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際亮生于清仁宗嘉慶四年（1799），家境清貧，“三族無仕宦者，亦無富人�！睆男「改冈缡牛�由繼母吳氏養(yǎng)成。幼穎異，十六歲中秀才，作《童言》一卷，“詞理警辟”，被同縣熊藉亭選入其所著文集。十八歲，李古山梓其詩集《蠶繅集》。際亮生性伉直負氣，有奇才偉志，敬慕古代奇?zhèn)ブ�士，朋集酒酣，論事慷慨，“有如昔人，所謂生當封侯，死當廟食者�！薄捌錇槲恼�，長于議論，能舉前世政治得失，治亂之故，其辭氣俊偉動人，而于詩尤多激壯�！彪H亮兩度就讀于福州鰲峰書院，書院山長、福建聲望最高的著名學者兼詩人陳壽祺對張際亮頗為器重。他在寫給好友高雨農(nóng)的信中說：“吾閩近日著作之盛，無過邵武朱梅崖之文、張亨甫之詩，皆足以雄視海內(nèi)�！�

　　道光三年（1823），臺灣噶瑪蘭通判姚瑩至福州，際亮獻詩，姚瑩贊道：“何李（白）之流也！”道光四年（1824），督學沈維嶠拔貢試第一。次年赴京朝考不中，與徐寶善、鄭開禧、黃爵滋、湯鵬、潘德輿等友善，凡“言詩者，無不知亨甫矣。”鹽運使名曾煥，“聞亨甫名，召飲，同座皆名士也”，張際亮笑他“不知自愛”，“有負天下望”。曾煥大怒，“毀之于諸貴人，亨甫以是負狂名”。留居京都三年，使他有機會更深廣地觀察、研究當時社會的種種積弊，以探求改革積習、“蠹政”之方。他說：“余居都門三載，深觀當世之故，頗能言其利而救其弊”。道光八年(1828)，在《金臺殘淚記》中，他進一步提出：“今天下之計，在用申、韓之法，核名實，嚴刑賞；用管、商之法，理財用，強軍國；若家習節(jié)儉，人懷教富，則本振而末無不舉，源澄而流無不清，蠹政者皆將自革�！�

　　道光九年（1829）始，張際亮參與重修《福建通志》，任分纂。就在志稿即將付印時，爆發(fā)了有關(guān)志稿內(nèi)容的爭議，張際亮堅持自已的見解，因“與當事不合”，憤然離去。

　　道光十一年（1831），張際亮再一次赴京應(yīng)試，又落第。落第后，張際亮住西山寺讀書，常與龔自珍、魏源、姚瑩、湯鵬等人交往，相互商討國計民生，評論“當世利弊得失”。這其間，張際亮曾致書河?xùn)|河道總督林則徐，表示愿為其寫作有關(guān)治理河?xùn)|方略的書。他說，此書“博采前人之論列，審于今日之情形，將東河前后治河之跡，勒為一書”；“其著書之體，惟執(zhí)事裁定，成書之速，亮可自信也�！�

　　道光十三年（1833）上書兩廣總督盧坤，表明自己對鴉片泛濫深惡痛絕。他在《上盧厚山宮保書》中說：“粵省則有曰窯口者，為之包買，曰快蟹者，為之包送”，“其行迅疾，其勢兇悍，即遇巡哨兵船，無如之何”，致使“禁鴉片入口，紋銀出口之令，皆虛設(shè)矣”，即使巡哨兵船拿獲一、二快蟹，而快蟹失土(鴉片)，夷人則已得銀矣，其用心，尤為險毒也!” 他希望盧坤堅定禁煙的信心，采取果斷措施，“先拿快蟹，密緝窯口。” 盧坤雖然欣賞張際亮的才識，但對嚴禁鴉片，并不熱心。他沒有采納張際亮的建議。

　　道光十五年（1835）參加福州鄉(xiāng)試，更名為亨輔，中舉人。次年赴京都會試又落第。他在京都，與黃爵滋、陳慶鏞、臧紆青、吳嘉賓等人唱和詩文，議論時政，頗有社會影響。他抨擊當時吏治腐敗，尤其激烈�！盀榇蟾�者，見黃金則喜；為縣令者，嚴刑非法，以搜括邑之錢、米，易金賄大府，以博其一喜。至于大饑，人幾相食之后，猶藉口征糧，借名采買，驅(qū)迫婦女逃竄山谷，數(shù)日夜不敢歸里門，歸而雞、豚、牛、犬一空矣�！钡拦馐�八年（1838年）閏四月，黃爵滋向道光帝提出變更舊章，嚴禁鴉片，“重治吸食”的著名奏摺�！墩垏廊�漏卮以培國本摺》，就是由張際亮所起草。后來，林則徐《哭張亨甫》詩中，也有“修文定寫生平志，猶訴蒼蒼塞漏卮”之句，肯定、贊揚他生平堅持禁煙的貢獻。

　　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后，張際亮力主抵抗侵略，反對妥協(xié)。他寫

下了《傳聞》、《芑川有詩枉贈酬和》、《寄姚石甫三丈》、《東陽縣》、《遷延》、《鄒鐘泉太守招飲劇談時事輒賦》、《陳忠愍公死事詩》等一系列反帝愛國詩篇，怒斥侵略者“五月妖氛暗虎門”，給中國人民帶來“千室困苦”的罪行；強烈抨擊投降派“金戈玉勒無顏色”的嘴臉，熱情歌頌三元里等“義民爭自起東山”的抵抗精神。同年，任臺灣兵備道的姚瑩邀請張際亮赴臺。張際亮很高興，立即動身前往，到廈門時因風浪太大無法過海，他便請人畫下自己的像，題上詩，寄給姚瑩。姚瑩在臺灣率領(lǐng)士民嚴守海關(guān)，盤查走私，嚴禁鴉片入境，“犯者刑，再犯者死”，令英國鴉片商望而生畏。道光二十一年（1841），姚瑩與總兵達洪阿密切配合，兩次擊退英軍的進犯。道光二十二年三月，英國艦艇阿安號入侵臺灣大安港。姚瑩依靠漁民誘敵深入，一舉殲敵100多人，繳獲大炮13門。張際亮聞悉后欣然題詩，向老朋友慶賀。但是，《南京條約》簽訂后，姚瑩受到侵略者的訛詐和投降派的迫害，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被解押內(nèi)渡，送京都入獄治罪。

　　當時，張際亮正重病在家。得悉姚瑩“為英夷愬江南奏劾”，便至吳中，“棲遲以待”。七月，姚瑩解京過淮上，張際亮陪同姚瑩上京都，并代姚瑩作《獄中辨冤疏》。姚瑩事白出獄，張際亮大喜，并與姚瑩寓居炸子橋楊椒山故宅。不幸，病復(fù)發(fā)，十月初九日卒，年僅43歲。張際亮逝世后，姚瑩為他主持奠祭，辦理殮殯，并“攜柩至桐城，使人往閩召其子來以喪歸�！睆堧H亮的靈柩運回建寧后，安葬于建寧縣藍田保坪上。姚瑩又特地為他書寫生平傳記，如實澄清當年京都名輩顯宦對他詆誹的真相，闡發(fā)其身負“狂名”而胸懷遠志，尤其稱贊他“力振頹風，可謂矯矯矣�！敝�名詩人、書法家何紹基寫了一幅挽聯(lián)：“是骨肉同年，詩訂閩江，酒傾燕市；真血性男子，生依石甫，死傍椒山�！�

　　張際亮一生未入仕，又與庸俗士大夫格格不入，以敢于諷刺權(quán)貴，得“狂名”。他自己說：“十年倦游，半生負氣，而甘為道途仆仆，觸風塵之擾擾哉？然而不得已，命耳！”

　　【車中見西山口號】

　　試馬春城晚更涼，百年空剩鬢絲長。

　　西山不改青蒼色，卻為人間送夕陽。

　　【遷延】

　　百萬金繒賄寇還，明州父老嘆時艱。

　　捷書互報中朝賀，優(yōu)詔仍蒙上賞頒。

　　浪跋鯨魚腥璧水，血分鴆鳥污珠鬟。

　　舟山鬼泣君知否？無數(shù)樓船瘴海間。

　　張際亮的文學創(chuàng)作，表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新特點，開創(chuàng)了近代文學的新篇章。張際亮認為文學必須有用。他說，“曰圣之時，以有用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語在斯，求文學之美，豈不在斯”（《同年生吳侍御杰疏請?zhí)脐懶�公從祀瞽宗……》）。指出儒學、政事和詩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認為詩和史的功用一樣，都在對社會歷史進行批評，文章、詩歌都和史有源流的關(guān)系。他認為《六經(jīng)》是周史的宗子；《詩經(jīng)》是史官采集和編訂起來的，而且“詩人之指，有瞽獻曲之義，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七》）。因此，選詩和作史的目的，都是“樂取其人而臚之，而高下之”，進行社會歷史批評。所以他把自己的詩看成“清議”或“評論”，“貴人相訊勞相護，莫作人間清議看”（《雜詩，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漢制，詩成侍史佐評論”（《夜直》）。從這一詩論觀點出發(fā)，他認為詩歌創(chuàng)作的動機是由于“外境”即現(xiàn)實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風吹水，萬態(tài)皆有，皆成文章”（《與江居士箋》），不得不然。而創(chuàng)作方法則和撰史一樣，應(yīng)利用一切歷史資料（《送徐鐵孫序》）。張際亮的詩和他的詩論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葉以來詩壇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

，絕少單純地描寫自然景物，而總是著眼于現(xiàn)實政治、社會形勢，發(fā)抒感慨，縱橫議論。他的詩飽含著社會歷史內(nèi)容，是一個歷史家、政治家的詩。他從15歲開始詩編年，到47歲，詩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聽高歌，少作精嚴故不磨”；“少年哀樂過于人，歌泣無端字字真”（《己亥雜詩》）。這些“精嚴”而“字字真”的少作，雖然都已失傳，但當時卻是針對政治腐敗和官僚庸俗的“傷時”、“罵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視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幾次戒詩。

　　嘉慶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開始戒詩，次年夏因考軍機章京未被錄取，賦《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編了兩卷《破戒草》后，又發(fā)誓戒詩，“戒詩昔有詩，庚辰詩語繁”正是憤慨于他的詩不能為腐朽庸俗社會所容忍。所以后來他又破戒作詩。張際亮詩今存的600多首，絕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內(nèi)容仍是“傷時”、“罵坐”。道光五年的一首《詠史》七律是這類詩的代表作。詩中詠南朝史事，感慨當時江南名士懾服于清王朝的險惡統(tǒng)治，庸俗茍安，埋頭著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詩末更用田橫抗?jié)h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誘騙文士的用心：“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釋言四首之一》，憤怒反譏庸俗官僚對自己的誹謗，“木有文章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對自己的嫌棄，“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勞上相損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雜詩》中，詩人不僅指出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的侵略和危害，統(tǒng)治階級的昏庸墮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難，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內(nèi)疚，如“只籌一纜十夫多”、“不論鹽鐵不籌河”等，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現(xiàn)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張際亮更多的抒情詩，表現(xiàn)了詩人深沉的憂郁感、孤獨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座靈”，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觀中，寄托著詩人清醒的志士孤憤，抒發(fā)著對天下死氣沉沉的深憂。在詩人的許多作品中表現(xiàn)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詩相當集中地表現(xiàn)了詩人思想中的矛盾。詩中有逃向虛空的消極因素，更多的積極意義在于詩人對無可奈何的現(xiàn)實社會環(huán)境的極端厭惡和否定，因而在《己亥雜詩》“少年尊隱有高文”、“九州生氣恃風雷”二詩中，他確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時代變化必然到來，希望“風雷”的爆發(fā)，以掃蕩一切的迅疾氣勢，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氣沉沉的局面。

政論、抒情和藝術(shù)統(tǒng)一

　　他的許多詩既是抒情，又是議論，但不涉事實，議論亦不具體，而只是把現(xiàn)實的普遍現(xiàn)象，提到社會歷史的高度，提出問題，抒發(fā)感慨，表示態(tài)度和愿望。他以政論作詩，但并不抽象議論，也不散文化。

豐富奇異的想象

　　在他的詩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飛”、“爪怒”、“靈氣怒”等等，習見的景物變得虎虎有生氣，動人耳目，喚起不尋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寫落花，使引起傷感的衰敗的景物，變?yōu)闊o比壯麗的景象，更高出尋常的想象之外�！奥浼t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己亥雜詩》），則從衰敗中看出新生�！疤烀�雖秋肅，其人春氣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觸，得十五首》），從沒落的時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形式多樣，風格多樣

　　詩人自覺地運用古典詩歌多種傳統(tǒng)形式，“自周迄近代之體，皆用之；自雜三四言，至雜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實際他寫得多的還是五七言“古體詩”，七言的“近體詩”，而以七言絕句為大宗。一般趨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縛，自由運用，沖口而出。這也以七言絕句表現(xiàn)得最突出。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雜詩》315首，獨創(chuàng)性地運用了七言絕句的形式，內(nèi)容無所不包，詩人的旅途見聞，以及生平經(jīng)歷和思想感情的發(fā)展變化，歷歷如繪，因而成為一種自敘詩的形式。它們可以作為一首詩讀。由于作者這種充分地、富于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自然地使七言絕句成為一種最輕巧、最簡單、最集中的描寫事物、表達思想感情的形式。復(fù)雜深刻的思想內(nèi)容，多種多樣的語言形式，是張詩風格多樣化的基礎(chǔ)�！皬膩聿糯笕�，面貌不專一”（《題王子梅盜詩圖》），詩人是以風格多樣化自勉和自許的。他的古體詩，五言凝煉，七言奔放；近體詩，七言律詩含蓄穩(wěn)當，絕句則通脫自然。

語言清奇多彩不拘一格

　　有瑰麗，也有樸實；有古奧，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麗，沉著老練，有杜韓的影響，有些篇章由于用典過繁或過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帶來艱深晦澀的缺點。張際亮先進的思想是他許多優(yōu)秀詩篇的靈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藝術(shù)的獨創(chuàng)性，使張詩別開生面，開創(chuàng)了詩的一個新的歷史時代，不同于唐宋詩，實開近代詩的新風貌。張詩在當時欣賞的人不多，它的影響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與思想政治內(nèi)容結(jié)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學問、議論為詩。張際亮文在當時比詩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議，目為禁忌，不敢逼視。除幾組學術(shù)論文外，它們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論文。有些“以經(jīng)術(shù)作政論”，“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梁啟超《清代學術(shù)概論》）。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qū)W派的觀點與現(xiàn)實的政治聯(lián)系，引古喻今，以古為用。如《乙丙之際箸議七》、《乙丙之際箸議九》和《尊隱》等，都是公羊“三世說”的運用。有些則是直接對清王朝腐朽統(tǒng)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論》；以及各種積極建議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議》、《對策》、《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另一類是諷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館記》等。還有許多記敘文，記人、記事、記名勝、記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狀》、《書金伶》、《王仲瞿墓志銘》、《書居庸關(guān)》、《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等，內(nèi)容不同，都富有現(xiàn)實意義。

　　張文的表現(xiàn)方法一般很簡單，而簡括中又有鋪敘夸張，有的直率，有的奇詭。他的散文語言活潑多樣。有的散行中有駢偶，有的瑰麗，有的古奧，甚至偏僻、生硬、晦澀。張文區(qū)別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兩漢古文的一個獨特的發(fā)展，開創(chuàng)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風氣。張際亮的詞也很著名。譚獻認為張詞“綿麗沈揚，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復(fù)堂日記》二）。實際上，他的詞沒有擺脫傳統(tǒng)詞的影響，偏重于詞的言情本性。他也寫了一些抒發(fā)感慨懷抱的詞，如〔鵲踏枝〕《過人家廢園作》抒發(fā)孤獨而自豪的感情；〔鳳凰臺上憶吹簫〕《丙申三日》寫與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實現(xiàn)的感慨；〔浪淘沙〕《書愿》寫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寫與袁琴南兒時同上家學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寫思想上劍態(tài)和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為，又思退隱，留戀山水。

　　張詞大部分還是消閑之作，抒寫纏綿之情，成就遠遜于詩。晚年他發(fā)現(xiàn)自己詞的缺點：“不能古雅不幽靈，氣體難躋作者庭。悔殺流傳遺下女，自障紈扇過旗亭。”（《己亥雜詩》）譚獻則認為張詞“綿麗沈揚，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復(fù)堂日記》二）。他也寫了一些抒發(fā)感慨懷抱的詞，如〔鵲踏枝〕《過人家廢園作》抒發(fā)孤獨而自豪的感情；〔鳳凰臺上憶吹簫〕《丙申三日》寫與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實現(xiàn)的感慨；〔浪淘沙〕《書愿》寫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寫與袁琴南兒時同上家學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寫思想上劍態(tài)和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為，又思退隱，留戀山水。

　　本集和版本張集傳世版本甚多，最初有《 定庵文集》3卷、《 余集》1卷，附《 少作》1卷， 道光三年自刻本�！� 己亥雜詩》亦有道光十九年自刻本，共315首。張際亮去世后第二年，魏源所輯《定庵文錄》12卷，又考證、雜著、 詩詞12卷（《定庵文錄敘》）。后有 《定庵文集》3卷、《 續(xù)集》4卷，同治七年 吳煦刻本。今有上海商務(wù)印書館《 萬有文庫》排印《定庵文集》4冊，涵芬樓影印《定庵文集》3冊，均吳煦本。 光緒以來至清末，傳本益多，有光緒十二年 朱之榛《定庵文集補編》4卷；以“全集”名者，有光緒二十三年萬本書堂刻本《張定庵全集》；有宣統(tǒng)元年 國學 扶輪社排印本《精刊張定庵全集》；有宣統(tǒng)元年邃漢齋校訂時中書局排印本《校訂定庵全集》10卷；有宣統(tǒng)二年掃 葉山房石印本 《定庵全集》等。民國以后，有1935年上海襟霞閣本《張定庵全集》；1935年 王文濡編校、國學整理社本《張定庵全集》；1937年夏同藍編世界書局本《張定庵全集類編》等。1959年 王佩諍校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本《張際亮全集》，此本基本上參照邃漢齋校訂本編例，分為11輯，第1至第8輯為文，第9、10輯為詩，第11

　　張際亮一生在南北漫游中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詩歌，自言平生寫詩“萬余首”；其詩的風格以俊逸豪宕、激切奔放為主。清代文學家張景祁稱他“或驚以為太白，少陵復(fù)出”，戶部尚書黃鉞稱他“嘉慶、道光以來作者未能或之先�！� 主要作品有《張亨甫全集》（收入文6卷、詩2600多首），《思伯子堂集》（由姚瑩整理，收入詩3000多首），《金臺殘淚記》3卷，《南浦秋波錄》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