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易生，祖籍浙江海寧，為唐詩人顧況后裔，1924年12月生，復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著有《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七卷本（合作主編并參加其中《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和《宋金元文學批評史》的撰寫）、《中國文學批評史》三卷本和《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合作主編）、《柳宗元》、《詩詞助讀》（主編》、《宋詞精華》（主編）、《十大散文家》（主編）、《韓愈散文選集》（合編）、《歷代詩歌淺解》（合撰）等及論文雜說百余篇。曾參與《中國文學史》、《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中國歷代文論選》四卷本、《辭海》、《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等的編寫和《舊唐書》、《舊五代史》的校點工作。顧易生在復旦大學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譜系中，第一代學者是郭紹虞教授、朱東潤教授、劉大杰教授，第二代學者的代表是王運熙教授、顧易生教授。王運熙教授專攻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顧易生教授主攻的方向是先秦兩漢、唐宋元明清和近代，二人的專長相合，恰涵蓋了一部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建國以后文學批評史研究在前輩學者打下學科基礎，以此為前提繼續(xù)向縱深和寬廣方向尋求學科延伸、發(fā)展的大趨勢中，加強對通史框架下的斷代文學批評史研究是一種必然的要求。正是在這一學術背景下，建國以后成長起來的文學批評史家，大多是斷代的（包括數個朝代的）批評史家，而與之前該領域的學者多為文學批評通史專家的情況有所不同，研究也隨之趨于更加具體、細致、切實。與之相應，“合作”成為斷代文學批評史家編撰通史的最通行的一種方式，這也成為解放后復旦研治文學批評史的組織特色，而這一特色主要是由王運熙教授和顧易生教授確立下來，并由于二人寬厚謙和的性格和默契配合的精神而使其發(fā)揮出很高的效率。 　　顧易生先生出生于1924年12月，祖籍浙江海寧。遠祖中有唐代著名詩人顧況，此一線文脈綿延而下，給顧先生的熏浸是不言而喻的。父親顧詒谷學物理而董理金融，通舊學而并融新知，在家中實行開明教育，舊籍西書，文科理科，雙管輸液，不為偏廢，這給顧先生后來治學形成合理的知識結構和開闊的學術視野所帶來的影響是相當積極的。他四歲啟蒙，基本上走過的是一條學校教育與家庭訓迪相結合的求學道路。從顧先生晚年對他自己早期的讀書生活的回憶，有二點尤其值得提起：一是父親鼓勵他諷誦古文詩詞，并教誨說：“平素修身養(yǎng)性、待人接物，當以忠厚為本，依詩人之義，優(yōu)游不迫�！盵1]顧先生過而立以后以教授和研究古典文學為終身的事業(yè)，在這里已經藏伏端因，不僅如此，這還啟發(fā)了他對古典文學益人身心的特殊作用及方式的認識。二是自小被勉勵應當懷著憂患意識讀書。他青少年時代社會風雨如晦，“先父母當年即以一種憂患意識對我進行教育。他們堅信祖國的優(yōu)秀傳統文化是培植民族自尊心和高尚人格、志趣的基礎，故對子女輩自幼加強這方面教學以補學校課程的不足，有意識親自講授古典詩文、輔導閱讀古代名著，隨時以古今仁人志士言行來相誨勉。”[2]顧先生后來在他自己講學、撰文時，常伴隨著為國運思、為眾物慮的關懷意識，這一點也鮮明地反映在他撰寫的文學批評史論著中，這與他從小受到的庭訓密不可分。他大學本科讀的是法律，工作于銀行，若不是1956年報考朱東潤教授的研究生，古典文學也許如繪畫、書法一樣，只是陪伴他的多種業(yè)余愛好中的一項內容。而正是那一考，從根本上改變了他事業(yè)的方向。畢業(yè)后留復旦任教，先后在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批評史教研室工作，并長期擔任批評史教研室主任。顧先生的研究廣涉中國古代文史諸多領域，上起先秦，下及近代，范圍跨度非常寬大，其中唐宋文學和古代文學批評史又是他最為專注而成果也最為集中的二大領域。由于他在古代文學和文學批評史教學上取得了突出成績，曾獲教育部和上海市教學成果一等獎，他與王運熙教授共同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也多次獲得國家和上海市的大獎。我不知道顧易生先生在今天是如何看待自己當年放棄法律、金融而選擇古典文學的事業(yè)轉變的，我想說的是，當看到自己的著作不斷問世流傳，其研究成果能對推進學術發(fā)展產生積極影響，并滋潤和啟迪學子的心智，那么，作為一個研究者和教授，他應該是可以感到慰藉的。 　　一、研治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步履 　　《中國文學批評史》顧易生先生開始集主要精力于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是在1960年前后，當時復旦大學中文系55級學生集體編寫了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顧易生先生被指派始終參與其事，從議定體例，分工撰稿，到對全部書稿進行反復修改，頗耗時費神。這期間全國范圍內的高校出現了一股學生編書的風氣，對教授、權威形成很大壓力，而這正是上層鼓勵者所希望看到的結果。由于政策調整及隨后形勢發(fā)生轉變，這一本《中國文學批評史》排出清樣以后沒有出版。雖然該稿受“左”的思想和機械思維模式影響，以唯物論與唯心論、形式主義與反形式主義簡單劃分文學批評史上的陣營，自有諸多缺點，然而又非無是處，不僅如此，有些方面還很可注意。比如，體例方面該稿分成七編：第一編先秦兩漢，第二編魏晉南北朝，第三編隋唐五代，第四編宋元，第五編明清（上。按明代部分），第六編明清（下。按清代部分），第七編近代。每編先用《概論》總述大意，然后分章列節(jié)敘述各家批評觀點，予以評論。這樣一種體例框架，在后來先后由劉大杰、王運熙與顧易生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大體依然得到采用。在具體論述方面，也不乏可以圈點的地方。比如指出孟子“以意逆志”是“讀書的方法”，意思是讀者“根據自己的u2018意u2019來探求作者的u2018志u2019”，這比之從前“主觀的體會”，“挾數百年后之意，求數百年前之志”種種說法，在將“意”理解為是讀者之意這一點上，表述得更加簡潔明白，雖然囿于認識，對讀者閱讀和理解也可能帶來新的創(chuàng)造作用在當時不可能作出妥適的評價，但是在今天以接受文學批評史的眼光去返觀其對孟子這一觀點要義的把握，還是可以感到某些新鮮之處。這些表明，對于當時學生集體編寫（有些也有教師參加，或吸收了一部分教師的意見）的文學史著等，從學術史的角度給予適當厘別和分析是有其必要和可能的。在顧易生先生的治學生涯中，這一段經歷顯然有特殊的意義。他自己說，在“慘淡經營”中“經歷了一次鍛煉，不為無補”[3]。或許對他個人來說更重要的意義還在于，由此而展開了以研治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為主要方向的學術道路。 　　顧易生先生研治批評史的第二個階段是編著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世紀六十年代早期，教育部組織專家編寫高等學校文科教材，其中《中國文學批評史》一書由劉大杰教授擔任主編。顧易生先生作為主要編寫人員分工執(zhí)筆宋至近代詩文批評和詞論部分。草稿寫成遇到“文化大革命”而工作被迫輟止，全書只于1964年出版了包括先秦至五代的上冊，其余闕如�！拔母铩苯Y束以后，發(fā)展教育、發(fā)繁榮學術成為當務之急。于是在舊稿基礎上重新編寫了《中國文學批評史》中、下冊，由于劉大杰教授已經逝世，該著由王運熙、顧易生主編，1985年全部出齊，前后出版相隔逾二十余年，一部著作成為我國一段滄桑歷史的見證。當然，歷時久也給了著者反復、冷靜思考問題的時間，而社會的思想意識、文化學術環(huán)境前后發(fā)生巨大改變，走向正常，又為著者對古代文學批評及理論產生較科學的認識提供了契機。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內容完整而具系統，評價公允而含新見，深入淺出，可讀性強。顧易生先生執(zhí)筆部分是中、下冊的重頭戲，對詩文詞論材料有許多發(fā)掘，檢披、組織甚有功力，而抑揚和是非又多見器識，其中對近代傳統文論的整理由于少有前人同類成果可資借鑒，創(chuàng)獲之功尤屬難能可貴。中國長期流行的“左”的文藝理論雖然在該著中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痕跡，但是作者反映出的主要立場是追求學術性，自覺與包括極左文藝理論在內的片面的社會意識和時髦主張保持應有的距離，這種著書精神貫穿于整個寫作之中，使該著取得了較高的學術價值，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作為一部高校文科教材，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中兩冊的比例比較協調，下冊清代前中期及近代部分的篇幅有許多擴大，是因為這一冊主要寫于改革開放以后，科研環(huán)境和學術氣氛有利于作者對研究課題充分展開探索，出版方面也具有了更好的條件。這實際上也顯示了編著一部容量更大的批評通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中國歷代文論選》在這個階段，顧易生先生還參加了郭紹虞先生主編的《中國歷代文論選》新編的工作。該書初版于1964年，對高校文學批評史教學產生過很大影響。七十年代后期，郭先生主持重新修訂。在修改版的《中國歷代文論選》中，顧易生先生主要擔任隋唐、五代、宋、金、元部分及部分近代的編寫工作，并參加閱讀文論選全稿。 　　顧易生先生研治批評史的第三個階段是與王運熙教授共同主編七卷本《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并在其中執(zhí)筆“先秦兩漢卷”的先秦部分、“宋金元卷”的北宋詩文和兩宋詞學部分。通史是國家“六五”哲學社會科學重點課題，自1983年立項到1996年七卷全部完成出版，歷時十三載。二位主編對《中國文學批評通史》的期望是，“力求較為全面地清理各歷史階段文學批評的發(fā)展過程，對曾有所建樹的批評家與論著進行科學的評價，并努力發(fā)掘新的材料，展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豐富多彩和燦爛成就，總結其經驗與教訓，為文藝理論研究和創(chuàng)作提供借鑒和參考，為繁榮新時代的學術文化服務�！盵4]由于作者身逢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時機，過去的禁區(qū)壁壘遭到破除，科學的學術探索精神重新生長，研究環(huán)境得以改善，故與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相比，通史無論是在材料發(fā)掘抑或是在理論闡述方面，皆有很大推進和發(fā)展。顧易生先生撰寫的先秦文學批評部分，對儒道兩家文藝觀的總結系統性很強，大致可以將它們分別歸為人性論文藝觀和自然論文藝觀，二家互相斗爭而各揭示出文藝的基本質性，互相不可替代。他還認為，先秦時期對文藝的萌芽狀態(tài)的認識也反映在諸子各派著作中，包括以禁毀文藝這種極端形式出現的法家著作，因此他廣檢先秦各類典籍索而求之，予以集中整理，歸納出各家的論文要義。若論中國先秦文藝萌芽史著作，顧著當推為最詳備的一種。顧易生先生執(zhí)筆的宋代文學批評有關的部分，比諸以前三卷本的內容，既有很多新的開掘，又反映出作者新的思考和心得。最顯著的一點是，對相關歷史時期的文學批評所作的貢獻總體估價作出調整，有較大提高，更注意去發(fā)現批評家文學理論積極的價值，如對李清照《詞論》的再認識，即是顯著一例。這既反映出對“精華、糟粕”論的重新體認，也是對過去“內容、形式”論產生的片面影響進一步消除。 　　《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世紀更替之際，王運熙教授、顧易生教授主持對原先的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進行全面修訂，完成了二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的撰寫，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新編主要吸收了《中國文學批評通史》的研究成果，也融進各位作者一部分新的認識和體會。顧易生先生執(zhí)筆修改宋明兩朝傳統文體批評部分的內容，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和評述更見慎細，對批評家互相之間的關系以及理論觀點不同側面的錯綜交叉也把握得更加周全和準確。這項工作，是顧先生完成主編并撰寫通史之后在中國文學批評史這塊園地一次新的耕耘。 　　二、積極詮釋的研究風格 　　與顧易生先生交談相處，可以感受到他由衷涌現出的對祖國博大豐富的思想文化遺產愛戴的情懷，這種情感反映到他古代文學批評史研究中，形成了以積極詮釋為主要表征的治學特點。 　　中國近代以來，尤其是經過“五四”運動后，思想界對過去數千年文化傳統的認識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其積極的一面是通過以人鑒己、以今鑒古，認識到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傳統存在落后的一面，從而謀求改變，加快了思想意識觀念的現代化進程。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又常常伴隨著傳統被當作造就新時代風尚的障礙或追尋現代化的羈絆而遭揶揄、乃至輕蔑的情勢，這樣就造成了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傳統包括文學和文學批評傳統的消極性過分夸大的普遍結果。用批判的眼光審視傳統，演繹得出帶否定性的結論，這樣的情況在不同時代階段皆有發(fā)生。人們曠日持久受其影響，心靈很容易對傳統產生麻木遲鈍，而逐漸認同對傳統的一些似是而非的否定性詮解。顧易生先生對此表示憂慮： 　　例如論者或謂我國古代思想中缺乏民主意識與人道精神，儒家“中庸之道”與道家的“無為”思想致使國人不求進步、開拓，不事斗爭、競賽，造成社會的停滯、落后�；蛑^屈原作品的內容主要為宗族、鄉(xiāng)土、忠君觀念，未足稱為愛國主義，而我國古典文學中是否存在這個優(yōu)秀的傳統也頗成問題。更有一種說法，略謂中國文化植根于黃河流域、黃土高原，故稱黃色文明，其特點為保守、封閉；西方文化源于海洋，故稱藍色文明，其特征為進取、開拓……當我讀到這些論說時，始而震動，感到我國傳統文化中存在如許問題，值得重新審視與深入思考；既而懷疑，發(fā)現這類論說中頗有華而不實、比擬不倫者；三思而不禁有所憂。[5] 　　中國文學批評的傳統同樣經常會遭到否定性的質疑，與中國思想文化傳統遭到貶低的情形大略相似。顧先生以上所言也是包含了對文學批評史研究的歷史與現狀的憂慮在內。他說：“有些菲薄我國古代文論為不成系統或缺乏民主自由和人道精神之說，我認為是可以商榷的。”[6] 　　與類似上述一些研究的立場和態(tài)度顯著不同，顧先生主要是從正面去闡述古代思想文化（包括文學批評）傳統的意義和價值。他在《先秦文學批評·緒論》說： 　　本編在介紹各家時，大都基本持正面的態(tài)度，雖然他們之間存在相互的否定�！�…關于“吸取精華、批判糟粕”的原則，自應貫徹始終，卻未能處處作出判斷。古書之精華糟粕，并非都涇渭分明，也貴在讀者自得。精華僵化，可能反成為教條束縛；糟粕活用，也能化腐朽為神奇。[7] 　　堅持“正面的態(tài)度”也就是對古代思想文化、文學批評堅持積極闡釋，堅持正面介紹和評價的態(tài)度，不同于破字當頭，輕率地批判或否定。誠然，先秦諸子創(chuàng)立各家學說多表現出不受羈縛之精神，秦漢以后封建專制強化使知識分子的獨立自由精神受到削弱，因此兩個不同歷史階段留下的思想文化遺產其價值容有差別，廣義的文學批評遺產其情況也略約相似，因此對其作積極闡釋和正面評價的程度也有所調整，但是，面對數千年思想文化、文學批評豐富的遺產，以“正面的態(tài)度”對其進行積極的闡釋這一基本立場在顧易生先生治學中都是清晰而突出的。顧先生對自己長期研究的問題，在獲得了更合理、更滿意的結論以后，會很樂意放棄或部分修改他自己從前的結論，出現這種情況，往往表示他在積極闡釋和正面評價古人文學思想和批評理論方面取得了新的進展。作為一般的原則，“吸取精華、批判糟粕”得到人們普遍認同和接受，可是在對古代思想文化、文學批評的精華和糟粕的價值判斷上，我們也有許多教訓，走了不少彎路，建國以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對所謂糟粕的夸大引起的消極后果更加嚴重，至思想解放以后的一個階段，這種情況才被有意識地反思而有所轉變。老一輩學者在建國后對他們的舊著作出修改，往往會突出對古人“糟粕”的批評，而在八、九十年代一些學者對他們五、六十年代的著作進行修改時，又往往轉而更加關注古人學說中的“精華”部分，對批判糟粕而失當的論說作出某種矯正，這正反映出我國上述學術生態(tài)背景和狀況的變化。顧易生先生對此深有感觸，故對鑒別傳統思想文化、文學批評中的精華、糟粕相當慎重，對一些看似與今人大道理不相侔而其實內涵復雜的命題或理論不輕易斷定其為糟粕，這已經成為他長期養(yǎng)成的一種思考習慣，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這是他人生閱歷的結晶，是他觀察和熟睹了翻云覆雨、蒼茫世瀾而后得到的思辨智能。我以前曾撰文介紹說：顧先生“不為一時的風氣所左右，不拘一切陳見舊說，在學術精神上表現出一種超然的清醒和自覺�！薄绑w現了學者的良心和公允。”[8]主要指的也正是他對當時各種糟粕論的懷疑、拒絕，堅持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學者品格和氣度。 　　正是本著積極闡釋、正面評價的態(tài)度，顧易生先生在所著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往往會從新的視角去觀察和思考問題，立說異于時論，這尤以《先秦文學批評》為其代表。如對于儒家文論，注重總結其多方面的成就，揭示其崇古口號中的創(chuàng)新意義。對于道家表面消極實蘊精微深刻見解的文藝觀，闡釋新義尤不遺余力。即使對于法家，在其排斥甚至禁毀其它各家文辭著述的背后，仍指出他們對論說文寫作方式方法與接受心理方面的特殊見解，從而在先秦文學批評史上給予其一席地位。對一些具體觀點的分析，也可以看到這樣一種著述態(tài)度的存在。比如他指出，孔子“思無邪”所定的界限其實還是相當寬廣的，“無邪”指詩歌的中和之美，是“仁、禮”思想的體現，而“仁、禮”思想在當時提出實是一種歷史的進步，因此不能用后世對“無邪”偏狹的理解去簡單評價孔子本來的學說。 　　顧先生認為，從夏王朝起至清末，君主專制制度延續(xù)了四千年，然而民主精神、人道思想的閃光時時熾耀于思想史、文學史及文學批評史上。因此，他非常重視去發(fā)現、總結和肯定這一源遠流長的傳統，包括從老子、孔孟、墨翟、楊朱、陶淵明、李白、韓愈、柳宗元、蘇軾，一直到龔自珍等人，抉發(fā)其思想、文學和文論的精華。他也很重視古代文學批評史上的異端精神，視其是對中國優(yōu)秀的思想文化及文學批評傳統的重要補充和豐富，如他對清初批評家廖燕的論述和褒揚。 　　這些都反映出顧易生先生自覺的現代意識，他研治中國文學批評史，既非以古釋古，亦非以今釋古，而是本著對傳統與現代合理的、整體的把握，將傳統文論中原有的符合現代精神和意識的涵義從正面加以深刻地發(fā)掘和全面地整理，并作出積極闡釋，使文學批評史研究在顯示出傳統文論現代意義的同時，也使現代的文學精神和意識借此而回眸其中流淌著不息的傳統的血脈。當然積極闡釋、正面評價并非放棄對傳統思想文化和文學批評中“劣質物”的挑剔，事實上顧先生在這方面也是努力而為的，只是與時人研治文學批評史相比，他的前一個特點更呈顯著的學術個性，而且就文學批評史學科的發(fā)展而言，這一點也當更富有建設意義。 　　《先秦文學批評》三、關于文學批評史研究的幾點思考 　　顧易生先生通過長期潛心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對這門學科有其個人深切的會心和認識，他以下幾點思考值得提出來作一介紹。 　　一、中國文學批評史“是一門具有綜合性與交叉意義的學科”。這不僅是指文學批評史的研究應當緊密結合文學創(chuàng)作實際即文學史的研究來進行，而且應當將它放置于更加廣闊的思想文化藝術背景之下，通過對它們錯綜復雜的共生共存和互動關系的細心梳理，以及通過古與今、中與外的合理的比較，來揭示古人文學批評及理論的真義和真理，把握其歷史發(fā)展的脈絡。他說：“為了理解歷代文學理論批評的發(fā)展，須要與各時期文學發(fā)展的歷史、音樂、繪畫、書法等藝術、哲學思潮、政治社會背景相聯系，與現代以及外國的有關學術文化作比照�！盵9]古人提出并運用的一些重要的文學理論概念、范疇、術語等，與眾多思想藝術門類的一體性關系非常密切，比如氣、神、韻、境、風骨、文質等等，無不如此，若不參照它們在其它門類中被使用的例證，是無法對其原義解釋清楚的，而若不能合理聯系當今中外的文學藝術理論作對照或對其進行剖析，要想完全凸顯古代文論的民族性及時代性，也將十分困難。因此孤立化的研究可能導致的不僅僅是事倍功半，甚至還可能探不到文論的“玄珠”，從寶山空手而歸。顧先生熟悉先秦諸子學、古代社會史及學術史，他早年跟隨導師朱東潤教授就讀研究生時，撰寫了《李義山詩的思想內容》、《韓愈的尚奇與韓文與辭賦駢文的關系》等論文和《柳宗元》書稿，治學的興趣主要在作家作品方面，后又參加朱東潤先生主編高校文科教材《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的編寫工作，自己主編、撰著了《宋詞精華》、《韓愈散文選集》等，對文學作品及文學史相當嫻熟，又多才多藝，長于書畫、詩詞創(chuàng)作。這使他從事古代文學批評研究得心應手，游刃有余，而每有獨到、親切的體悟及確切的總結。面對文學批評史這樣一門綜合交叉學科，在研究的方法上，顧易生先生強調應當同時吸取傳統樸學方法與近、現代科學理論及方法，使兩者并為我所用。他說：“需要我們吸取傳統樸學的文字訓詁考據經驗，運用近、現代科學理論和研究方法，進行廣泛的材料搜集、系統整理和多角度、多層次的辯正。”[10]對于有志于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的人來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二、比較研究，不能忽視人類“同相”的基本存在。比較研究是文學批評史眾多研究方法中的一種方法，長期以來研究者或有意識或無意識，或顯或隱地運用著這種方法，當下流行更甚。顧易生先生對此頗多關心，常有思考。他對通過所謂比較研究，人為地強化古今、中外之分歧或“異狀”，從而引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教訓強加予人這樣的做法深不以為然。他撰文指出：“近年文論史研究領域中出現比較中西文藝觀的可喜景象，令人廣開眼界。然而有些論者認為中國傳統文論崇尚u2018載道u2019，而西方則重在個性解放，截然劃分，隨加抑揚；據孤陋之聞見，竊有所疑�！苯又�他以中國古代思想中也曾出現尊重個性的閃光，西方文論中亦有近似“文以載道”的說法為例，說：“文學作為人學，東西種族風土雖異，而大家都是人，其文藝觀念盡管千匯萬殊，必多u2018英雄所見略同u2019者�！盵11]肯定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不同文化傳統的民族其文學及文學思想既有差異性，也有共同性，而共同性又是基本的一面。古人與今人的異同關系更是如此�；�于這樣的事實，開展文學批評史的古今中外比較研究就應該同時兼顧同與異兩個方面，沒有同，何來異？如果離開兩者基本的相同性，只是孤立地去研究相異性，得出的結論就不可能是全面的，因而也不可能是科學的。相異性研究在比較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一點毫無疑問，然而，相同性的研究也是比較研究題中應有之義，而無論是相異性還是相同性研究，都不應該離開對方，失去依存的一方即意味另一方也不再存在。顧易生先生的意見是否可以為今天從事文學及文學思想比較研究者所參考呢？ 　　三、文學批評史應當注意對薄弱環(huán)節(jié)的研究。從前由于研究風氣和條件的限制，對文學批評史的論述往往主要限于唐以前，對宋以后的研究則呈逐漸遞減的狀況，后來雖有所改變，這種現象還是依然存在。顧易生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期，即提到系統性地編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為此應當更加重視研究宋以后的文論。他在《古代文論研究管窺》一文說：“我們當前對古代文論的研究，似乎有偏重唐以前的傾向，其實宋元明清的材料更豐富。并不是說對唐以前文論的研究已經精華發(fā)盡，但對宋以后文論的研究當更有回旋余地。如果能對歷代有代表性文論家的著作逐一進行全面的清理，……這就為編寫系統性的文學批評史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睂τ谖膶W史研究，顧先生也持有相似的看法。他為日本佐藤一郎先生《中國文章論》作序指出該著特點，“其重點在評介唐宋以后古文，尤突出明清以至近代、現代之文，以濡染之巨筆有力地充實了文學史研究中的薄弱環(huán)節(jié)。至如書中關于王陽明、戴名世、曾國藩等章節(jié)，更屬填補空白�！睂σ陨咸攸c表示贊賞。這些都反映了顧易生先生對文學史及文學批評史研究關心之重點所在。加強薄弱環(huán)節(jié)的研究與提高整體研究水平是相一致的。近年來對文學批評史薄弱環(huán)節(jié)研究的狀況得到改善，但是仍然屬于大有可為的領域，因此顧先生這一提示仍然可以給我們啟發(fā)。 　�。ㄠw國平） 　　顧易生先生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論著論文簡目 　　

1、《中國文學批評史》（三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齊。（合作主編，執(zhí)筆宋元、明清、近代詩文詞論批評。） 　　

2、《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七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全部出齊。（合作主編，執(zhí)筆先秦兩漢卷中的“先秦文學批評”部分、宋金元卷中的“北宋詩文批評”、“宋代詞學思想和理論批評”部分。） 　　

3、《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二卷本），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合作主編，執(zhí)筆宋、金、元、明詩文詞批評部分。） 　　

4、《顧易生文史論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 　　

1. 《試談韓愈的尚奇及韓文與辭賦駢文的關系》，《文學遺產·增刊》第十輯，中華書局1962年 　　

2. 《蘇軾的文藝思想》，《文學遺產》1980年第2期 　　

3. 《司馬遷的李陵之禍與發(fā)憤著書說》，《復旦學報》1980年第2期 　　

4. 《<莊子>的散文藝術與思想》，《復旦學報》1980年第6期 　　

5. 《清初廖燕的異端精神與文學批評》，《復旦學報》1983年第2期 　　

6. 《北宋婉約詞的創(chuàng)作思想和李清照的<詞論>》，《文藝理論研究》1982年第2期 　　

7. 《古代文論研究管窺》，《光明日報·文學遺產》1984年1月3日 　　

8. 《試論老子的文藝思想》，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86年第1期 　　

9. 《孔子論<韶>考》，《學術月刊》1987年第4期 　　

10. 《莊子的文藝思想》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87年第3期 　　

11. 《孟子》，《中國古代文論家評傳》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12. 《先秦文學批評》，《復旦學報》1989年第5期 　　

13. 《試論屈原的文藝思想》，《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十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4. 《深深的祝愿 朦朧的遐想——<文藝理論研究>創(chuàng)刊十周年學術筆談（一）》，《文藝理論研究》1990年第3期 15. 《豪杰之文論——蘇洵文學理論批評初探》，《陰山學刊》1993年第3期 　　

16. 《英雄割據雖已矣 文采風流今尚存——曹操文學批評與曹丕、曹植文論中若干問題新探》，《文史知識》1993年第10期 　　

17. 《<中國文章論>中譯本序》，《中國文章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1

8. 《編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歷程與體會》，《文化的饋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19. 《關于李清照<詞論>的幾點思考》,《文學遺產》2001年第3期 　　《“詩有別材，非關書也”中之“關”字辨——讀嚴羽<滄浪詩話>札記》，《古代文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 　　[1] 見《顧易生文史論集·自序》，第1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 　　[2] 顧易生《讀書隨感》，原載《當代百家話讀書》，廣東教育出版社、遼寧出版社1997年6月。 　　[3] 顧易生《編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歷程與體會》，原載《文化的饋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8月。 　　[4] 王運熙、顧易生《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按《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在通史各卷中最早問世，這一段文字是對通史各卷撰述追求和目的總體的說明。 　　[5] 《讀書隨感》，原載《當代百家話讀書》，廣東教育出版社、遼寧出版社1997年。 　　[6] 《編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歷程與體會》。 　　[7] 顧易生、蔣凡《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第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8] 谷平《博士生導師顧易生教授》，《復旦學報》1989年第1期。 　　[9] 《編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歷程與體會》。 　　[10] 《編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歷程與體會》。 　　[11] 《深深的祝愿 朦朧的遐想——<文藝理論研究>創(chuàng)刊十周年學術筆談（一）》，《文藝理論研究》199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