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何佶，曾用名呂云圃，筆名倪平、呂熒等。安徽天長人，文藝理論家、翻譯家。1935年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1937年參加抗日戰(zhàn)爭，后返回西南聯(lián)大復學。年輕時經常在胡風主編的著名文藝雜志《七月》上發(fā)表文章。歷任貴州大學、臺灣師范學院教授。1950年后任山東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在“思想改造”中受批判離開山東大學，去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1955年批判胡風時，被定為“胡風分子”�！拔母铩敝性庀荼徊度氇z，1969年不幸在獄中去世。著有論文《人的花朵》、《文學的傾向》、《關于工人文藝》、《美學問題》，譯著《歐根·奧涅金》（普希金原著）、《仲夏夜之夢》等。
人物生平
何佶五歲喪母，七歲在家讀私塾，1928年去南京讀小學，第二年進南京中學。中學期間，愛好文學，開始學習寫作詩歌和散文，同時閱讀魯迅的作品和蘇聯(lián)的小說。1935年中學畢業(yè)，考取北京大學歷史系�！耙欢�·九”學生運動中，他置身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洪流中，發(fā)表愛國演說，參加中國共產黨外圍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在革命運動中，他研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開始形成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此間，呂熒參加了進步文藝團體“浪花社”，創(chuàng)辦《浪花》文藝期刊。1937年“七七”事變后，去武漢參加中華全國文藝抗敵協(xié)會，又與羅烽結伴赴延安，因道路阻隔，遂去山西臨汾“民先”工作。1938年因病到四川修養(yǎng)。1939年去昆明西南聯(lián)大復學，成績優(yōu)秀。1941年畢業(yè)，選擇了教員的職業(yè)走向社會，同時想利用業(yè)余時間開展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1942——1945年間在四川各地教中學，與重慶文化界進步人士胡風、劭荃麟、馮雪峰、駱賓基等聯(lián)系甚多。同時他與夫人潘俊德自籌資金，以“泥土社”名義出版論文集《人的花朵》，高度評價魯迅、曹禺、艾青、田間等革命作家的作品。1946年春呂熒到貴州大學歷史系任副教授，與方敬等進步教授創(chuàng)辦《時代周報》，宣傳爭民主、爭和平、反內戰(zhàn)、反獨裁的革命思想。因受校方保守勢力攻擊，于1947年夏憤然離校，后輾轉到臺灣師范學院任教。1949年4月，經香港到北京，迎接新中國的誕生。同年7月，出席全國第一次文代會并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 任教山東大學 1950年，何佶應邀到青島山東大學任中文系主任、教授，主講文藝理論課程。 1951年11月的《文藝報》（第5卷第2期）發(fā)表了山東大學中文系某干事（后調離）的來信《離開毛主席的文藝思想是無法進行文藝教學的》。這封信指責和批評何佶在文藝學教學中所謂的嚴重脫離實際和教條主義的傾向。這封信在文壇引起了軒然大波，由此引發(fā)了“關于高等學校文藝教學中的偏向問題”的大討論。在當時的政治情勢下，這類的“文藝批判”總是和“運動”聯(lián)系在一切的。因此，這封來信不僅在山大中文系也引起了思想震動（不如說是引起混亂）而且造成了一種u2018運動u2019的聲勢”（李希凡語）。盡管何佶在《文藝報》上極力為自己辯護，指出：“XX同志沒有去聽過文藝學的課，可是他引了我在課堂上講的話。這些話經他一寫之后，和原意正正相反。還有一些話我根本就沒有講過”，表明自己的文藝理論教學不但不是對馬克思主義采取“教條主義態(tài)度”，而且盡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來解釋文藝現(xiàn)象，盡管在運用過程中不是那么純熟和全面，但當時寧左勿右的思想大勢，卻使呂熒先生不得不接受《文藝報》（1952年第2期）上“編輯部的話”里概括的定論：“在該校的行政領導下，該系同學經過了熱烈的學習和討論之后，大都明確地認識了何佶同志教學中脫離實際、脫離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教條主義的錯誤，并迫切要求改進”。 何佶的性格倔強執(zhí)拗，他自是很難接受這樣的“批判”。但是山東大學校長華崗很愛何佶的才華，他為了保護何佶，曾幾次勸說他，只要做一點自我批評就可以了。但以何佶的個性，是不肯做這樣違背自己心愿的事的。這樣，他終于不辭而別，拂袖而去了。 離開山東大學后，何佶來到北京。在馮雪峰任社長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任高級翻譯員。在此期間，他參加了文藝界正在進行的美學大討論，并卓然成為“主觀派”的代表人物。 探討美的本質問題，也就是回答什么是美的問題。在當時的美學界主要有四種不同的看法：第一種看法認為美是主觀的，“美是觀念”，持這種看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呂熒和高爾泰；第二種看法以蔡儀為代表，認為美是客觀的，“美在物本身”；第三種看法認為美是主觀與客觀的統(tǒng)一，其代表人物是朱光潛；第四種看法主張美是客觀性和社會性的統(tǒng)一，這種看法的代表是李澤厚。他們當時就美的屬性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辯。何佶早在《美學問題》（1953年《文藝報》第16期）一文中提出：“美是人的一種觀念”。他說：“美，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對于美的看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同的。同是一個東西，有的人會認為美，有的人卻認為不美，甚至于同一個人，他對美的看法在生活過程中也會發(fā)生變化，原先認為美的，后來會認為不美；原先認為不美的，后來會認為美。所以美是物在人的主觀中的反映，是一種觀念。”“自然界的事物或現(xiàn)象本身無所謂美丑，它們美或不美，是人給它們的評價”。1957年，何佶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的《美是什么》一文，又進一步提出：“美是人的社會意識”。他說：“我仍然認為：美是人的社會意識，它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第二性的現(xiàn)象”。他在《美學書懷》中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這一定義作了這樣的解釋：“美是通過生活概念被人認識的”�！懊篮蜕埔粯�，是社會的觀念”。他認為自己的美學觀是依據(jù)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他認為“宣稱u2018美的觀念u2019是客觀事物的美的映像，用以肯定美是物的屬性時……美學就必然離開社會生活的基礎，只能限于物本身立論，在物本身尋找美的規(guī)律（即種類典型），走生物學的美學道路了。因此，“辨證唯物論者認為美不是物的屬性或者物的種類典型，它是人對事物的判斷或評價”。 何佶“美是觀念”的主張，在當時許多“唯物論”者看來，頗有些“唯心論”的嫌疑，這當然得不到多少人的贊同。但何佶并沒有因此而放棄自己對真理的探求，反而極力為自己的主張辯護。這種“獨戰(zhàn)眾數(shù)”的精神，凸現(xiàn)出何佶崇高人格，這也為他后來在胡風落難時敢于力排眾議為朋友辯護埋下了注腳。 1955年，“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發(fā)。胡風和他的戰(zhàn)友們如路翎、魯藜、阿垅、綠原、曾卓、牛漢、賈植芳、彭柏山、王元化、冀汸、張中曉等紛紛被捕入獄。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憤怒聲討和深入揭批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群眾運動。但不知為什么，這一年5月13日“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一批材料”公布后，曾經和胡風關系密切的何佶，沒有被列入逮捕的名單，在5月20日的《人民日報》上，他還發(fā)表了一篇《評<明朗的天>》的評論文章，分析曹禺新作的優(yōu)劣。 實際上，早在1937年初，何佶與胡風就開始聯(lián)系了。1953年胡風全家由上海搬到北京后，何佶便成了胡風家中的�？汀Ｔ诤L夫人梅志的印象中，“他比過去見得更為古板了，學究氣更重了。他在我們家聊天很少有開懷暢笑的時候，只有文文靜靜地說點什么，他年紀并不大，但看去已沒有了青年人的朝氣，成了一個老成持重的學者。”但“老成持重”的描述，絕對與1955年5月25日的何佶掛不上號。 5月25日，中國文聯(lián)主席團和作家協(xié)會主席團召開聯(lián)席擴大會議。郭沫若主持會議并致開幕辭。他的題為《請依法處理胡風》，第一次向人們透露出胡風等人已經遭受的結局，第一次向人們透露出即將全面開展的“肅反”運動的信息。到會的700多人以熱烈的掌聲表示出對郭沫若講話的歡迎，700多人舉手通過了把胡風開除出文聯(lián)和作協(xié)、并依法懲處他的決議。接著，有20幾位代表發(fā)言，異口同聲重復著報上的語言、郭沫若的建議。 在這700人中，也包括何佶。將胡風等一下子打成反黨、反革命集團，何佶忿忿不平。他一直將胡風的問題視為文藝問題，過去對胡風的批判，雖然已經令他反感，但畢竟限于文藝范疇，他還能夠接受，可如今……這時，何佶走了上去。 他坐到了郭沫若、周揚的中間，對著話筒，振振有辭地說，“胡風不是政治問題，是認識問題，不能說他是反……” 他的話未完，會場頓時一陣喧嘩，誰也不會想到，時到如今，他還會站出來說出這樣的話，和他平時的少言寡語，判若兩人。人們更多的是氣憤夾雜著驚奇，這樣一個神圣、嚴肅的會上，怎么能容忍他說出這樣的話，明目張膽為一個全國聲討的反革命集團頭子鳴冤叫屈。不等呂熒再往下說，便有人跑了過來，在此起彼伏的斥責聲中，呂熒被帶下臺去。暫時未上逮捕名單的呂熒，隨即被帶回家中，從此不讓他出門，軟禁一年后，才恢復行動自由。 第二天，新華社報道5月25日中國文聯(lián)、中國作協(xié)主席團聯(lián)席擴大會議的消息中，提到了這個與700多人不同的人—一何佶�！皶�，胡風分子呂熒在發(fā)言中為胡風集團辯護，遭到會議一致的駁斥。” 十幾年后，在文革中，何佶被捕入獄，罪名是手持刀威脅革命群眾。起因是因為生活瑣事他與人爭吵，吵架時他拿著手中的水果刀胡亂比劃著——他正用它削蘋果。 1969年，何佶冤死于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