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作品
朱次琦生平著述豐富，對文史很有研究。重要著作《國朝名臣言行錄》、《國朝逸民傳》、《性學源流》、《宋遼金元明五史征實錄》等，都很有學術價值。詩集有《是汝師齋遺詩》一卷。他的學生簡竹居，生平尊崇九江先生，曾為老師寫過《朱九江先生年譜》，輯《朱九江先生集》十卷。并著有《朱九江先生講學記》。
年譜
1807年，農歷八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廣東南海縣九江鄉(xiāng)。
1811年，入家族學塾讀書，塾師是族叔朱湘麟。
1824年，入羊城書院學習，師從著名學者謝蘭生。
1839年，赴鄉(xiāng)試，成舉人，與兄長朱士琦同榜中舉。
1842年，在南海九江南沙陳氏祖祠開館授徒。
1847年，會試中試，賜“同進士出身”，以知縣即用，簽發(fā)山西。
1852年，成功平息山西北部邊民與蒙古旗主的爭端，任職山西襄陵代理縣令，政績卓著。
1853年，離開襄陵縣，完成《國朝名臣言行錄》之例略。
1856年，在廣州南海縣學尊經(jīng)閣授徒，后因英國侵略廣州，離開廣州，回到九江鄉(xiāng)。
1858年，始在九江鄉(xiāng)南禮山下陳氏祖祠（即“禮山草堂”）講學，從學者甚眾。
1876年，康有為拜其為師。
1881年，農歷七月，兩廣總督上奏朝廷予以褒獎，賞加五品京卿銜；十二月十九日病逝，享年75歲。
生平
出仕為良吏退隱為良師
朱次琦，字稚圭，廣東南海九江鄉(xiāng)人，世稱“九江先生”。朱次琦曾任山西襄陵縣知縣。不久就辭官歸故里�；氐骄沤�，立書院講學達二十余年，簡竹居、康有為就是他的高足。他一生博學，治學嚴謹，主張“讀書務大義，勵志圣賢，由體達學”，他常對其學生說：“處子耿介，守身如玉，谷暗蘭薰，芳菲自遠�！� 聞者都非常感佩。廣東學海堂曾聘他為學長，他沒有答應。但學海堂仍虛位以待，并為他刻印著作。
朱次琦生平著述豐富，對文史很有研究。著有《國朝名臣言行錄》、《國朝逸民傳》、《性學源流》、《宋遼金元明五史征實錄》等，詩集《是汝師齋遺詩》一卷。可惜這些著作在晚年被焚，流傳下來的是他的學生簡竹居為老師編撰的《朱九江先生年譜》，輯《朱九江先生集》十卷。并著有《朱九江先生講學記》。
科場不第淡然處之
朱次琦在少年時代已頗有才名。四歲入塾讀書，五歲能以“大人虎變”對 “老子龍鐘”句，對仗得體，鋒芒初露。七歲開始作詩，十二歲時所作“黃木灣觀�！痹姡顑蓮V總督阮元用歐陽修贊賞蘇軾的話感嘆：“老夫當讓！”在越華書院時所作“新松”賦：“棟材未必千人見，但聽風聲便不同”，含義非凡，語驚四座。
但朱次琦在科場奮斗的道路上卻相當坎坷。1928年、1932年、1937年，他先后三次參加鄉(xiāng)試都落第了。尤其是第三次，鄉(xiāng)試三場中最重要的首場，他的詩文已被選為“薦卷”，但在其后的一次試文中他用歷史典故作為佐論，考官一時沒弄明白，認為他的試文粗疏。然而在發(fā)卷時，考官注意到他的名字后卻后悔自己不是具有慧眼的伯樂，很多人也為他惋惜。他自己則淡然處之。友人寫信以精美的扇子因遇不到風致佳人而作比喻，同情他的懷才不遇，他卻寫了一組詼諧的詩回復友人，風趣中可見他的淡定灑脫。
在鄉(xiāng)試落第的那些年里，朱次琦三次被南�？h學選拔為優(yōu)行生，有機會參加 “優(yōu)貢”的考試，入讀國子監(jiān)，當時不少人甚至用重金買優(yōu)行生的資格，他以自己的聲望得到，卻每次都拒絕了。
寧落第也堅持操守
朱次琦33歲才中舉人。中舉后，他前后三次參加會試一再落第。然而，他在精神上擺脫了科舉考試的捆綁，以先儒修身踐道的理念激勵自己，刻苦讀書，謹慎做人。他并不把時間都放在四書經(jīng)義之類應考的內容上，而是盡可能廣泛閱讀以前不易見到的文獻，如當朝的典章制度、名儒循吏的傳記等。
1847年，已屆不惑之年的他，會試被取中，成為“貢士”。殿試只考一天，考的是策論。當天下午日落前，監(jiān)考官開始催促貢士們交卷，沒做完的人很多，紛紛請求延緩時間。朱次琦也沒答完，但他當即交卷。其時，有位南海籍的官員，十分欣賞朱次琦，見他沒答完，悄悄跟在他身后叫他，希望他回來把試卷做完。朱次琦裝沒聽到，頭也不回地走了。他固執(zhí)地認為，讀書人任何時候都應有操守。
后來，他的學生簡朝亮撰文介紹，朱次琦之所以棄卷而走，是因為他敬重江蘇常熟人陳祖范的剛直。雍正年間陳祖范參加殿試，抽空拜訪了同鄉(xiāng)人、大學士蔣廷錫。蔣廷錫說你才華過人，而我又當朝，這次狀元非你莫屬。陳祖范回來后以生病為借口放棄殿試，不想讓人日后說他依附了權貴。朱次琦為保持和陳祖范一樣的碩德高行，他寧愿落第而不愿落人口實。
當官半年多百姓永懷念
朱次琦于1847年中進士，以“即用知縣”分發(fā)山西。對于一個在科場奮斗了幾十年的人來說，這無疑是否極泰來、喜上眉梢的事情，但他卻對前來祝賀的人說，為官者必須上情下達、下情上呈，為國為民辦事，“談何容易”？他想到的是為官之難，而非“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個人貪利。他不帶家屬，只身赴任，本擬繞經(jīng)開封，拜訪中舉時的主考官潘鐸，因潘鐸長時間任職山西，他想討教山西政情民意。但是為了避免借拜師打通任職關節(jié)的嫌疑，他毅然改變主意，不去拜訪。
在太原等了兩年零七個月才得到空缺，暫代襄陵縣令。任期內，他沒有敷衍了事，更沒有抓緊時間為自己謀取私利，而是一心一意為百姓辦事。據(jù)記載，在任期間他取得了顯著的政績。首先，得知關在獄中的大盜越獄潛逃，朱次琦裝病未與原縣令交接，麻痹賊人，另一面卻出重金派人偵查賊人的下落，并于到任之日將逃犯逮捕歸案。其次，到任后，得知轄區(qū)內一些地方狼群咬死人畜的事情頻頻發(fā)生，而百姓對狼又恨又怕，認為它們是“神物”不能擊殺。朱次琦親自到當?shù)厣耢舳\告，要該神于十天內驅除狼群，否則推倒神像、放火燒廟。群眾怕朱次琦真要如此，非常震驚，連忙投入打狼行動，終絕狼患。此外，他還整頓水利、勸學積粟、禁斂民財、禁止同姓通婚（近親通婚）、在衙門中厲行節(jié)約等，做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績。
他代職期滿準備離任，襄陵百姓紛紛上書山西巡撫乞求讓他留任，無奈，百姓的請求被拒絕了。他離開襄陵的那天，農夫放下耕作，商鋪全部關門，成千上萬的襄陵人為他們的好縣令送行。在朱次琦走后第二年，襄陵人集資專門為他修筑了生祠———朱使君祠。歷史上為官而被人民立祠紀念的本來就不多，在生之年即被民眾立生祠奉祀的更是鳳毛麟角，而為官僅半年即受人民如此之愛戴懷念的可以說是空前絕后。朱次琦正是實踐了為官就要為民辦實事這一簡單而樸素的道理而贏得人民的贊譽。
禮山設教影響深遠
朱次琦從政的時間只不過半年多些。他在未中進士之前，曾當過私塾教師；在山西的七年里，很多士子拜他為師。他辭官回鄉(xiāng)后，在禮山下設館講學，達二十四年。他生平耗費心力最多的是教育，成就最大的也是教育。
據(jù)朱次琦的學生簡朝亮、康有為、凌鶴書等人的追述資料可以得知，朱次琦在論學方面有下面幾個特點。一是強調融會貫通。在當時普遍講“一經(jīng)一史、文章一家、經(jīng)濟一門”的情況下，朱次琦明確反對專攻一經(jīng)、專學一門的狹隘，講求學問的本源，知識的融會貫通。二是平易篤實，他既反對清中葉漢學考據(jù)的繁碎和門戶之見，也反對宋明心學的空疏玄談，試圖以一種平易篤實的方式向學生闡明儒學的本來面目，他主張掃去漢學和宋學的門戶之見，一切歸宗于孔子。朱次琦還指出讀書的目的就是修德致用，要注意修養(yǎng)個人身心，而不應該只專注于八股、八韻和八法這些應試的東西。
雖然，他所生活的時代與環(huán)境的局限使朱次琦沒能受到西學的影響，但還是比較敏銳地察覺到了當時主流學說的種種弊病。他渴望能出現(xiàn)大批操守高潔、才干卓越的通才，以應對當時的內憂外患，擔當起天下的重任。應該說，他的努力沒有落空，他的愿望在他的學生和后學那里實現(xiàn)了。朱次琦最終將他的學生康有為等人托上了新舊思想交匯的風口浪尖。
門生
康有為：廣開時代風氣之先的人物
康有為（1858-1927）1876年鄉(xiāng)試落榜后，到禮山草堂拜讀在朱次琦門下。此前，他曾跟隨過六七位老師，但直至來到朱次琦門下，他才深感找到了真正的導師。用康有為自己的話說，好像疲憊的旅人終于找到落腳的地方，又好像盲人睜開眼睛看到了光明，“乃洗心絕欲，一意歸依”。
在朱次琦的指點下，康有為對幾千年中國學術文化史的脈絡初步融釋；在老師獨立思考的精神影響下，康有為試圖以自己的眼光重新審視各家學說。然而，康有為畢竟比老師年輕了半個世紀，且?guī)煆闹齑午八陀袡C會讀到《瀛寰志略》和《地球圖》等書，對當時西方文化已略有所知。暮年的朱次琦由于長期隱居，與外面的世界比較隔閡，他深厚的傳統(tǒng)學養(yǎng)漸漸滿足不了這個年輕而志大才高的弟子。兩年后，康有為離開了禮山學堂，他日后在中國學術思想界引發(fā)的颶風和地震，也與他的老師朱次琦的思想觀點相去甚遠。然而，康有為始終非常愛戴尊敬朱次琦，并視朱次琦為指路的良師，他經(jīng)世救民的宏偉愿望，無疑也出自朱次琦的啟示。
簡朝亮：被認為是最能繼承朱學的人
簡朝亮（1851-1933）恪守師說，持身耿介，淡泊功名，不事標榜，被認為是最能繼承朱次琦學說的人，有大儒風范。簡朝亮24歲開始跟隨朱次琦學習，科場不順，屢試不第，39歲后絕意科場，專心讀書和講學。他先后在廣州、順德、陽山等地講學，以朱次琦修身讀書的教學要旨為本；他數(shù)十年潛心疏證儒家經(jīng)典，著有《尚書集注述疏》、《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孝經(jīng)集注述疏》、《讀書堂問答》等。在整理傳揚朱次琦事跡方面致力頗多，編有《朱九江先生講學記》和《朱九江先生年譜》，還編輯朱次琦所遺詩文，成《朱九江先生集》。不過，簡朝亮的治學未能跟上時代的變化，比如在西學已大行其道的時代，他仍認為西學乃繼承漢學的弊端，則顯得閉塞和保守了。
梁耀樞：廣東最后一位狀元
梁耀樞（1832———1888）是朱次琦學生中科名最顯著的一位。他跟隨朱次琦時間比較長，成舉人后仍留在朱次琦身邊學習。他1862年中舉，1871年登進士，為狀元。他是廣東最后一位狀元，歷任翰林院修撰、侍讀學士、詹事府少詹事、湖北學政、山東學政等職。他為官謹敏，遺傳下來的文字很少。
南海鴻儒朱次琦
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這樣一位人物：他汲汲于仕途，在科舉之路上艱難跋涉，功成名就之后，卻又急流勇退，辭官歸 鄉(xiāng)講學；他為政時間只有190天，卻政聲卓著，美譽有加，極為時人及后世稱頌；他學養(yǎng)深厚，著述等身，卻又晚年其 書稿，不為后世立言。他就是康有為之師——
朱次琦(1807—1882)，字稚圭，又字子襄，廣東南海九江人，人稱九江先生，維新變法領袖康有為的老師 ，晚清南海鴻儒。朱次琦不僅是我國近代著名的詩人和學者，同時也是一位主張經(jīng)世致用的頗有影響的教育家。時至今日，朱 次琦的道德文章、立身行事在海內外仍享有盛譽，備受推崇。
學優(yōu)而仕 攝職從政
朱次琦出生在廣東南海一個普通的寒儒之家。朱家祖上堪稱望族。明末，其先祖朱實蓮曾協(xié)助陳子壯在九江率師抗清 ，攝理高明縣事。然而到他父親的時代，家道已經(jīng)衰落。其父朱成法“生而孤露，艱難立家，滋至小有”，然而卻能夠疏財仗 義，“凡鄉(xiāng)閭美舉，恤嫠哺孤，修墳治道，賑殘廢，助婚喪，所出恒逾其量”，“篤與友誼，所交必有始終”。因此在鄰里鄉(xiāng) 親中有口皆碑。日后朱次琦扶危濟貧，匡濟時艱，通經(jīng)致用品性之形成，實乃受其父熏染。朱次琦母張?zhí)巳�，知書達理，頗 “知文史”，具有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功底。朱次琦兄弟四人，多有所成，故朱家雖不富裕，卻是遠近聞名的書香門第。
朱次琦自幼便顯現(xiàn)出過人的聰穎。幼承庭訓，據(jù)《朱九江先生年譜》記載，朱次琦“甫學語，張?zhí)巳吮еT膝上，授 以唐人絕句代小兒歌謠�！�4歲即入塾讀書，6歲時，“族伯云中過塾，示先生屬對曰老子龍鐘，先生率應曰大人虎變”，對 仗得體，鋒芒畢露，表現(xiàn)出極高的天賦，深受族人好評。7歲時能賦詩作詞，13歲拜謁兩廣總督阮元，作黃木灣觀海詩，阮 元以“老夫當讓”相夸獎。15歲肄業(yè)越華書院時所賦“新松”一詩：“棟材未必千人見，但聽風聲便不同”，可謂含義非凡 ，語驚四座，山長陳蓮史為之贊嘆不已。
在朱次琦的成長過程中，諸位師友的提攜獎掖亦不容忽視。據(jù)《朱九江先生年譜》所載，朱次琦初受學于叔父懿修先 生。朱次琦文集中有《叔懿修先生》詩一首，記述了對恩師的綿綿思念之情。朱次琦書法遒勁有力、“墨跡渾厚”，“渾恣肆 ，比美劉墉”、“筆力氣魄，自有其過人處”，這得益于山長謝里甫對他的指導。從學術文化和教育思想的角度來看，對朱次 琦影響至深并為其所推崇者有三人：曾冕士、陳蓮史和錢儀吉。曾冕士為朱次琦同里前輩，其拜謁學界領袖阮元，得力于曾冕 士的舉薦。正是由于曾公的舉掖，使朱次琦聲名不脛而走。在曾冕士那里，朱次琦得到了最初的學術調教，康有為謂“凡吾粵 老若曾勉士之經(jīng)，侯君謨之史”，九江先生“皆翕受而自得之�！标惿徥穼χ齑午P愛備至，提攜有加，使其有知遇之感。錢 儀吉客游嶺南時年已七十，聞朱次琦名，“就見西郊，于后序先生詩”，頗青睞之。
朱次琦雖然天賦極高，但科舉之途依然艱辛坎坷，直到41歲才躋身進士行列，放官山西，待屬知縣。然而與一般士 子不同，朱次琦并未視科考為利祿之途，登進之階，他之汲汲競取功名，本不為爭逐富貴榮華，而是以出仕經(jīng)世為旨歸。
勤政惠民 經(jīng)世救國
幼年時的朱次琦對窮人就表現(xiàn)出強烈的同情憐憫之心。及長，常對人言，天下兆民都把改變苦難境遇的希望寄托于有 才能的人，如果能者不為民眾，只知自私自利，那就不但辜負了百姓，而且無異于“吞產(chǎn)棄親，傷其父母”，有違“天心”。 只有“吉兇與民同患”，才能“圣者出之安，賢者體之勉，當官舉其事，下士盡其心”，順乎“民意”。因此朱次琦一生多為 他人著想，而不計較個人得失，致使貧窮終身。
1847年，朱次琦將赴山西候補，這對于一個科場奮斗了幾十年的人來說，無疑是春風得意、喜上眉梢的時刻，但 朱九江不是這樣。他對前來祝賀的人說，為官者必須上情下達、下情上呈，為國為民辦事，“談何容易”？他想的是為官之難 ，而非“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個人貪欲。為此，他不帶眷屬，只身赴任。在赴山西之前，已向鄉(xiāng)人借貸了全部旅費， 并將一部分存留起來，作為他日回鄉(xiāng)之用。在他途經(jīng)河北井隆關帝廟的時候，曾對神發(fā)誓：如果我不追隨吳隱之、包拯他們， 敢“有載一錢歸者，明神殛之”。果然，在山西7年，都是“行者一身，居者一家”，僅一人生活而已。辭官歸鄉(xiāng)時，路費不 足，不得不典當衣服。前所貸款，至去世前一年才得以還清。生前不取百姓一文，死后家徒四壁。朱次琦這種執(zhí)意履行誓言， “不載晉一錢”南歸的高尚品德，與當時的官場腐敗，可謂是天壤之別。
朱次琦在山西候補多年，真正為官僅190天，但他盡職盡責，實行“以儒為治”的方針，德政頗多，譽滿晉中。就 以傳為佳話的犖犖大端者而言，第一，整頓水利。襄陵的平水是灌溉襄陵和臨汾兩縣田地的河流，但上游的人控制水源，導致 下游經(jīng)常受旱，莊稼歉收，為此上下游不斷發(fā)生械斗事件。朱次琦到任后，實行“以地隨糧，以水隨地”的規(guī)章制度，即實行 官府負責按田畝征糧，同時負責按田畝供水灌溉，嚴格控制水資源的方法，最終平息了遷延多年的糾紛。第二，清除狼患。當 地狼患嚴重，常有傷亡事件發(fā)生，然而民間視狼為神，不敢擊殺。朱次琦招募當?shù)孬C戶出來打狼，無人響應。于是朱次琦親自 到西山神祠禱告，要求此神必須于10日內將狼驅盡，否則將其毀滅。當?shù)厝罕姺浅Ｕ痼@，迅速投入打狼行動。10天之后， 狼群全部被殲滅，多年的狼患遂告徹底消除。第三，調解訴訟。襄陵縣內有一關姓翰林院博士，常常以訴訟威脅其族人，索取 錢財。
一次把官司打到縣里，朱次琦乃在其祖關帝廟公開審理此案，數(shù)千百姓前往聚觀。升堂時朱次琦一邊參拜關公，一邊訴 說關公恩德，此翰林博士見此場景，自覺理虧，要求撤訴。朱次琦于是對其批評教育，責備其不忠不孝，臺下群眾也厲聲斥責 ，終使其悔過自新。這次公開審理和公開教育，不僅平息了關姓的爭訟，而且全縣之內親屬爭訟的事情也沒有了。同時朱次琦 還身體力行地關心民眾，他認為“邑令者，親民之父母也，父母之于子何時何事不可以聞？”他通告百姓，凡有事隨時可以到 縣衙擊鼓，不論早晚，告狀無一定手續(xù)和程式，書面和口頭均可，從而給百姓提供了諸多方便。他還經(jīng)常走訪民間，解決民間 糾紛也多以說服教育為主，務求使人心悅誠服。在襄陵任內，他還嚴禁大小官吏以財謀職，杜絕各種奉獻。以往襄陵縣令過生 日，都向下索取祝壽禮金，每年可得“千百金”，他到任后完全禁止，規(guī)定倡辦者以貪贓論處。他要求官吏為政清廉，厲行節(jié) 約，并且自己能夠身體力行，為各級大小官吏樹立表率，從而使襄陵官風大變。
教書育人 桃李天下
在朱次琦75年的人生旅程中，耗費心力最多的是教育，成就最大的也是教育。他的一生，主要從事講學和著述，其 門人甚多，最著名者有康有為和簡朝亮。在中進士之前，他曾在家鄉(xiāng)任教，因鄉(xiāng)村教學條件差且收入低，有人曾勸他遷教都會 廣州，而他卻不以為然。他并沒有看重眼前的利益，而是有著自己的長遠目標。他認為讀書人應該像“日讀百篇”的圣人周公 和“韋編三絕”的大學者孔子那樣不斷長進學問，不然便將落為“庸虛”之人。在山西候補的7年中，不愿同流合污的朱次琦 ，為上任后能夠有益于民，而以“游宦如游學”，事先廣泛收集關系民生的“武備、倉儲、河渠、地利諸書”，學習自重，以 備后用。在此期間，山西士子也紛紛攜禮前來向他求學，但他收徒言學時，一一謝卻禮物，表現(xiàn)出極高的人格風尚。在襄陵代 署知縣期間，雖然只是個暫時的職位，且只有190天，但他并沒有因為任期短暫而茍且敷衍，更沒有抓住機會為自己牟私利 ，而是一心一意為老百姓辦實事。在襄陵任職期間，他曾頒布讀書日程，勸人讀書并親自教學，同時他也積極修整鄧伯道祠作 為教學之地。舉行縣試時，他親自批閱文卷，數(shù)夜不眠。當時該縣有中秀才者52人，按慣例須向縣學交“棚規(guī)”錢，朱次琦 認為不合理，一律不收，并在縣學門口刻石立碑，宣布今后取消“棚規(guī)”，以減輕讀書人的負擔。他還下令縣內各社倉增加存 糧2萬石，以備災荒之用。于此可知他對教育和社會福利的關心。在山西襄陵任上，朱次琦盡職盡責，頗受好評，但為官艱難 ，官場黑暗，令朱次琦“幡然有南歸著述之思”，毅然“引疾”辭官歸鄉(xiāng)講學。1856年回到家鄉(xiāng)后，第二年便在南�！白� 經(jīng)閣”從教，“宗黨舊游子弟皆從學”。他力求開發(fā)民智，促進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以此實現(xiàn)他在官場上未能實現(xiàn)的抱道憂時、 經(jīng)世濟民的心愿。歸鄉(xiāng)之后，他一邊講學，一邊仍然關心時政，不忘國事，“凡臣工之議，敵人之舉，茍有系于天下大計者， 必自錄之，無少忽也�！钡谌贽D歸九江故里，并從此與城市生活不再有緣，終生在家鄉(xiāng)教書育人。從此，人稱“九江先生” ，以示對他的敬佩。
朱次琦是近代主張“經(jīng)世致用”頗有影響的教育家。他認為學習的目的就在于把自己培養(yǎng)成為有用之才。他常教導學 生說，讀書的目的在于明理，明理的目的又在于處事，從而能夠使學生“先以自治其心，隨而應天下國家之用”。他還認為， 通經(jīng)的目的在于致用，“學之而無用者，非通經(jīng)也”。他的思想對康有為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正如一位日本學者所說，朱次琦“ 給予康有為的影響不是學問的內容，而是其精神”。朱次琦力倡實學，他認為，以考據(jù)訓詁為特征的漢學，是清朝禁錮人才之 學，百年來多少“聰明魁異之士”毀于其間；八股科舉，同樣也使眾多“佳弟子”成為“自暴自棄”者。因此現(xiàn)行教育必須改 革，使學生明確讀書的目的是成為對國對民有用之才。他還提出學習內容應盡可能全面，掃除門戶之見。為此，他提倡掃除漢 學、歸宗于孔子。學生必須把經(jīng)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辭章之學，都列入必讀科目，不可偏廢。并且讀書不能只圖 表面，應求融會貫通。于是他提出了“四行五學”的教育思想�！八男小奔葱奚碇畬�，“五學”乃讀書之實。所謂“四行”即 “惇行孝弟，崇尚名節(jié)，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五學”，即“經(jīng)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辭章之學”。從內容上 看，朱次琦所主持的禮山草堂的教學仍無非是傳統(tǒng)的修身立業(yè)、道德文章之類的儒學，然而正是在這種傳統(tǒng)的東西里，朱次琦 糅合了自己獨樹一幟的治學思想和方法。他一掃漢宋經(jīng)學的門戶隔閡，而將經(jīng)史兩學相互貫通，互相印證。特別是他的掌故之 學涉及了有關國計民生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教育、水利、文物制度等各個方面。他的這種思想也集中體現(xiàn)在他1847年( 道光二十七年)參加殿試所寫的文章中，當時試卷的要求是就“安邦治國平天下”寫策論。朱先生即在試卷中提出了四個觀點 ：一是說要通四書五經(jīng)，但不死讀經(jīng)書，而是要“學以致用”；二是“以風俗為治平之本，而教化實風俗之原”，即要用風俗 教化百姓；三是強調要“積貯”，即發(fā)展生產(chǎn)；四是“安民必先弭盜，弭盜莫如保甲”。在晚清內憂外患、國事日蹙的情況下 ，朱次琦就當時的國情提出這四條對策，頗有見地。朱次琦的這種實學思想雖然還稱不上完整意義上的改革思想，但它卻是在 立足于歷史傳統(tǒng)的同時，密切關注社會現(xiàn)實，并以為現(xiàn)實服務為宗旨，因此也就具備了“與時俱進”的潛在因素。他的這種創(chuàng) 新意識和致用思想對于近代中國之改革啟蒙、產(chǎn)業(yè)技術的發(fā)展無疑有重大影響�！熬沤瓕崒W”無疑也是康有為變法思想的主要 來源和組成部分之一。
朱次琦的學問識見，令長期以來一直奉朱注六經(jīng)為金科玉律，以破承束股為不變格式，以代圣人立言為唯一使命的青 年人耳目一新，他們從四面八方趕到禮山草堂，拜朱次琦為師。主持“禮山草堂”的20余年間，朱次琦為國家培養(yǎng)了大批棟 梁之才。對于學生，九江先生要求十分嚴格，他提出了四條治學標準：誠心、謹慎、克己、力行。他常對學生說：“處子耿介 ，守身如玉，谷暗蘭熏，芳菲自遠�！逼涞茏又兄挠校壕S新運動領袖康有為，翰林院編修、舉子試主考官陳如岳，清末民 初大教育家簡朝亮，同治欽點狀元梁耀樞，軍機大臣戴鴻慈等。近期有史料證實，他的思想也影響了金田起義領袖洪秀全和民 主革命先驅孫中山�？涤袨槌醯蕉Y山草堂，朱次琦就以《五代史史裁論》為題，考他的學識根底�？涤袨槟７隆妒吠ā返捏w裁 ，博引群書，加以議論，一口氣寫了20多頁，受到朱次琦的稱贊。在禮山草堂的三年，康有為學習十分刻苦，還常與禮山草 堂的高才生簡朝亮、胡景棠等討論學術，互相啟發(fā)。簡朝亮從1875年起追隨朱次琦研習經(jīng)史、性理、辭章之學，后以講學 著述終其身，其持身耿介，篤守師教，屢卻官聘，不尚仕途，與九江先生同風，成為清末民初著名的大教育家。黃晦聞(節(jié)) 曾說：“簡岸(朝亮)先生講學鄉(xiāng)居，發(fā)明九江之教，體力用行，不分漢宋，本九江修身讀書之教而光大之，則嶺學之崛起者 也�！睍r人評價朱次琦兩高徒，認為康有為“思借治術使孔道昌明”，簡朝亮“思借著述使孔道燦著”。朱次琦之后，康有為 和簡朝亮等弟子及再傳弟子在傳承民族文化、推動社會進步、培育社會精英方面不懈努力，從而創(chuàng)造了廣東一個世紀思想、文 化和經(jīng)濟的繁榮。
名負南北 飲譽朝野
朱次琦不僅是晚清著名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詩人。他曾寫詩言志：“男兒自有千秋業(yè)，堪笑平生志大魁”；“壯且 不如人，此后空可憐”�？v觀朱次琦75年的人生旅程，我們發(fā)現(xiàn)他也在真真切切地實踐著自己的諾言，從而為后世樹立了一 座豐碑。
在山西短暫的190天為官時間里，朱次琦勤政愛民，政聲卓著，離任時，襄陵“舉邑皇皇，如失慈母”，人民紛紛 投書當局，極力要求挽留，但朱次琦去意已決。朱次琦離職之日，襄陵萬人空巷，男女老幼匍匐跪送，依依惜別這位為民辦事 的清官。據(jù)說從縣城到郡城不足30里的路，竟走了兩晝夜。在朱次琦離去后約四個月，襄陵人民便建生祠供奉他，并為他刻 石立碑，名為《平河均修水利之碑銘》，同時著書《愛棠錄》八卷，詳細地記述了他在襄陵的功德，盛贊他的政績。方良秋先 生在《南海明珠·千秋風范》一文中對朱次琦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歷史上為官而被人民立祠紀念的本來就不多，在有生之 年即被民眾立生祠奉祀的更是鳳毛麟角，而為官僅半年即受人民如此之愛戴懷念的可以說是空前絕后。九江先生正是實踐了為 官就要為民辦實事這一簡單而樸素的道理而贏得人民的贊譽�！庇捎谥齑午鶠檎辶�，學識淵博，因此有人稱他是曾任山西巡 撫的“于(謙)青天”再世，也有人把他譽為“后朱(熹)子”，高度評價這位清正廉潔、為民造福的清官。
在禮山草堂講學的20余年中，朱次琦培養(yǎng)出了康有為、簡朝亮等一代名家。有人認為朱次琦是因為康有為才出名的 ，其實不然，早在康有為“公車上書”之前，朱次琦已經(jīng)是名貫海內的一代名師，被學者奉為嶺表大儒，被稱之為“南海明珠 ”而與革新思想的先驅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同時名負南北、飲譽朝野。廣東著名的學海堂曾聘他為學長，他沒有答應，但 學海堂仍虛位以待，并為他刻印著作，以此可知朱次琦在當時的影響。
1881年，兩廣總督張樹聲和廣東巡撫裕寬以朱次琦德高望重，學識淵博且長期獻身于教育事業(yè)，奏準清朝政府特 賞五品卿銜，以表彰他“講明正學，身體力行，比閭族黨，熏德善良”。此后不久，光緒皇帝即頒詔賜銜，以示褒獎�？上Р� 到半年，朱次琦便因病與世長辭，享年75歲。當時，兩廣總督、廣東巡撫以下皆致祭朱次琦，國史館也為他立傳。朱次琦去 世時，家無余財，無以為葬，幸得學生們籌資，得意門生簡朝亮為他選擇安葬良辰吉日和墓穴位置，翌年正月，葬于西樵山鳳 翼峰，后遷葬于九江鎮(zhèn)下西坊龜山。1908年，康有為撰寫了《朱九江先生佚文序》，文中寫道：“其行如碧霄青天，懸崖 峭壁；其德如粹玉馨蘭，琴瑟彝鼎；其學如海；其文如山；高遠深博，雄健正直。蓋國朝二百年來大賢巨儒，未之有比也�！� “以躬行為宗，以無欲為尚，氣節(jié)摩青蒼，窮極問學，而以經(jīng)世救民為歸�！笔①澚顜煹牡虏艑W行。
朱次琦一生著述頗豐，主要有《國朝名臣言行錄》、《國朝逸民傳》、《性學源流》、《五史實征錄》、《晉乘》、 《蒙古見聞》等，詩集有《是汝師齋遺詩》。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去世前夕，他焚毀了自己的全部書稿，對此人們無不感到 痛惜。而焚稿的真實原因，外人不得而知。晚清宣統(tǒng)《南�？h志》認為，以朱次琦學問修養(yǎng)之博大宏深，淺學者無從窺其涯際 ，其書稿一事自非一般人所能理解。作為弟子和再傳弟子，康有為、簡朝亮、梁啟超等也均有過猜測，成為清末民初最具 影響的幾種觀點�？涤袨檎J為朱次琦“疾世之嘩囂”，不愿“以著作炫世”；簡朝亮的觀點是朱次琦對其著述“不滿其意”“ 不欲以著述竟其才”；梁啟超的觀點是朱次琦自覺“無益于后來之中國，故當易簀之際，悉焚其稿�！倍齑午鎸嵰鈭D， 今人已無從知曉，從此也便成了難解之謎。
為紀念一代鴻儒，1936年10月，九江旅外華僑、港澳同胞共同捐資修建了朱九江先生紀念堂，堂前對聯(lián)為康有 為弟子梁鸞倉所寫：“千秋新學開南海，百世名儒仰九江”，分別銘記康有為和朱次琦。朱九江紀念堂正中懸掛的是當時國民 政府主席林森的題詞“嶺表儒宗”，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則為他題寫了“經(jīng)師人師”的橫匾。朱九江紀念堂是一座獨特的小禮堂 ，建筑面積約700平方米�？箲�(zhàn)時期，部分建筑被毀。1994年，廣東地方政府及九江鄉(xiāng)賢籌集資金在九江中學修建了新 的“朱九江紀念堂”。新紀念堂重檐歇山頂，琉璃瓦，回廊巨柱，約1500平方米，成為省內少有的幾座名樓之一，同時也 被廣東地方政府列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路新生教授的悉心指導，謹致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