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至1921年兩次東渡日本留學,就讀于日本陸軍經(jīng)理學校和東京帝國大學經(jīng)濟學部, 1921年秋,美國發(fā)起召開華盛頓會議,妄圖謀取遠東和太平洋霸權。撰寫了《華盛頓會議之預測與中國應有之準備(綱目)》的長篇論著,予以揭露,倍受中國政府代表團高等顧問汪大燮的贊賞,被汪推薦聘為中國代表團咨議,赴美國華盛頓參與籌劃會談策略。從此,步入外交界,嶄露頭角。華盛頓會議結(jié)束后,出任魯案善后督辦公署調(diào)查委員會調(diào)查部副部長、行政處副處長和膠濟鐵路評估接收委員會委員,自始至終參加中國收回被侵占長達28年的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大片領土的有關事宜。后任膠澳督辦公署政務處長兼法規(guī)編查委員長,參與接收青島及善后工作。1924年改任山東省省長公署統(tǒng)計處處長兼山東統(tǒng)計講習所所長,掌管全省統(tǒng)計工作。1925年4月,因參與反對張宗昌督辦山東事敗,避走日本。

　　1926年回國,先后出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參謀、第三十五軍參謀長、江右軍總指揮部參謀長,隨軍參加了北伐戰(zhàn)爭。1927年任第四集團軍江右軍中將總參議兼安徽省民政廳廳長。寧漢合流后,退出軍界,從此專門致力于外交和對日情報工作。1928年6月,奉外交部密令,東渡日本游說宣傳,阻止日本軍閥破壞簽約和干擾中國收回關稅權的陰謀,敦促日本政府承認國民政府。回國后,任湖南省政府顧問。1932年應聘為東北外交研究委員會委員,負責主編《外交月報》。1934年11月出任駐土耳其公使館參事,1935年冬改任駐日本大使館參事。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任交通部次長,專赴越南、緬甸開展外交活動,協(xié)商開辟滇緬公路以利抗日之需;繼而成立隸屬軍事委員會的國際問題研究所,任中將主任,專門從事對日情報工作�？箲�(zhàn)8年中,他所主持的國際問題研究所,廣泛收集敵友情報,剖析國際形勢,對德軍進犯蘇聯(lián)、日本偷襲珍珠港及日本的投降等重大事件,均在事先作出了準確的判斷,提供了可靠的情報。他所領導的國際問題研究所成為有名的軍事情報機構(gòu)。他本人更是成為馳名中外的研究日本問題的權威,有“日本通”之稱。他還在《大公報》、《中央日報》等報刊上發(fā)表了《抗戰(zhàn)過程應有的基本認識》、《不降必勝的道理》、《看清日本的真相》、《中國抗戰(zhàn)對世界大戰(zhàn)的貢獻》等大量主張堅決抗戰(zhàn)、反對妥協(xié)投降、宣傳抗日必勝的文章。1945年5月,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了，中國人民堅持了八年的抗日戰(zhàn)爭也結(jié)束了。為了做好日本投降后戰(zhàn)后中國的工作，11月11日，國民黨政府在重慶召開復員整軍會議，開始戰(zhàn)后的整肅工作。也正是在這個時候，王芃生感到了對日情報工作已經(jīng)臨近結(jié)束的階段，對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前途問題也表現(xiàn)出深深的憂慮。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出之后，王芃生便召集了謝南光、潘世憲等商談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將來”問題，經(jīng)過大家的一陣沉默，最后，王芃生提出將國際問題研究所改隸中央研究院，以便將來把它作為一個科學研究單位繼續(xù)存在下去。這個建議得到了在場人員的認可。此后的幾天，王芃生便開始和傅斯年商談這個問題。但是，在王芃生與傅斯年的多次協(xié)商中，并沒有達成一致的共識，其結(jié)果不盡如人之意，傅斯年始終認為“中央研究院太小，容不下大菩薩”，“不能接受”，以一個難以讓人信服的理由拒絕了國際問題研究所改隸之事。這樣，國際問題研究所改隸中央研究院的計劃便泡湯了。就在此時，國際問題研究所內(nèi)部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了軍統(tǒng)局要兼并國際問題研究所的說法。可見，解決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前途問題已經(jīng)非常緊迫了。此后，王芃生便召集了一批科級以上人員二十余人在其家中座談，開始商討“日本投降后，我們對日情報研究機構(gòu)將向何處去”的問題。王芃生首先說明了政局形勢，對并入軍統(tǒng)局問題提出了他個人的意見，并以此征求大家的意見。座談會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但是國際問題研究所內(nèi)部始終是想法不一，有人提出“解甲歸田”，有人說“自謀出路”，有人提出并入中央研究院的問題，也有人提出改隸外交部的建議，還有人提議改為私人的研究團體。座談會最后沒有討論出一個可行的辦法。后來，國際問題研究所采取了由軍委會改隸外交部的設想。但是改隸外交部后國際問題研究所機構(gòu)要縮編、降低，王芃生也不能再繼續(xù)領導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工作。對此，王芃生表示要以安置機構(gòu)人員為首要任務。此后，在給國民黨侍從室解釋改隸的理由時，他這樣講到：日本已經(jīng)投降，對日的敵情研究應改為平時的對日政治、經(jīng)濟研究，所以國際問題研究所應該改隸外交部。對此，侍從室的批示是“與外交部洽談改隸事”。隨后，王芃生派謝南光去外交部商談并入問題。在改隸之事上，國際問題研究所拿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案：國研所保留原名，只是改由外交部領導，直屬于外交部部長的獨立研究機構(gòu)。而外交部的方案是設立一個隸屬于該部情報司之下的研究室。從方案看，國際問題研究所是想借此繼續(xù)保留其原有的地位，而外交部則意在壓低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地位。最后經(jīng)謝南光與外交部次長甘乃光反復協(xié)商，達成了并入外交部問題，但是隸屬地位問題沒能解決。9月初，因戰(zhàn)后復員及接受偽滿問題，謝南光奔赴南京，組織南京辦事處，同外交部的具體談判便一時被打斷。隨后，王芃生派潘世憲與外交部對人員安置問題繼續(xù)談判。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初衷是要保留一個120人的規(guī)模，這樣在人員數(shù)額上明顯的超越了外交部的原來設立一個研究室的設想，外交部自然不同意。后來，經(jīng)過幾個輪回的談判，最后雙方達成協(xié)議，商定研究所的并入人數(shù)是60人左右，但是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地位問題沒有解決。對此，甘乃光認為，現(xiàn)在先不作肯定，到那時看最高當局的意思，能爭取到與司級平行最好，不然就只能隸屬在情報司之下了。等到回南京以后再談。這樣，談判問題便被擱置起來。

 1946年初，謝南光被王芃生推薦到駐日代表團工作，邵毓麟和潘世憲也被派往駐韓代表。而在此時，王芃生也有放下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工作的打算，他想去日本主持駐日軍事代表團工作，對出使日本頗有期望。為此，王芃生也向蔣介石表達了這一意愿，蔣許愿派王?生去日本處理對日問題。但是由于親美分子的鼓動，結(jié)果蔣介石任命親美分子侍從室高級參謀朱世明為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這樣王芃生去日失敗了。后來，王芃生表示返回外交界，也歷經(jīng)挫折，先是應軍事代表團邀請赴華府工作未成，而后駐土耳其大使空缺，有人建議亦未能接替。這些政治上的失敗，使王芃生從此對政治失去了信心，開始專心從事國際問題研究所的改造問題。1946年3月間，王芃生奉命先后出訪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處理日僑遣返事務，在此期間，王芃生也遍游國際問題研究所各站征求改造意見。這樣，從以上情況粗看，國際問題研究所內(nèi)部呈現(xiàn)出一片散伙的景象，整個研究所內(nèi)部人心惶惶，國際問題研究所內(nèi)部也彌漫著解散的氣息。

　　王芃生的仙逝加速了國際問題研究所這段時期的驚慌。王芃生本有心臟病，在出訪視察期間，病情嚴重，到南京后發(fā)病，到上海時更加嚴重。此后稍加治療，飛往北平后，病情又加劇。1946年5月16日飛返南京赴命。17日接待賓朋，撰寫報告，晚10時病發(fā)去世，享年54歲。臨終索筆并書“國研所改組事”六字。一代哲人、一代愛國人士王芃生就這樣結(jié)束了生命。1946年5月18日，各大報紙爭相登載王?生先生去世的消息。南京各界也為王芃生舉行了莊嚴隆重的追悼會。經(jīng)國際問題研究所同仁與賀耀祖的商量，追悼會成立了以賀耀祖為主任的治喪委員會。這樣，王芃生的治喪事宜便順利地進行了。王芃生的追悼會極為隆重，靈前擺滿了各部會各團體的花圈、挽聯(lián)和祭幛。國民政府也發(fā)布褒揚令，表彰了王芃生一生的業(yè)績。蔣介石親派姚琮為代表致祭，撰祭文并書“藎懷茂績”以挽。此外，郭沫若領導的第三廳，藝術界名家徐悲鴻、軍政大員程潛、覃振、楊杰、劉裴以及陳布雷和智囊團的張群、吳鼎昌，社會名流張季鸞、胡政之以及蘇聯(lián)顧問約爾克和波蘭大使高樂佩等也參加了追悼會。王芃生墓葬南京鐘山南麓靈谷寺側(cè)小白龍山，位于著名先賢廖仲愷墓左后。墓志銘由張群撰文、吳稚暉篆額、許世英書丹。墓穴形似墨水瓶，墓標有如筆桿，象形王芃生一生文章報國的志向。

　　王芃生喪事結(jié)束后，蔣介石就下達指示，由唐縱負責處理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善后問題”。對此，國際問題研究所內(nèi)部有其自己的打算。國際問題研究所曾商討走民辦道路：即由第一組副組長留日學法律的潘君約同原上海站徐君領導的小組組員余守中和潘彼得籌建“新亞通訊社”，以收聽日本用拉丁語廣播的新聞并加以評論，向上海各大報紙發(fā)稿。這得到了《大公報》贊助。但是后來余守中被捕以及電臺遭到破壞，“新亞通訊社”開展工作遭受重大影響。此后這條道路便行不通了，這樣走民辦的道路也失敗了。在走民辦道路的同時，國際問題研究所把王芃生去世的消息告知外交部次長甘乃光，請求再改隸外交部。這個請求遭到外交部長王世杰的拒絕，改隸外交部一項已被否定了。后來唐縱主張將國際問題研究所劃歸軍令部第二廳鄭介民處，以便使軍統(tǒng)局輕而易舉的實現(xiàn)吞并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野心。當然，國際問題研究所是不愿走毀于軍統(tǒng)之路的。繼而國際問題研究所潘世憲提出了“結(jié)束、解散”的想法，經(jīng)與原軍統(tǒng)局局長賀耀祖的一再協(xié)商，侍從室最后同意了國際問題研究所的結(jié)束工作的請求。此后，國際問題研究所成立了一個以邵毓麟為首的臨時班子來處理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各項結(jié)束事宜，開始把國際問題研究所的物資、檔案移交外交部及新成立的國防部，人員遣散也相繼進行。到1946年10月，全部移交遣散工作結(jié)束。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這段歷史便就此結(jié)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