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先生回到臨澧縣，時值縣立中學缺英文教員，他臨時補缺。由于學校發(fā)生一次學 潮，1938年春學校開學時，校長辭職。當時學校兩派爭持不下，張先生長期在外，同兩派都無利害淵源，兩派都想利用先生作為自己的緩沖，所以都推舉他為校長。同年夏天又被派到縣教育局任局長。到職后，先生首先從小學教育抓起，決定從訓練小學教師入手整頓小學教育，進而推進全縣教育的整頓。他擬定了一個舉辦“小學教師戰(zhàn)時教育暑期講習會”的計劃，對經甄別合格的小學教師并吸收一批進步青年，予以短期集中訓練。訓練內容側重于民眾教育，以便使小學教師肩負起民眾教育的責任，把小學教育與抗戰(zhàn)動員結合起來。結業(yè)后，參加講習會的200多名學員，全部分配任小學教師。此前，全縣初級小學的設置、經費的支配、教師的任用，都由鄉(xiāng)保人員和士紳決定，教育局不能直接干預。先生到任后改變了這種情況，全面調整了各地小學的布局，統(tǒng)一掌握教師的任用和經費的支配。在這期間還開辦過一個民眾教育館，蒐集了一些文物和文獻資料，建立了幾個展覽室。張先生擔任教育局長時，繼續(xù)兼任中學校長。主要講授外語和歷史。

　　1947年夏，蘭州大學聘請先生任法學院副教授。主要講授“國際關系史”，后又負責主持社會科學研究室及籌備出版�？�工作。1948年暑假蘭州大學發(fā)生學 潮，起因是歷史系學生拒絕上“黨義”課，任課教師唆使他的爪牙侮辱了史念海先生，因而激起全校的公憤。學校一些國民黨骨干分子企圖藉此擴大事態(tài)，奪取蘭州大學校長職位。蘭州大學教授開會討論這一事件，要求學校懲辦肇事分子時，大批反動分子襲擊會場，打傷教授和保護會場的學生，其中一名學生喪生。因張先生主持正義，被反動分子列入黑名單欲加迫害，在學生保護下，僥幸逃到校外。此事發(fā)生后，張先生離開學校回到湖南，參加陳采夫組織的湖南“民主促進社”，進行策動程潛將軍起義的工作。

　　1949年上半年，“民主促進社”在常澧專區(qū)的所屬各縣組織地方武裝，準備起義，先生于5月被派到臨澧縣做民眾的組織發(fā)動工作。8月份他的家鄉(xiāng)解放，當時向西南進軍的幾十萬大軍紛紛過境，新政權建立伊始，糧食供應緊張，先生受命擔任支援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沿公路幾十里地段過境解放軍的糧食供給工作。當時他深感這個任務既光榮又艱巨。他不分晝夜，走鄉(xiāng)串戶發(fā)動群眾，籌集糧食，圓滿完成了任務。卸任支援委員會主任后，先生重操舊業(yè)，擔任修梅小學校長兼任縣業(yè)產委員會委員，并被選為臨澧縣首界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50年9月，先生奉調到常德工業(yè)學校擔任政治課和語文課教員。時值土地改革運動、抗美援朝運動和參干運動在湖南蓬勃開展，他把搜集到的生動事例融匯到政治課教學中，教育了學生也教育了自己。他曾用激動的心情給學生講：“我們應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而驕傲。我們應當感謝共產黨和毛主席�！�

　　1950年寒假，先生辭職離開常德到北京，希望有機會進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研究班學習深造。但因到北京時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已經開學，未能如愿。當大連醫(yī)學院教務長請他到大連醫(yī)學院工作，準備動身時，在西北大學任教的史念海先生到了北京，一再說服他到西北大學工作。1951年暑假應聘到西北大學師范學院史地系任講師。1954年10月至1960年任西安師范學院歷史系講師兼世界史教研組主任。1963年任陜西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兼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主任。1963年被評為陜西師范大學先進工作者。

　　張先生一生主要從事教育工作。經過在新舊社會的長期生活，深切體會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新中國兩種不同制度下教師的辛酸與幸福。在我校任教36個春秋，忠誠黨的教育事業(yè)，兢兢業(yè)業(yè)，恪盡職守，為我校的發(fā)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他是世界近代史課程的主講教師，每周近20個課時，有時還給政教系講“共產國際共運史”課程。先生備課認真、精益求精。對學生輔導耐心、要求嚴格。擔任教研室主任，處事果斷，計劃周密，為人謙和，樂于助人，特別關心青年教師的成長與進步，受到師生們的普遍贊譽。

　　張先生在日常生活中，嚴于律己，他的子女在他的教育和人格影響下，個個在單位都是先進和模范。先生無論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多大困難，都是自己設法解決，從不麻煩組織，三年自然災害國家暫時困難時期，他家人口多，糧食不夠吃，組織送來困難補助，他堅辭不受，懇請組織送給更困難的同志。患病后，當時西安地區(qū)醫(yī)療條件較差，無法查清病情，校醫(yī)室讓他到上海住院檢查治療，為了節(jié)省費用，到上海后，沒有住醫(yī)院，而是住在朋友家。在生命彌留之際，先生仍反復叮囑家屬不要給組織上增添麻煩，喪事從簡，他高尚的思想品德令人敬佩。

　　先生于1987年退休，并于當年不幸病故，享年7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