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沈垚

　　性別：男

　　出生年月：1798年

　　國籍：中國

　　時代：清朝

　　籍貫：浙江烏程

　　民族：漢族

　　身份：官員

　　清嘉慶三年生，為優(yōu)貢生。

　　年四十三，入京師，館于徐松家。子敦精于地學，與程同文、龔自珍等同為道咸以降西北、蒙古史地學之先驅；

　　又主張從當時流行之漢學入手，別辟蹊徑，以扭轉瑣碎考據(jù)風尚，庶幾為史學與史識并具者。

　　凡此，對沈曾植之學術路徑皆甚有影響。

　　道光二十年客死，張穆裒其遺著為《落帆樓稿》。

　　作為一個姓氏，“沈”也有好幾種不同的來源，其主要分別就在讀音之不同——有的人姓“審”音之沈，有的人則姓“真”音之沈，不可隨隨便便地混為一談。

　　讀“審”音的沈姓，是黃帝的后代�！缎兆搿飞险f：“周文王第十子晡季食采于沈，因氏焉。今汝南、平輿、沈亭，即沈子國也�！�

　　讀“真”音的沈，即是顓頊帝的后代�！缎帐峡悸浴飞险f：“《左傳》沈姒蓐黃注，四國，臺駘之后，系出金天氏。又，楚有沈尹氏，沈諸梁，并公族，以封于沈鹿得姓，則系羋姓，非一族，直深切者，為實沈之后，與音審者不同�！�

　　由此可見，天下姓沈的人，有的是黃帝的后代，有的則是顓頊帝的后代，不過幾千年繁衍下來，出自黃帝的那一支日漸人多族繁，于是大家也逐漸對自己的姓氏“不求甚解”，一概的統(tǒng)姓起“審”來了。

　　根據(jù)上面所提的《姓纂》的記載，“審”音沈姓的人，得姓于周文王的第十個兒子晡季，也跟許多其他古老的姓氏一樣，是因地得姓。當時的沈國，大致是現(xiàn)在河南省汝南縣東南，以及安徽省阜陽縣西北一帶地方。據(jù)《左傳》的記載：“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睋�(jù)近世考據(jù)，沈亭的遺址，就在今阜陽縣西北沈丘堡的東方，可見得“沈”姓真是一個有根有據(jù)的古姓。

　　至于“真”音沈姓最初發(fā)源的楚地，則大致是現(xiàn)在的湖南和湖北一帶地方。

　　這個歷史悠久的古姓，歷來倒未曾發(fā)現(xiàn)過被外族冒用的紀錄。相反的，到了五代時期，卻有分支為他姓的紀錄——尤姓是從沈姓分出來的。

　　精于史地之學，于西北及蒙元史研究多有貢獻，其遺著后經吳興劉氏嘉業(yè)堂匯集為《落帆樓文集》。沈垚早年治學“究名物而棄微言”，后受張履影響轉而為致用之學。他認為，“古人絕大事業(yè)皆豫定于未仕之先”，故欲為經世之學，在未仕之前當貫穿經史，“曉古今典章之見”和“治亂得失之故”，并結合“當世之務”，詳考史地，一旦仕進從政，即當用“生平之學”興利祛弊，“有實政及民”（《與張淵甫》）。然而，沈垚出身寒門，“室糧時乏”（《與許海樵》），生活至苦，這就使其經世理想在實踐中陷入重重困境。

　　一、以“學術”經世為志向，困于生計卻不得不耗費精力于考索之“技”。在沈垚的思想中，有所謂“學”與“技”之：“諸故人所講求者，學也；都下所重者，技也�！彼�認為：“夫小學特治經之門戶，非即所以為學；金石特證史之一端，非即所以治史，精此二藝，本非古之所謂通儒。”由此可見，在他看來，治經、治史方是“學”，至于考證、金石等方法則只是“技”或“藝”而已（《與張淵甫》）。沈垚自言“實不愿以考證見”，但困居京師數(shù)年，卻不得不“籍考證以自給”（《與吳半峰》）。造成沈垚在“學”與“藝”這種理想與現(xiàn)實中掙扎的直接原因就是其所面臨的困頓的生活處境。

　　沈垚一生“為貧糾縛”，“常懷餓死之憂”（《與張淵甫》）。京城是“種種用財之區(qū)”，買治學所必備的乾隆《一統(tǒng)志》等著作、周恤友人盛朝勛和紀慶曾的遺孤、刻印恩師施國祁遺著《金源札記》等，處處要錢。而沈垚館谷漸少、時有斷絕，只得“以所入之數(shù)酌量所用”（《與許海樵》）。老親無以養(yǎng)，危急時賒借無門，求五斗米而不得，甚至日僅兩餐，“長饑腹痛”。

　　面對如此境遇，沈垚哀嘆“若不出游，則衣食無籍；若仍出游，則故業(yè)益荒”（《與紀石齋》）。但為了生計，他不得不“藉考證糊口”，被迫代人從事考索之技，聊以度日。雇于人，在學術上的發(fā)揮余地自然也就相應要小。在與許海樵的書信中，沈垚感慨“受羈紲而不得自由，罷精竭神，奉技以就犬馬之食，身世如斯，良可哀也”（《與許海樵》）。在“寄豢于達人，弊心力于故紙”的境況之下，沈垚深感“欲思索明理，考論文章，苦不得暇，可嘆也”（《與張淵甫》）。

　　二、欲以史論經世，卻囿于見聞，“無以周知當世之故”。沈垚認為經世當“曉古今典章之見”和“治亂得失之故”。他不滿足于瑣屑考據(jù)，試圖“覽觀史策于古今得病”（《與張淵甫》），從史事中窺測其規(guī)律與意義。沈垚“所愿在熟讀《通鑒》”，他認為《通鑒》對“立身處世之道”大有裨益（《與丁子香》）。他評價錢大昕“有史學，而無史才，故以之釋史則得，以之著史則瑣屑破碎，不合史法”，嘗言“心所欲言者，擬為史論以發(fā)之”（《與許海樵》）。

　　但是，沈垚家處偏僻，看不到邸鈔，“無以周知當世之故”，欲為有用之學而“無好題目”，不知道從哪里入手。即使有好的題目，“不明悉國家典故，則開口便錯，無可下筆”。他自感“見聞寡少，所得殊陋甚”（《與張淵甫》）。沈垚渴望游歷四方，可惜他寄人籬下，“積百余金之債”，“身無一錢之余”，無法成行。他渴望“覽觀史策”，可惜入京前，“寓中乏書籍”，又無處可借（《與張淵甫》），如所作《新疆私議》只得“獨從故紙中搜得”，沿襲史傳建議屯田，與徐松論述過的“有水之地，回民種植，不可奪其利”的當?shù)貙嶋H情況不符（《答徐星伯中書書》）。入京后，又專辦志書而“久不讀書”，所得日少，“意欲作史論數(shù)首，僅成其二”（《與丁子香》）。

　　三、以入仕濟民為理想，困于科場欲遂平生之志而不得。士人要實現(xiàn)經世濟民的理想，行“生平之學”，興利祛弊而“有實政及民”，則必須入仕。為此，沈垚積極參加科考，一生十二次出入科場，但造化弄人，卻始終困于場屋，報國無門。

　　沈垚早年即有文名。沈曾植祖父沈維鐈視學東南時，即與沈垚結為忘年之交。但他在科場卻始終不得志。直到二年(1832年)，何凌漢主持浙江鄉(xiāng)試，因在京城時經常聽沈垚好友徐松談及沈的學問，故對其給予特殊的關注，方使沈垚成為優(yōu)貢。沈垚在科場的遭遇與道光年間科舉的弊端不無關系。道光科場“非賄屬公行，即擇取吏胥俗書”，中式者“多半是關節(jié)”。浙江有謄錄之弊，不論考生字跡如何，都可通過賄買，用館閣小楷謄錄試卷。沈垚經濟窘迫沒有贄禮疏通，也沒有權勢關照。雖摹寫鐘王（注：鐘繇、王羲之）之體，“字畫奇古”，但不習吏胥常用的館閣小楷。其卷多遭“不閱”之運。同一張試卷，房考官“評以氣清詞潤”，而主司“竟評以稚弱無力”。盡管有考官嘆此卷“斟酌飽滿，望而知為積學之士”，但最終還是“不獲見售”（《與許海樵》）。在一片可惜聲中，沈垚的入仕報國之門慢慢地被封閉起來。

　　沈垚的貧困遭際并非偶然，他的周圍皆是一群在貧寒饑餓中掙扎的士人。他的友人紀慶曾游學山東，“困乏中次子夭歿，其歸時，行裝用盡，冬月衣單，不久就貧病而卒”。沈眉壽幼年失父，家境貧寒，又常被人所欺，至境地窘迫。姚夑“館席難謀，靠賣畫無法自保”，只得離京。張履因推重他的顧莼、田雨公兩位先生離世，無人可依，亦不得不歸里。金錫桂“家食口較多，困厄不堪，其歿后，妻子棲身無所”。這些下層士人的經歷有著時代賦予的共性和意義。可以說，沈垚的遭際就是嘉道時期下層士人的遭際，也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下層寒士命運的真實寫照。讀用世之書、治“有用之學”不能“救饑”，也無益于科舉仕進。在現(xiàn)實面前，都下“讀書人日少一日”，而所推為讀書者，“大概不過閱幾行說文，辯幾紙古碑略事”，以“取流俗之譽”（《與許海樵》）；“所謂文章者，皆無與天下國家之故”（沈垚代沈維鐈撰《王約甫文稿序》）。學風浮躁而人心敗壞，很多士人疲于奔命，“未得志則借聲色以媚世；既得志則……其心亦愈幻，而愈險”（《與吳半峰》）。這種情況也預示當時的社會正處于危機來臨的前夜。