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2月1日生于江蘇省吳縣。

　　1935－1939年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院學習，1939年獲工學士位。

　　1939－1940年成都航空機械學校高級班學習，1940年畢業(yè)。

　　1940－1945年任中國航空研究院副研究員。

　　1946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攻讀研究生。

　　1946－1949年美國康奈爾大學航空研究生院攻讀博士研究生，1949年獲數(shù)學、力學、航空博士學位。

　　1950—1953年任美國康奈爾大學航空研究生院研究員。

　　1954—1956年任美國諾脫頓大學工程力學副教授。

　　1956－1957年任美國底特律大學航空工程教授。

　　1957—1962年先后任美國高等熱工研究所所長、科學顧問。

　　1963—1965年任美國伊利諾伊理工學院教授。

　　1965年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研究員。

　　1980年任中國科學院數(shù)理學部學部委員。

　　1981—1984年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副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

　　1984年—任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2005年9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少年

　　董凌歐， 1916年12月1日出生于江蘇省吳縣，祖籍常州武進縣。10歲在蘇州的小學就讀，1929年進蘇州中學，很快就顯示出在文學、美術和數(shù)學方面的天賦，數(shù)理成績在全班一直名列前茅。高中畢業(yè)前，他自學完微分方程、變分法等大學課程。

大學時代

　　1935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院，1939年獲工學士學位。同年，進入成都航空機械學校高級班學習。1940年畢業(yè)后，到中國航空研究院當副研究員。兩年內，他解決了滑翔機蒙布張力的測量問題，制成了張力計，并獲得獎章；還與老師林致平一同發(fā)表了《正向薄板承受邊壓時的彈性穩(wěn)定問題》等兩篇論文，顯示出扎實的基礎和科研的才能。

留學

　　1945年，他通過了公費留美考試，1946年，赴美攻讀研究生。他先到加州理工學院，同年轉入康奈爾大學航空研究生院，在W．R．西爾斯教授指導下，1949年，以論文《有限翼展超音速雙翼的波阻》獲數(shù)學、力學和航空博士學位。畢業(yè)后，留在康奈爾大學航空研究生院任研究員，從事激波馬赫反射問題、旋翼層流邊界層和流體分離區(qū)問題的研究。在這些領域內取得的豐碩成果，使他迅速成為國際知名的空氣動力學家。1954至1956年，他在美國諾脫頓大學任工程力學副教授，研究運動浸沒體與表面波的相互作用。

　　1956至1957年，任美國底特律大學航空工程教授，研究超氣動區(qū)彈頭曲線優(yōu)化問題。1957年到1962年，在美國創(chuàng)辦高等熱工研究所，先后任所長和科學顧問。除了繼續(xù)研究超氣動區(qū)彈頭曲線優(yōu)化問題外，還對湍流衰減規(guī)律和植被流問題進行了研究。1963到1965年，任美國伊利諾伊理工學院教授，繼續(xù)從事湍流衰減規(guī)律研究。1965年10月回國。旅美期間，曾被聘為《力學評論》、《數(shù)學評論》和《航空學報》的評論員，以及美國海軍部特邀顧問。

回國

　　回國后，董凌歐擔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研究員。這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董凌歐在很不安定的環(huán)境下，他仍參加和指導了激光物理、板塊運動規(guī)律、相對論熱力學和穩(wěn)定性問題的研究，醉心于為國家培養(yǎng)科技人才。1976年他就研究生和高級科技人才培養(yǎng)問題積極向中央獻策，并率先指出力學的基礎性，大力倡導力學的基礎研究。

榮譽

　　1978年，鑒于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和對祖國科學事業(yè)發(fā)展作出的貢獻，中國科學院邀請他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

　　1980年，他被選為中國科學院數(shù)理學部學部委員。1981年，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副所長、所學術委員會主任。1984年，被增補為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1975年以后，他還曾兼任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科學》和《科學通報》副主編，《力學進展》主編，中國科技大學力學系主任，中國力學學會常務理事等職。

　　數(shù)十年來，董凌歐共發(fā)表科學論文和報告40余篇，論文內容涉及多個領域，被國內外同行廣泛引用，受到國際力學界的公認。

馬赫波錐流場的相互作用理論研究

　　1935年，A．布澤曼證明，對于滿足一定關系的無限翼展的超音速雙翼飛機，由于上下機翼馬赫波錐流場間的相互作用，在零升力時，其波阻可完全消失。那么對有限翼展雙翼機情況會怎樣呢？這是一個比布澤曼考慮的二維問題要困難得多的三維問題。董凌歐的博士論文對上述具有全同矩形平面翼形的雙翼機，采用了小擾動線性理論，將所有的激波和膨脹波都用具有自由流馬赫角的馬赫波來代替，從而對截面線形任意的全同雙翼得到表面速度勢和壓力分布的積分公式，而且速度勢的積分計算實際上總是只涉及機翼表面的斜率。董凌歐并且將他的理論應用到機翼截面為等腰三角形的零升力情況，給出了總阻力公式。概括地說，董凌歐的這一工作，對有限翼展超音速雙翼機建立了馬赫波三維流場間的相互作用理論。

激波馬赫反射問題的研究

　　E．馬赫（Mach）在1875至1889年間，從實驗上首先觀察到：當平面激波的入射角超過由激波強度所決定的臨界角時，其反射行為便不同于聲波反射，而形成三叉波型。這種現(xiàn)象后來被稱為“馬赫反射”或“馬赫效應”。二次大戰(zhàn)期間和戰(zhàn)后，由于軍事應用的推動，對于包括馬赫反射在內的激波斜反射特性，從理論和實驗兩方面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40年代中期建立起來的馬赫反射理論，假設三叉波型附近流動是定常的，相鄰激波之間的壓強均勻。這種簡單理論的結果在強激波情況下與實際符合得很好，但在弱激波情況下，臨界角的實驗值則大于理論值。這一矛盾吸引了人們廣泛的注意。當時許多人致力于三波點奇性的研究，試圖建立馬赫反射的局部理論，但仍不能解決上述困難。M．J．萊特希爾和董凌歐等人則從總體上考慮問題，對具有激波的超聲速流動，致力于求其完全解。1949年，萊特希爾對沿剛壁傳播的任意強度的平面激波在鋼壁近180°的轉角處的衍射問題進行研究，把鋼壁的小偏角作為小參量，給出了一級解。按照一級解，反射波是聲波，且在三波點處強度為零。1951年，董凌歐則針對方程中出現(xiàn)的奇異性，采用了萊特希爾在1949年剛剛提出的變形坐標法，建立了馬赫反射的二級理論，證明反射波是二級強度的激波，并給出了反射波形和反射激波強度的二級解；還得出在三波點處強度最多為三級的結論。這些結果與實驗很好吻合，對核爆炸的破壞機理研究具有關鍵意義，并對應用數(shù)學的發(fā)展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因而董凌歐的有關結果被摘入H．W．埃蒙斯（Emmons）主編的《氣體動力學基礎》一書，同時還被作為變形坐標法最早的幾個成功例子之一，在西爾斯主編的《高速空氣動力學理論》中被提及。此外，董凌歐的反射激波強度公式后來在1954年曾被英國W．切斯特作了進一步的發(fā)展。

三維旋翼層流邊界層理論研究

　　L．普朗特（Prandtl）于1904年提出流體邊界層的概念。把大雷諾數(shù)真實流體劃分為兩部分：在邊界層外，流體的運動可當作理想流體處理；在邊界層內，雖然是粘性流體，但由于邊界層很薄，允許應用恰當?shù)暮喕�假設，即可用邊界層方程代替納維－斯托克斯方程。

　　自普朗特的原始論文發(fā)表后，邊界層的研究由于其實用性而受到廣泛重視，然而，40年代以前，研究限于二維流動。1945年，普朗特開始進行三維邊界層流動研究。1951年，L．E．福格蒂（Fogarty）對于繞垂直軸旋轉的半無限平板和旋轉柱形葉片在前沿和遠離轉軸處的三維流場給出了一級解，董凌歐于同年對這一問題給出了各級解的系統(tǒng)求法，從而擴大了解的適用區(qū)域。他還對在自平面內旋轉的無限薄葉片用這一方法進行了具體的求解，結果發(fā)現(xiàn)由逐次近似所得的常微分方程組與求解具有“直線”速度剖面的二維邊界層問題時所得的方程組相同，因此，很易于用數(shù)值積分法得到各級具體結果。此項理論工作開拓了直升飛機旋翼三維流場高級項的研究，被作為三維層流邊界層的一種典型解法而收入于F．K．莫爾（Moore）主編的《層流理論》和Л．Г．洛強斯基（Лойцянс回й）的《層流邊界層》并被H．施利希廷（Schlichting）的《邊界層理論》（BoundaryLayerTheory，PergamonPess，1968）等著作所引證。

流體定形有限分離普遍條件的建立

　　1868年，H.馮·赫姆霍茨（vanHelmholtz）和G.克�？煞颍↘irchholf）指出，理想不可壓流體的定常繞流問題，除去連續(xù)解外，還可能有帶有無界死水尾跡的解，即所謂“脫體繞流”解。從此，定常脫體繞流問題的研究得到迅速發(fā)展，并且提出了加速流脫體繞流問題。普朗特于1922年處理二維錐角加速繞流，T.馮·卡門于1949年處理二維垂直平板加速流時都發(fā)現(xiàn)僅當特征弗勞德（Froude）數(shù)U2/ah取與時間無關的某一確定的有限值時，才存在定形有限死水區(qū)，這里U、a和h分別為來流速度、加速度和分離區(qū)的特征長度。那末，對一般形狀的物體，有限定形死水區(qū)的存在條件是什么呢？這是普朗特和馮·卡門未解決的難題。1954年，董凌歐從二維不可壓理想流體的一般運動方程和邊界條件出發(fā)，靈活地應用時空變數(shù)分離方法，巧妙地證明了如下的有限定形分離定理：

　　對于具有確定分離點的任何形狀的二維物體，如果存在定形有限死水區(qū)，那么其特征弗勞德數(shù)必定有限，且與時間無關。

　　這一定理一舉解決了普朗特和馮·卡門未能解決的難題，并否定了定常來流產生有限定形死水區(qū)的可能性。定理的簡潔性和普適性使它無愧為理想流體力學的一項經典性成果。

運動浸沒體與表面波研究

　　水力學

　　50年代，水翼船的研究形成高潮。與此有關的表面波與水翼的相互作用問題是急待解決的應用基礎課題。

　　董凌歐于50年代中期對于無限深水中平行于自由表面作勻速運動的單頻源和渦的二維問題，給出了表面波解。由于具有變化強度的行進渦線是具有振蕩攻角的舉力面的理想化，因此董凌歐單頻渦得到的解也就是振蕩水翼所激發(fā)表面波的一級近似解，而且談所給出的單頻源和渦的解提供了疊加求振蕩水翼表面波問題精確解的基礎。董凌歐還指出上述單頻振蕩源激發(fā)的表面波解的特性依賴于振蕩頻率ω與以同樣水平速度運動的恒定強度源所激發(fā)的表面波的頻率ω0之比值τ：當0<τ<1/4和τ>1/4時，各有4個和2個具有不同波長的無衰減的簡諧波列向下游行進，上游一邊則無波列；當τ=1/4時，則出現(xiàn)共振現(xiàn)象。董凌歐所得到的這些結果對于認識水翼所受阻力至關重要。

　　自由分子流中彈頭形狀的優(yōu)化問題研究本世紀中葉，由于航空和航天事業(yè)發(fā)展的需要，物體（如導彈）在自由分子流中所受阻力問題及其逆問題——頭部形狀優(yōu)化問題急待解決。

網格湍流的實驗和理論研究

　　湍流是流體的各種物理量隨時間和空間坐標表現(xiàn)出隨機變化的一種流動狀態(tài)。其研究歷史已逾百年，但人們至今對它的運動規(guī)律尚未完全弄清楚。G．I．泰勒（Taylor）于1935年提出了均勻各向同性湍流的概念，并提出，風洞中網格后一定距離以外的湍流，相對于以平均流速運動的坐標系而言，是均勻各向同性湍流的滿意近似，可用來驗證有關理論。這以后，人們對網格后湍流特性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并提出了幾種非均勻各向同性的湍流理論模型。60年代上半期，董凌歐對此也進行了研究，但他著眼于湍流的末期衰減，致力于鑒別它究竟是否符合均勻各向同性湍流的理論衰減規(guī)律。

動力學解釋

　　網格后湍流末期衰減負二次冪規(guī)律的提出及其動力學解釋。G．K．貝特勒（Batchelor）等人對網格后湍流的大量實驗觀測似乎證實末期能量變化確實符合均勻各向同性湍流理論所預言的、時間的（－5/2）次冪衰減律。1963年，董凌歐和林松青的低速水槽實驗清楚地表明網格后湍流末期能量按時間的（－2）次冪衰減；他們還把貝特勒等人的原始數(shù)據(jù)重新畫在loglog圖紙上，同樣也得出（－2）次冪規(guī)律，他們還注意到末期湍流有隨機取向，互不相互作用的旋渦條紋圖像（這與貝特勒早先的預言相吻合），據(jù)此他們提出了互相獨立、取向隨機、只通過粘性耗散進行衰變的末期湍流動力學模型，并由此導出了（－2）次冪規(guī)律。這項工作對泰勒的觀點提出了挑戰(zhàn)，大大提高了網格后湍流的各種非均勻向同性理論模型的重要性，從而促進了對這些模型的深入研究。

分層湍流模型的研究

　　分層湍流模型是非均勻各向同性模型的一種，它假設湍流的統(tǒng)計性質與時間無關，也與截流平面上點的位置無關，而僅與軸向坐標有關。雖然R．G.笛斯勒（Deissler）于1961年曾討論過這一模型，但忽略了壓力速度相關性，并且假設參考平面上速度相關譜在波數(shù)空間原點取均勻湍流的有關結果。顯然這些假設與實際偏離較大，1964—1966年，董凌歐指導博士生D.A.李（Lee），深入地研究了這一模型。他們在1967年發(fā)表的文章中給出了末期速度和壓力——速度相關張量譜的表示式，并對末期得出兩點重要結論：能譜在波矢量空間的原點，即使初始時解析，以后也變得不解析；對稱條件、質量守恒條件和軸對稱條件不足以限定能譜在原點的包括解析性質在內的局部性質，從而不能確定分層湍流的末期衰減規(guī)律，因此，為了弄清湍流的末期性質，應直接從相關函數(shù)動力學方程出發(fā)作適當近似。這些結論指出了進一步研究末期湍流的方向。

　　董凌歐的上述重要貢獻被荷蘭著名湍流專家J．O．欣茨（Hinze）的著作《湍流》，以及蘇聯(lián)著名湍流專家A．S．姆寧（M0nin）和A．M．亞格洛姆（Yaglom）的著作《統(tǒng)計流體力學》引用，以說明網格后湍流研究的進展情況。

　　準定常植被湍流局部擴散模型的建立在地球表面上，陸地為大量的植被所覆蓋，植物內部及其上方湍流的研究對于生物學、水文學、農業(yè)和森林學均有重大意義，并且還與地球上二氧化碳和氮氣的總體平衡有關。然而，直至50年代末期，人們只對植被上方的湍流運動規(guī)律有所認識；而對植被內部湍流的特性則只有分散的觀測結果和定性的經驗規(guī)律表述。

地殼板塊運動規(guī)律研究

　　80年代以前，對地殼板塊運動雖已積累了大量的觀測數(shù)據(jù)，但數(shù)據(jù)散亂，令人感到缺乏頭緒。董凌歐和關德相在1982年發(fā)表的論文中，通過相似分析，給出了既適用于大陸板塊，又適用于海洋板塊的統(tǒng)一經驗規(guī)律：板塊的運動速度正比于幾何參數(shù)（有效洋脊長度與海溝長度之和除以大陸面積與下沉條帶兩側表面積之和）。根據(jù)這一規(guī)律得出，板塊運動的驅動力來源于洋脊的推力和下沉條帶的拉力，阻力則主要為作用于板塊大陸部分底面和下沉條帶兩側的粘性力。這些結果對于板塊運動的今后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董凌歐目睹祖國科學事業(yè)備受摧殘，心情十分沉痛，但他以一個老科學家對科學事業(yè)的深邃見解，認為培養(yǎng)人才是祖國科學事業(yè)希望之所在，因此他頂著極“左”思潮的壓力，痛斥那種“學科學技術就是u2018白專u2019”的謬論。1973年，他在力學所全所大會上響亮地提出，在科技飛速發(fā)達的現(xiàn)時代，科技人員不可一日不學業(yè)務。他大聲疾呼：“要學習、學習、再學習；學習為了工作，學習才能工作，學習就是工作�！彼�還抱病為青年人舉辦湍流、激光物理、概率論和分析力學等講座，并翻譯審校了200多萬字的《隨機函數(shù)和湍流》、《激光物理》和《氣動激光技術》等書稿，從而吸引了一群優(yōu)秀的年輕人聚集在他的周圍，成為他的“地下研究生”。他指導他們研究湍流擴散、地球板塊運動、大氣污染和激光物理等，所得成果先后發(fā)表在《中國科學》等學術刊物上。

百廢待興

　　1976年，祖國面臨一個百廢待興的局面，科學界亦是如此。董凌歐高瞻遠矚，于1977年上書中央領導，最早提出在中國建立分兩級（相當于國外碩士和博士）培養(yǎng)研究生的制度，還建議按不同年齡，通過不同途徑培養(yǎng)和提高在職科技人員業(yè)務水平的方案。此建議書受到中央領導的贊賞，并立即批送給有關部門辦理。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成立后，他率先給研究生講課，影響很大。1977年制定“1978－1985年全國基礎科學發(fā)展規(guī)劃”時，沒有包括力學，只是在技術科學規(guī)劃中列入了“工程力學”。董凌歐認為這種做法過分強調了力學的工程應用性，而忽視了它的基礎性，不利于力學學科的發(fā)展。他大聲疾呼，強調支撐力學廣泛應用性的是它的基礎性，指出力學已成為許多交叉學科的基礎，并向中國科學院黨組直陳了自己的書面意見，要求召開全國力學規(guī)劃會議，制定全國力學發(fā)展規(guī)劃。這一建議最后轉呈中央，得到批準。經科學家會前多次座談討論，達到共識：力學既是基礎科學，又是應用科學。1978年8月，全國力學規(guī)劃會議召開。這是一個全國力學工作者空前團結的大會。不少與會代表向董凌歐表示由衷的敬佩和祝賀。大會通過了“1978—1985年全國基礎科學發(fā)展規(guī)劃——理論和應用力學”�！耙�(guī)劃”明確了“力學是許多工程技術和自然科學學科的基礎”，強調了力學的新變化以及交叉學科的發(fā)展。這些精神指引了中國力學發(fā)展的正確方向。從此，如天體物理力學、生物力學、地球流體力學、應用數(shù)學等力學邊緣學科的發(fā)展更為迅速，董凌歐感到無限欣慰，并把這些邊緣學科同物理力學、理性力學等統(tǒng)稱為基礎力學。在力學所內，1978年底，按照他的科研設想，成立了“基礎研究室”，進行以力學為中心的交叉學科的基礎性研究。全室30余人，他親任主任，下設天體物理力學、地球物理力學、生物物理力學、應用數(shù)學、力學物理五個組。這是一塊“試驗田”。董凌歐的總方針是實行自由選題，搞基礎不搞任務，對人才強調培養(yǎng)，而不只講使用；針對每個科技人員的特點，提出恰當?shù)囊�求，必要時給以具體指導，并尊重他們的勞動成果。該室科研成果豐碩，僅1979年和1980年兩年，該室成員在有關學報上發(fā)表和已錄用的科學論文就達60余篇，其中有12篇在《中國科學》上發(fā)表。此外，根據(jù)他的建議，還恢復了物理力學研究室，他兼任室主任。1980年秋，他應美國南加州大學等七所大學的聯(lián)合邀請，赴美進行了為期六周的巡回講學，介紹了他在國內領導進行的科研工作和成果，引起了國外同行們的重視。他的科研管理經驗曾在《科學報》上作了介紹。在他的培養(yǎng)下，成長起來的人才，其中包括7名博士、碩士生，后來均成為科研骨干�！盎�礎研究室”自成立至今已有12年之久，每年平均發(fā)表論文30余篇，各小組目前都在相應的領域內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學無止境

　　董凌歐在科學上的成就與他的“基礎決定論”的治學思想密切相關。

　　他常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根深方能葉茂”、“什么樣的基礎決定什么樣的科研水平”。當他還是中國航空研究院的青年科研人員時，就認識到數(shù)學是基礎，因此約了幾位志同道合的年]輕人，自費聘請老師，業(yè)余鉆研數(shù)學。在康奈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由于成績優(yōu)異，他的老師西爾斯教授要求他一年內取得博士學位，可是這位古怪的學生卻堅決不愿意。他堅持要用三年，以更高的標準拓寬和加深自己的數(shù)理基礎兩年后，他以數(shù)學和物理都得100分的成績通過了考試，得到了著名數(shù)學大師W。費勒（Fell）和諾貝爾獎金獲得者H。A。貝蒂（Bethe）的贊賞，認為這個學生的才華遠非100分所能表示的。

　　《力學學報》的編輯們反映，對一些跨學科的或“冷門”的學術論文，一般較難找到合適的審查人，這時就去找談先生，他總能給予很中肯的審查意見，雖然這些論文的內容并非是他都親自研究過。正是由于他具有精深的數(shù)理基礎和廣博的知識造詣，才使他在科研工作中獨具慧眼，游弋自如，并能不斷取得新的重要成果，且成果面寬廣，以致被美國同事們稱為一員“福將”。他的這一強調基礎的治學經驗也貫穿在他對年輕人的培養(yǎng)之中，使他們獲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