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可飲此�！辟t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即時收執(zhí)，并其一門六十余人盡誅滅之，諸蘇以是衰破。乃段颎為陽球所誅，天下以為蘇氏之報焉。

由婞直而權謀

黨錮名士以生命來演繹婞直，意味著這是婞直之風最淋漓也是最后的表演方式。袁宏在贊賞黨錮名士的“肆直之風有益于時”的同時，就已看到此風將“使天下之人自置于必死之地”。事實上兩次黨錮之禍，“天下豪杰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為黨人”(77)，“天下善士”幾乎被一網(wǎng)打盡。司馬光對黨人孤注一擲的方式持否定態(tài)度，認為“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又認為黨錮名士中，“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與司馬光持相同看法者尚有其人(78)。實際上黨錮名士在事件之中及其之前、之后，對士林婞直之風持保留態(tài)度者亦有其人，與態(tài)度不同相應的是表現(xiàn)有異。試大別為以下幾類。

　�。�1）黨禍之前的清醒派。受縣令王渙資助而赴洛陽上太學的仇覽，對太學生忙于交際求名、“章句漸廢而多以浮華相尚”的風氣非常不滿，自己仍堅持讀書，認為：“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這是浮躁氛圍中難得的冷靜者。又申屠蟠：“嘗游太學，退而告人曰：昔戰(zhàn)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爭為擁彗先驅(qū)，卒有坑儒之禍，今之謂矣�！痹趭�直之風熾盛之時，申屠蟠已先知先覺地預見到士林婞直之風必將帶來悲劇性后果，作為眾人皆醉中的獨醒者，其內(nèi)心之痛苦可以想見，所以他“乃絕跡于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79)。旨在逃離現(xiàn)場，以免看到不愿看到的情景。清醒派中還有郭林宗、徐稚一類，他們對士林的婞直和抗爭在挽救東漢危局的作用上，持悲觀，不如說持絕望態(tài)度。郭林宗曾說：“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卦在明夷……吾將巖棲歸神，咀嚼元氣……為優(yōu)哉游哉，聊以卒歲者�！彼�判斷時局大壞，無可挽救，雖說是參據(jù)天象、卦卜，恐怕主要還是基于“人事”。徐稚則傳語郭泰：“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因而他們都對婞直之風保持一定距離，并始終處于不仕的狀態(tài)。所以作為“八顧”之首的郭泰，“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泰卻因無“危言核論”即無“誹訕朝廷”之語而得免。但在陳蕃、竇武被害，第二次黨錮之禍大批殺害黨人之時，“林宗哭之于野，慟”(80)，于次年春以42歲英年而死，不能說與他對時局的憂慮和絕望無關，我一直以為他是非正常死亡。

　�。�2）黨禍中的求生派。首先是前面說到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的張儉，他一直活到建安初年，享年84歲，可能是黨錮名士中年壽最高者。對張儉這種“孽自己作、空污良善”的行為極為不滿的夏馥，為八顧之一，本傳稱黨禍事發(fā)，他“翦須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為冶家傭”。其弟夏靜好不容易找到他，他卻說：“吾以守道疾惡，故為權宦所陷。且營念茍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逼埲�性命是他在黨禍之后的唯一追求。賈彪和何颙，在黨禍發(fā)生后都致力于營救黨人。前者在第一次黨禍之后，通過游說上層，促使桓帝將黨人赦歸鄉(xiāng)里。后者在第二次黨禍之后，“乃變姓名亡匿”，同時接濟窮困黨人，幫助被通緝的黨人逃隱，“全免者甚眾”。總之，他們力求將名士的犧牲減少到最低限度，不是一味的輕死重氣。

　　（3）黨禍中和黨禍后的策略派（吉川忠夫氏稱之為權謀派(81)）。在黨錮名士中，潁川陳寔的表現(xiàn)是很與眾不同的。第一次黨禍時，“逮捕黨人，事亦連寔，余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請就焉”，其自動投獄，是出于穩(wěn)定士心。其后宦官張讓父死歸葬，“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吊焉”，表現(xiàn)了他對當時盛行的“婞直”之風，持有保留態(tài)度。以后“（宦官）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在客觀上緩和了名士與宦官之間的尖銳對立，挽救了一大批黨人的性命，為爾后潁川名士輩出留下了種子。同為潁川籍的荀爽，因黨事逃亡十余年后，于董卓執(zhí)政時被迫出仕，“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即懷疑荀爽的出處是否合乎道義。范曄推原其情，“以為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其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82)，他舉出荀爽不顧個人安危，在遷都問題上營救楊彪、黃琬，又與王允、何颙謀誅董卓，以挽救漢皇朝（“幾振國命”），以證明荀爽的出仕，正是為了匡時濟民。

　　第一次黨錮之禍之后，當陳蕃、竇武謀誅宦官時，“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83)，將“婞直之風”推到鼎盛點。然而，當限于輿論范圍的“清議”從批判的武器演成武器的批判，也推促了士林婞直士風的謝幕，因為亢奮中的名士們早已自信到喪失理智，本應高度機密的武裝政變，竟在動手前已天下皆知，注定了這次軍事行動的失敗命運。在陳、竇覆敗后的第二次黨禍中，黨人幾乎被捕殺殆盡，“婞直之風”的主體作為一個群體既不復存在，這種風氣本身自然歸于歇滅。形勢出乎意料的逆轉(zhuǎn)，主觀愿望與客觀現(xiàn)實間的強烈反差，使士人們的信念受到了嚴峻挑戰(zhàn)，史料表明，他們甚至開始懷疑自己匡正天下的能力，由失望、恐懼，走向懷疑、彷徨。與此同時，士林也發(fā)生了群體性轉(zhuǎn)變。

十、從名節(jié)到苦節(jié)

　　北宋程頤說：“東漢之士多名節(jié)，知名節(jié)而不知節(jié)之以禮，遂至于苦節(jié)。故當時名節(jié)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jié)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84) 按程頤所論，雖無論證，蓋本于《周易》“節(jié)卦”卦辭“苦節(jié)不可貞”之義。孔疏據(jù)王注而總括卦辭之義有云：“《彖》曰："節(jié)以制度。"《雜卦》云："節(jié)，止也。"然則節(jié)者，制度之名，節(jié)，止之義。制事有節(jié)，其道乃享，故曰"節(jié)、亨"。先須得中，為節(jié)過苦，傷于刻薄，物所不堪，不可復正，故曰"苦節(jié)不可貞"也�！�(85) 伊川據(jù)以揭示東漢魏晉間士風轉(zhuǎn)變的過程及原因名節(jié)之極而至苦節(jié)、苦節(jié)之極而至誕節(jié)（詳下文），是極為深刻的。尚須追問的是，名節(jié)為何要“至于苦節(jié)”，苦節(jié)又為何要趨于“極”呢？如果先說結論的話，它與漢代的察舉制度有關，這是漢魏士風及其主體轉(zhuǎn)變的內(nèi)在原因。

　　自西漢武帝尊崇儒術，特別是“好儒”的元帝之后，經(jīng)學大盛，儒生日多。成帝時太學“增弟子員三千人”。東漢光武帝“愛好經(jīng)術”，明帝親臨太學典禮，至順帝時“游學增盛，至三萬余生”，郡國學生尚不在其內(nèi)。民間經(jīng)師開私學授徒，“傳業(yè)者浸盛”，門生數(shù)量眾多，或“編牒（學生名冊）不下萬人”，如汝南蔡玄門下，“其著錄者萬六千人”(86)。儒生的出路只有學優(yōu)而仕一條，開門授徒也不過是這一條道路的延伸應“學優(yōu)”而生。東漢“內(nèi)外官及職掌人”即所有官職為15萬余人，察舉�？疲ㄐ⒘�、秀才、博士弟子等）每年不會超過500人，其他特科、特舉數(shù)量有限，且不穩(wěn)定(87)。而在東漢中后期，在太學乃至私學習業(yè)的儒生，總數(shù)以十萬計，都擠在入仕這一條獨木橋上，競爭的激烈程度可以想見，即蔣濟所謂“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88)。而東漢中后期又是宦官專權的時代，其“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子弟支附，過半于州國”，“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89)，占去大量職位，從而使士人向上流動的通道變得更加狹窄，也使士大夫集團與宦官勢力的矛盾更加激化，這也是黨錮事件發(fā)生的重要原因。而促使士風改變的根本原因還是士林內(nèi)部的競爭。

　　經(jīng)學之盛，主要原因即如班固所說，在于朝廷“勸以官祿”，“蓋祿利之路然也”�！吧俟�、好學”后因通經(jīng)而任高官的夏侯勝曾現(xiàn)身說法：“士病不明經(jīng)術；經(jīng)術茍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90) 漢代選舉以察舉為代表，察舉又以孝廉為主，秀才（茂才）次之。但“察舉各科，無一不與經(jīng)學有關”。“通一藝以上”是儒生（諸生）入仕所必經(jīng)的考試，東漢順帝朝的“陽嘉新制”，“通家法”即考試經(jīng)術始成為察舉孝廉一個必經(jīng)環(huán)節(jié)(91)。孝廉本為儒家倫理的實踐，故察舉孝廉的中心環(huán)節(jié)還是郡國舉薦，舉薦的重點則在德行，即孝悌與廉讓�？傊�，漢代選舉的主要標準，按照當時的術語就是“經(jīng)明行修”。

　　“經(jīng)明”可以通過自己努力，其成績也便于考察�！靶行蕖眲t取決于他人的觀察和評價。儒家所提倡的以孝為中心的倫理秩序，為由內(nèi)向外、由親及疏的擴展，將起點放在作為一個家族成員的道德行為上，然后推及鄉(xiāng)黨。因此宗族鄉(xiāng)黨的批評，道德所施對象的評價，也就是所謂“鄉(xiāng)里清議”、“鄉(xiāng)論”，就成為選舉上最重要的憑藉和標準(92)�？�國對孝廉的舉薦，其根據(jù)就是被舉薦者在鄉(xiāng)黨的名望，可見“行修”要取得好的成績，實取決于名望�！懊�士”的古義為名望高而不仕者，習見于東漢的“名士”稱號未必不仕，卻必為名望高者。范曄在《后漢書·方術列傳》“論”中稱“漢世（東漢）之所謂名士者”：“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所謂“刻情修容”就是矯揉造作以表現(xiàn)“行修”，“依倚道藝”即依托經(jīng)術也就是“經(jīng)明”，“就其聲價”便是憑借上述兩條以博取名望，高抬身價(93)。所謂“弛張趣舍，時有未純”，則指通過不正當?shù)氖侄尾┤∶�望；“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乃指這樣的名士并不能通達事理、應付時需。范曄所論，真實地刻畫了東漢士林的風氣，當時察舉上的競爭，在“經(jīng)明”上固然也有表現(xiàn)，如“守文之風”除了造成章句繁瑣之外，據(jù)《后漢書·儒林列傳》，還“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jīng)字，以合其私文”者，即為明顯作弊。但競爭主要還是表現(xiàn)在“行修”上。

　　作為儒家倫理實踐的“行修”，具體體現(xiàn)為禮教或曰名教，包括小至言行舉止的中禮，大至對三綱五常的遵循。當時太學諸生，有專門的服裝，要習矩步。《后漢書·儒林列傳》稱光武帝建武五年（29）“修起太學”后，“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迤）乎其中”。列于《儒林列傳》中的杜撫，“沉靜樂道，舉動必以禮”；他的學生周燮，《后漢書》本傳載其“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但禮之大者莫過于喪禮，鑒于“生孝”難以考察，故服喪便成為孝的主要表現(xiàn)形式。如上文所述，在原涉生活的西漢成帝時代，少有依禮行三年喪者，但到兩漢之際特別是進入東漢后，行三年喪的就多了起來。光武帝時“雅稱儒宗”的韋彪，《后漢書》本傳稱其“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脊骨立異形，醫(yī)療數(shù)年乃起”。他后來“舉孝廉”可謂名副其實。至遲在安帝時行三年喪已普遍化，其后士人為了在“行修”上有異常表現(xiàn)，于是有突破之舉。安帝時汝南薛苞，“喪母，以至孝聞”，父及繼母死后，又“行六年服，喪過乎哀”；苞與其侄分家時，“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其荒頓者”，“器物取朽敗者”。廉即讓，讓名讓財，薛苞真是既孝且廉，宜乎公車特征拜官，“受祿致禮”，乃實至而名歸(94)。宗室東海王臻及弟蒸鄉(xiāng)侯儉以及袁紹都是服喪六年，因父死時年幼，長大后又補服三年。又有為長官、舉主、恩師制服守喪者，為同僚、同窗千里奔喪者(95)。讓爵讓財者，亦多不勝舉，如鄉(xiāng)侯鄧邯死后，其子鄧彪讓其爵位于異母弟鄧鳳，張禹父卒后，以田宅讓其伯父，韓棱以父財數(shù)百萬讓給從弟韓昆(96)。以上都是對儒家喪禮和漢代法定爵位、財產(chǎn)繼承方式的突破。趙翼《廿二史札記》“東漢尚名節(jié)”條將這種現(xiàn)象與當時的選舉制度聯(lián)系起來：“蓋當時薦舉征辟，必采名譽，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為茍難，遂成風俗�！逼鋵崠|漢人應劭《風俗通義》所列“愆禮”、“過譽”諸篇，就是針對這類現(xiàn)象進行批評的。如他在《愆禮》篇中指出，當時有人在母親、兄弟死后不歸家服喪，卻為長官、舉主服喪，難道“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嗎？實因后者“皆在權威之門”，“庶福報耳”，就是希望以后在仕途上得到奧援，在社會上獲得名譽。雖然“過”了一些，儒家本強調(diào)中庸，“過猶不及”，但儒家又有“觀過知仁”之說(97)，故還是寧左勿右保險（放心保），寧過而唯恐不及。

　　對禮的突破既根源于要在“行修”上出奇制勝，以獲得作為察舉憑藉的名譽，于是這種突破就有類于打破紀錄的體育競賽(98)，為破紀錄而百計千方，“好為茍難”；同時也一如體育競賽，難免出現(xiàn)虛偽和作弊。后漢服喪上的最高紀錄是桓帝時青州樂安郡人趙宣創(chuàng)造的。他“行服二十余年”，以墓道為居室，“鄉(xiāng)邑稱孝，州郡數(shù)禮請之”�？ぬ�守陳蕃聽到他的模范事跡后，親臨訪問，方知宣“寢宿冢藏”，“孕育其中”，“五子皆服中所生”，這是嚴重違反喪禮的行為，遂大怒而“致其罪”(99)。因為依禮服喪，衣食、住行、起居皆有嚴格規(guī)定，三年下來，大抵如上舉韋彪，“羸脊骨立”，不成人樣，“醫(yī)療數(shù)年”才能康復，死于服喪中的不乏其例。這是孝的作偽。

　　據(jù)《后漢書·循吏列傳·許荊》，荊祖父許武被舉為孝廉后，考慮到兩個弟弟還未出名，就“共割財產(chǎn)以為三分”，而“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從而為兩個弟弟博得了“克讓”也就是“廉”的名聲，均被察舉為官。若干年后，許武又召集“宗親”，哭訴當年分家時自己多占財產(chǎn)，是為了弟弟們的前途，并且又將自己業(yè)已增殖的財產(chǎn)“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而此舉又為許武博得了更高的聲譽，因為過去貪財是為了弟弟當官，是“孝悌”，現(xiàn)在將財產(chǎn)送給弟弟，是“廉讓”，于是“遠近稱之”，官升至“長樂少府”。顯然，這兩次財產(chǎn)分割，都是有預謀的操作、炒作、矯揉造作，是廉的作偽，也是孝悌的作偽。

　　求名之弊的第三種表現(xiàn)，是名士間的“共相標榜”，“以為聲價”，用當時的辭匯，則是“浮華”、“朋黨”、“交會”。對此，前人所論已詳(100)，此不贅述。

由苦節(jié)而誕節(jié)從黨錮名士到魏晉名士

　　我們在上面的分析中認為，伊川所謂“名節(jié)而不知節(jié)之以禮，遂至于苦節(jié)”的深層次原因，在于經(jīng)學的興盛激化了儒生數(shù)量膨脹和選舉資源有限（加之被宦官侵占）之間的矛盾，導致仕途競爭白熱化，最終使察舉制度諸要素變質(zhì)、異化，與當初的目標預設相悖，從而走向崩壞。而伊川所謂“苦節(jié)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則是與上述察舉制度崩壞相表里的名教之治的破產(chǎn)有以致之。這樣一個變化過程，至遲在東漢后期就已見端倪�！讹L俗通義》卷四《過譽》：

　　江夏太守河內(nèi)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為高唐令�！�…為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罪。后為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臥，厥形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睂④妵@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彼�事若此非一也。正如應劭在按語中所說：“《洪范》陳五事，以貌為首；《孝經(jīng)》列三法，以服為先�！币鹿�、冠帶，本是儒家禮樂文明的象征，因而成為官吏、士人的代稱。前面提到東漢太學生的典型形象，就是“方領”、“長裾”、“矩步”、“進止必以禮”。而趙仲讓卻“亂首”“稱狂”，甚至于當眾裸體，這是對當時名節(jié)、苦節(jié)的反動，并開魏晉名士劉伶、王澄、謝鯤、胡毋輔之、阮放、光逸等“散發(fā)裸裎”、“裸體”的先河(102)。而且趙仲讓“宿有重名”，甚至連執(zhí)政梁冀都任其狂放，也許梁冀認為，別人裸體自然是失禮，但對于“絕高士”的趙仲讓來說，不過是演繹其高情逸致的“行為藝術”而已。表明士林風氣及評價標準正在悄然生變。

　　據(jù)《后漢書·袁閎傳》，閎“少勵操行，苦身修節(jié)”。其父任彭城相（職同郡太守），他在“省謁”的來往途中，包括在彭城郡界，“變名姓，徒行”，既不肯暴露郡相之子的身份，又不肯坐父親給他派的公車。其父死于任上，他去迎喪時“不受賻贈”（按照當時慣例是很大一筆錢）。他還拒絕身居高官的叔父袁逢、袁隗的贈饋。這是絕對的廉，到了不近人情的“苦節(jié)”地步。袁閎在護父喪途中，“缞绖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是一種恪遵喪禮到令人感動的至孝。然而當“延熹末，黨事將作”時，袁閎卻不著冠服，“散發(fā)絕世”，“筑土室”自居。其母親死后，他竟“不為制服設位”即不穿孝服、不設母親靈位，與他父親死時所表現(xiàn)出的至孝絕然不同。東漢初年以來，由三年之喪而六年而二十余年，以至服喪期間飲酒食肉，在喪禮上完成了由苦節(jié)向誕節(jié)的轉(zhuǎn)變。時人無法適應諸如袁閎那樣的由“苦節(jié)”一轉(zhuǎn)而至“曠蕩”，故稱閎為“狂生”，認為他精神錯亂了。實際上這是由于袁閎對時局的深深絕望，一并對自己過去所堅持的價值觀（名節(jié)、苦節(jié)）也喪失了信心。這樣的“狂生”是特定時代的產(chǎn)物，無獨有偶，比如列于《后漢書·獨行列傳》的向栩：“少為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發(fā)，著絳綃頭�！�…不好語言而喜長嘯……（后特征）拜趙相。及之官……略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讀《老子》、被發(fā)、不著士服，長嘯，以及當官而不任事，這些在都是爾后魏晉名士的行事特征。而且這種變化不僅僅限于外表、行為�！逗鬂h書·逸民列傳·戴良》：

　　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少誕節(jié)，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騿柫荚唬骸白又�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茍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闭撜卟荒軍Z之。按“誕節(jié)”，《漢書》卷四十《敘傳下》“《漢書》敘”中“陳湯誕節(jié)”條，顏注有云：“誕節(jié)，言其放縱不拘也�！逼湟馀c《晉書·王忱傳》所謂“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jié)”的“誕節(jié)”相同，亦同于《世說新語》篇目之一的“任誕”，也就是上引伊川語中的“曠蕩”。戴良之學驢鳴以娛其母，豈不是與西晉名士孫楚因王濟生前喜愛孫楚作驢鳴，故在濟靈前惟妙惟肖地作驢鳴(103) 相似么？重要的是戴良母親過世后，其兄伯鸞仍恪守喪禮，戴良卻“食肉飲酒”，而且悲傷起來就哭，于禮該哭時未必哭。這些都是嚴重的失禮，但他傷心憔悴（毀容）的程度卻絲毫不亞于他依禮守喪的哥哥。更重要的是他不認為自己失禮，其誕節(jié)行為自有其理論根據(jù)。他認為喪禮是用以限制那些缺乏人倫孝思、邪情蕩佚者的，而他對母親的孝思和哀傷由衷自懷，雖飲酒食肉，也符合禮（別人問他：“居喪，禮乎？”良曰：“然�！保�，因為對他來說，酒肉吃在口里也是苦的，故身心憔悴。惟其如此，他可以超越禮的限制，包括飲食衣著方面的喪禮規(guī)定。他直指禮的人倫本質(zhì)，而不拘守甚至超越其外在形式，可視為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先聲。阮籍服母喪期間照舊飲酒食肉，葬母時“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后臨訣”，“舉聲一號，嘔血數(shù)升”，以致“廢頓良久”(104)。實質(zhì)上也是注重對母親的天然孝思，而無視喪禮的繁文縟節(jié)�？梢哉f，從理論到實踐，“誕節(jié)”的戴良已無異于爾后“任誕”的魏晉名士，倘與嵇阮同時，他應是《世說新語》的合適人選，竹林也很可能不止七賢。后漢的另一位“狂生”仲長統(tǒng)，在其《述志詩》中激昂地表白“叛散《五經(jīng)》，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元氣為舟，微風為桅，敖翔太清，縱意容冶”(105)，更與儒道融合的魏晉玄學家同調(diào)(106)。

　　讀《世說新語·德行》，我們看到，以黨錮之禍為契機，“有澄清天下之志”（陳蕃）、“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李膺）的俠氣張揚的黨錮名士，經(jīng)由“其器深廣，難測量也”、“汪汪如萬頃之陂”的袁奉高之類人物為中介，逐漸演變?yōu)椤皭蹛翰粻幱趹�，喜怒不寄于顏”（嵇康）、“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阮籍）的魏晉名士。黨錮名士和魏晉名士都是能言善論之輩，卻經(jīng)歷了由清議而清談，由“政治上之實際性質(zhì)”而“口中或紙上之玄言”，由“指實之人物品題，而為抽象玄理之討論”的轉(zhuǎn)變(107)。但游俠舍生取義、損己益人的英雄主義氣質(zhì)，儒家君子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仍是中國士大夫性格特征中最可寶貴的構成之一。漢魏之際的英雄群像中，如三國的創(chuàng)業(yè)君主曹操、劉備、孫權(108)，都是一身俠氣的人物。

先祖昆吾公 昆吾公是蘇姓的先祖，這是諸多蘇譜所公認的。樊封于昆吾，又稱昆吾氏。也就是說，由陸終及部族發(fā)展衍變而來的昆吾部族，其首領亦稱“昆吾氏”即蘇譜上的“昆吾公”�！袄ノ帷钡淖至x，《夏小正》解釋為：“昆，小蟲�！庇址Q，“昆者，眾也�！薄靶∠x動也�！薄墩f文通訓定聲》認為，昆吾為眾蟲之意，吾即音的尾語。昆吾源自陸終，二者都有“眾蟲”之意，一方面反映二者的圖騰相近；另一方面說明其部族人口眾多，興旺發(fā)達。《國語》、《史記》都記載，昆吾為“夏伯”。 《呂氏春秋》記載有“昆吾作陶”�！墩f文》及其相關著作也有“昆吾者，壺之別名�！薄袄ノ�，圜器也�！� 昆吾氏也在中原地區(qū)活動。他們的蹤跡與夏人相近，如在山西傳說有夏都安邑的地方，有“昆吾亭”。河南濮陽為“顓頊之墟”，這里不僅有“昆吾臺”，也有“昆吾之墟”，《竹書紀年》寫道：“帝芬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蘇。”“帝芬”，有的書中記載為“帝槐”，是夏代第8個王，屬于夏代中期。 《世本》：“蘇氏，顓頊、祝融之后，陸終生昆吾，封蘇，鄴西蘇城是也�！薄对�和姓篡》：“蘇，顓頊、祝融之后，陸終生昆吾，鄴西蘇城是也。”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蘇氏出自己姓。顓頊裔孫吳回為重黎，生陸終。生樊，封于昆吾。昆吾之子封于蘇，其地鄴西蘇城是也。” 

“有蘇氏” “有蘇氏”在商代仍有活動，其重要人物是蘇妲己。《今本竹書紀年》記載，“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在《國語》一書中，也有類似記載，“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史記·殷本紀》表述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薄坝刑K氏”是商代的重要部族，但與商王室的關系并不融洽；商王室討伐“有蘇氏”，擄得了美麗的妲己，而且殷紂王十分喜愛妲己的美色。

蘇國 蘇國的建立，是蘇姓歷史上的大事。 西周政權建立后，周天子對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給諸侯。《左傳》成公十一年：“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杜預注解為：“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于河內(nèi)。 關于蘇國的范圍�！逗鬂h書·郡國志》云：溫，故國也，蘇忿生封�！薄独ǖ刂尽肪矶�，“故溫城在懷州溫縣西三十里，漢、晉以為縣，本周司寇蘇忿生之邑�！睖厥翘K國國都，位置在今河南溫縣西安樂寨與招賢一帶。《左傳》記載，春秋前期周桓王將蘇國的田地給予了鄭國，這些地點有“溫、原、締、樊、隰城、攢茅、向、盟、州、陘、(阝貴)、懷�！逼渲�，溫、州、陘(邢)，均在今溫縣境內(nèi)。原、樊，在今河南濟源市境內(nèi)。締、向，在今河南沁陽市境內(nèi)。隰城、懷，在今河南武陟縣境內(nèi)。盟，在今河南孟州市境內(nèi)。(阝貴)，在今河南焦作市郊。攢茅，有考證為攢城與茅城，均在今河南輝縣市境內(nèi)。以上諸邑，很難說是蘇國的全境，即便如此，也包括了今濟源市與焦作市的全部，今新鄉(xiāng)市的西部，這樣一個廣大的地區(qū)。其基本上與康叔受封的衛(wèi)國為鄰，也應該是當時較為重要的蘇國。蘇國的爵位，文獻中稱蘇國國君，有“蘇公”、“蘇氏”、“蘇子”、“溫子”等多種稱呼，盡管當時有“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的說法，據(jù)說執(zhí)行時并不嚴格，因此，蘇國可能僅為“子”爵，其首領又任司寇，稱作“蘇公”. 西周時期是蘇國的重要發(fā)展時期，傳世的青銅器著錄在《三代吉金文存》一書中，其中的《史頌鼎》有長篇銘文，記載了史頌受命視察蘇國，掌握并實行蘇氏之法。《三代吉金文存》收錄有蘇國銅器《蘇公簋》，這件器物銘文不長，卻記述了蘇、周聯(lián)姻的史實。兩周時期，異姓諸侯間的聯(lián)姻，是密切相互間關系的重要手段，蘇女嫁與周男，一方面反映了蘇國對周王室的仰慕，同時也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蘇、周關系密切的標志。在三門峽虢國墓地也發(fā)現(xiàn)有西周晚期的蘇、虢聯(lián)姻的器物。虢國都上陽，位置在今三門峽市近郊，虢國雖不屬于大國，但卻是周文王的弟弟虢叔所封，其君主虢仲曾輔佐周夷王南征淮夷，釀成國人暴動；虢文公為周宣王時的重要卿士，在周王室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三門峽墓地中發(fā)現(xiàn)的“蘇甫人”盤、匝，正是蘇女遠嫁虢男的反映�！疤K冶妊”鼎，記載了作為蘇君夫人的妊姓女子，為她的女兒遠嫁他鄉(xiāng)，而專門作器的情況。在三門峽墓地，還發(fā)現(xiàn)有“穌子叔”鼎、“穌貉”豆等，其銘文不長，但都可以說明，蘇、虢間有著持續(xù)不斷的良好關系。此外，北京圖書館收藏的《寬兒鼎》青銅銘文拓本中，記載了“蘇公之孫寬兒”的歷史史實，對研究蘇國史，也有重要的幫助。青銅銘文中的“蘇子叔”、“蘇公子”，也都是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蘇國宗室的重要人物。 《詩經(jīng)·小雅》記載了蘇公與暴公的史實，“蘇公作是詩以絕之”�！妒辣尽吩疲骸氨┬凉�作塤，蘇成公作篪(chi，持)。蘇成公，平王時諸侯也�！斌�是一種樂器，“管樂十孔，長尺一寸，吹孔有觜(嘴)，如酸棗。” 春秋時期，奴隸主貴族的禮樂制度發(fā)生了動搖，周天子的神圣地位也受到了挑戰(zhàn)，尤其是平王東遷洛邑，蘇國與周都僅一河之隔，蘇國成為王畿之地，其相互間的矛盾也大大加劇了。 蘇國與列國間的矛盾，首先來自于鄭國。鄭國是西周時期最后被周天子冊封的諸侯國，鄭國的始君姬友，是周宣王的同父異母兄弟，初封在西周王畿地區(qū)的關中，“犬戎之亂”后，鄭武公協(xié)助周平王東遷，并在王畿重建鄭國。鄭國受封的地方，原來也有一些小國，鄭先后滅掉鄶、虢等8個小國，在中原擁有一席之地，成為在中原有一定影響的強國。鄭國勢力的擴大，無形影響了周王宗室的利益，周鄭交惡，并互以太子為質(zhì)。平王病逝，在鄭為質(zhì)的太子孤因哀傷過度，不幸身亡，其子嗣位，是為桓王�；竿鯇︵崌�稱霸，心有余悸，在朝中對鄭不恭，引起鄭國朝臣的不滿，他們力主挑戰(zhàn)王權，以觀其行。這一天，鄭國大將祭足率領鄭國軍隊白玉門津渡過黃河，以向蘇國借糧遭到拒絕為由，強行收割蘇國已成熟的小麥，并運回鄭國。其后，又到王城附近公然強搶周王宗室的稻禾。可見，在諸侯稱霸的時代，蘇國作為周王的親信國，但卻受到傷害。周天子并令衛(wèi)、陳、蔡等國組成聯(lián)軍，討伐鄭國，被鄭莊公分頭擊退，周天子的神圣權威受到嚴重挑戰(zhàn)。到了后來，周桓王與鄭國發(fā)生了田地之爭，周天子在鄭國取得了鄔、劉、蕪、邗的土田，而將屬于蘇國的十二邑的部分田地無償送給了鄭國。蘇國在這場大國爭霸的游戲中不僅沒有討回麥子被強搶的公道，反而又在天子的懦弱中喪失了賴以生活的土地，蘇國與周天子的密切關系，宣告結束。 到了周惠王時期，蘇國卷入了周王宗室間的宮廷紛爭之中。在周莊王時受寵的王桃生下了王子子（禿貴），由（艸為）國擔任子頹的老師。到惠王繼承王位后，他強取蕪國的菜園子用以畜養(yǎng)野獸，邊伯的房子因鄰近王宮也被占取。惠王還奪取了子禽、祝跪、詹父的田地，收回了膳夫石速的俸祿，這些利益受到侵害的王公大臣聯(lián)合起來，奉立子（禿貴）為新君，以蘇國為后盾，以武力征討周惠王。戰(zhàn)事并不順利，五大夫敗逃到蘇國都城溫，蘇國國君協(xié)助子頹逃往衛(wèi)國。后來，衛(wèi)國與南燕國的軍隊攻打周都成周，到了冬天，正式立子頹為周天子。第二年的春天，鄭國國君調(diào)解王室糾紛，沒有成功。周惠王便流亡到鄭國。這年的冬天，王子頹在成周設享禮招待五位大夫，用最高的規(guī)格演奏所有的曲樂。鄭君聽到這件事后，對虢君說：“寡人聽說：悲哀和高興得不是時侯，災禍一定到來�，F(xiàn)在王子頹觀賞歌舞而不疲倦，這是以禍患為高興。司寇殺人，國君為此而要減膳撤樂，何況敢以禍患而高興呢？篡奪王位，禍患還有比這更大的嗎？面臨禍患而忘記憂愁，憂愁一定到來。何不讓天子復位呢？”虢君說：“這也是我的愿望�！鼻f公二十一年 (公元前673年)鄭、虢兩國君主在弭地進行密談。這年的夏天，兩國的軍隊攻人王城，殺了王子頹和五位大夫，周惠王正式復位。 周僖公十年(公元前650年)，因子（禿貴）事件受到牽連的蘇君，因怕周惠王的報復，而投奔了雜居中原的狄人，又和狄人處不來，狄人攻打并滅亡了蘇國，周王室按兵不動，蘇君逃亡到與蘇國保持有姻親關系，且關系密切的衛(wèi)國。 蘇姓可早至夏代中期，蘇姓的大發(fā)展則始自蘇國滅亡。遠徙他方的人們記住了“河內(nèi)”和“司寇公”，并由此形成了最早的蘇氏派系：“河內(nèi)派系”。其后裔也遠遷到河南的杞縣、原陽、沁陽、南陽、洛陽、嵩縣，或遷移至陜西的武功、扶風等地、以至遷移到更遠的地方。 

二、為出自少數(shù)民族。 早在西漢時期，在西域(今新疆及中亞一帶)的康居國，有小五王，其中蘇（壑-土 韭）(xie，音謝)王居蘇疑城。東漢時在今新疆南部的和田為于寅國，其相蘇榆勒擁立廣德為王，在于寅與莎車國的交戰(zhàn)中起過重要作用。在北方的匈奴鮮卑族人，東漢永元年間 (公元89—105年)參與了東漢政權對諸胡叛軍的討伐，其中鮮卑大都護蘇拔龐在這次討伐中立功，被封為率眾王并被賜金帛。在東漢時期朝鮮半島的南部三韓中也有麻斯人蘇馬浞，被光武帝封為漢麻斯邑君使，屬遼東郡以東的樂浪郡。東漢靈帝時，在遼東有蘇侯延，眾千余部落，自稱峭王而與漢軍對陣。蘇侯延所在烏桓各部平時與漢關系甚好，由于東漢末年中原內(nèi)亂，長期為漢戍邊的烏桓人，也就擁兵為王了。 南北朝時北魏有鮮卑代北復姓跋略氏，隨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后，實行漢化，單姓蘇氏。 在唐代，屬于突厥突騎施別種者，以蘇祿為“可汗”，結眾二十余萬，遂雄居西域。唐開元年間，與唐朝來往，蘇祿受封為左羽林軍大將軍、金方道經(jīng)略大使，進封為特勒遣侍御史，冊立為“忠順可汗”，并與金河公主合婚。玄宗時，在丹鳳樓專設御宴款待蘇祿使臣，兩者建立了較為密切的友好關系。屬于東胡支系的奚也居于北方，唐太宗時與唐朝建立了朝貢關系，其“大酋”蘇支，因戰(zhàn)高麗有功，整個部族內(nèi)附，專置饒樂都督府，蘇支因此也受到較好的待遇。唐朝西域的龜茲國主蘇伐勃殃，于唐高祖時遣使來朝，勃殃死后，其子蘇伐壘繼位后又于唐太宗時遣使獻馬，被賜以璽書，撫慰甚厚，由此開創(chuàng)了數(shù)十年間的友好聯(lián)系。在南方屬于西南蠻的清遠國王蘇唐磨在唐德宗貞元九年(公元 793年)與諸多小族紛紛內(nèi)附，被唐朝中央政府例授為將軍，中郎果毅等職官。在唐朝西域有“大勃律”，唐開元(公元714—741年)年間，遣使來朝。唐朝正式冊封其君“蘇弗舍利支離泥”為王，又將其繼任者“蘇麟陀逸之”為王。后因吐蕃勢力較大，而與中原疏遠，唐朝大將高仙芝受命遠征，平定后置歸仁軍，并授其新君蘇失利之為右威衛(wèi)將軍，賜紫袍黃金帶。 在宋代，位于今湖南新化、安化的梅山蠻，其首領蘇方，峒主蘇甘所部與諸蠻互有爭戰(zhàn)。后在北宋熙寧年間(公元1068— 1077年)被章悖率宋朝官兵以武力平定。留居新化一帶者，成為漢族，并成為當?shù)卮笮�。南逃湘南者，成為瑤族，有的并遠徙兩廣，云南及越南、老撾、泰國的北部山區(qū)。在云南黎縣黎州諸蠻有雨林蠻，其頭領蘇吠在宋太祖時被授為懷化將軍，說明蘇氏蠻族雖與宋朝有矛盾，但仍保持有較為友好的關系。 清代的滿族人中，以“蘇”字為首的名字較多。 蘇姓遷徙史 

自蘇國滅亡后，蘇氏族人 開始了他們在這塊大陸腹地的遷徙。 先秦時期的蘇氏播遷 蘇氏的遷移有著悠久的歷史�！逗鬂h書·郡國志》記載：“襄國有蘇人亭�！薄稘h書·地理志》也載：“曲逆有蘇水，東人 濡。” “河北蘇”是蘇氏歷史上極有影響的蘇氏大族，《史記·趙世家》記載，趙孝成王七年(公元前259年)“秦圍邯鄲。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眾反燕地�！� 蘇國居于中原地區(qū)。蘇子或蘇公的活動范圍并不大，其主要居住在豫北焦作市的溫縣。東達衛(wèi)國也就是今濮陽一帶；南達王城，即今洛陽；東南達鄭國，即河南新鄭，西南可達虢國，即今三門峽一帶。以上情況說明，蘇國國王的活動范圍在今河南省的黃河兩岸，大致在今焦作、新鄉(xiāng)、鄭州、濮陽、洛陽、三門峽等6市的范圍之內(nèi)。 蘇國滅亡后的戰(zhàn)國時代，蘇人 外遷的主要聚居地在洛陽，并涌現(xiàn)出著名的蘇秦家族。 戰(zhàn)國時期，諸侯間的戰(zhàn)與和，促使了“士”的大量出現(xiàn)，這一階層也可以說是依靠知識，依靠謀略為生的知識分子，他們以其自身的聰明才智，以及不停地游說，奔波于列國諸侯之間。蘇秦以鬼谷子為師，在云夢山(今河南淇縣境內(nèi))學術多年。他西至秦國，又東去趙國(今河北邯鄲)，主要居住在燕都(今河北易縣)，以后又多次到趙、齊(都于今山東淄博)、魏(都于今河南開封)等，其活動范圍在今河南、河北、山東諸省。但蘇秦也南到荊楚(都城在今湖北江陵)，游說楚威王。蘇秦的兄弟蘇厲、蘇代，也主要活動于燕、齊等地，足跡亦到中原的魏國，西可達秦。蘇秦家族以“縱橫術”而名聞天下，長期的游說活動極大地擴展了他們的眼界，異地的居住，使他們獲取了更多的知識與閱歷。 《竹書紀年》中，均記載了戰(zhàn)國時期秦將蘇胡統(tǒng)領大軍討伐韓國，被韓將韓襄大敗于酸水。這場戰(zhàn)事雖不能阻擋秦軍東進，但對秦軍是一次重創(chuàng)。 蘇胡也成為人 居關中，即“陜西蘇”的最早的名人 。蘇秦到荊楚，并不是蘇氏最早涉足此地�！妒酚�·楚世家》記載：楚莊王三年(公元前611年)，莊王不理朝政，日夜尋歡作樂，并下令有敢于勸諫者，立即處死，絕不赦免。時任楚國大夫的蘇從，從大局出發(fā)，冒死直諫。楚莊王問他道：“你沒有聽說我下的命令嗎？”蘇從說：“如果殺死我能使您清醒，就是我的愿望了。”楚莊王聽后，頓時醒悟，并立即停止了尋歡作樂，認真處理朝政，他還任命蘇從輔佐朝政。 秦漢時期的蘇氏播遷 《史記》曾記載“項羽大軍”，“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項羽軍隊攻打的對像是秦軍，統(tǒng)領秦軍的將軍蘇角，被楚軍攻殺。作為秦將，蘇角應與蘇胡一樣，久居關中，他們均為蘇氏西進的早期移民。此外，在與劉邦軍隊決戰(zhàn)的秦將中有蘇駔，他曾統(tǒng)軍在泥陽(今甘肅寧縣東南)與劉邦手下的大將酈商決戰(zhàn)，而兵敗。蘇駔，以及蘇角、蘇胡等，見于史載，說明在秦國及至秦朝，有以武為職的蘇氏族人 為秦帝國而盡力。 漢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正式任職內(nèi)右史的蘇縱便在長安生活。漢武帝晚年，病重甘泉宮，權臣江充以病在巫蠱為由，而到太子宮中追查，時任黃門的蘇文，為江充的隨從，在此后的一系列宮中爭斗中，受冤殺者甚眾。始作俑者江充不僅被殺，也被夷滅九族，蘇文亦被焚于“橫橋”上。到王莽當政時，方士蘇樂受命在宮中筑“八風臺”，“臺成萬金”，可見筑臺耗費巨大，并在臺上作樂。 儒生蘇章，他不仕王莽，隱逸而去。 此外，在長安還有富豪蘇回，被賊人綁票，時任京兆尹的趙廣漢，以計擒住了賊人 。 在京城及附近居住蘇建蘇武家族。 蘇益在《吾族淵源》中，講到了蘇建蘇武家族的來源：“漢興，高祖徙天下豪杰以實關中，蘇氏亦由河南河內(nèi)而遷秦，遂家于長安杜陵間。至漢武帝時，建公官校尉，從衛(wèi)青大將軍，西漢元朔二年，匈奴人 寇擊退之，收河以南之地。西漢元狩四年，衛(wèi)青、霍去病大破匈奴，立大功，封平陵侯，居長安而葬武功，其后遂家其所封，是為武功人 �！� 江浩在《蘇氏族譜源流四修序》中提出：蘇秦子“廷奇，居相位。奇五世孫勝，徙居杜陵。越十世，建為平陵侯，后為游擊，復為右將軍�！� 到了東漢時期，京師移都洛陽。蘇竟，字伯況，西漢平帝時以明《易》為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之學，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外放為代郡中尉，時值內(nèi)亂國弱，匈奴擾邊，僅代郡獨能保全。東漢光武帝時，拜為代郡太守，并堅拒匈奴，后因病離開代郡，到京師拜為侍中。數(shù)月，因病免官。蘇竟回家養(yǎng)病，潛心學問，作《記誨篇》等文章傳于世，年過七十而死于家中。這種籍在外地，在京城任職并家居洛陽者，在史料中亦有所載，如曾在東漢宮中任中常侍的蘇康，在東漢特有的外戚與宦官的爭斗中，蘇康深受漢桓帝的重用，左右朝政，與竇太后勢力進行爭斗。此外，光武帝時，還有在京城任司隸校尉的蘇鄴，系下獄而死，與他同案而死者有“用氣自行”的王磐和丁鴻。在順帝時，有在當時世家大族崔援手下任門生的蘇祗。 在陜西“武功”，世居著蘇建的后代。東漢時期，有蘇章家族。蘇章為扶風平陵人 ，他的祖父蘇純?yōu)橹辛旯�侯，在“三輔”一帶受人 尊敬，被時人 稱為“大人 ”。蘇章官至冀州刺史，他的哥哥的孫子叫蘇謙，曾任金城太守。蘇謙的兒子叫蘇不韋，為報父親被殺之仇，而臥薪嘗膽，追殺仇人 ，很有陽剛之氣，但也受到責難，并遭受滿門被殺之災。 蘇砒《蘇氏世譜原序》載：“漢興，天下混一。蘇氏封侯者四人 ：江陽侯息，海常侯弘，薄侯昌，而史失其傳�！� 平陵侯蘇建。其中，在漢武帝時，集中兵力，平定南粵王叛亂，南粵王趙建德便是由伏波將軍的司馬蘇弘抓捕歸案的。蘇弘也因功受封為海常侯，其海常侯國在瑯琊(今山東膠南縣西南)。自西漢元鼎六年 (公元前111年)七月受封，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蘇弘死，無后而國除，前后共7年。 蒲侯，見于《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和《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其封地《漢書》標定在瑯琊，但從“蒲”義考察，應在今山西境內(nèi)。蘇昌在囝縣(河南杞縣西南)以縣尉的身份，參與平定淮陽王謀反而有功，于延和二年 (公元前91年)十一月受封為蒲侯，食封1026戶。他的兒子蘇夷吾后繼封為侯，到西漢成帝鴻嘉三年(公元前18年)被削為民。其侯國歷漢武、昭、宣、元、成帝等5帝共73年。江陽侯的封國在今四川瀘州一帶，《史記》記載其地在“東海”，即今蘇東北、魯東南一帶。江陽侯，《史記·孝景列傳》又作“江陵侯”。孝景六年(公元前151年)，趙國相蘇嘉因平定吳楚之亂，而受封，食邑2541戶。 《史記》年表所列江陽侯的諸侯分別為：第一代，江陽康侯蘇嘉，《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作“蘇息”，其在位年代為前元六年(公元前151年)至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第二代江陽懿侯蘇序，在位年代自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至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第三代蘇明，《漢書》作“蘇朋”，在位年代自漢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至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第四代蘇雕，在位年代為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至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 東北地區(qū)有任西漢遼東太守的蘇季，在《漢書·藝文志》專列有他的“賦一篇”。在山西還有漢文帝時屯軍句注(今山西代縣北)的將軍蘇意。在今山東金秀一帶有漢代的山陽郡，《漢書·成帝紀》記載：三年“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 攻殺長史，盜庫兵，自稱將軍，經(jīng)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漢書》中，《天文志》、《五行志》、《楊胡朱梅云傳》、《谷水杜鄴傳》、《何武王嘉師丹傳》等均有記載，有的并記這次起義歷時年余，歷郡國40余，并將其與陳勝起義并列。蘇令的故鄉(xiāng)不得而知，但他主要活動在今河南、安徽、江蘇、山東交界及鄰近地區(qū)是沒有疑問的。在漢代桂陽即今廣東連縣，有被稱為仙公的蘇耽，他因善于道行而盛名于世。 另外，在東漢初年的戰(zhàn)亂中，在今甘肅一帶的以隗囂為首的反對王莽的勢力中，有志士蘇衡為“祭酒”，參與了軍國大計的謀劃。在《后漢書》中記述了涼州刺史梁鵠治罪蘇正和一案，參與此事的蓋（熏力）并沒有因與蘇正和有仇，而借機報復，他說：“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 之危，非仁也�！辈⒈�公斷案，使蘇正和“喜于得免”，蘇正和是武都即今甘肅西和縣人 。 在光武建立東漢政權的過程中，也還有非常活躍的蘇姓人 士，如雖為王莽的使臣，但被劉秀極為看好的蘇伯阿，以為其為“王者受命”。 陳留(今河南開封一帶)人 蘇茂，他是漢更始帝手下的一員大將，為更始帝任命的“討難將軍”，他擊破方望主劉嬰的大軍，又在弘農(nóng) (今河南靈寶)與赤眉軍大戰(zhàn)，他還受命進攻溫城，與寇恂大戰(zhàn)而受挫，并受命守護洛陽。以后他又率軍攻殺淮陽太守，以廣樂 (今河南虞城)為中心，并依附劉永，被劉永任命為大司馬、淮陽王。劉永被光武帝俘獲后，他又擁立劉永之子劉紆為梁王。后與龐萌等合兵三萬，進國桃城(今山東任城縣北)，光武帝劉秀親率大軍，坐鎮(zhèn)蒙城，指揮決戰(zhàn)，蘇茂兵敗。蘇茂在今蘇魯豫皖交界處，與劉秀軍多次對陣，可以說是當時劉秀最為頭痛的精銳之師。在當時的混戰(zhàn)中，還有鄙(今河北高邑)大姓“蘇公”，這位蘇公雖然史不見名，但在今河北高邑一帶，蘇已成為當?shù)氐拇笮�，當是沒有疑問的廠。屬于“河北蘇”者，還有當時在律歷方面很有造詣的蘇統(tǒng)，他是鉅鹿(今河北平鄉(xiāng)縣)人 。東漢永平年間，在奉車都尉竇固手下任司馬的蘇安，出戰(zhàn)北匈奴車師王。東漢初在南方的交（阝止）任太守的蘇定，依法治郡。他們的里籍雖不得而知，但北到大漠，南到越南北部，都有蘇氏族人 活動的蹤跡。此外，還有一些不知里籍的蘇氏，如東漢初年進攻弘農(nóng)郡，生獲郡守的蘇況；赤眉余部將領蘇臣；以及東漢末任職漢中太守的蘇固等。見于《后漢書》還有一些蘇氏，雖然無法肯定是“武功派”，但為今陜西人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如扶風人 有蘇固，還有因偽言圖讖事而下獄的蘇郎等。京兆霸陵(今西安市東北一帶)人 有蘇順，字孝山，他以才學見稱，好善學術，隱處求道，晚年被拜為郎中，所著賦論、雜文等16篇。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蘇氏播遷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的分裂時代。在這個時代，充滿了戰(zhàn)事、饑荒，民族間的爭斗，以及南北的對峙，充滿了人 生的痛苦，居住地的遷徙與漂泊不定，但加速了民族間的融合，并最終趨向于統(tǒng)一。 陜西是蘇氏的大本營。 蘇則家族，在武功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史中隋唐時期的蘇氏名人 都號稱為蘇則的后代，這類的文字也見于蘇家的相關譜牒。蘇則是扶風武功(今陜西扶風東南)人 ，他生活在三國的曹魏時期，曾在西北邊地酒泉郡、安定郡(今甘肅鎮(zhèn)原縣一帶)、以及金城郡(今甘肅榆中西北)作郡守，積極發(fā)展生產(chǎn)，使當?shù)氐纳鐣��?jīng)濟得以盡快恢復。蘇則有兒子蘇怡、蘇愉及蘇慎，蘇愉在西晉時曾任太常、尚書。蘇愉的兒子蘇紹為詩人 ，在西晉時也有一定的名氣。從《晉書》中可知，蘇愉還任過涼州刺史，晉泰始年間(公元265年至274年)，曾與河西的鮮卑人 大戰(zhàn)，而退守內(nèi)地。蘇則的后代蘇湛為北朝時人 ，西晉末年大亂時，舉家避難河西，北魏時回歸故里，蘇湛的父親蘇擁曾任秦州撫軍司馬，蘇湛在北魏孝莊帝時任尚書郎、散騎都尉和中書侍等職，主要生活在當時的都城洛陽。在《晉書》中，還記有出自“秦雍之世門”的蘇霸，他在鮮卑禿發(fā)部的南涼政權中任昌松太守，昌松郡在今甘肅武威縣一帶，他為南涼守城，面對強敵，發(fā)出了“吾寧為涼鬼，何降之有”的誓言，城陷后而壯烈殉職。蘇翹，與蘇霸同鄉(xiāng)同宗，在昌松郡的漠口屯兵五千，為南涼將軍。由匈奴劉氏建都長安的前趙政權，有武功男子蘇撫見于史籍。八王之亂時有任長安令的蘇眾等。還有出生在今陜西武功縣蘇坊村的蘇惠，她因懷念丈夫而獨創(chuàng)的《璇璣圖》詩而著稱。北周時期，屬于武功派系蘇則之后的最著名家族為蘇綽家族，他在宇文氏掌權的西魏、北周政權中官拜大行臺度支尚書，并兼司農(nóng)卿，他提出的《六條詔書》是一個綱領性的治國施政方略，為北方實力增強，以及北南統(tǒng)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的弟弟，蘇椿，曾在武都郡、西夏州、弘農(nóng)郡任郡守，還擔任武功郡守等要職，在鄉(xiāng)里極有威信，后進爵為侯。蘇綽的堂兄為蘇亮，西魏時任職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 、車騎大將軍等要職，蘇綽工于經(jīng)畫大政，蘇亮則以文字典章而著稱，二人 均為當時的賢才，世稱“二蘇”。 河北作為蘇姓的分布中心，也已經(jīng)形成。蘇雙，與劉備同鄉(xiāng)，為“中山大商”，他在涿郡涿縣(今河北涿縣)經(jīng)商，與劉備相交甚密。在東漢末群雄并起的年代，蘇伯、田銀在河間(今河北獻縣一帶)舉起義旗，以致曹操欲意親征，后在手下的勸說下改派曹仁行曉騎將軍，都督七軍討伐，并平定了這股異己勢力。在十六國時期的后燕政權中，屬于王族宗室慕容皓的妻兄叫蘇泥，他們家族世居中山(今河北定縣)，當時這里也是后燕的都城所在。在蘇氏族譜中常常提到“平陵六派”，其中“武邑”、“武疆”兩派都屬于平陵即蘇建的后代�！断稍刺K氏源流考》也提到“趙郡之蘇”，為蘇章之后因官于邯鄲，而留居于趙郡的史實。但從先秦以來蘇氏的分布情況考察，“河北蘇”有著悠久的歷史。如世居武邑郡(今河北武邑)的蘇侃家族，其祖父蘇護曾任武邑太守，在當時應該是地方的望族。蘇侃曾長期在南朝的宋、齊兩朝任職，他與蕭道成關系交往甚密，蕭氏建立南齊政權后，他亦任黃門郎、射聲校尉等要職，直接參與了南齊政權的內(nèi)部機要大事。 屬于武邑者還有蘇淑，他在北魏政權中歷任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殿中侍御史，除在京師洛陽外，他還在滎陽(今河南鄭州)、樂陵(今山東樂陵)、中山(今河北定縣)等郡任郡守一類的要職。屬于武強(又作“武疆”，在今河北武強西南)者有蘇瓊，他在東魏政權中先后任南清河太守、樂陵太守等，有關他“公堂懸瓜”的故事，已成為廉正自律的千古美談。 河南是蘇氏的最早聚居地。陳留(今河南開封東南陳留城)也應有“蘇氏世族”。三國時期，陳留外黃(即今河南民權西北)人 蘇林，是曹魏政權中不可多得的大儒，被奉為“儒宗”，他長期在京師擔任散騎常侍、太中大夫等要職，退休后還收有許多學生，是當時儒生們向往和敬仰的儒學宗師。河南籍的的蘇氏應有不少，但多已失傳。由于河南位居中原，為當時的政治中心，因而有許多客居于中原的蘇氏。如魏文皇曹丕的皇姬蘇氏，她是邯鄲懷王曹邕的母親。曹操時有宮中的工匠蘇越，曾在宮中移植“美梨”樹。當時曹氏都鄴(今河北臨漳)，但多次移住洛陽。鄴都位于今河南河北交界處的漳河之畔，也是當時的戰(zhàn)略要地，在曹氏建都前，為袁紹的勢力范圍，袁紹的兒子袁尚曾安排蘇由、審配守鄴，蘇由后投奔曹操，并協(xié)助攻取了鄴。在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時任黃門監(jiān)的蘇鑠與中書令李豐、太常夏侯玄等共謀大事，與當時的權貴司馬家族作對，事情敗露后被捕身亡。這件事不僅見于《三國志》，也見于《晉書》，這件事的失敗也標志著曹氏政權已成為司馬氏手中的玩偶。西晉孝愍帝時，也有在宮中擔任殿中都尉的蘇馬，受命執(zhí)行帝王間的機要聯(lián)系。此外，在北方地區(qū)還有一些十分活躍的蘇氏族人 ，如曾在曹魏青龍元年(公元233年)，并州刺史遣部屬追擊北鮮卑比能所部，追擊者將軍蘇尚，便生活在今山西及北方大漠一帶。在今甘肅一帶，酒泉蘇衡與羌人 及“丁令胡”萬余騎攻掠邊縣，張既與夏侯儒受魏帝之命迎擊，蘇衡后歸順曹魏，受命守護西部邊陲。十六國時冉魏政權定都鄴，而在常山郡(河北元氏西北)任太守的蘇亥，實際上守護的是冉魏政權的。北大門，后在慕容氏打擊下棄常山而奔于新興(今山西忻縣)。以后他又與慕容恪大軍作戰(zhàn)，又奔于并州，蘇亥是冉魏政權中十分活躍的軍事人 物，正是軍力不濟而最終導致了冉魏政權的覆滅。在西晉時，還有常山太守蘇韶，他與李含有一定的往來。在前燕時期，原屬于張平所部“鎮(zhèn)北”蘇象等，率壘壁138個，歸順前燕慕容（亻雋），被復官封爵。在劉聰?shù)那摆w政權中，有部將蘇鐵，在攻取三輔中，立有戰(zhàn)功。在與后燕政權抗擊的勢力中，蘭汗的左將軍蘇超迎擊慕容寶。北方的蘇氏也有隨元帝南下者，如周訪的部將蘇溫受命痛擊以竟陵(今湖北鐘祥一帶)自立的杜曾。 在今山東的蘇峻家族，也是南下東晉而于史有載的。蘇峻是長廣挺縣(今山東萊陽南)人 ，東晉建立后，他南下廣陵(今江蘇揚州)而被封為膺揚將軍。蘇峻主要活動在魯、蘇、皖一帶，對當時的朝政有較大影響。 南北朝時期，中原士民南遷是中原地區(qū)最有影響的移民活動。蘇氏族人 在南方的活動見諸于文獻，曹魏大將樂進領兵擊走劉備的部將關羽與蘇非等。當時在孫吳的勢力范圍內(nèi)黃祖居于夏口(今湖北武漢附近)，他手下有都督蘇飛，數(shù)次向他推薦甘寧，以至孫權平定黃祖時欲加害蘇飛，在甘寧的力保下，蘇飛得以赦免。此外，還有在孫吳政權中任長沙太守的蘇代，以長沙、零、桂等三郡割據(jù)的蘇馬等，在孫堅大將朱治的打擊下，才得以平定。

隋唐時期的蘇氏播遷

在這一時期，國家統(tǒng)一，民族交融，但在唐末五代又出現(xiàn)了短暫的分裂時期。 隋唐時期“新士族”的大量涌現(xiàn)，形成了眾多的“望族”。 蘇威家族自三國時蘇則，尤其是自北朝到隋唐，以蘇綽、蘇威父子和蘇瑰、蘇顛父子為主，在武功派系中，具有較大影響。 唐末昭宗時的蘇檢，他的祖父為蘇迢，父親為蘇蒙，蘇檢在唐末的動亂中，出任宰相，以后家族又遭血洗。他也是武功派系，但來源還不太清楚。 屬今陜西省，還有唐扶風(今陜西扶風)人 蘇孝慈，他的父親蘇武周，為北周兗州刺史。孝慈在隋時任大司農(nóng)、兵部尚書等。他的長兄蘇順，為北周眉州刺史。蘇順的兒子蘇沙羅，任隋資州刺史，檢校利管總管事。雍州藍田(今屬西安市)有蘇坰，在武后時期官拜右臺監(jiān)察御史，以后又為戶部尚書；他的兒子蘇晉，玄宗時為吏部侍郎，他與當時的名相宋（王景）有過很好的合作。京兆武功(今屬西安市)有蘇源明，玄宗時為國子司業(yè)，肅宗時為考功郎中知制誥，以及秘書少監(jiān)等，與元結關系密切。五代時的京兆府長安縣(今屬西安市)有蘇逢吉，他的父親蘇悅曾在前蜀政權任職。他后來在后漢政權中任中書侍郎，拜同平章事，成為后漢的宰相。原居武功，后徙高密(今屬山東)的蘇禹硅也在中書省任職，與逢吉同為相職，并兼刑部尚書、左仆射。后周政權建立后，蘇逢吉被殺，蘇禹硅也還官任原職，不久被免官，但人 卻善終。 唐代國都長安(今西安)，還有蘇氏在那里任職與生活，被記錄在史籍中。如長慶四年(公元824年)，在宮中“作亂”的卜者蘇玄明。唐德宗時，上奏皇帝褒獎裴冕的蘇正元。唐憲宗時，參與平定吳少誠之亂的神策軍都將蘇元策。曾為唐玄宗駙馬，以壽安公主為妻的蘇發(fā)。文宗時，殿中侍御史蘇特為潘州司戶，蘇特還著有《唐代衣冠盛事錄》1卷，在京城任御史等職。在京城任四門博士的蘇德融，參與了《周易正義》、《尚書正義》、《春秋正義》等書的復審，后一本書出自著名學者孔穎達之手，可見蘇德融在當時的權威性。在當時的宮廷禁軍中有軍將蘇佐明，他參與了宮中政變，而在文宗初立時被誅。武則天時，有內(nèi)附的契丹酋帥孫萬榮叛亂，左羽林將軍蘇宏暉受命領兵拒敵，雖有“棄甲而循”之嫌，但因立功贖罪，免遭殺身之禍。此前，他作為將軍參與了平定“默啜復犯塞”的軍事行動。神策軍是當時中央政權重要的軍事力量，德宗貞元二年(公元786年)吐蕃犯邊，在屯駐咸陽保衛(wèi)長安的將官中，有神策將蘇清沔。安史之亂時，在潼關抵御亂軍的將軍中有蘇法鼎。在高宗時有太常博士蘇知機上奏，專議公卿衣冠事宜，并得來納。以上這些蘇氏人 士，籍貫不詳，但他們多在長安附近活動。另外，根據(jù)北京圖書館收藏的墓志拓片，在今陜西發(fā)現(xiàn)的隋唐蘇氏墓主號“武功”者，有陜西蒲城發(fā)現(xiàn)的蘇慈墓志，墓主為隋洪州總管；有洛陽發(fā)現(xiàn)的曾任唐密云郡錄事參軍的武功蘇氏墓志。在西安市東郊韓森寨的基建工地的唐蘇三墓中，出土墓志為“唐沙河縣尉劉府君故夫人 蘇氏墓志銘并序”，從志文可知，劉夫人 叫蘇璋三，京兆武功人 ，這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了蘇氏武功派的影響。 河北蘇氏也有較多的分布，在蘇譜中提到的平陵六派中，屬今河北省有武邑(今河北武邑)、武疆(強)(今河北武強縣西南)、趙郡(今河北邯鄲市西南)，可見平陵侯的后代在河北占有較大的份量。在《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唐代宰相中有蘇味道，他屬于趙郡鸞城(今河北石家莊)人 ，他的先祖為漢并州刺史蘇章，以后有人 因官居于趙郡，因此而留居下采。蘇味道的父親蘇榮，也沒有多大官位，味道自小聰穎，并以文才出名，因此他及第后官位雖不算十分暢通，但在武則天當政時官至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即躋身相位。在當時強權當政時，他為避免得罪各方，而處事模棱兩可，故又有“蘇模棱”之稱。味道弟味玄，也居官膳部員外郎。味道子輩有蘇伯，膳部員外郎；蘇份；蘇倜，兗州刺史；蘇惋，職方員外郎。味玄子輩有蘇偃。味玄孫輩有，蘇油、蘇準、以及任郴州刺史的蘇湯。 武邑的蘇家，有隋右衛(wèi)將軍蘇克忠，諫議直陳的蘇安恒，尤以唐初的南征北戰(zhàn)的驍騎衛(wèi)大將軍蘇定方最為知名。蘇定方，名烈，字定方，為冀州武邑人 ，后徙居始平(今陜西興平)。定方，帶領大軍先后征討突厥、高麗、賀魯、百濟、西域等，遷升為左驍下大將軍、左武衛(wèi)大將軍等。他的兒子蘇慶節(jié)，隨父轉(zhuǎn)戰(zhàn)四方，也被封官授爵，可以說蘇定方父子的武功偉業(yè)，是與唐代強盛密切相關的。 河南為蘇姓的起源地，也居于當時的政治中心，尤其是唐武則天時，將洛陽作為東都，因此，也留居了許多名人 。如在洛陽出土的唐代蘇氏墓志，有英武軍石廂馬使蘇日榮夫妻、司功臺內(nèi)給事蘇永、東都留守蘇咸、左金吾大將軍蘇威妻，以及隋代的光祿大夫蘇威妻和北朝的密縣令蘇屯等。此外，唐末蘇特為陳州刺史，后落籍于此。他的兒子蘇循，在唐昭宗時為禮部尚書，后迎合朱溫建立了后梁，并在朱溫登基中擔任典禮儀式上的冊禮副使，蘇循的兒子蘇楷僅任起居郎。后他們二人 投靠晉王李存勖，蘇循任節(jié)度副使，蘇楷為尚書員外郎。 其他地區(qū)的蘇氏，如四川唐代時有蘇渙，他與杜甫有較多的交往，廣德二年(公元764年)為進士，官至待御史，以剛毅正直，為政清明而留名于世。廣東唐代有南海(今廣州市)人 蘇妙，年少聰慧，官至泉州刺史，以德政著稱。 在新、舊《唐書》中，還有一些活躍在方方面面的蘇氏族人 ，盡管記載簡略，對其分布也可有一般的了解。比部郎中蘇端，性格疏狂，他對司徒楊綰的謚號有異議，而被唐代宗貶為廣州(有稱“巴州”)員外司馬。在南蠻有曩(nang)貢節(jié)度蘇論，他應該是居于西南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中的唐代蘇氏族人 。在德宗時藩鎮(zhèn)朱訛手下任幕僚的蘇玉，在朱訛自號“大秦皇帝”，并四處聯(lián)系時被殺。西川節(jié)度副使劉辟，以梓州(今四川三臺)擁兵而立，劉辟女婿蘇強受命守成都，而被俘。蘇強的兄長蘇弘遠在晉州(今山西臨汾)為官，也受到牽連。貞元年間隨劍南西川節(jié)度使韋皋長期駐守今四川的蘇（山危），作為別將受命平定東蠻。 蘇（山危）還任（崔商）(qui，歸)州(今四川西昌縣一帶)總管，在多次平叛中立功。唐后期朋黨之爭中，牛派首領李宗閔的女婿蘇巢，進士及第，后經(jīng)李黨究賅，蘇巢以“貢舉不公”而成為犧牲品。在唐代的孝子中，有樂陵 (今屬山東)的蘇伏念、南陵(今安徽繁昌)的蘇仲方。在唐憲宗時，在淮西留守吳少陽屬下任判官的蘇兆，經(jīng)常勸他與中央合作，少陽死后子吳元濟接任，他密謀起兵，而將有礙于他的逆行的蘇兆縊死，憲宗皇帝追贈蘇兆為尚書右仆射。敬宗時荊州(今屬湖北)刺史蘇遇以“決陰事”著稱，為牛黨宰相李逢吉賞識，而以蘇遇為左常侍。唐末，蔚州(今屬河北)刺史蘇祐，為北部邊族沙陀所敗，后在今河北靈壽，被人 所殺。在唐后期擁兵自立的吳元濟手下有節(jié)度判官蘇肇，在他的周旋下，常常向少陽曉以大義的楊元卿免遭陷害。 另外，唐天寶三年(公元744年)有術士蘇嘉慶上言在京東朝日壇東置九宮貴神壇，被玄宗采納并親祀。在玄宗時還有為范陽薊(今天津薊縣)令的蘇孝慍。在吳元濟淮西之亂時，有蘇表向當時的宰相武元衡獻上“破淮西策”，但未被采用。在隋唐的軍隊中，也有蘇氏將兵。如在隋末揭竿為王的蕭銑，他曾遣將軍蘇胡兒奪取林士弘的豫章，并由蘇胡兒領兵據(jù)守。在唐初的對外征戰(zhàn)中，總管蘇海政參與對突厥的戰(zhàn)事；以后他以飚海道行軍總管的身份，主持了對龜茲的戰(zhàn)事，殺昆陵都護阿史那彌射；他還以沙州刺史的身份參與了對西戎的戰(zhàn)事，在唐代初期已較有名氣。在對西南吐蕃的戰(zhàn)事中，神策副將蘇太平戍守隴州(今陜西隴縣)，并受命出救華亭。徐敬業(yè)在揚州起兵反武后，右監(jiān)門衛(wèi)將軍蘇孝祥作為平叛大軍的后軍總管，與徐軍戰(zhàn)于阿溪。德宗時，淮西吳少誠，又以兵反，諸鎮(zhèn)將兵奉旨討伐，神策將蘇光榮受命守小激水(今河南臨穎以南一帶)，因各鎮(zhèn)兵馬步調(diào)不一，軍陣潰決，僅蘇光榮部有出色表現(xiàn)，憲宗時，蘇光榮還以神策普潤鎮(zhèn)使出任涇州刺史、涇原節(jié)度使。此外，唐代時新羅“王之弟”為蘇金添明；西羌的東女國清遠王弟為蘇歷顛，他還受封為銀青光祿大夫、試衛(wèi)尉卿。 宋遼金元時期的蘇氏播遷 蘇氏銅山派重要人 物，在宋初任參知政事的蘇易簡，從“居翰林”時便來到當時的北宋都城汴京生活，蘇易簡數(shù)代均在汴京(今河南開封)生活，不僅有自己的宅院，還有自家的墳塋，易簡的兒子蘇耆，死后即歸葬于“開封縣宰輔鄉(xiāng)中書村先塋”。易簡的另一個兒子蘇叟，死后也歸葬于“開封縣宰輔鄉(xiāng)風池原先祖墓穴之下”。 到了易簡的孫子蘇舜元，在江吳一帶任職后，死后即埋葬在潤州丹涂縣(今屬江蘇)五老山下。他們對家鄉(xiāng)，也就是祖籍的印象已極為粗淺，其故鄉(xiāng)情結，與隋唐時期重出身、重家世，自然是無法相比的。我們再以蘇軾為例，自從蘇家父子三人 走出四川后，除了蘇洵死而回故鄉(xiāng)眉山送葬外，其余的時間很少能回去，似乎已把常州作為養(yǎng)老送終之地，在那兒購置了房產(chǎn)，而且在那個并非故鄉(xiāng)，也非任職之地居住了較長的時間，即使在死后，也沒有“落葉歸根”，而是選擇了既非故鄉(xiāng)，生前也很少生活過的“汝州郟城鈞臺鄉(xiāng)上瑞里”，即今河南郟縣作為終老之地。 蘇氏在南方形成了福建、浙江、江蘇，即南方蘇氏分布格局的三大中心。每個省都有十余個地方，與蘇氏有關，這在以前是極為少見的。這是因為在五代時期中原戰(zhàn)亂時，有相當一部分中原士民南遷福建、浙江，如蘇頒的先祖蘇益便是這次南下移民的蘇氏族裔之一，他們隨王潮、王審知在福建建立了閩國，他們帶去的中原先進文化，加速了當?shù)氐拈_發(fā)與發(fā)展。另一方面，南宋政權建都在杭州，中國政治中心的南移，也使大批的高層士民集聚在當時的京城附近。 在金、元時期，由于轄區(qū)的原因，《金史》中的南方籍蘇氏極少；而元代的蘇氏，記載上以河北為代表的北方蘇氏為主。 蘇繹《浙東四明蘇氏族譜源流》，寫于元成宗大德丁酉(公元 1297年)。主要記述浙江四明(今寧波)一帶的蘇氏遷移情況。其主支譜系為蘇忿生、蘇建、蘇嘉、蘇純、蘇章。遷移路線也是河南、陜西、河北。蘇章是個關鍵人 物，其后裔有蘇味道，爾后居眉為眉山之蘇。另一支為蘇則、蘇綽、蘇瑰、蘇益等，蘇益隨王潮人 閩為隰州刺史，居于溫陵(今泉州)，為閩派之蘇。有關主支譜系，多以正史史傳人 物進行組合排列，尤其是將蜀派蘇易簡與閩派支系混淆，絕對是不可取的。但在蘇洵以下的譜系，如蘇軾四世孫為蘇甲原，國學博士，余姚縣尉，南宋滅亡后，隱居于四明之月湖。生子6人 ：蘇江為直學，居董溪；蘇河為學正，居余姚；蘇淮為提舉，居董溪；蘇海為學正，居奉化；蘇溪為樂正，居于鄞縣。 蘇基《重修同安蘇氏族譜序》中，談及在閩、粵地區(qū)蘇氏的徙遷。其最早在仙游，以后又分居到同安田頭，以及青礁。宋時分居虎溪，到明洪武時分遷太江、合浦。從太江分遷到碧浦、廣林、松浦、洪福等地。以后又散居車田、黃山之麓、漳浦、南靖，以及廣東海豐、東計、興化等處，還有居住在上平、龍溪、海澄等地。 

移居臺灣香港 明代末年，荷蘭殖民者占領臺灣 (公元1624年至1662年)。荷蘭殖民者鼓勵東南沿海的大陸民眾到臺灣移民。祖籍福建同安的蘇鳴崗(明光)明萬歷年間(公元 1573年至1619年)與入結伴到東南亞謀生，后定居巴達維亞，從事制糖業(yè)與商業(yè)，被當?shù)厝A入公推為華入領袖， 清政府實施對臺灣的管轄權，不僅大陸居民激增，臺、陸間的貿(mào)易活動也日趨繁榮。 臺灣商號林立，為協(xié)調(diào)行動，減少內(nèi)耗，而形成了對某行業(yè)、某地區(qū)市場的壟斷，建立了以大商入為中心的商業(yè)集團——“郊”，又稱為“郊行”、“行郊”、“郊商”。在“臺南三郊”中的“北郊”，擁有商號20余家，郊行內(nèi)部組織系統(tǒng)完善，有董事、秘書長、總干事等，立綱陳紀，章法森嚴，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氨苯肌钡暮诵氖恰疤K萬利商號”。 清政府收復臺灣后，實行了鼓勵大陸移民開墾臺灣的政策，從現(xiàn)存臺灣的蘇氏家譜中可以看到蘇氏族入的入臺始祖，大部分生活在清代。 來自福建汀州府永定縣蘇頌子蘇詒后裔者，乾隆年間，有蘇昌龍入墾臺后里；蘇祿進、蘇乾秀、蘇乾德入墾今新竹香山；蘇章煥、蘇周琮入墾今苗栗頭份。嘉慶年間，有蘇新長入墾今苗栗銅鑼(銅鑼灣)；蘇進魁入墾今新竹芎林(九芎林)；蘇湖宗入墾今桃園蘆竹(桃仔園蘆竹厝)。道光年間，有蘇拔益入墾今苗栗公館；蘇成昭入墾今新竹關西；蘇開全入墾今新竹東。 自福建泉州府同安縣入臺者，康熙年間，有蘇嘉祉入墾今高雄湖內(nèi)。乾隆年間，有蘇武入墾今臺北市土林區(qū)。嘉慶年間，有蘇全、蘇燕、蘇道、蘇由、蘇忒、蘇老、蘇足七兄弟入墾今臺中大肚。道光年間，有蘇進入墾今桃園市；蘇宗信入墾今臺北淡水；蘇圓入墾今臺北三芝；同治年間，有蘇振信入墾今嘉義樸子(樸仔腳)。 自福建泉州府南安縣入臺者，明永歷時有蘇澤恩入墾今臺南安定(直加弄)。清雍正年間，有蘇國浩入墾今臺北汐止(水返腳)。嘉慶年間，有蘇嘉騫入墾今臺北市南港區(qū)。 自福建泉州府晉江縣入臺者，康熙年間，有蘇懋德入墾嘉義六腳(六腳佃)。乾隆年間，有蘇彭進入墾今嘉義布袋，蘇文清、蘇文萬兄弟入墾今臺中清水(牛罵頭)；蘇克國入墾今臺北淡水；蘇昌啟入墾今臺北林口(樹林口)。同治年間，有蘇式月入墾今臺南市。 自福建泉州府安溪縣入臺者，主要是蘇結(蘇頌從叔)派下。乾隆年間，有蘇懋祿入墾今彰化市(米線)；蘇明巖入墾今臺北古亭區(qū)；蘇光和入墾今臺北汐止；蘇其緣入墾臺北泰山，蘇興存入墾今臺北景美區(qū)。嘉慶年間，有蘇清癸入墾今臺北汐止。 自福建漳州府龍溪縣入臺者，乾隆年間，有蘇共入墾今嘉義市。道光年間，有蘇瑞祥入墾今臺北士林區(qū)。龍溪蘇氏，早在明萬歷初年，便有蘇正順攜長子蘇振文入墾今臺南安定。 自廣東揭陽縣入臺者，乾隆年間有蘇笑入墾今嘉義市。廣東大埔縣，乾隆時有蘇揚武入墾今嘉義民雄；蘇挺秀入墾今苗栗公館。 自惠州府陸豐縣入臺者，有蘇朝尚入墾今苗栗三灣。嘉慶年間，有蘇嘉七、蘇嘉清兄弟入墾今新竹香山。 蘇姓入住臺灣，在他們的聚居地，有一些相關的地名，如云林縣有“蘇秦眉”、“蘇秦村”；嘉義縣有“蘇厝村”，舊稱“蘇厝”、“蘇厝寮”；臺南縣安定鄉(xiāng)有“蘇林村”、“蘇厝村”，這些地名，有的還是現(xiàn)代行政村的名稱，是蘇姓早期活動軌跡的反映。

香港新界的原居民中，有蘇氏分布。香港移民中，以廣東人居多。蘇氏也不例外，其祖籍有番禺、高要、順德、南海、東莞等地，還有一些在美國僑居，后返港創(chuàng)業(yè)。

移居海外 《巖山衍派蘇氏族譜》記載：從14世至21世中，每代都有蘇氏族人向海外發(fā)展的記載。如14世蘇光成，生于清康熙己巳年(公元1689年)，卒于乾隆丙寅年(公元1746年)，“往夷邦柬埔寨無回”。與蘇光成同輩的蘇光生，“往夷邦卒”；蘇光輝，“歿于夷咖噦吧”；蘇光端，“往外夷，不歸”。15世中，蘇祖慶，“往夷邦柬埔寨”；蘇祖果，“歿于外夷”；蘇祖春，“往暹羅”(今泰國)；其他如蘇祖密、蘇祖轉(zhuǎn)、蘇祖能、蘇祖荔、蘇祖迎等，“往外夷”，“歿于夷邦”，或“往外夷不回”，可見許多連具體的居住地，都不太清楚。16世中，蘇德提，“因往暹羅邦”，即到今泰國。18世中，蘇功齔(1867—1894)，“歿于岷邦”，即菲律賓。19世中，蘇敷誨，“卒于岷邦”；蘇敷鞣的續(xù)妻為“小呂宋”的羅絲；其他同宗兄弟，有“歿于雙安南之埠”，或“歿于杏眼”，或“居夷邦”，總的來說都在菲律賓、越南等東南亞地區(qū)。其20世、21世的蘇氏族人，亦有十余人，遠渡重洋，在東南亞謀生。從該族譜看，自清代康熙時期，直到清末明初，均有蘇氏到海外發(fā)展。 《龍井蘇氏族譜》記載：19世中，蘇金講、蘇金認、蘇金鵬等“葬南洋”。20世中，蘇玉榜、蘇玉相、蘇冬水等“往南洋”。這兩世的年代在1841—1915年之間，其中蘇玉富，“南洋檳榔嶼中華中學肄業(yè)”。 緬甸 蘇氏在緬甸有較為悠久的歷史，仰光市的慶福宮建成于清同治二年(公元1864年)，石碑上所刻董事人有蘇品堂、蘇大江、蘇永昌等。也就是在清代的同治年間(公元1862年至1874年)，旅緬的蘇氏宗親還在仰光建筑了“蘆山堂”，又稱“正簡公宗祠”。在緬南重鎮(zhèn)毛談棉也設有“蘆山堂”，堂聯(lián)為：“蘆山南渡衍派分支溯源祖國”，“山川北向鐘靈蘊結發(fā)展他邦”。在勃生、毛禮兩地有蘇氏宗親居住，并成立了蘇許連聯(lián)宗會以及“三季堂”。 

菲律賓 除在首都馬尼拉外，在南呂宋區(qū)、中呂宋區(qū)、北呂宋區(qū)、美骨區(qū)、三描禮智區(qū)、宿務區(qū)、怡郎區(qū)、加帛示區(qū)、岷（艸闌）佬區(qū)，不僅居住有蘇氏宗親，而且還有相應的地區(qū)組織，這些組織總匯成“菲律賓武功蘇氏宗親會”。該會創(chuàng)立于1937年，二戰(zhàn)時暫停會務，二戰(zhàn)后恢復會務活動，并租賃民房為臨時會所，1962年在岷市那位亍，專置兩層木質(zhì)樓房，作為新會所，直到1994年建成了磚石結構的永久會所、至今，宗親組織也已有40余屆。其蘇氏組織機構龐大，并承辦了世界蘇姓宗親組織的籌備與成立大會。菲律賓的蘇氏宗親多次組團到大陸尋根。蘇世慶作為菲律賓武功蘇氏宗親會理事長，以及世界蘇姓宗親總會的首屆理事長，在各國蘇氏宗親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新加坡 早在1929年便專門成立了 “蘆山公所”，二戰(zhàn)后又正式成立了“新加坡蘇氏公會”，他們在每年的農(nóng)歷十一月二十三日蘇頌安葬日，都要舉行聚餐聯(lián)歡會。新加坡的蘇氏是一個較為龐大的群體，僅1992年，全年發(fā)展的宗親會員達到107人。新加坡的蘇氏活躍在當?shù)氐脑S多領域，在房地產(chǎn)、金融、餐飲業(yè)，服務業(yè)等均有蘇氏的身影。蘇晉興獲得了總統(tǒng)頒賜的“公共服務星章”(BBM)，蘇全興也獲得了總統(tǒng)頒賜的“公共服務獎章”(PBM)。 泰國 蘇氏以廣樂潮汕地區(qū)為主，廣東籍主要分布在潮安、潮陽、東莞等，福建籍分布在同安、晉江、龍巖等地。泰國蘇氏主要居住在首都曼谷，在北欖府、吞府、京都府等均有分布。泰國蘇氏主要活躍了經(jīng)濟領域， 馬來西亞 在一些地區(qū)也設立了宗親組織，這些地區(qū)以及全國性的宗親組織，均為蘇、許聯(lián)宗。 越南、柬埔寨、印尼均有蘇氏分布，有的也成立了蘇氏宗親組織。 韓國 蘇姓人數(shù)就有24288人，韓國蘇姓的始祖為高麗國吏部尚書蘇繼芩。在美國，加拿大也有蘇氏宗親的身影。 非州 蘇氏宗親，他們有的是以東南亞移民非州，有的則是從祖國大陸遠渡重洋的淘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